正确认识形势 加强党的建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正确认识论文,形势论文,加强党的建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编者按:本文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副教育长、教授王瑞璞10月22日在广西区党校所作报告整理而成,现经本人审阅同意在本刊发表,以飨读者。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建设的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是党建工作的一个纲领性文件,对我们党建工作必将起到重大的指导作用。今天我着重讲一下这个文件的第一个部份,就是党的建设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
对形势的判断正确与否,关系到我们党能否制定正确的方针、路线和政策。加强党的建设也有一个正确的判断我们党当前所面临的形势问题。关于形势方面的问题。一个讲我们党面临的国内、国际形势。苏联解体之后,冷战体系瓦解了,整个世界在向多极化的方面发展。世界上的各种政治、经济力量、重新组合、重新调整,就将使世界形成一个比较长期的相对的和平环境。世界战争暂时打不起来,对我国构不成全民族入侵的威胁。这就是我们的机遇。我们的总战略方针是要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集中精力搞改革开放,尽快地使我们自己的国家强盛起来,这是我们的总体战略方针、总体战略要求。这就需要有一个相对安定和平环境。如果战火纷飞或者是处于世界战争的局面,你就很难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讲国际环境既要看到国际形势的总体发展,还要看到我们周边国家的关系。我们现在和周边国家的关系,是全方位的和平友好,可以说是建国以来最好的历史时期。在以往的历史时期,我们和周边国家的关系,大体上就是和一部分国家保持友好状态,和一部分国家处于紧张状态。就某个国家而论,好一阵坏一阵。基本上如此。
我们最大的邻国是苏联,几千公里边界。初期是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好景不长,意识形态的分岐导致党的关系破裂和国家关系的紧张。对峙到最尖锐的时候,爆发了边境战争。这种情况必然牵动我们的经济力量、军事力量,牵动我们的整个工作。现在苏联解体了,对我们来说是有其利,有其弊。讲它不利这一面,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我们面临着一种新的挑战的压力;讲它有利这一面,苏联解体自顾不暇,对我国的军事威胁基本解除。再加上我们党实行正确的外交政策和正确的外交路线,超越意识形态,处理国家之间的关系。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处理国家关系发展经贸关系。开放边贸口岸,现在是买卖的吆喝声代替了原来的枪炮声。这种关系的发展,对我们北部的稳定,对我们自身的安全,都是非常有利的。
再讲我们西南两个比较大的邻国:印度、巴基斯坦。五十年代的时候,中印关系密切,中巴关系紧张。后来中印关系紧张,到62年爆发了边境战争。我们进行了边境自卫反击战。在那次战争当中,我们是狠狠地敲了印度一下。现在随着整个国际局势的缓和,签定边境协定,开放边境口岸。中巴关系后来一直是比较好,所以这个地方大致上也是个安定的环境。
我们国家的南邻,也就是越南,这个关系的演进非常复杂。最早的时候,中越关系非常密切,但是,后来越南的领导人恩将仇报,掀起反华浪潮,挑起边境争端,最后挑起边境战争。中越边境战争,尽管还算局部战争,但是打的时间比较长,打得比较激烈。势必牵动我们的经济力量,军事力量,势必影响边境地区经济建设。苏联解体了,越南失去了靠山,但是越南党还要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中越两党就出现了和好的前提和可能,加上两个党的努力,使两党关系恢复,两国关系恢复。边境战争对峙状态结束了,这个地方的环境大体上也算安定下来了。
我国的东邻是南韩和日本。我们和南韩的隔绝时间是最长的,超过一个世纪,中韩两国长期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处于隔绝状态。92年中韩建交,它的两任总统相继到中国来访问。韩国尽管是一个小国,但是还属于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中韩建交之后,韩国在山东半岛、辽东半岛的投资活动很踊跃,中韩经贸关系的发展比较迅速,这种迅速发展的经贸关系代替了原来的战争对峙关系,这对搞经济建设不是很有利的吗?中日关系总的来说发展是顺利的、正常的,但是这中间也出现了许多风波。特别是1989年日本参与了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所谓“制裁”,但是日本在西方国家当中属于对中国“制裁”前列当中最不积极的一个,又是最先打破“制裁”的一个。后来我们的总书记到日本去访问,日本的天皇到中国来访问,最高领导层进行互访,总的说中日关系向比较好的方向发展。