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浪诗不是颜语编撰的--“沧浪诗经”考证(一)_沧浪诗话论文

《沧浪诗话》非严羽所编——《沧浪诗话》成书问题考辨(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话论文,成书论文,非严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1206.0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 -5919(1999)04-0070-16

一、严羽编《沧浪诗话》说在宋代有关文献中找不到证据

诗话的成书大体上有两类情况:一类是著者生前自己编定,如欧阳修《诗话》即是;另一类著者原无是书,由后人辑录而成,如王士祯《带经堂诗话》即属此类。学术界一向认为《沧浪诗话》为严羽亲自编定,但要确证《沧浪诗话》一书为严羽所编定,必须有明确的文献学上的依据。但是,首先在宋代有关文献中找不到这种证据。

1.严羽本人及同时人未言及《沧浪诗话》一书

要确证《沧浪诗话》一书为严羽所编定,最有力的莫过于在严羽本人的著作中找到证据。严羽本人确实提到过其论诗著作,其《答出继叔吴景仙书》中说:“仆之《诗辩》(注:“辩”字它本或作“辨”,二者通。),乃断千百年公案,诚惊世绝俗之谈,至当归一之论。”这里提到了现今流传的《沧浪诗话》中的一篇《诗辩》。这被人们作为严羽编定《沧浪诗话》的最直接的证据。但是,严羽这里并没有提到《沧浪诗话》之名,他与吴景仙所讨论的只是《诗辩》一篇。根据这封书信,严羽将其《诗辩》寄给了吴景仙,吴景仙致信严羽,对其《诗辩》提出了质疑,这即是严羽在信中所谓的“吾叔靳靳疑之”。严羽写这封答书,就是要为自己辩解。按照常理,如果严羽有《沧浪诗话》这部完整著作的话,他应将全书寄给吴景仙,但严羽何以不提其书名,说“仆之诗话”,而只提到其中的一篇呢?有解释说,这表明严羽此时正在撰写《沧浪诗话》一书,但还没有完成。但是,这种解释实际上预设了一个前提:即《沧浪诗话》是严羽生前写定。只有预设了这一前提,以上的解释才是正确的。如果没有这种前提的预设,我们也可以作出另外的解释,那就是严羽原本并没有《沧浪诗话》一书,《诗辩》根本不是《沧浪诗话》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是一篇独立的论著。所以由严羽提到《诗辩》并不能确证《沧浪诗话》一书的存在。

著名诗人戴复古曾与严羽有相当的交往,他也曾提到严羽的诗观。戴氏《祝二严》有云:

羽也天姿高,不肯事科举。风雅与骚些,历历在肺腑。持论伤太高,与世或龃龉。长歌激古风,自立一门户。

有人认为“持论伤太高”一句所指的就是《沧浪诗话》,郭绍虞先生也推测戴复古可能见到过《沧浪诗话》。[1] (《宋诗话考·沧浪诗话》)但这些只能是一种推测,并不能得到确证。此所谓“持论伤太高”,既可以指严羽与戴复古在一起谈诗,放言高论,惊世骇俗,也可以指严羽论诗著作中的一篇《诗辩》而言。戴复古这里没有提到《沧浪诗话》,所以并不能由这句诗确证严羽有《沧浪诗话》一书。

《沧浪诗话》一书的内容几乎全被收入了《诗人玉屑》中,这是人们认定《沧浪诗话》为严羽生前编定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依据。《诗人玉屑》卷首有黄昇作于理宗淳祐甲辰(1244)的序文,人们由此断定《沧浪诗话》当成书于此年之前。又由于《沧浪诗话》的《考证》篇中有“近宝庆间,南海漕台开杜集”一语,于是认定《沧浪诗话》成书的上限在宋理宗宝庆年间(1225—1228)。这样,《沧浪诗话》的成书时间就被推断在公元1228年至1244年之间。但是,《诗人玉屑》并没有提到过《沧浪诗话》之名,我们并不能由《诗人玉屑》来证明严羽有《沧浪诗话》一书。因为《诗人玉屑》中所编入的内容有可能是严羽的单篇著作,这些著作并不是从属于一部诗话著作。只有先确证《沧浪诗话》一书的存在,然后才能确认《诗人玉屑》所录为《沧浪诗话》一书的内容,而不能由《诗人玉屑》收录的内容来确证《沧浪诗话》一书的存在。

