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与现代科学思维方式的内在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道家论文,思维方式论文,关系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23;B503.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359(2004)04-0087-04
进入20世纪以来，科学在经过几百年的分析时代后，又开始向整体综合化的道路发展。现代不少著名的科学家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了道家，欣赏并赞同老子、庄子等人的思维方式和思想方法。董光璧先生将李约瑟、汤川秀树、卡普拉等一批科学家称为“新道家”，并将他们发展的道家思想的现代形式归纳为四个基本论点，即道实论、生成论、循环论、无为论。[1]笔者认为，董先生的这一观点是颇有创见的，值得重视。不过，从思想方法和思维方式的相互比较来看，应该说整体观即世界的统一性与互补性和直觉思维即如何激发创造力和想象力这两个方面更具有可比性与内在的一致性。
一
老子作为先秦道家学派的创始人，提出了一个涵概性极强并且十分玄妙的哲学概念——道。道既“有物”、“有精”、“有真”、“有信”，即具有种种物质性的真实存在，同时又“无形”、“无物”、“无状”；道既是“大”，如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老子》第25章），同时又是“小”，即所谓“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的“夷”、“希”、“微”；道既是“一”，“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天下贞。”（《老子》第39章）但这个“一”又是相对的，它本身又是“多”，“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第42章）它以内部阴阳二气的相互作用而变化万千，从而构成宇宙的生成体系。另外，老子还认为“道”既不光亮，又不暗昧；既在上，又在下；既在此，又在彼；既在前，又在后，等等。因此，可以说，老子所说的“道”是大小，多少、一多、上下、前后、彼此……的统一体。在如此诸多的对立互补因素中，老子突出了“大”的地位，他这样概括“道”：“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25章）在人、地、天、道之中，道是“域”中最大者，它贯通整个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对于所谓“大”，老子还有不少表述，比如“大成若缺”、“大盈若冲”、“大直若屈”、“大辩若讷”、“大白若辱”、“大方无隅”、“大器无隅”、“大音希声”，等等，这里所列举出的“大”没有具体的量的规定性，莫不具有模糊性。然而，正是通过模糊的“大”的表述，反而可以使人对“道”能够得出一个确定的总体观念，即道是对世界统一性的反思。老子可以说是模糊数学的先驱，他所运用的概念如大小、多少、前后、有无、长短，、曲直、重轻、巨细、有余不足等，甚至连一、二、三也莫不具有模糊性。尽管道不是一个数学概念，但是它却与这些具有模糊性的数字有着密切的联系，它的“一”或“大”显然有着对于无限性的指向。可以推断，老子认为作为“物”的道本身具有不确定性，它应该充满整个时间与空间，所以只能用恍惚迷离的语言对之进行描述。
现代物理学认为物体并非彼此隔绝的实体，而是与它们存在的时间空间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这一观念改变了经典力学关于在虚空中运动着不可分的固体粒子的观念，从而引出了爱因斯坦的场论思想，即描述亚原子粒子的力场提出之后，将相对论与量子论结合起来，粒子与其周围空间的固有差别消失了，虚空成为最重要的动态量之一。这便是“量子场论”的基本观点。本来在经典物理学中，时间与空间这两个概念似乎是截然不同的，然而在量子场论物理学中却得到了统一。存在与虚无、波与粒子、力与物质、运动与静止，这些矛盾的或是对立的概念，在现代物理学中却找到了它们的契合点与交融处。
在宏观水平上，现代物理学同样也可以向我们证明物质并不是彼此分离的实体，而是与它们的环境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因此说，宇宙的基本统一性不但表现在微观世界中，也同样表现在宏观世界中。在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中，不但所有与空间、时间有关的测量依赖于观测者的运动状态，因而是相对的，而且时—空的整体结构十分紧密地与物质的分布有关，空间的弯曲程度不同，宇宙中不同地点时间流动的速率也不相同，由此可以说时间和空间本身也是相对的。爱因斯坦的场方程可以用来确定宇宙的整体结构，这正是现代宇宙学的出发点。而这种思想恰恰在道家的宇宙生成论中早已有所表述，卡普拉这样认为：“在中国哲学中，场的思想……蕴含在虚而无形而又产生一切形的‘道’的概念中……。”[2]不少科学家指出，“可观测宇宙”演化最早期的“物理真空”并不是虚无，而是物质的一种“特殊形态”。那种认为老子的道就是虚无，进而认为宇宙创生期的开始是从虚无中产生物质的观点显然是不能成立的，它既没有弄懂老子关于“道”的描述，同时也没有理解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的基本涵义。