我们国家实行开放政策,取得外国政府的第一批贷款是日本政府的贷款。现在政府贷款已达到三批。我们和周边国家关系基本上叫做全方位的和平友好。利于我们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给我们改革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机遇。一九九二年初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谈话,着重讲到了这个问题。他说,现在是一个良好的时机,要抓住机遇发展自己,主要是发展经济。他还说我最怕的就是怕丧失机遇。机遇一丧失,几年就过去了。所以这个机遇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对中华民族来说,非常难得。现在我们的任务就是正确认识形势抓住这个机遇。
同时也要看到,当今国际形势的发展也给我们很大的压力,面临着非常严峻的挑战,所以叫机遇挑战并存。概括地讲我们面临着三重挑战和压力:
第一重挑战和压力:就是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挑战和压力。这个压力是相当沉重的,挑战是相当严峻的。帝国主义对我国搞和平演变,是他们的即定方针,基本国策。在帝国主义的领袖人物当中,大体上可分两派:一派叫做赤裸裸的反华派,公开叫嚷要搞垮中国。另外一派也可称之为温和派。美国前总统布什就是属于这一派。他们主张和中国发展关系,主张和中国保持联系,那么为什么要和中国发展关系,为什么要和中国保持联系呢?人家讲得也很明白:中国是个大国,封锁不往,中国是个重要国家不能不和它发生联系。如果要和平演变中国,就必须和中国发生关系,保持联系,这样才能向中国灌输美国的价值观、世界观,和平演变中国才是可能的。其出发点和归宿,也是为了和平演变我们。所以这两派在策略上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性。但是策略的出发点和归宿又是完全一样的。都是为了和平演变我们。只不过是和平演变的途径不同,如此而已。对我们搞和平演变,是人家的既定方针。克林顿政府上台之后,继续了这个方针。仍然对中国坚持实行和平演变政策。克林顿政府上台之后,他的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发表外交演说,讲了美国三个战略方针。第一,恢复美国经济,尽快使美国经济走向复苏。第二,保持美国第一军事大国的地位,使美国的军队优于世界所有国家。第三,推行民主政治。所谓民主政治就是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当前有两个战略重点:一个战略重点就是保住叶利钦,首先是在政治上的声援;其次是经济上的援助,帮助他渡过难关。巩固和平演平的成果。第二个战略重点,搞垮中国。用克里斯托弗的原话就是说,通过自由的市场经济,和平地演平中国大陆。话讲得非常之明白。所以资产阶级有的时候很有“可爱”之处,他有时把自己的战略方针和盘托出,人家一目了然。搞和平演变是他们的既定方针、基本国策,它的各届领导是延续了这个方针的。
如果说帝国主义对中国搞和平演变是他们的既定方针,那么我们的既定方针是什么呢?我们的既定方针叫做反和平演变。这一点是不含糊的。在八九年前后,在九二年初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前后,在我们党内曾经产生过误解,说我们党搞反和平演变搞错了,邓小平同志不赞成反和平演变。那儿的话呢?人家要和平演变我们,我们能够不反吗?人家要变我们,我们能够坐以待毙吗?当然不能。如果说帝国主义对我们搞和平演变是它的既定方针,那么我们搞反和平演变就是我们的既定方针。1992年初邓小平的南巡谈话,也讲到了反和平演变的问题。而且把反和平演变和培养接班人这个战略任务放在一起来讲的,不但这一代要反,下一代还要反。只要帝国主义不放弃和平演变的方针。我们就不能放弃反和平演变的方针。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当中,也讲到了反和平演变的问题。讲和平演变和反和平演变的斗争是长期的尖锐的发展过程,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这个方针我们党的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要保持高度的警觉。怎样反和平演变,一种是“四面出击”,两个拳头打人,到处树敌,实际徒劳无益!而且弄得国家关系之间紧张,影响我们的大政方针,影响我们的经济建设,影响我们的改革开放。所以这叫错误的做法。正确的做法是尊重别国人民的选择,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处理好国家间的关系,发展国家间的关系,最好是做买卖,发展经贸关系。小平同志反复讲我们管不了那么多了,管好自己。对于帝国主义对我们搞和平演变,我们心中有数,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要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巧于周旋、这叫做正确的方针。我们要立足于国内,把自己的工作搞好,这叫做根本的反和平演变方针。这个方针是对整个国际形势正确判断所作出来的。因为现在整个社会主义处于低潮,在社会主义力量和资本主义力量对比中,是敌强我弱,敌进我退这样一种态势。我们只能采取战略防御的方针。大家还记得邓小平讲的几句话吧,叫稳住阵脚、冷静观察,沉着应付,韬光养晦,绝不当头。这叫战略防御的方针。这种方针是对这种形势的正确判断得出来的。它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毛泽东同志写的《论持久战》,讲了抗日战争三个阶段,第一个叫战略防御,然后战略相持,最后叫战略反攻。它需要一个发展过程。赶快搞好自己的工作,使自己政局稳定,使自己经济发展。这是根本的反和平演变。