在《诗人玉屑》之后,范晞文《对床夜语》卷二曾引述《诗辩》中“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及“诗有别才,非关书也”两段文字。范氏此书有其友冯去非序,谓“景定三年(1262)十月,予友范君景文授以所著书一编”,据此可知《对床夜语》成书当在此年以前。如果我们把《诗人玉屑》的成书时间假定为黄昇作序的1244年,而把《对床夜语》的成书时间假定为冯去非作序的1262年,则《对床夜语》之成书上距《诗人玉屑》有18年。范晞文所引的两段文字没有注明篇名及书名,因而从《对床夜语》一书也不能确证《沧浪诗话》一书的存在。宋末元初人蔡正孙《诗林广记》曾引及《诗辩》、《诗体》的文字,但也只是标“《诗体》”、“沧浪《诗体》”、“沧浪《诗辩》”、“严沧浪云”,并未言及《沧浪诗话》之名。

无论是严羽本人还是戴复古,无论是《诗人玉屑》还是《对床夜语》、《诗林广记》,都没有提到过《沧浪诗话》一书。

2.黄公绍序李南叔录本《沧浪吟卷》也未言及《沧浪诗话》

严羽去世后,现知最早搜集严羽遗作的是宋末李南叔,李氏搜集严羽遗诗编成《沧浪吟卷》。郭绍虞先生认为,李南叔录本中收录了《沧浪诗话》一书,此即是宋刻本的《沧浪诗话》。[2] (《试测〈沧浪诗话〉的本来面貌》)郭先生这个说法影响甚大,但事实上并不可信。李南叔录本《沧浪吟卷》已经亡佚,但是尚存有黄公绍一序。其序有云:

吾樵名诗家者众矣,近世称二杜三严。余幼时,见东乡诸儒藏严诗多甚,恨不及传。今南叔李君示余所录《沧浪吟卷》,盖仅有存者。俾余序其篇端。余于此重有感矣。……三严之诗,不可尽得,得其一篇一咏,亦足以快;而况于沧浪之卷犹存十一于千百,不已幸乎。后之览者,其永宝之哉!

这篇序文的文字,元刻本与《适园丛书》本相同,而这两个本子与其它诸本有些差异。这些版本问题容后讨论。在这篇序文中,黄公绍谓其年幼时“见东乡诸儒藏严诗多甚,恨不及传”,此处明确说的是“严诗”;下面又说“今南叔李君示余所录《沧浪吟卷》,盖仅有存者”,这句承上句,谓李南叔所录的《沧浪吟卷》乃是仅存的诗歌作品。在序文的后面,黄公绍又说“三严之诗,不可尽得”,紧接着说“而况于沧浪之卷犹存十一于千百”,说的还是诗作。黄公绍序表明,李南叔录本《沧浪吟卷》所录的只是当时所仅存的严羽的诗歌作品,而没有诗话。我们甚至可以再退一步说,至少从黄公绍的序文不能证明李南叔录本《沧浪吟卷》含有《沧浪诗话》。郭绍虞先生之所以会认为李南叔录本收录了《沧浪诗话》,乃是因为他所见到的明刻本《沧浪吟卷》收录了严羽的论诗著作,并且收录了黄公绍的序文,于是他便认为明刻本《沧浪吟卷》与李南叔录本相同,因而据此推断李南叔录本也收录了《沧浪诗话》。其实,明刻本《沧浪吟卷》源自于元刻本,乃是经陈士元、黄清老重新编校的本子,已经不同于李南叔录本。此一点容后讨论。郭绍虞先生由明刻本确证李南叔录本收录了《沧浪诗话》,并不可相信。

