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字构件演变规律研究综述
董立然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摘要： 有关古文字的演变问题，学者们或是从整个字出发，或是从偏旁部首出发，或是和笔者一样——从构件出发，还有从其他方面——诸如书写材料、美学观念等出发。不管从哪个角度出发，落脚点无外乎汉字的形体结构和功能意义这两大板块。下面我们就逐个角度介绍其中有代表性的文章。
关键词： 古文字；演变；规律
一、原发性构件研究
一类是作者自己进行构件研究，可以称作原发性构件研究。由于汉字并不是从小篆起源的，所以有人从甲骨文开始研究。叶其荣将甲骨文中159个手类汉字进行细致梳理，总结出手构件音化(变形、重造、加声符意符)、分化(加偏旁)和简化三大演变规律。除此以外，还有更大范围内的构件研究：苏彩菊以更加丰富的甲骨文原始资料，更加系统的研究方法，论述了甲骨文中常用构件的变异现象，将构件变异分为个体变异和整体变异两大类，分别进行研究，并在最后讨论了构件变异的规律(多样性、类推性、交叉性、区别性、不平衡性)和原因(趋易、求别、方块字平衡率、文字构意需要、个人社会因素、书写载体因素等)。刘靖年在他的博士论文中更是对部件(即构件)的定义、性质、特点以及部件的类型、部位、变形(扁化、窄化、简化、繁化)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还探讨了部件与汉字其他结构成分关系，对我们认识构件和构件的研究现状有很大帮助。
不过也有人从微观出发，如杨时俊，他只探讨了一个构件“
”，最后他认为构件功能在向区别记号发展。对此观点笔者不敢苟同，因为杨氏采用了较为微观的研究视角，因此容易造成以偏概全。对于目前研究成果较少的构件研究，笔者认为应该采取分类研究的方法，比如某人计划研究表手类构件的演变规律，这属于依形分类，但其实还有依功能分类的。如李玺，以“六书”为基础，将古文字构件中表意的部分称作意符，探讨了意符的增减和替换问题，得出内部(汉字简化、规范化、形声化)和外部(社会发展、社会认识的不同、区别意义的需要)两种演变原因。这样的微观研究是有依据的，比单单探讨一个构件的演变更有说服力。分类研究也可以时间为轴线，如华东师范大学的郭瑞，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石刻文字为切入点，探讨了构件混同(不同功能的构件共用相同形体)和构件分化(相同功能的构件形体发生变化)的现象，认为魏晋时期的行书、草书构件，因为刻在石头上而省去了连笔，定形为楷书笔画。对研究特殊时期、特殊书写材料对构件演变的影响有所帮助。除了外部因素，还有人从构件的内部结构和意义出发，如刘伟乾，从历时发展中构件的朝向为研究点，认为古文字构件朝左、朝上的比例更大，并分析了原因(造字时的构件形体、构件位置的变化、以上为尊、以左为尊的心理、书写因素等)。文章材料做得很全面，观点也有说服力，但构件朝左、朝上的比例更大，在笔者看来不是因为书写心理，而是因为右手书写和从上向下写字的规律，导致了构件朝左朝上的情况更多。再如杨汝福，他很早就探讨了同形异义和异形同义问题，还将构件分为基本构件和类基本构件，在该领域具有一定的先导性。而信阳师范学院的韩伟，在介绍前人分类法(意符构件、音符构件和记号构件)的同时，又更加细致地提出了对构件功能进行的分类：表形功能、表音功能、表意功能和标示功能。对我们研究构件的功能意义变化有所帮助。
之后，我又借到《古诗源》《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西厢记》，等等。我读书喜欢背诵，大概是因为书难借到的缘故，所以借到后就舍不得放手，只有一个办法，尽量能多读熟背诵一些。
还有一类是论述他人对于汉字构件的研究。如何书与韩伟，以小型综述的形式阐述了许慎对构件的研究，为我们的构件研究提供了最初的理论支持，也节约了研究时间。
二、汉字部首演变研究
由于汉字构件中有很多后来成为了我们所熟知的部首，所以有些文章从汉字部首的角度出发，对于我们认识构件也有一定帮助。一提到部首，很多人都会想起汉字部首的表意功能。王亚丽认为部首的表意，其实来源于汉字结构的显义性，其实汉字结构的显义性就是构件的显义性。不过作者在文中也指出，部首的表意性有所弱化，并列出了几点原因。但笔者认为，由于作者没有深入到构件层面去探究，所以没有认识到部首表意性的弱化其实是一部分构件的演变造成的，造成了某些认识误差。同样强调部首表意功能弱化的，还有丁秀菊和徐伟勤，后者在文中还强调了汉字部首的记号化，但他们都没有认识到部首记号化不是从部首本身开始的，而是从构件阶段就开始的。构件的符号化直接影响到了部首的记号化。除了成为记号的部首以外，通常汉字部首的位置与其功能是有联系的，朴玉心认为“手形偏旁所在的位置有互补关系时也就意味着其认知功能有互补关系。”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也要追溯到表手类手构件层面去讨论，构件的形体位置与功能意义的联系是本人论文中的重点，朴玉心的观点可以逆推到构件，对开拓研究思维有所帮助。
