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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6219(2004)06-0029-05
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迅猛发展，深刻地改变着人与世界的关系，影响着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结构，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文学的面貌。在高科技语境下如何认识和把握文学艺术与科学技术的关系，是人文学者不可回避的问题。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将文学与科学视为认识世界的不同方式，对它们之间的差异和对立看得十分清楚，但对它们之间的整体共生和互相渗透却很少在意。本文将通过对文学与科技的关系作多方面的考察，说明两者之间有着诸多共通和互渗之处。研究这些共同属性和互渗关系，将有助于更全面地认识文学乃至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
一、文学与科技的共生性和互通性
在人类文明史上，文学与科技的关系像其他领域一样，经历了一个从共生到分离的发展过程，文学和科学的分野只是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出现的。在古代，科学同哲学、文学、宗教等混杂在一起，没有获得独立的学科地位，“笼天地于神内，挫万物于笔端”，世界以整一的方式呈现。古希腊人关于宇宙本原、数学等知识大多包含在他们的哲学和历史著作中。中国的《易经》中也蕴涵了丰富的哲学、天文等知识，其“阴阳五行”学说已涉及到万物构成的问题。直到15世纪后期西方对自然的研究才有用实验来检验思辨的想法，伽利略首先把实验知识与数学结合起来，因而被看成是现代科学之父。[1](P9)18世纪以后、随着科学的迅速发展和日臻完善，西方逐步形成体系严密的各种专业领域。人文与科技、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等分别在自己的天地里发展着它们关于世界的知识体系，牛顿的彩虹与诗人的彩虹分道扬镳。
现代学科知识分类的细密化、专业化在加深人们认识世界的某一方面的同时，也使人们失去了对世界的整体观照。马克斯·舍勒谈到：“我们有一个科学的人类学、一个哲学的人类学和一个神学的人类学，它们彼此之间都毫不通气。因此我们不再具有任何清晰而连贯的关于人的观念。”[2]20世纪以来对综合性的追求使人们对这种形而上学的分工提出质疑，学科的划分不是从来就有的，它们也不会永远不变。20世纪后毕叶出现的大量学科交叉研究的现象证明，文学与科学并非水火不相容，它们共存于社会这个总体的相互联系之中。各个学科门类不是孤立的和割裂的，而是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的。也许正是在学科之间的交接处，人们可以找到研究的新入口。
文学与科学尽管在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上有很大差异，但作为同是人类的创造性活动，在精神上有相通和相济之处。文学家和科学家都注意对生活的观察和体验，文学创作初期，作家有一个对材料的收集和提炼的过程，而很多科学家的理论发现都与生活中的启示分不开。文学和科学两者都寓不开假设和想象，实验科学虽然强调实证，但提出问题是需要假设的，运用演绎方法产生的科学定律更是与假设分不开，有些理论甚至难以在实验室里求证。特别需要提及的是，受现代物理学的启发和语言学转向的影响，作为同是符号的科学与文学在认知方式和表述方式上也具有某些共同点。物理学家关于自然现象的所有理论、包括所描述的“定律”都是精神的产物，都具有符号性质而不是实体本身。在这个意义上，科学和文学一样，也具有虚构性质。