从严羽本人到戴复古,再到《诗人玉屑》,乃至黄公绍,都没有提到《沧浪诗话》一书。严羽编定《沧浪诗话》说在以上的文献中得不到证明。

二、从《沧浪诗话》的版本源流看:元明刻本《沧浪吟卷》收录《诗辩》等论诗著作均无《沧浪诗话》之名

严羽的著作集有两类:一类是只收录诗歌作品的诗集本,一类是既收录诗作又收录论诗著作的全集本。学术界普遍认为,全集本的《沧浪吟卷》中附列了《沧浪诗话》一书。但据笔者考察,在元明刻本《沧浪吟卷》中,所列《诗辩》等五篇著作,都是以单篇形式并列在卷一,并没有将这五篇论诗著作放到“沧浪诗话”或“诗话”的名目之下。也就是说,元明刻本的《沧浪吟卷》中并不存在《沧浪诗话》之名。

1.元刻本《沧浪吟卷》收录《诗辩》等论诗著作,未标《沧浪诗话》之名

我们上面说过,李南叔所编的《沧浪吟卷》并不包括诗话在内,而只是诗集。包括诗话的本子,最早的是元刊本。

关于元刻本的存在,明正德间都穆《重刊沧浪先生吟卷叙》称“是书在元尝有刻本”,可以证明。值得庆幸的是,元刻本现在尚存。台湾中央图书馆藏元刻本《沧浪严先生吟卷》三卷,黑口,半叶十行,小字双行,行二十字,题“樵川陈士元旸谷编次,进士黄清老子肃校正”。此本卷首有黄公绍为李南叔录本所作序。序文与《适园丛书》本同,序末题“岁尚章摄提格十月之望后学同郡黄公绍序”,并有“公绍”、“在轩”、“五经之家”三印。此刻本钤有各家藏书印,其中一印为“元本”[3](P36),可知前人已经判定此书为元刻本。又,此书钤有“胡珽藏书”之印(注:胡珽(1822—1861),字心耘,浙江仁和人,号琳琅秘室,琳琅主人。官太常博士,喜收宋、元善本。),知此书曾为胡珽所藏。而北京图书馆藏有胡珽用元刊本校过的明正德胡重器刻本,校记中曾记元刊本的特征,如谓“元本每半叶十行,行廿字”,元本目录“沧浪严先生吟卷”诸字“此行双行写大字”,等等,均与此本相合。可知,胡珽所用的元刻本就是他所藏的这个本子。今人屈万里、昌彼得先生据是书版式字体及序末所题“岁尚章摄提格”判定此刻本为前至元二十七年庚寅(1290)刻本。[3](《图书版本学要略》)但是,这个判定有错误。此刻本题“进士黄清老校正”,但前至元二十七年黄清老刚刚出生(注:据元苏天爵《元故奉训大夫湖广等处儒学提举黄公墓碑铭并存》,黄清老卒于元至正八年(1348)八月,享年五十九岁,上推其生年当为前至元二十七年(1290)。),而黄氏成进士乃是在泰定四年(1327)。因而这个刻本不可能早于泰定四年。尽管屈、昌二氏判定这个本子是前至元二十七年刻本有误,但其为元刻本则大体上是可以肯定的。