记者了解到，重庆部分地区终端零售商品牌意识逐步增强，对产品质量和效果越来越重视，更加注重风险防控，而且当地经销商比较注重建立规范的销售网络，通过促销、示范田等模式进行销售，所以近些年当地假冒伪劣产品越来越少。
与构件研究一样，部首研究方面也有论述他人研究成果的文章。如张秀芳和周蓓蓓，概述了《说文解字》对手部首的研究，涉及到了手部首的位置及功能意义关系，且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资料整理，对扩展我们的研究范围和理论视野有所帮助。
主成分分析是研究如何将多指标问题转化为较少指标问题的一种方法，综合后新指标彼此不相关，能综合反映原来多个指标的信息。运用SPSS软件的主成分分析功能对黑瞎子地区土壤8项养分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相关矩阵的特征值及其方差贡献率和累积贡献率列于下表。由表3的结果可以看出，第一主成分贡献率为35.73%，第二主成分贡献率为26.05%，第三主成分贡献率为12.92%，前三个成分的累积贡献率为74.71%，表明这3个主成分包括了原始数据提供信息总量的70%以上，将土壤养分的8个评价指标综合为前三个主成分进行分析是比较理想的，能够使分析更加直观方便。
三、汉字整体结构方式研究
还有一些文章更宏观地论述汉字的结构方式，或是对过往文献进行梳理，对于此次研究的理论构建也有所帮助。汉字结构这个话题，最开始有文献记载的便是许慎在《说文》中提出的“六书”了，然而随着时代变迁，汉字构成和发展的复杂化趋势，使得近现代学者不断地想要对其进行突破。如黄天树于近几年提出了“二书说”，在更高层面上把汉字分为有声符字和无声符字，认为汉字在殷商甲骨文时期就进入了意音文字阶段，对于我们探讨先秦时期的构件功能有一定启发；再如的周克庸提出了“会意兼形声”字形结构，认为声符可以表义，意符也可以表声，如“股”字、“供”字。我们在研究过程中也发现了类似的情况，如构件“殳”的表意功能可以拓展到表声功能，这对于我们探索构件功能的发展轨迹有一定帮助。到了当下，更多学者开始对20世纪汉字结构的理论成果进行梳理，余延历时性地梳理了“六书说”(许慎)、“三书说”(唐兰)、“新三书说”(陈梦家)、80年代裘锡圭改造后的“三书说”、“四书说”(张玉金)等一系列汉字结构理论，并提出了作者自己的“新四书”说。还有其他学者对类似的话题进行补充，如林志强补充了詹鄞鑫的“新六书说”；沙宗元补充介绍了王宁的汉字构形学；韩伟补充介绍了王元鹿的“五书说”；李艳补充介绍了王力的“二书说”。这些在传统“六书”的基础上进行改造的汉字结构理论，为我们理解构件的结构位置和功能意义提供了更多视角。
四、其他方面研究
与此同时，从书写材料、美学观念甚至语义关系等方面阐述汉字构件结构的文章也都另辟蹊径，自成一说。如杨舸在1990年便提出了构件与构件之间的语义关系(陈述、联合、支配、补充、限定等)，张新艳也于近几年阐述了汉字构件之间的语法关系(联合、偏正、补充、主谓、施受、支配等)。这些探索对于我们理解汉字当中构件和构件的关系很有帮助，因为构件之间的关系会影响到汉字结构和意义的变化发展，所以这类研究虽然数量少，但不可忽视，还有很大的挖掘空间。
还有从汉字美化角度来研究的，王英霄将汉字美化的原因归结为文字的视觉符号性、文字的形体系统和文字的社会性(政治因素、书写工具、书法美学和中国人民传统思维方式等)，阐述得比较全面，将汉字放置于整个时代大背景下进行关照的做法也更为稳妥；对于上文提到的几点原因，其他人也有涉及，冯华提到了儒家美学观对汉字结构的影响，如中和原则(汉字中心居中、方正平稳)、对立统一原则等。而构件的书写也在一定程度受其影响，只是对先秦时期的构件没有足够的说服力，因为那时候的儒家并未取得思想统治地位；与之相比，廖振华的观点更普遍，他提出了多种汉字结构美，从自然结构美(建筑)、写实具象美到抽象概括美(由繁到简)、组合结构美、黄金比例分割美等，既有理论方面的建树，也更为符合现代汉字的构造，对于研究构件历时演变中位置上的细微变化有一定帮助，值得我们学习。
五、结语
以上就是有关古文字构件演变规律研究的整体情况，今后还会有更多现象等待我们的挖掘。而现在研究的大趋势是更加的精细化和理论化，但总体上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构件的演变和汉字语义、语用甚至汉语语法都有较为紧密的关系。如果能够在这方面获得突破，那么传统小学的形音义关系和现代语言研究，就有可能更好地接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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