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邓小平政治伦理思想的特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伦理论文,试论论文,特色论文,思想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邓小平在借鉴古人和继承马克思经典作家政治伦理思想的基础上，系统的阐述了自己的政治伦理思想。与古人和经典作家相比较，其政治伦理思想具有如下特点。
一、注重道德教育与制度建设、法制建设相结合
在政治生活中，仅重视发挥道德教育、道德示范的推动作用还不够，因为道德教育及其示范作用是对道德主体其道德素质培养的一种“软手段”。虽然它在某种程度上，会发挥巨大的功能和作用。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原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认为道德来源于一定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是一定社会经济关系的产物。“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的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但是人们在吸取自己道德观念时，不可能是非常自觉的，整齐划一的。这时就需要有一种外在每个人的具有强制性的纪律来规范每个人的行为，而这个外在的强制性的纪律就是一种保障社会整体利益的“集体理性”，我们又称之为一种制度性规范。邓小平在强调道德教育、示范作用的同时，高度重视制度建设和创立。据统计，在《邓小平文卷》3卷中，论述制度的地方达到400多处，其中340多处是他第二次复出之后的论述，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制度的论述就有290处，十二大之后的论述就有135处。这说明，随着改革的发展，制度问题越来越成为邓小平视野中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问题。邓小平主张，对社会中存在的问题都要当作制度问题、体制问题提出来，作进一步的研究。在复杂的社会政治伦理问题面前，他总是考虑制度上解决问题。因为他认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1]紧接着他又讲到：“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和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2]在这段话中，使人变“坏”固然与他们个人的思想作风、道德品质有关，但是制度方面的作用也不容忽视，从某种角度讲比个人因素更重要。联系到政治伦理建设，如果只停留在思想道德教育方面，期待政治行为主体遵守道德规范是远远不够的。在社会转型期，政治伦理在实际运作中的“软弱无力”，与伦理运作的制度环境不理想、制度短缺有关。
首先，在政治领域中，较大面积地发生腐败，究其原因，无非是这么两点：一是，领导干部或者公务员的个人道德不完善，二是规范领导干部或公务员的行为的制度短缺、体制有漏洞。邓小平主张从制度建设的角度思考腐败现象，提出要铲除腐败，必须从改革制度入手。他认为，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反腐败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任务，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邓小平确信，真正从制度上杜绝腐败，不使腐败现象得到任何制度上的庇护，才是反腐败的关键。邓小平还从与制度相互作用的角度，提出依靠法律遏制腐败，严厉打击违法犯罪活动。邓小平反复强调反腐败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
其次，在用人制度上，为了避免用人问题上的腐败现象，为了避免领导职务上的终身制。他多次强调要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同时，认为中国实际存在着的领导职务终身制“是我们制度上的缺陷”；真正在制度上解决这个问题，就要从政治体制改革的高度，制订领导班子新老交替的政策并实现程序制度化、法制化，使之不因个人的偏好而变更。邓小平还把制度看作是实现社会政治价值的根本保证。他认为要使国家长治久安，坚持党和国家正确的政策不动摇，根本的就是依靠制度，而不是依靠个人，邓小平一直强调必须“从制度上保证党的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
最后，在民主制度建设上，邓小平指出“让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不出事就没有问题，一出事就不可收拾。”没有制度保证的民主只不过是一句空话。真正由制度保证的民主不仅因为这种民主的机制是法制和程序确定的制度，重要的是民主的“合法性”的根基来自民众，来自民众对制度程序层面的信任，更重要的是在制度和程序背后的道德共识和信念。正如哈贝马斯所说：“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邓小平之所以强调制度在政治伦理建设中的作用。一是因为他看到了政治伦理在政治生活中的有限性；二是他意识到制度的强制性能够更好规范政治主体的行为。把道德教育与制度建设相结合并突出强调制度建设的重要性是邓小平政治伦理思想的特色之一。
二、发挥政治伦理功能，领导干部必须身体力行，率先垂范
在重视发挥政治伦理作用的过程中，邓小平要求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自己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彻底改革了历史上统治者只用政治伦理要求下级官员而自己很少做到的状况。
在中国历史上，政治伦理主要是由作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家和学者提出的，其中许多规范来源孔子、孟子。历经各代文人学者加以发挥并经朝廷认可而在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统治阶级中虽然也曾出现过一些所谓“清官”“廉吏”，但他们毕竟是极少数，而绝大多数官吏都不能真正按政治伦理去行动。这是由封建制度的本质所决定的。
