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马克思研究新进展——“东亚马克思研究的到达点与课题国际会议”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东亚论文,国际会议论文,新进展论文,课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33 ［文献标识码］D ［文章编号］0257-2826（2011）08-0093-04
2011年2月19—20日，“东亚马克思研究的到达点与课题国际会议”在日本中央大学、首都大学东京举行。该会受日本东北大学大学院经济学研究科和日本学术振兴会的资助，由日本马克思恩格斯研究者会（代表干事首都大学东京宫川彰教授）、中央大学经济研究所马克思经济学研究会（代表人鸟居伸好教授）、东北大学大学院经济学研究科（代表人大村泉教授）联合主办，邀请来自中国的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中共中央党校，韩国的高丽大学等中韩学者前来参加，旨在促进东亚马克思研究的交流与合作，提升东亚马克思研究的国际水准。会议召开前，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Internationale Marx-Engels-Stiftung,IMES）前秘书长Manfred Neuhaus和现秘书长Gerald Hubmann联合致信大村泉教授和会议，以基金会名义预祝会议成功。会议共分四个研讨会，围绕四个大的主题展开，分两天在两所大学举行。参加者有近100名，是近年来少有的一次东亚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盛会。
一、“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场报告会
19日上午，会议在中央大学多摩校区开始，中央大学音无通宏教授致辞欢迎与会学者、介绍会议议程并宣布会议开始。为了让会议了解中国学者的研究，主办者特意为来自中国的三位学者设置了一个有关“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报告会，报告者分别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梁树发教授、安启念教授，中央党校的侯才教授。报告会主持人为中央大学鸟居伸好教授。
梁树发教授报告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的起点及主要争论的问题。梁教授认为，中国学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主要标志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被列为新增专业、《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稿》出版、《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八卷本）出齐、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成立。他还简要介绍了目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争论的八个主要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对象与结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分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范式；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恩格斯哲学思想及其与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关系；列宁哲学思想；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意义。
安启念教授报告了俄罗斯2007年版《共产党宣言》的基本情况。该书把恩格斯写的《共产主义信条》、《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及其序言作为一个整体出版，同时还加入了巴加图利亚写的前言、85个注释和15篇解说、巴加图利亚和赵哈泽等人关于《共产党宣言》的5篇论文，这是其特点所在。这个新版本比较有价值的是关于工人阶级、无产阶级专政和革命前景的3篇解说和赵哈泽论证《共产党宣言》没有丧失自己的现实意义的论文。但是，他们在分析方法上是有问题的，对现实世界的理解不够深刻和准确。这个新版本存在的问题也折射出当今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现状：有的研究是正统的、有的研究是创新的，这之间有矛盾。
侯才教授报告了马克思的“个体”和“联合体”概念，以及《共产党宣言》中的相关语词及其汉译。侯教授指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等文本中，马克思在谈及现实的人特别是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人时，使用的概念是“个体”（Individuum），而在谈及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所谓的单个人时，使用的概念往往是“个人”（Person）。与此相适应，马克思用“共同体”（Gemeinschaft）或“联合”、“联合体”（Assoziation）来指谓共产主义社会，而在谈及资本主义社会时，往往用通常意义的“社会”（Gesellschaft）。他深入分析了马克思的这种严格区分，并认为，在汉语语词翻译中，应将Individuum译为“个体”，而非“个人”，以及将Person译为“个人”（或“私人”）而非“个性”。
三位中国学者的报告涉及了三个不同的主题：中国的马哲史研究、对俄罗斯新版《共产党宣言》的研究、对马克思经典著作的概念和思想研究，引起了日本学者的兴趣。中日学者就这三个主题广泛交流了意见。
二、东亚《共产党宣言》翻译传播史研讨
19日下午，会议在中央大学多摩校区继续，主题为东亚《共产党宣言》翻译传播史，由日本成城大学陈力卫教授和大村教授共同主持。