前面说过,关于黄公绍的序文,元刻本、《适园丛书》本(注:民国张钧衡所辑《适园丛书》收入《沧浪严先生吟卷》三卷。此本乃是据旧抄本翻刻。张钧衡跋谓,此本来自胡重器刻本,实误。按此本序文、行款均同于元刻本,乃是元刻本的传录本。然元刻本缺诗三首,残一首,而《适园》本不缺残。或录自另一足本,或为后人所补。)与其它本子有文字上的差异。其中最重要的差异为:它本序文末题“咸淳四年进士同郡后学黄公绍序”,元刻本及适园本题“岁尚章摄提格十月之望后学同郡黄公绍序”。前一个题署,可以有两种读法:一是“咸淳四年、进士同郡后学黄公绍序”,一是“咸淳四年进士、同郡后学黄公绍序”。根据前一种断句法,黄公绍作序的时间为咸淳四年(1268)。根据后一种断句法,黄公绍为咸淳四年进士,而其作此序文的时间不定。但是,《邵武县志》、《邵武府志》等传记资料及《四库全书总目》均载黄公绍为咸淳元年(1265)进士,没有异论,应属可信,所以此句应以“咸淳四年、进士同郡后学黄公绍序”这一断句法为是。据此,黄公绍的序文作于宋度宗咸淳四年(1268)。但是按照元刻本序末所题,黄公绍的序文应作于元前至元二十七年(1290)。两种版本的序文所题的作序时间不一致,应该如何解释呢?目前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咸淳四年进士”的题署乃是后人所改,而元刻本的题署乃是正确的。另一种说法认为,李南叔录本《沧浪吟卷》先刻于宋咸淳四年,而于前至元二十七年重刻,黄公绍重书其序,并改题了作序时间。(注:清王士祯《蚕尾续文》卷十九《跋严沧浪吟卷》:“余访《沧浪先生吟卷》,积有岁年,康熙戊申(七年,1668)始得宋刻于亡友程太史翼苍(程邑)。”由于宋刻本未见于著录,且王士祯未对这一版本进行描述,此本是否确为宋刻难以确证。如果他所得者确为宋刻本的话,应该是咸淳四年序刻的李南叔录本,由此亦可证明后一种说法是可信的。)由于缺乏直接确凿的证据,以上两种说法都还属于推测。但是,不论哪一种说法正确,都可以确认黄公绍序不是为陈士元、黄清老编校本而作。因为黄公绍序最迟作于前至元二十七年(1290),而陈、黄编校本的刊刻是在泰定四年(1327)以后,黄序早于陈、黄编校本的刊刻至少37年。并且黄公绍序中根本没有提到陈士元、黄清老二人。可以判定,黄公绍序与黄清老校本没有直接的关系。

元刻本《沧浪吟卷》在卷一列《诗辩》、《诗体》、《诗法》、《诗评》、《诗证》(此为目录所标,而在卷中作《考证》)五篇,并附《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但是,元刻本只列了《诗辩》等五篇的篇名,并没有标《沧浪诗话》之名。这一事实特别值得我们注意。如果严羽有《沧浪诗话》一书,包括《诗辩》等五篇,元刻本应该标出《沧浪诗话》的书名,再标出篇名,以表明此五篇乃是一部诗话著作。但元刻本何以只列五篇的篇名,而不列全书的书名呢?对于这一事实,研究者们尚没有给予关注,更没有给予合理的解释。笔者认为,这一事实正表明《诗辩》等五篇原本并不属于同一部诗话著作,所以元刻本没有标《沧浪诗话》之名。换句话说,严羽本来并没有一部《沧浪诗话》。我们将在后面说到,这五篇著作乃是元人黄清老所汇辑。

2.明刻本《沧浪吟卷》收录《诗辩》等论诗著作,也未标诗话之名

在元刻本以后,明代亦有收录《诗辩》等论诗著作的《沧浪吟卷》的刻本流传。就目前所知,明代收录论诗著作的《沧浪吟卷》有以下几种刻本:

(1)明王蒙溪刻本,正德八年(1513)跋刻本。 此本笔者未寓目,可能已经亡佚。但徐榦所刻《樵川二家诗》本录有河阴和春正德八年跋云:“沧浪,九严之一也。顾所著仅存若此,则散逸宜多矣。惜哉!《诗辩》等作,其识精,其论奇,其语峻,其旨远,断自一心,议定千古。”又云:“佥宪蒙溪王先生尝过余,阅此欣然,遂以属开封郡斋刻之。”这里说“所著仅存若此”,表明此本是包括严羽全部遗存作品的全集本,序中又提到《诗辩》等作,正表明这一刻本包括《诗辩》等论诗著作在内。这里说“《诗辩》等作”,也特别值得注意。所谓“《诗辩》等作”者,显然是指《诗辩》等论诗著作。如果这些论诗著作是从属于一部叫《沧浪诗话》的诗话著作的话,他何以不直接称这部书的书名,而却要用“《诗辩》等作”来称呼呢?和春没有提到诗话之名,表明在这个本子里,《诗辩》诸篇也没有标以诗话之名,这与元刻本是一致的。这一刻本或许就是来自于元刻本。