在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之后，这种情况有了根本性的改变。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工作和生活中都能身体力行社会主义道德规范，在政治伦理的提倡和贯彻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本来一些政治伦理思想是非常正确的，但由于领导体制上的局限性，如上级的主要工作是对下级发号施令，而下级又无法监督上级，这就使得许多先进、正确的伦理思想仅仅停留在一般性要求上，往往很难认真贯彻，难以取得好的实效，许多口号仅仅是“一阵风”吹过了事。这就大大影响社会主义政治伦理的引导和示范作用的发挥，这显然是与社会主义伦理建设的初衷相悖的。特别是由于西方资产阶级道德思想、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侵蚀，在一些党员干部和领导干部中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思想也有所反映，甚至出现了腐化堕落这种不道德现象。邓小平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因而在号召我们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时，反复强调各级领导干部都要做到以身作则，发挥表率作用。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对顾问委员会的成员提出明确的要求，一是顾问委员会的成员要联系群众。二是在保持党的优良作风方面要以身作则。邓小平指出：“搞精神文明，关键是以身作则。”[3]同时对各级领导干部对提出严格要求：“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更应该严格遵守党章、遵守《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起模范作用。”[4]更为可贵的是，在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在新老交替过程中发挥好的作用方面，他自己努力做到总让年轻的同志在一线锻炼，并在适当的时候郑重地向党中央提出退休的申请，用实际行动率先打破领导职务终身制。邓小平指出：“我们就讲要废除党和国家领导职务实际上存在的终身制。这个问题，世界上许多国家恐怕都比我们解决得好。我们干部老化的情况不说十分严重，至少有九分半严重。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就缺乏活力。”[5]并多次在不同场合提出了废除终身制的问题。他曾经对自己提出过这样的要求：“我的工作方法是尽量少做工作。它的好处就是：第一，可以多活几岁。第二，让年轻一些的同志多做工作，他们精力充沛，比我做得更好。我希望逐步过渡到完全不做工作但身体还是好的，那样我就完成任务了。”[6]“要说服老一辈的同志把位子腾出来，要不然年轻干部没有位子呀……老的不腾出位子，年轻的上不了，事业怎么能兴旺发达。”[7]“我提倡废除终身制，而且提倡建立退休制度。”[8]在废除终身制问题，邓小平始终站在党和国家、人民利益的高度上思考问题，他曾经这样讲过，“最终我是一个共产党员，要服从党的决定。我是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要服从人民的意愿。”[9]这不仅在我国，而且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也是极为少见和难能可贵的。从政治伦理的角度讲，这一事实的意义是十分深远的。
三、在政治伦理的价值判断标准上，突出强调生产力的促进作用
政治伦理与生产力发展的关系看起来似乎不是十分紧密，但在邓小平的视野中，二者的关系非常密切。一方面，一定时期政治伦理的提出，必须反映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另一方面，领导干部在遵从这些政治伦理的价值判断时，他是否做到，做好了，关键看其是否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邓小平一再强调，各级领导干部在实际工作中，一定要自学地服从现代化建设的大局，努力做到总揽全局。这里所说的大局和中心任务，就是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这里所强调的领导干部的服务观念，也就是为发展生产力服务，并最终用生产力的发展程度来检验其服务质量的高低。
在当代中国，大力发展生产力，努力实现现代化，是举国一致的奋斗目标，同时也应当是领导干部的最终评价标准。因此，对领导干部，必须提出无功即为过的要求。因为，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有些领导干部曾一度认为“没有功劳有苦劳，苦劳也是资本”、“无过便是功”。领导干部争做的不是如何为国为民做实事，而是比思想境界、比态度好坏、比谁听话，导致一批不干实事、不图业绩、专注于假、大、空的“滑官”、“昏官”产生，损害了党和国家利益。同时也严重的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效益观，不但打破了计划经济条件下为生产而生产的经济生活的格局，而且给政治生活也带来生机。人们对那种不干实事的领导干部深恶痛绝，没有功劳的苦劳一文不值。“无功便是过”成为新时期评价领导干部是否有政绩的一种新的道德观念。邓小平在谈到干部问题时，要用政绩来评价干部的工作。这里的政绩是与经济建设紧密相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离开经济利益的政绩是不存在的。一切工作的衡量标准最终看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讲政绩，从根本上讲就是要敬业、勤业、精业、守业。敬业精神与当前市场经济的结合，是干部自身道德评价和价值追求得以形成的现实基础。市场经济的目标是利，其原理是等价交换，“利”是“义”的价值取向和终极目标；市场经济条件下伦理道德的核心是“义”，“义”是“利”的手段和途径。这样，“义”与“利”在价值层面上的相通和互为因果，便使伦理道德深入到经济生活中，成为经济生活的价值取向。于是，敬业精神便在经济与伦理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使经济具有了道德的价值取向，并且赋予道德以一种实践理性的经济功能，为领导干部实现德才统一提供了现实条件的具体要求。勤业是指埋头苦干、兢兢业业、任劳任怨、恪其职守的精神境界和行为方式。精业是对工作力求尽善尽美的精神和实际能力。守业是要守住前人和自己创造的业绩，珍惜人民的劳动成果。政绩是领导干部道德的主要构件，政绩的多寡，最终落到是否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在今天讲政治伦理，必须深刻反映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邓小平在谈到干部问题时，一再强调要选拔敢想敢干，勇于探索和创新的人，要用政绩来评价干部的工作。这不仅是对党的建设理论的重要贡献，也是对伦理学的重要贡献。