纵观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说到底是自己变了自己。象苏联、中国这样的大国,你自己不变谁奈何得了呢?苏联那么快就变了,连西方国家的领导人都感到很突然,没有思想准备。在你变的时候美国派了一兵一卒吗?没有。还不是你共产党的总书记宣布解散共产党的吗?还不是你共产党做出决定取消宪法六条的吗?所以说和平演变,只要你自己不变,谁也变不了,特别是象我们这样一个国家12亿人口,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谁奈何得了呢?所以我们反和平演变的方针,从根本上说要立足国内。使经济繁荣、国力旺盛,政局稳定,那就立于不败之地。
关于中美关系。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军事大国,经济大国,中美贸易量又非常大,所以中美关系具有全局意义。美国的领导者推行和平演变的方针,不断地祭起“人权”这个“法宝”,干涉中国内政。不断地抡起最惠国待遇这个大棒,频频对我施压。一度关系搞得比较紧张。但中美贸易关系很重要。据外电报道,去年美国对中国出口是80多亿美元,中国对美国出口是300多亿美元,我国出超200多亿美元,这对一个资金缺乏的国家来说,是很重大的一笔物资利益。中国领导人看到了这个问题,注意维护中国最惠国待遇,克林顿在中国最惠国贸易的这个问题上,可以说是迈了三步,总的来说是一步一步向前演进的,中美关系由紧张开始缓和。他的第一步就是在竞争总统的时候,强调坚决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第二步是他当了总统之后宣布有条件地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什么条件呢?视中国人权状况的改善。把人权和最惠国贸易搅在一起。第三步是在今年克林顿发表声明,宣布人权和最惠国待遇脱钩,这在美国对华的政策上是一个大大的进步,是个巨大演进,当然我们中国表示欢迎。但是还没有完全取消制裁。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并不是说美国放弃了和平演变的方针,而是根据情况,根据形势的变化开始调整美国对华的政策。所以中美关系由紧张到缓和决定于双方。就我们这方面论,采取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方针,我们不想和任何国家对抗,我们是想和任何国家都友好,目的是创造一个和平的发展的环境,以便抓住机遇发展经济搞改革开放。那么就美国来讲,它是基于自己的经济政治考虑的,基于自身的利益的。中国是大市场,中国经济发展很快。美国是不能够放弃中国这个市场的。它要参与这个竞争。另外如果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美国就此一项将增加失业人口20万。现在美国经济发展不太景气,失业人口的数量已很多了,再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再增加失业20万人口,这对美国总统的压力不小。另外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直接影响美国消费者利益,特别是影响美国老百姓的消费利益。因为中国的出口产品大部分是满足美国老百姓需要的。所以美国不能不从这个自身经济利益考虑。同时是从它的自身的政治利益考虑的。因为中国是个政治大国,而且在世界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是安理会五个常务理事之一,有一票否决权。所以美国不能不掂量掂量中国的份量。最近克林顿政府宣布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的时候,美国报刊纷纷发表评论,说中国太大了,大到无法封锁;中国太重要了,重要到不能不和它发生关系。美国的这些报刊的评论倒是讲得实实在在,就是这个问题。关键在我们自身的发展,在我们自身的强大。还是中国那句老话,贫弱无外交。你自己强大了,怎么都是有理的,你自己软弱,就到处挨打。所以说到底,反和平演变还得搞好自己的工作。
关于中法关系也有一个紧张到缓和的发展过程。89年政治风波之后,法国参与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所谓“制裁”。还向台湾出售幻影战斗机,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政府作出强烈的反应。对法国实行政治经济制裁。关闭法国驻广州的总领事馆。经济上的制裁就是往外挤法国商人。在这个时候,我们邀请德国总理科尔来华访问,科尔带来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签了一大批合同。在这种情况下,法国政府就有些妥协退让了。连续派了两次特使来中国访问,重温中法友好历史,承诺遵守中法联合声明、不再向台湾出售军火。然后它的外贸部长到中国访问,我们领导人会见了他,双方都宣称中法关系掀开了新的一页。从整个看中法关系由紧张又走向了缓和。