(2)明正德间胡重器刻本,三卷。正德胡刻本, 我们见到三种:第一种有正德丙子(正德十一年,1516)林俊序,正德丁丑(十二年,1517)李坚后叙;第二种有李坚后叙,但无林序;第三种有林序,但无李坚后叙。以上三种中,前两种刻本为北京图书馆所藏,后一种为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而第一种本子为胡珽据元刻本校过,并有详细的校记。这三个本子都题“樵川陈士元旸谷编次,进士黄清老校正”。据林俊序称,胡刻本原有黄公绍序,但被胡重器删去了。这个本子实是元刊本的重刻本。以上三种胡刻本也都是列《诗辩》等五篇,并附《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而没有标诗话之名(注:胡刻本还有第四种刻本,即嘉靖四年序刻本。此刻本有林俊序,李坚跋,以及嘉靖四年吴铨跋。见河田罴编《静嘉堂秘籍志》卷三十七集部著录。此本笔者未得寓目。)。林俊序也谓“《诗辩》等作”,而未称诗话。

(3)明正德十五年(1520)尹嗣忠刻本,二卷。 卷首有都穆正德庚辰(十五年)《重刊沧浪先生吟卷叙》,谓:“是书在元尝有刻本,知崑山县事尹君子贞以骚坛之士多未之见,重刻以传。”据此知这个刻本也是从元刻本而来,但将诗合作一卷。此本于卷一列《诗辩》等五篇,并附《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也未标诗话之名。

(4)明嘉靖十年(1531)郑絅刻本,二卷。 郑絧序云:“《沧浪严先生吟卷》,闽有刻本,姑苏有刻本,亦既传之矣。余……乃复为重刻,以益广其传。”此所谓闽刻本即是胡重器刻本,姑苏有刻本乃是尹嗣忠刻本。而此本乃是据尹本重刻。此本也没有诗话之名。

(5)明抄本,二卷。有黄丕烈跋。据黄氏跋语, 此抄本系尹嗣忠刻本的抄录本。这个本子同尹嗣忠本一样也列《诗辩》等论诗著作,而没有标诗话之名。

(6)万历邓原岳刻本。此本笔者未尝寓目,或已佚。 徐榦《樵川二家诗》本录邓氏序,引及严羽诗论,并曰:“吾故并其集为序次而行于世。”知此刻本当收录严羽论诗著作。但笔者所见日本写本《沧浪集》四卷,题邓原岳校,既无邓氏序,亦无诗话。或是写本只录诗作,并删去了邓序。此本在篇次编排上不同于元刻本,第一卷为骚、操、吟、引、谣、歌、行,第二卷为乐府、四言古诗、五言古诗,第三卷为五言律诗、五言排律、五言绝句,第四卷为七言律诗、七言绝句,这乃是邓氏对篇次作了重新编排的缘故(即邓氏所说的“序次”)。《诗辩》诸篇在此刻本中是否标明诗话,已不能知。然据徐《严沧浪集序》称,“斯集岁久湮閟,胜国至元庚寅(前至元二十七年,1290),邑人黄公绍始序而传之。厥后淮阳宪伯胡公岳、吴郡吏部都公穆,先后授梓。万历间予友邓学宪汝高(即邓原岳)又梓之。”将此本放入元刻本以来的源流中,可见仍属于元刻本的系统。所以即便此本标明诗话,也是其所自标,而非得自另外的版本系统。

(7)天启吴兆圣、李玄玄刻《樵川二家诗》本,题《沧浪集》,此本笔者未寓目。但何望海天启乙丑(五年,1625)序谓:“《沧浪集》,余为诸生时,已订讹披误,留心有年。兹绥安吴兆圣同予友李玄玄,乃请而重新之。”可见此本为何望海校订。据徐序,此刻本不出上面所列的元刊本及胡重器、尹嗣忠刻本的系统。何望海序云:严羽“所著为《诗辩》、《诗法》,一扫狂魔,归诸正觉。至今吟咏之家奉为三尺”。这里列举了《诗辩》、《诗法》两篇,没有提到诗话,可见这个刻本也没有标诗话之名。

以上所叙七种明刻本大体上都是源自于元刻本,这些刻本都收录了严羽的论诗著作,但这些本子(除邓原岳刻本尚待判定外)都是只列《诗辩》等篇之篇名,并没有标明《沧浪诗话》。