四、在干部选拔任用上，强调干部自身素质的全面发展
邓小平提出的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是新时期干部队伍建设的根本方针。党的十二大把这一方针正式写入党章。这一根本方针的制度，一方面纠正了十年内乱时干部队伍建设中的严重失误，恢复了我党长期以来形成的“德才兼备”新的内涵，为培养和选拔适应于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指明了前进方面。“四化”方针的每一项都有特定的内涵，而每一项具体内容革命导师均在不同历史阶段和场合有过一定的论述。列宁在《青年的最主要任务是学习》中指出：“青年团员不仅要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共产主义道德品质，而且应该成为具有专门知识和技术的人。我们的青年必须有充实的文化知识，必须积极掌握科学技术。……我们的青年还必须具有健康的身体。”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无论是列宁，还是毛泽东都强调作为一名未来的或现在的领导干部都必须做到德才兼备。把马克思干部理论若干原理加以综合、提炼、归纳为“四化”方针，使之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这在马克思主义干部理论上还是第一次。其杰出贡献在于把四个方面辩证地连为一体，其中“革命化”是前提，“知识化”和“专业化”是内容，“年轻化”是基础，这四个方面相互联系，互为映照，构成一个有机整体，科学回答了建设一支什么样的干部队伍、怎样建设的问题；揭示了干部队伍建设应具有先进性和前瞻性；阐明了干部队伍建设的基本原则和标准问题；集中展示了新时期干部队伍建设的总体要求，体现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干部理论的重大贡献。
在“四化方针”的基础上，提出了“制度治本”是防止社会“公仆”向社会主义嬗变的重要举措。从制度上制约领导干部的权力。从某种角度上讲，权力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代表责任和义务，利用得当，它能为人民造福。另一方面，它又意味着个人的地位和利益，利用不当，用于谋取个人私利，那就会导致干部的异化，“公仆”就会变成“主子”，主人便会沦为奴隶。为此，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早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教训时就提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要注意“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要“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早在20世纪60年代邓小平就向执政党的领导干部敲响警钟：“我们进了城，执了政，是做官呢，还是当人民的勤务员呢？”“制度治本”就是要从源头上防止腐败，从制度上制约权力，防止社会公仆向社会主人的嬗变。
1.坚持和完善干部领导制度。它主要包含三层意思，一是对我党多年来形成的并经过实践检验行之有效的干部领导制度要义无反顾的坚持下去，并发扬光大。对那些部分不适应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的伟大实践干部领导制度，要进行省察、扬弃，对完全不适应的要果断地废除。二是领导干部带领人民创新制度，更重要的在于模范执行制度，要在国家的宪法和法律范围内实施领导，真正按制度办事。终不能凌驾于制度之上。三是要实行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相结合。各级党委要真正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要明确哪些问题应当由集体讨论，哪些问题应由个人负责。重大问题一定要集体讨论和决定。这是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干部领导制度中的重要体现，是正确实行干部领导制度基本原则，防止个人独裁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2.坚持和完善干部监督制度。邓小平指出：对于我们党的各级领导人（包括党委会的所有成员），应该有监督。要加快完善民主监督机制，加大监督力度，做到领导干部权力行使到哪里，领导活动延伸到哪里，强有力的监督就实行到哪里。对领导干部工作时间之内的表现要监督，工作时间以外的活动也要监督，要拓宽监督渠道，努力做到三个结合：一是把党内监督和党外监督有机结合，搞好党内监督。二是自上而下的监督和自下而上的监督有机结合起来。三是要把软性监督和硬性监督结合起来。软性监督主要的指加强领导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通过严格的组织生活和民主生活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把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硬性监督主要指通过制度建设来监督和约束领导干部的权力，制定和完善切实可行、便于操作的各种法律、法规，如领导干部的财产申报制度，实名储蓄制度，以便真正有效的进行监督。只有对权力实行全方面的监督，才能有效地遏制社会公仆嬗变为社会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