关于中英关系。现在比较僵持,因为英国改变了香港政策,责任在它。
所以总的来说,西方的和平演变是个既定方针,我们要反和平演变也是个既定方针。这两个方针是对立的,不具备根本友好前提。但是由于我们自身的发展和强大,自己的稳定,西方又不得不跟中国打交道。所以我们和西方国家的关系大致上出现胶着状态,好一阵,坏一阵。坏的时候我们准备作艰巨的斗争,好的时候不要麻痹大意,要高度警惕帝国主义演变和分化的阴谋。
第二重挑战和压力,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这个挑战是严峻的,压力是沉重的。89年东欧国家相继解体。当时我们还认为。说这些国家都是小国,都是苏联红军帮助解放的,历史不长。结论就是顶不住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压力,就相继解体了。这个看法对不对?当然对。但是91年苏联解体了,而且解体非常迅速和彻底。我们还再讲老话就不行了。就是这样一个大国,强国,历史很悠久的社会主义大国,那么快就垮了下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急剧地转入低潮。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自然地提出一个问题:中国共产党还行不行?中国还能否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包括党内一些人发生信念动摇,这是不足奇怪的。因为苏联、东欧那么多国家,瞬时间就垮下去了,所以人家提出这些问题并不奇怪。既然提出这些问题,就要求中国共产党作出一个明确的回答。我们是回避不了的。这种回答包括理论上的回答和实践上回答。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谈话是理论上最彻底的回答。邓小平南巡谈话讲到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时,讲了三个基本观点。一个观点是说社会主义经过长期的历史斗争,最终必将取代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这是讲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历史必然性。第二个观点是讲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长期性、艰巨性。他讲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历史过程当中,弄得不好完全有可能出现资本主义复辟。他说“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我们现在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特别是加强党的建设,从这个意义说就是为了避免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
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长期的、复杂的,那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就是短期的?也不是。也是长期和复杂的过程。象英国、法国这样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最终代替封建主义大致经过了六七十年、百八十年的较量。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是一种私有制代替另一种私有制,是一个剥削制度代替另外一个剥削制度。就私有制和剥削制度来讲,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并没有本质区别。况且在封建社会的母体中已孕育着资本主义,就是如此。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尚且经过百八十年的较量,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公有制代替私有制,是无剥削制度代替有剥削制度,是根本性质的不同。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诞生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物质基础是极端薄弱的。所以在中国社会主义最终取代资本主义,那可不是一个百八十年的问题了,而是几个百八十年了。需要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经过十几代,几十代人艰苦卓绝的努力,最终才可能战胜资本主义,确立社会主义的绝对统治地位。