文人兼具科学头脑的人在中外文化史上不乏其人。亚里±多德就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德国大文豪歌德对植物学有浓厚的兴趣，曾写了《植物的蜕变》一书。法布尔的《昆虫记》则以其在文学和科学上的非凡成就受到举世推崇。我国诗人屈原在《天问》中曾对宇宙和自然发出了一连串的诘问，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探索精神。《徐霞客游记》既是一部游记文学作品，又对山川形胜、岩石地貌、水文矿产有翔实的记述，后人因此又称徐霞客为地理学家。不仅如此，一些经典作家曾自觉地学习和运用科学理论和方法。如福楼拜就曾对医学、自然史、考古学等学科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巴尔扎克对人相学有着深入研究。相比之下，我国当代的作家艺术家，对现代科学知识了解太少，有的甚至以形象思维为由对抗科学技术，这其实是一个误区。集科学家和艺术家于一身的达·芬奇说，艺术借助科技的翅膀才能高飞。同样，科技也可以借助文学艺术的翅膀，从文学中获得滋养。爱因斯坦坦称，陀斯妥耶夫斯基给予他的东西比任何思想家都多。
二、科学技术对文学的冲击和渗透
从文化史的角度看，文学艺术是与科学技术的发展结伴而行、相互促进的。在科技史上，不乏一些重大发现早在被科学家揭示出来之前在文学作品中就有描述的现象。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学的想象力有时甚至可以成为启发和印证科学的先导。[1](P9)我国晋代陶渊明的《桃花源记》里晋人在桃花源中度过三个月后，因思念亲人从桃花源中循洞而出，返回故土后，却发现世上“换了人间”，村子里已没有与自己同辈的人。像这种“洞中方七日，世上几千年”的现象，在古今中外的许多神话和民间故事中均有反映，这种变形的时空观如今在现代物理学公式中获得精细的验证。往日文学率先大胆描述的那些奇妙的虚幻之物，在今天的科技发展中已成为现实。不仅如此，由文学艺术而诱发的启蒙也会为科技的发展开辟道路。欧洲14世纪下半叶到16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就极大地解放了人的思想，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为现代的实验科学打下基础。
文学艺术为科学技术提供了自由想象的空间，而科技的进步则促进了文学艺术的变革和发展。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的一部分，具有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力量。现代科学的惊人发现在改变世界面貌的同时也改变着人们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其中包括文学观念的变革。从思想层面看，科学对客观世界的新发现不断更新人们对世界的认识，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社会科学及其意识形态，包括对文学的渗透和影响。近代以来，国人感受最深的是达尔文进化论对我国文学的影响。可以说，达尔文的进化论在中国现代文学特别是在五四新文学诞生的过程中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起初，进化论被用来肯定白话文学的必然发展。梁启超认为：“文学之进化，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文字变为俗语文字也。各国文学史之开展，靡不循此轨道。”[3]五四运动前夕，文学进化论成为向旧文学宣战的思想武器。胡适在发起文学改良时说：“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此非吾一人之私言，乃文明进化之公理也。”（《文学改良刍议》）胡适接受了进化论中“渐变”的观点，主张文学改良循序渐进。激进的民主主义者陈独秀则把“进化”和“革命”连在一起使用，将革命看作实现进化的原因和动力：“自文艺复兴以来，政治界有革命，宗教界有革命，伦理道德亦有革命，文学艺术亦莫不有革命，莫不因革命而进化。”（《文学革命论》）鲁迅先生早期也是一个进化论的宣传者，他欢迎革命，相信将来胜于过去，青年胜于老年，抨击旧物，催促新生。后来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认识到了进化论的局限而转变成一个阶级论者。简言之，达尔文的进化论曾成为五四时期一代文人学者的主导观念，为中国新文学的诞生提供了理论支持。