事实上，现代科学家中不少人承认：道家学说与现代物理学之间有着深刻的协调性。比如玻尔本人已充分认识到他所谓的互补原理与道家阴阳思想有着平行性。互补原理突破了传统物理学不允许概念之间存在着矛盾的局限，认为诸如粒子与波各自的图象正是对同一实体的互补性描述，其中任何一种图象都只是部分地正确并仅具有有限的应用范围。而这种思想在道家那里则是很普遍的，“道”作为一个概念体系，其中就存在着诸多矛盾或不相容之处，我们在前面已经列举了很多，然而现在可以看到《老子》第1章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也”这段话，对玻尔等人影响颇大。宇宙中许多未知之谜就像不能描述的“常道”，似乎没有合适的“名”来加以概括，然而还有“有名”之道是可以言说的，这就是人们已经掌握的客观世界的规律和本质。这些“名”即基本概念，就是通过研究已知物理世界而获得的，但这些“名”终究不能与“道”具有同样深度，如果过分依赖它，或过分确信它的绝对真理性，就会陷入一种局限。玻尔正是看到“名”与“道”之间的差别，果断放弃了传统物理学的思维模式，用看似不相容的概念共同完成对客体的完备描述。在这里“道”与“非常道”、“有名”与“无名”之间也具有互补性，老子尽管知道“常道”不可言说与名状，但仍然要“强”为之“名”。这也是“道”之概念所以充满矛盾的一个重要原因。玻尔在研究“测不准原理”时，就清醒地看到“名”的局限性，提出应当以某种准则加以宽容，“互补性是自然法则的需要，它不但不是个障碍，实际上还是个必不可少的逻辑工具。”[3]由此我们更可以看到，玻尔的互补原理的确与老子的思想如出一辙。
二
爱因斯坦这样说过：“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德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4]这段话的前半段指出了近代西方科学所取得的成就，而这恰恰是近代中国科学何以落后的原因，因此引进实验和逻辑推理的方法，学习西方世界的科学和技术，就成为近百年来中国科学界有识之士所全力以赴从事的工作。但随着现代科学的不断发展，人们愈来愈发现整体综合化的趋势与直觉思维的关系十分密切，那种以为东方思维方式与现代科学格格不入的观念已经被打破，道家这种被西方人认为是充满自相矛盾的思维方式，却正是现代科学们所普遍采用的思维方式。汤川秀树认为，爱因斯坦在运用类似道家直觉思维方面树立了一个榜样。相对论抛弃了有关绝对时空和无所不在的以太的旧概念，建立了新的时空世界的直觉图象。爱因斯坦对于单纯导致逻辑一致并和实验相符的那种抽象已感到其中存在的不足，而追求自然界中尚未发现的一种新的美和简单性。抽象化仅是简单化的手段，一种新的美才是简单化的结果。而美往往产生在不明晰的、富于暗示的想像之中，所以爱因斯坦说：“凡是能自由想象并把互不相干的各种观点结合起来的人，才是最勇敢、最有创造性的实验者。”爱因斯坦凭借自己高度的科学美鉴赏力和丰富的想象力，通过非逻辑的直觉途径，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和假说，著名物理学家霍夫曼在评价爱因斯坦的科学创造时指出：“爱因斯坦的方法虽然以渊博的物理学知识作为基础，但是在本质上是美学的、直觉的。”“可以说，他是科学家，更是个科学的艺术家”。[5]其实爱因斯坦自己也认为，尽管广义相对论如此深奥，却在其创立之初就能够被科学界所接受，正是由于人们直觉地感受到了广义相对论的美。不少科学发现都证明了一旦研究对象表露出了科学美，给研究者一种直觉感受，他们就会敏锐地觉察到在这种和谐优美的现象背后，一定会隐藏着深刻的内容。爱因斯坦也曾直觉地感到：“凡是在数学上是美的，在描述基本物理学方面就很可能是有价值的。”科学家由于具有独特的科学直觉与罕见的美学感受，而能抓住许多瞬间即逝的机遇，在科学探索中有所作为。
其实，通过对事物美的探求而揭示事物本质的思想，早在两千多年前已由道家所揭示。《庄子·知北游》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庄子强调“不言”、“不议”、“不说”，也是一种静观默存的直觉体悟方法，并由此通过对天地万物的审美观照而达到对其本质和规律的认识。时至近现代，许多科学家认为追求科学美本身就蕴涵了希冀通过这种追求而找到真理的愿望。