所以中国共产党人对这个问题要有一个长远的眼光,要有战略上的考虑,要看到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的取代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既看到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又看到了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两个方面都要看到,这就把问题看全了。这就是理论上的回答。但是,仅仅理论上回答够不够呢?还不够。还需要从实践上回答。实践的回答就是把经济搞上去。改革开放这十几年我国经济发展迅速,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生命力、优越性和自我调节能力。所以才可能在苏联、东欧巨变的情况之下,我们岿然不动。
对俄罗斯和其它国家的发展,我看有两个前途和可能。一个继续动荡下去。一个是经过调整走向发展,而且第二种可能是客观存在的。俄罗斯的资源储备、科技储备都比我们雄厚,就民族的文化教育程度也比我们高得多,经过一个时期的痛苦的挣扎,调整之后很可能走上正常的发展道路。如果出现这种局面,对我们的压力就更加巨大。所以我们一定要把经济搞上去,才能顶住那种压力。作为中国共产党人要有战略眼光、要未雨绸缪,不要没有思想准备。俄罗斯当前的领导人的政治动向值得我们严密的注意,中国共产党人要做好思想准备,准备应付更加复杂斗争的挑战。
第三重挑战和压力就是周边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较快。周边国家和地区就其历史命运而论,和我们大陆历史命运相同。都曾经遭受帝国主义掠夺,都曾沦落为帝国主义殖民地、半殖民地、原材料产地。但是战后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客观上就存在着两个制度、两条道路的竞赛、竞争和对比。就有个谁优谁劣的问题。周边国家和地区由于战后抓住了两次世界经济调整的机遇,经济迅速发展。亚洲“四小龙”已实现现代化;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也比较快地发展起来,态势看好,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发展不上去,社会主义自身就受到了威胁和挑战,这就叫压力。邓小平92年初的南巡谈话讲到周边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较快,而我们不发展或发展比较慢,老百姓一比较就出问题了。所以讲社会主义行、社会主义好,光靠嘴硬不行,得靠你的经济发展。如果你不适应生产力的产展,你还谈什么好呢?所以发展经济问题从根本说是最大的政治。
挑战和压力,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机遇。正因为有这么多的挑战和压力,它就逼着中国共产党人,逼着中华民族奋发图强,励精图志,而不敢稍有懈怠,迎着压力上,迎着挑战上,把我们自身的工作搞好,把经济搞好,把党的建设搞好。
就国内来讲,新时期的主要标志是改革。而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种抉择。我们纵观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这个问题上大体有三类情况:一类是象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根本不改,结果是共产党下台,资本主义复辟。这类情况说明了社会主义制度发展到今天,不改革不行,不改革将失败。第二类情况就是苏联及其他一些东欧国家提出了改革。但是在改革当中丧失了社会主义方向,丧失了共产党领导地位,结果改革也失败了。国家分裂,经济滑坡,社会动荡。这种情况说明了社会主义改革搞不好也不行,改革搞不好也失败。第三类情况就是中国。就是既提出了改革的任务要求,又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坚持共产党领导地位,结果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由于改革取得了成功,就推动了生产力的大幅度发展,综合国力大大加强,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纵观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情况加以综合概括,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就是社会主义发展到今天,面临着抉择,这种抉择就是改革。不改革将失败,改革不好也将失败。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从事的改革只准成功不准失败,而改革所解决的矛盾是很尖锐和很复杂的。这对我们的党来说,也是十分严峻的考验。要保证改革成功而不失败,我们要有很高的领导水平,有很高的领导素质。这就要加强党的建设,加强干部队伍建设。