陈力卫教授报告了中日近代译词的相互交流。陈教授指出，过去老认为是日文新词进到中国很多，基本上人文社科百分之八十都是日本进来的，其实不然。他从近代概念的形成史出发，通过详细的概念史梳理和举例分析，论述了《万国公法》在构筑东亚近代知识的共识上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日本近代译词的一部分是受经由中国传来的汉译西书的影响而形成的，即直接借用近代中国的语词。此外，日本人用中文的古典词汇增加新的意义，这一部分有个新意与旧意的问题。当然，日本人创造的部分也是非常值得我们重视的。总之，中日近代译词的交流是一种双向的相互交流，这是研究东亚《共产党宣言》翻译传播史应该注意的背景。
北京大学王东教授报告了《共产党宣言》在中国传播的特点。王教授认为，《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最大特点，就是与中华民族原创文明、原创精神相结合，与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代表的中华民族现代精英相结合，与五四时代北大教授李大钊开创的中国大学教育现代创新相结合，与中华民族探索现代化道路的伟大实践相结合，与开创人民主体论的中国现代化道路、根本超越国家主体论的苏联模式、资本主体论的美国模式的伟大创新相结合。在报告中，他着重介绍了三个第一人：最早接触《共产党宣言》的中国第一人孙中山；自觉、系统传播《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第一人李大钊；《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的翻译者陈望道。
高丽大学郑文吉名誉教授报告了《共产党宣言》在韩国的传播。郑教授先简要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韩国的传播情况。关于《共产党宣言》的传播，一般认为韩文版出现在1945年8月摆脱日本殖民统治之后。因而，1945年8月就出现了由汉城的“劳动阵线（Labour Front）”出版的韩文版，译者署名为“劳动阵线编辑部”。1945年以来共出版了12个版本。但是上世界90年代晚期以来，学者们发现了新的研究资料，表明存在上世纪20年代的版本，尽管目前还没有找到这样的版本。其中，朝鲜共产党1921年在上海出版了以英文版为底本的版本。同时，还很可能存在以俄文本和日文本为底本的版本。
围绕《共产党宣言》的翻译术语问题，东北大学大学院经济学研究科博士生玉岡敦和陈长安分别作了报告。玉岡敦报告的是日文版《共产党宣言》翻译术语的变迁。他首先介绍了日本《共产党宣言》翻译史概要。关于译词的变迁，他列举了8个与马克思主义密切相关的术语。随后，他着重谈到关于Nation的翻译。日文版《共产党宣言》的译文中Nation一词，自1904年首次翻译以来，基本上一直沿用了“国民”这个译词。不过，从近几年的翻译来看，这种状况发生了变化，不少地方被翻译为民族或用片假名表示。《共产党宣言》中Nation的日文译词，“国民”和“民族”究竟哪个为宜，必须根据文本中的文脉来判断。在与国民国家（Nationalstaat,nationstate）相关的文脉中，一般应译为“国民”。《共产党宣言》中所使用的Nation，除确有几处应译为“民族”外，大部分译为“国民”为宜。
陈长安报告的是中译《共产党宣言》民族译语（Nation相关词语的翻译）的变迁。基于译本比较，陈长安认为，中译《共产党宣言》民族译语，总体上经历了从“国民”到“民族”的变迁，即从“国民”译法居多而没有“民族”译法到“民族”居多而没有“国民”译法的变迁。变迁的背景，既有日文本也有俄文本的影响。尤其是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民族革命路线和民族纲领的影响，以及在抗日战争中经调整而形成的中华民族概念和基于这种概念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关于翻译，陈长安举了三个例子说明自己的主要观点：原文中侧重政治含义或处于近代民族国家形成之后的，宜译为国家或国民，而侧重文化含义或处于近代民族国家形成之前的则宜译为民族。
日本宫城学院女子大学黑滝正昭名誉教授和清华大学韩立新教授分别对玉岡敦和陈长安的报告进行了评论。黑滝教授先简略介绍了关于日本、中国、韩国的《共产党宣言》翻译史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对于陈长安的报告，他认为这个研究很重要。关于变迁背景分析中提到的共产国际、抗日战争等影响，他认为，不能将《共产党宣言》的研究与面临的政治课题混为一谈。此外，中华民族的民族概念，不能成为《共产党宣言》的Nation译为“民族”的学术根据。陈长安的翻译观点，在学术上基本上是妥当的。关于玉岡敦的报告，他认为，玉岡敦的报告以及发表过的相关论文，可以说是日本有关这个课题所作的唯一全面的调查研究，是难能可贵的。遗憾的是，玉岡敦的报告指出了日译《共产党宣言》中对Nation翻译的新倾向，但没有对其意义以及学术上正确与否进行深入的探讨。黑滝教授还展望了《共产党宣言》传播史研究今后的课题。
韩教授在评论中针对两名博士生共同提到的翻译问题，介绍了近年来中国学界的几个典型例子。一是他2009年翻译望月清司著作时涉及的Gemeinde、Gemeinwensen、Gemeinshaft，这三个词最好的译法都是“共同体”。二是Eigentum，“所有制”和“财产”的翻译都不准确，根据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对这个词的经典描述，翻译成“所有”最准确。三是Ontology，以前翻译成“本体论”，后来翻译成“存在论”，随着分析哲学的进展和中国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进展，关于这个词的理解也在进展。四是Aufheben，主要有“消灭”和“扬弃”的意思，根据不同语境可以有不同解释。五是Bürgerglicher Gesellshaft，根据德文词，它不能翻译为“公民社会”，只能翻译成“市民社会”。韩教授还认为，在翻译中，最好的做法是在选择的译词后附加上相应的原文。
三、马克思的“日本研究”和新MEGA第4部门第18卷（MEGA[2]IV/18）研讨
会议20日在首都大学东京秋叶原卫星校区举行，上午进行的是马克思的“日本研究”和MEGA[2]IV/18研究，主持人为宫川彰教授。