我们可以从理论上考察一下直觉思维与辩证思维的关系。首先，我们认为不应当把直觉神秘化，也不应将它的作用无限夸大。它只是思维样式中的一种，其突出表现就是思维过程中出现某种连续性的中断，直接得出认识的结论。应该说，任何直觉都必须有赖于理性的分析，它绝不可能纯粹地、孤立地存在。在科学认识活动中，它是建立在实践基础和其他思维形式基础之上的一种认识活动形式。辩证思维考虑到现实中出现的一切矛盾、差异、过渡和变化。辩证法的大师黑格尔说：“自然所表现给我们的是个别形态和个别现象的无限量的杂多体，我们有在此杂多中寻求统一的要求。”[6]而直觉则正是在许多差异和对立中能够迅速抓住同一，所以说直觉与辩证思维之间具有某种天然的联系，但关键是我们如何有意识地加以引导，使两者更好地、更加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国内有学者把这种结合称之为“选择性”，运用这种选择性在不相关的事实中找出相关性，并与已知的知识相互参照、相互渗透，从而获得新的知识。这是从一个角度来说直觉思维与辩证思维的相互关系。对于所谓“模糊性”的考察则可以从另一角度来说明这一问题。那就是说，促使模糊性向精确性转化的过程，正是在我们处于不完全了解的条件下去认识事物的过程，其中必然包含有想像、猜测等直觉因素。现代逻辑中有一种所谓“直觉主义逻辑”，它不承认排中律，也不承认矛盾律，它显然已经远离了传统逻辑而十分接近了辩证法，它之所以被称为“直觉主义”的，该创立者似乎也看到了直觉思维在其中的作用。
辩证思维与直觉是那样融洽地存在于道家思想中，以致现代一些著名科学家在自己的科学发现中，也深受老庄的影响，将这样两种思维方式有机地加以结合。这其中以日本的汤川秀树及其助手坂田昌一(1911～1970)最为典型。坂田昌一对汤川秀树一生热爱道家学说具有一种同情的理解，在其著作中多次提到，比如在《基本粒子论与哲学——纪念汤川理论发表三十周年》一文中，坂田昌一写道：“作为基本粒子来把握的质子、中子和λ粒子，莫如说是偶然性的东西；复合模型的真髓有以‘形的逻辑’而把握‘物的逻辑’的方法论。汤川博士曾引用了他最喜欢的庄子的一句话：‘原天地之美，达万物之理。’”[7](P201)这里引用庄子的话我们前面已经提到，即以直觉的审美观照，来发现事物的内在本质，坂田昌一显然是同意汤川秀树认为直觉在基本粒子发现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同时，他更加强调了辩证法在科学认识中的地位，指出了其与直觉（他称之为直观力）之间的内在联系。坂田昌一说：
如果理论物理学家能意识到自然辩证法，而且掌握了高度的逻辑学，那么他们在量子力学的形成中就有可能经历更平坦的道路。而且，无疑能更快地达到玻尔和海森堡以他们所具备的卓越直观力，和经过长期同自然的角逐才获得的方法论，并能给予更确切的表述。玻尔和海森堡的方法论，在量子力学的建立过程中，尽管曾经作为积极的武器发挥作用，但是在最近的原子核理论中和基本粒子论的发展方面却常常起消极的影响，这可以说是因为它只是部分地意识到自然辩证法的缘故。因此，按照早就为人所熟知的辩证法规律，错误的方法如果把它当做信条贯彻到底，那么，就会常常转化为它的对立面。[7](P30-33)
尽管直觉思维曾经作为现代理论物理学发展的武器，但是坂田昌一认为，那是因为其能够与辩证法很好地结合的缘故，如果仅仅一味强调直觉，就会产生消极的作用，甚至会走到事物的对立面，阻碍科学认识的进一步发展。他举例说，在量子力学的发展中起了巨大作用的玻尔的方法，到了原子核理论的展开中却起了相反的、阻碍的作用，其原因就在于没有自觉、完全地运用辩证法。而玻尔等人的成功也与辩证法有着直接的关系，坂田昌一说：“在量子力学的形成中扮演作为哥本哈根精神的指导性作用的玻尔的对应原理，以及现在在基本粒子论的展开中海森堡所提出的关于存在着规范理论使用界限普遍常数的见解等等，哪一个都是唯物辩证法的意识，是有力地说明第一流（最前列）的科学家如何从自然界获得正确世界观的例子。”[7](P1)很明显，在坂田昌一心目中，直觉不仅必须与辩证思维紧密结合，而且它的作用不应被过分夸大，辩证法才是整个思维活动中处于关键地位的因素。
其实汤川秀树也是持这种观点的，尽管人们往往看到他是那样高度赞美直觉与创造力，但他同时也强调直觉应与抽象之间保持某种张力，他说：“看来重要的问题是在直觉与抽象之间实现平稳或协作。现时代科学文明的问题就在于此——人们似乎普遍感到科学远离了哲学和文学之类的其他文化活动。”[8]因此，他对《老于》第1章中“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是这样理解的：“真正的道——自然法则——不是惯常的道，不是公认的事物秩序。真正的名称——真正的概念——不是惯常的名称，不是公认的名称。”[8]这种理论明显包含有辩证法，将“道”和“名”的一般与特殊的对立性质有机统一在一起，从而激励自己在探索未知世界时要不断超越固有观念的局限。从汤川秀树和坂田昌一的论述中也可以得知，道家的认识方法不仅强调了直觉同时也高扬了辩证法。应该说，道家这种将辩证法与直觉思维巧妙结合的思维路径，今人尚认识得非常不够。
当然，把道家与现代科学家的思维方式进行比较研究，目的并不在于说现在出现的某些科学结论是古已有之的东西，而是说道家这一古老智慧是可以与今人相喻相通，并且能够不断给予今人以新的启迪和新的昭示。
收稿日期：2003-1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