文学与科技的互动与互渗突出表现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对文学观念变革的影响。英国著名美术史家冈布里奇在《美术的历程》一书中这样描述到：“现代科学的概念常常是看来十分玄奥和不可理解，而事实证明了它的价值。如今很多人都会想到的最突出的例子当然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在时间和空间的观点上，它显得与一般的感觉如此相异，可是它得出的质量和能量的方程式却产生了原子弹。艺术家和评论家两者皆受到科学的力量和威望的震摄，不仅因此获得了在试验方面的正常的信心，而且产生了对于所有看来玄奥的事物的不太正常的信心。”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世界里，一切都与人的运动、人所处的位置有关。一个人乘坐光子火箭到宇宙空间去旅行，返回后看到儿子已白发苍苍，自己却还是那样年轻。这就是说，时间与运动相关，在不同的速度中有不同的时间。并且，空间也不是独自存在的，而是与时间互相依存的。物体的质量是可变的，牛顿定律只在常规中有效，超出一定范围，它便是错的。相对论的问世使人们突然感到，昔日的真理可能变成谬误，而表面荒唐的思想中也许孕育着真理。正是在这种科学精神的鼓舞下，人们努力去发现、去探寻前人未意识到、未涉足过的领域和世界，开始了一系列的艺术创新。艺术家们对现象世界产生了怀疑，世界被扭曲和变形，这一点在达利那怪诞的雕塑中得到生动表现。而尤奈斯库《秃头歌女》中多年的夫妻所发出的“你是谁”的疑问则尖锐地表现出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危机。艺术家们在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迷惘和强烈的实验倾向显然是受到了现代科学思想的冲击。文学创作上时空观念的改变就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爱因斯坦相对论潜移默化的影响。以往人们往往将时间的发展视为线性的、不断伸展、不可逆的，因而小说往往展现为在一定的时间序列中不断绵延展开的事件或人物，这种观念受到相对论冲击后，很快在新的小说样式中得到了反映：在法国新小说中，时间可以被凝固，一个动作可作多次描写；而在魔幻现实主义小说中，时空的界限被打破，现实与非现实的东西交织在一起，神奇的描写与现实的反映达到一种奇妙的结合；在许多超现实主义的小说中，我们还能见到时间的分割、时间的变形等。
饶有意味的是，我们在后现代主义思潮中不难瞥见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思想火花。现代思想设定了一个最后和最高的真理，具体事物的性质都是由那个唯一的、永恒的性质决定的。后现代思想否定了最后真理的存在，它认为事物的性质是由参照系决定的，任何事物都处于一定的关系之中；并且决定具体事物性质的参照系是无限多的，具体事物可以选择或变换参照系，由此而具有其特殊性和开放性。当然，自然科学对文学的影响有效也有限，自然科学对文学的冲击有助于拓宽文学的视野，丰富文学研究的方法，而真正能对文学发生影响的自然科学理论必须同时具有先进深刻的哲学意义或在方法论上有参考价值，这种哲学意义或方法论才是自然科学作用于文学的主要因素。
从技术层面看，科学技术为文学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手段和更广泛的空间。如纸张和印刷术的发明，极大地推动了思想文化包括文学艺术的普及，使每一个识字且买得起书的人都能够接触到哲学、宗教和文学。而电脑和网络技术的出现，更使文学和研究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在电脑上书写不仅使作家的书写方式发生变化，而且影响到作家的创作方式和思维方式。构思和写作趋向于同步，“复制”和“粘贴”功能使拷贝、拼贴手法在文学创作中大量运用，对其他文本乃至超文本的借用成为作家们得心应手的创作方式，输入法的特点使谐音、多义乃至符号语言的运用在作品中屡见不鲜。随着新的创作软件的研制和问世，人机对话，任意进入，多重结尾等实验改变着文学创作的结构模式，电脑小说、电脑诗歌将指日可待。而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则使文学的载体出现了又一次新的革命，这种新型的文学样式使世界各地的文学产品共生于一个载体之中，作者与读者的界限日趋接近，由此不断突破既有的文学创作规则，并引起人们对文学存在方式和意义的新的思考。