日本千叶商科大学天野光泽教授根据正由日本学者编辑的MEGA[2]IV/18，报告了马克思的“日本研究”。天野教授指出，自从“日本资本主义争论”以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日本的记述受到了人们的关注，他在报告中简略回顾了研究史，并判明在MEGA[2]IV/18的摘要笔记中，马克思对李比希的详细的摘要笔记中，有摘自Maron关于日本农业以及人与自然关系报告的摘要笔记，Maron的报告通过李比希影响了马克思《资本论》中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的“物质代谢论”。天野教授考察了李比希在其著作第7版《补遗》中收录Maron报告的经由以及目的，并根据调查结果，描述了Maron的“人物形象”。他还根据研究推断了为什么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了日本，但是没有标明出处，另一方面却留下了摘自Maron的详细摘要笔记。
日本大东文化大学竹永进教授报告了19世纪60年代中期的马克思地租理论。竹永教授指出，从表面上看现行版《资本论》第3卷第6篇，会让人产生马克思的地租理论以级差地租论为主，绝对地租论只是它的附属品的印象。实际上，结合第一次真正意义上论述地租问题的《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执笔于1865年后期成书于1866年初期的《资本论》第3卷手稿中的地租章节，以及马克思在此期间写作的MEGA[2]IV/18来看，在《资本论》第3卷作为利润理论一部分的地租理论中，绝对地租论具有重要的意义。竹永教授还结合论题论述了刊行摘要笔记的重要意义。
四、东亚《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翻译普及史研讨
20日下午进行的是东亚《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的翻译普及史研讨，主持人为日本关东学院大学渡边宪教授。
郑文吉教授报告了韩国《形态》的研究。韩国学者从2010年起提出了翻译MEGA的倡议，根据MEGA翻译的《形态》将成为第一个全译本，因为自1986年以来翻译出版的5个版本均为片段，主要包括第一章、第二章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研究也非常少，主要成果有郑文吉1994年《早期著作和马克思的理论建构》第2部分中的4篇论文和2004年《韩国马克思学视野》第2部分中的3篇论文，以及孙澈星2007年出版的专著《〈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历史唯物主义主要概念分析》。其中，郑文吉的上述7篇论文和他近期的若干论文即将结集为一卷在首尔出版，题为《手稿的阐释和编辑：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
韩立新教授以中国梁赞诺夫版为中心、分三个阶段报告中国《形态》翻译史。第一个阶段是抗日战争时期的郭沫若版和克士版。前者先后于1938年、1947年在上海出版，以梁赞诺夫版为底本，但是删除了其脚注。后者由周健人根据英文翻译，1941年在上海出版。第二个阶段是解放后的中央编译局版，主要有三个版本：1960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版，没有翻译附在阿多拉茨基版后的异文和修改过程；1988年《费尔巴哈章》单行本版，对修改过程有详细的记录；1995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版、2009年《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版保留了部分脚注和修改过程。第三个阶段是最近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研究版本，主要是2004年彭曦翻译、张一兵审定的汉译广松涉版和2008年夏凡编译的梁赞诺夫版新版。在中国，《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引起了广泛关注和讨论，中国学者非常关心原始手稿的修改过程，对新MEGA第1部门第5卷电子版的编辑也非常关心。
日本鹿儿岛大学涩谷正教授报告了《形态》在日本的翻译普及史。梁赞诺夫版主要有三个译本：一是栉田民臧和户森辰男译本，1926年5、6月刊登在《我等》杂志时省略了脚注等内容；1930年5月在《我等丛书》第4册出版时则是全译本。这两个版本，翻译出了梁赞诺夫版复原后的被删除字句，为围绕《形态》写作过程展开的日本研究史奠定了基石。二是利保一翻译、竹沼隼人校阅的译本，1930年2月出版，是全译本，对被删除字句进行了独具匠心的处理。三是三木清译本，1930年7月出版，基本上省略了被删除字句的翻译，并省略了全部的脚注。阿多拉茨基版则由唯物论研究会翻译，在1935、1936年分3册出版。唯物论研究会高度评价阿多拉茨基版，使日本以后的《形态》研究方向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涩谷教授还提出，在与栉田、户森译本以及由利译本的关联中，正确评价广松版在《形态》研究史中的地位。
东北大学窪俊一副教授报告了电子版《形态》的概念。电子版的编辑方针有两个：一是忠实再现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章》的原始手稿，二是再现马克思恩格斯的修改过程。为此，电子版小组利用现代电子技术，运用不同颜色或字体表示具体的修改，通过layer（图层）一层一层地生动再现马克思恩格斯的修改过程。整个编辑过程分为四个阶段：（1）恩格斯的底稿。分恩格斯写在左栏的带有即时异文的layer1—1和不带异文的layer1—2。（2）恩格斯马克思对底稿的修改稿。按照左栏和右栏分头来做，由恩格斯修改的layer2—1、由马克思修改的layer2—2以及第二阶段最终得到的layer2—x，即修改稿。（3）和纸版完全一样、对应的最终稿。（4）all layers，即将前三个阶段所有的图层用一张画面来表示，把底稿、修改稿、最终稿的修改过程全部再现出来。layer这个再现方式，比纸版附属材料卷的再现方式清楚、生动得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种革命。
宫川彰教授对会议进行了总结，他对与会者以及会议的赞助者、支持者表示感谢，并希望将来日本、中国、韩国的学者，加强交流共同推进马克思主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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