第二个问题讲加强党的建设的极端重要性。我在前面讲了我们党面临的国际形势,国内面临改革的抉择。应付这种局面,关键是要建设好我们党。这是全部问题的核心。所以党的建设就具有极端的重要性。中国除了共产党之外没有那个政治力量,政治组织能够执掌中国的,这叫中国的实际,这叫中国的国情。在中国不能没有共产党,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地位,我们要看重这一点。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系于共产党一身。最近日本的政局变化频率非常大,各个政党你上台,我下台,就象走马灯一样。但并没有导致日本的天下大乱。它说明这个国家资本主义制度和法制比较健全了。如果把日本政党的变化放在中国会怎么样呢?我说中国就会天下大乱。苏联共产党一下台,一个国家即变成十五个国家。南斯拉夫共产党一下台,一个国家即变成五个国家。如果在中国也出现这种局面,情况要比苏联、南斯拉夫还要严重。因为我们的民族文化素质、民主传统远不如这些国家。我们这个民族有许多优良传统,也有不优良的传统,那就是诸侯割据、军阀混战。你看我们的历史,一个王朝破裂,接着就是五胡十六国,魏晋南北朝。军阀混战,诸侯割据,如果放在中世纪还不要紧,因为那个时候整个社会发展缓慢,打个几十年也显示不了社会进步还是退步。今天不行了,科学技术迅速发展,一天等于20年。我们和发达国家比较,差距拉开了,人家发展经济,而我们诸侯割据,那才叫中华民族的彻底的灾难。要使中国不出现这种局面,就必须有一个领导核心,那就是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搞得好不好,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更重要的是关系到中华民族前途和命运。所以中国共产党人要对中华民族负责,也需要加强党的建设。
第三个问题讲正确估量党的现状,是加强党的建设前提。对党内的形势估量片面,要么掉以轻心,要么丧失信心,都不利于党的建设。那么怎样估量我们党的现状呢?我说要讲两句话:一句话讲我们党的主流是好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党采取一系列重要措施,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都取得了巨大成就。就思想建设、理论建设来讲,我们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样一个思想路线,确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个理论的提出标志我们党在思想理论上的成熟。这个理论实质就是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社会主义确立之后在我们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社会主义这样根本问题。就组织建设来讲,我们采取措施加强干部建设、组织建设、民主集中制建设。特别重要的是完成了第二代领导核心向第三代领导核心过渡。这是在社会主义国家普遍解决不好的问题,我们比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这关系到我们党的长治久安。就作风建设来讲,我们开展反腐败斗争,取得阶段性的成果。应该说中国共产党五千多万党员绝大多数也是好的。中国共产党集中了中华民族的优秀分子的绝大多数。第二句话就是要看到我们党存在的问题是相当严重的。这些严重的问题包括组织乏力、思想不统一,作风不端正、腐败现象滋生蔓延,已经相当严重地脱离了人民群众,引起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这一点中国共产党人要有很高的自党性,不要麻痹。严重到什么程度呢?严重到威胁执政党的生死存亡。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而任其发展下去,我们就会进一步地脱离群众,群众就会远离我们而去。如果作为执政的共产党没有群众作基础,我们这个党能够存在和发展吗?对这样一个问题,陈云同志80年就敲起了警钟,讲到执政党的党风问题关系执政党的生死存亡。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也讲到,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话是讲得再透彻不过了。而且进一步地讲到,廉政要当作大事来抓,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讲到我们垮起来可是一夜之间啊。我看这话都讲到家了。我们对党内存在的问题绝不可以掉以轻心。我们要忧国、忧民、忧党。这不是杞人忧天,而是确实可忧。忧党是忧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我们要有这样一种忧患意识,然后坚定我们必胜的信心,努力地加强党的建设。
(录音整理:王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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