三、文学对科技的推崇和忧虑
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在改善人类的生存状况、增进人类福利的同时，也在摧毁着传统中不合时宜的东西，包括传统文化中一些珍贵的价值层面如亲情、伦理、道德等。因此，人们在享受其带来的方便和舒适之时，又对正在逝去的东西产生惆怅、惋惜之情。这种对科学技术敬畏的矛盾心境可用“剪不断、理还乱”来形容。
在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中，我们常常不难发现其中潜藏的对高科技的崇拜和追随。从某种意义上讲，小说由传统的“写什么”转变为“如何写”就是这一趋势的体现。科技的发展直接影响到当下人们的审美观和创作方式，追求技巧已成为小说家职业身份的重要标志，小说变得越来越像作家炫耀才智、读者经受考验的一门技术，法国新小说和我国的“先锋小说”就是这类文学的代表。作家们把叙述方式作为叙述对象，将技巧即小说写作中的技术层面置于突出位置，有的甚至把它当作小说存在的唯一理由。而后现代文学艺术把世界理解为幻象的拼合，表现出对碎片和拼贴的热衷，也无不与现代科学转向研究世界构成的基本元素和结构形式的趋势有关。20世纪出现的形式主义批评更是深受现代科学意识的影响，结构主义批评就是主张将科学方法运用于人文科学的一种批评理论。它以叙事文的形式为研究对象，超出表层的经验描述，努力探求其内部各因素的组合和转换规律，寻求文学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列维·斯特劳斯对神话的研究，托多洛夫对《十日谈》的研究等是其代表，他们力图从文学现象背后找出其深层结构，并用符号表达出来，由此表现出文学研究朝着科学化发展的决心。
人们在向高科技致敬的同时，也表现出对科学技术的巨大能量和我们生活的地球所面临的种种危机的担忧。这些担忧突出表现在当今出现的千奇百怪的科幻小说、科幻电影上。这些作品向人们展示了科学异化为人所不能控制的力量时人所面临的悲惨前景。人们担心核武器会毁灭人类，对人造的计算机或机器人有朝一日可能控制人类忧心忡忡，特别是对生物学的突破性进展，克隆技术对生物甚至“人”的复制与人的尊严的关系，体外受精、“精子银行”对于传统家庭关系的冲击等均感到困惑。美国科幻影片《青豆》(Soylent,Green)展示了未来人们居住的环境，这是一个死气沉沉的、贫脊的、受到污染和人口爆炸的星球，清新的空气、洁净的水和星球上的生物都消失了，人们正在消耗的是书写的庞大的自然美景，而真实的美景早在一个世纪前就已在地球上不复存在的，影片暗示人类正在高科技的仪式中走向死亡。另一部非洲影片《光》（《Yeelen》，1987）讲述了一个凶残的恶魔般的父亲，他拥有骇人的魔力。这位父亲执意要追寻他的儿子，而儿子也同样试图得到父亲的魔法，终于在一场决斗中他们相遇了，战斗的结果是双方的毁灭并包括世界本身的毁灭，在最后的原子弹爆炸中只剩下茫茫沙漠一片。富有告诫性的结局以其视觉的壮观和寓言性的魅力震撼了人们的心。影片《未来水世界》也向人们展示了冰山融化后地球上的景象，由于温室效应，整个地球成为大海，昔日的城市成为海底的遗迹。而克隆技术的出现无异于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当这项技术被运用于人类，制造出和某个人外貌完全相同、身体条件非常相似的个体时，人的尊严和独立性何在，将成为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施瓦辛格主演的影片《第六日》展现了一幅可怕的图景：10年后，有人制造了很多“空白人”，把任何一个人的外表特征和记忆注入一个“空白人”体内，空白人就会成为他（她）的完美的复制品。这样一来，即使一些亡命之徒受到严惩之后，还有备用的身体继续作恶。并且影片还向人们提出了一个严峻的问题，两个分毫不差的“施瓦辛格”，到底哪一个更应该拥有作为“人”的家庭和财富。基因技术也是当代科技发展的热点之一。如果人们完全破解了基因密码，掌握了人的生老病死的奥秘，会不会出现新的歧视。在美国影片《变种异煞》中，在未来的世界里，人们可以根据从人的头发中取出的基因，把人分成两大类——健康的“贵族”和有缺陷的“贱人”，而所有高级的工作只能由健康的“贵族”担任。这些科幻作品主要表现的是黑暗的、危机四伏的未来世界，流露出的是一些悲观的思想。这些科幻作品表现出的严重的危机意识给了人们必要的警示，它提醒人们要关爱自己的家园，遏止盲目的发展，建设一个更加人道和合理的社会发展模式。
文学与科技的关系还包括人们对科技的发达和工业化生产对文学艺术的冲击这一现象的反思和批判。随着现代艺术制作日益要求大规模的系统管理和经济合算，艺术生产就像经济生产部门一样，越来越依赖科学技术装备。技术进步成为“支配艺术发展倾向的纲领”，而这种机械复制性的生产是与文学的独创性、新颖性、陌生化和先锋性相悖的，文学正被标准化和模式化侵蚀。在大规模机械复制兴起后不久，本雅明就注意到并试图概括这种现象。他在看到复制打破了传统艺术的光晕而走向民众的同时，也明确指出，在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技术对艺术的入侵不仅表现为艺术地位的下降，更表现为文学艺术作品已和许多其他部门一样，日益成为一门先进的机器制造业，具备了资本主义商业活动的众多特性。作家“独立创作”和伟大的创造力由于受到市场规律的强大支配，日益混同于现代工厂的流水线生产。复制与以往的手工制作不同，能制造出无数的摹本，并完全抹杀了这些摹本与真品之间的区别，以至于它可以用摹本代替了原作独一无二的存在，这使得笼罩在传统艺术上的、审美的光晕日益衰败，失去其独特性与永久性，而成为暂时性和可复制性的。[4]作家张炜也一针见血地指出，“在一个塑料化纤和集成电路的时代，人就不可避免地要告别和脱离悟想。表现在当代小说创作上，就是其作品越来越没有了个人思悟的色彩和质地”。[5]不过，高科技的发达并不意味着文学的死亡。早在老黑格尔那里，他就认为艺术在资本主义时代会走向终结，但事实上艺术并没有完结，只是形态发生了变化。当今的文学在高科技语境下有了新的施展天空。当代美国电影之所以能够全球风行，成为强势艺术，其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艺术与高科技的精妙融合，即使那些对未来忧心如焚的科幻电影，其画面中也需要大量的高科技来支撑。
在结束本文之际，需要说明的是，文学与科学毕竟是两种不同的话语体系。文学作为一种审美活动，与科学活动中的主客体关系不完全一样。科学研究标举客观性、系统性，主客体主要是一种认识关系，是主观思想不断地逼近客体的过程；而在文学中，主体虽不排斥对客体本身的认识，但更注重主体的感受，它推崇的是激情与想象，主体的情感、态度和评价在文学创作中始终居于主导地位。我们研究文学与科学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为了泯灭差异，也不是为了掩饰矛盾，而是为了使今天的生活更加完整，更加丰富，使人们在科技文明的语境中“诗意的栖居”。
人类社会的发展需要两翼——人文精神和科学技术，缺少任何一翼，人类生活都是不完美的。文学的使命是为人类寻找和提供精神家园和情感归宿，科学技术的未来也是为了给人类寻找更适宜的生存空间，两者从根本上说都是以人为本，造福于人类。21世纪新的人文精神需要与科学发展相协调的人文研究，早在1844年，马克思就预言：“自然科学将来会统括人的科学，正如人的科学也会统摄自然科学，二者将来会成为一种科学。”[6]列宁1914年在一篇论文中也指出：“大家知道，从自然科学奔向社会科学的强大潮流，不仅在配第时代存在，在马克思时代也是存在的，在20世纪这个潮流是同样强大，甚至可说更加强大了。”[7]有人曾这样比喻，科学和艺术，就像两位登山者，他们从不同的路径向山顶攀登，经过艰难曲折的穿行，最终会师于山顶。这也许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现在要做的工作是通过人类的努力，促成科技和文学会师的那一天早日到来。
收稿日期：2004-06-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