3.清刻本收录《诗辩》等作标诗话之名者,乃是编者所加

除了以上的元明刻本外,收录严羽论诗著作的全集本,还有数种清刻本。

(1)顺治十年(1653)周亮工诗话楼刻本。(2)康熙六十一年(1722)朱霞刻《樵川二家诗》本。(3)咸丰四年(1854 )周揆源《樵川四家诗》本。(4)光绪七年(1881 )徐榦《樵川二家诗》本。

以上这些清代刻本收录严羽论诗著作,都标明《沧浪诗话》,但这些刻本并不在元明刻本的源流之外,所以尽管这些刻本标明了诗话,并不能证明《诗辩》等五篇著作原为一部诗话。

通过以上对收入严羽论诗著作的《沧浪吟卷》的版本源流所作的考察,可以看出,元明刻本的《沧浪吟卷》都是只列《诗辩》等篇的篇名,而没有标明《沧浪诗话》。清刻本虽然标明《沧浪诗话》,并非有另外的版本来源,而是受了明末《沧浪诗话》单行本的影响。因此,从《沧浪吟卷》收录《诗辩》等论诗著作,并不能确证《沧浪诗话》为严羽所编定之说。相反,倒表明此说的可疑。

三、元人黄清老是严羽论诗著作的汇辑者

何以元明刻本《沧浪吟卷》收录《诗辩》等论诗著作不标诗话之名呢?其实,原本没有《沧浪诗话》一书,是元人黄清老搜集汇编了严羽的论诗著作,《沧浪吟卷》中所列《诗辩》等论诗著作正是黄清老所汇辑的。

1.黄清老是严羽的再传弟子

黄清老(1290—1348),字子肃,号樵水,邵武人。 泰定四年(1327)进士,授翰林典籍,升检阅,迁应奉,在朝与虞集、欧阳玄等共事。至正元年(1341)出为湖广儒家提举,八年(1348)卒,年五十九。

黄清老之所以与严羽的著作发生了关系,并不是偶然的。原来他是严羽的再传弟子。黄清老曾师事同郡的严斗岩,而严斗岩则是严羽的弟子。元苏天爵《元故奉训大夫湖广等处儒学提举黄公墓碑铭并序》称:

内附之初,前修硕儒,犹有存者。而文献之传,性理之学,往往专门名家。公(按指黄清老)日从诸老讲求其说,闻见弥广,声闻弥著。同舍生或趋世所尚,为吏以事进取。独公笃志励学,不变如初。久之,部使者荐为建阳学官。年始逾冠,士已推服。邑之儒先严斗岩者,至元季年有诏征之不起。公师事之。斗岩曰:“吾昔受学于严沧浪,今得子相从,吾无恨矣。”公自是于《六经》、《四书》之旨,悦若有得。进三山书院山长,弗就。挟书入深山之中,益究其所未至。于是国家设贡举十余年矣。泰定丙寅(按泰定三年,1326)之秋,郡守举公应诏,……公以《春秋》擢第一。明年(按泰定四年,1327)会试中选,廷对赐同进士出身。[4](卷十三)

据苏天爵此文,严斗岩曾受学于严羽,入元后,在前至元的末年曾被征召,但斗岩不赴。黄清老师事严斗岩的时间,根据苏天爵的叙述,应在二十岁以后(逾冠,1310年以后),挟书入深山之前。而黄清老出山应举的时间是在泰定三年(1326)。如果我们假定他入山读书的时间为六年的话,那么他师事严斗岩当在公元1310年至公元1320年之间,也就是二十一岁至三十岁之间。黄清老对严羽十分景仰。他“尝访严沧浪故居,将筑室共斗岩祠之,弗果”。[4] (《元故奉训大夫湖广等处儒学提举黄公墓碑铭并序》)他死后被葬在了严羽故居的近旁。

2.黄清老“裒严氏诗法”

黄清老汇辑严羽论诗著作,见于其密友张以宁《黄子肃诗集序》。该序云:

昭武严氏(按指严羽)痛矫于议论援据、烂熳支离之余,亦以禅而喻诗,不堕言诠,不涉理路,一主于悟矣。然而生宋氏之季,其才其气其学,类未能充其言也。君子惜之。逮于我朝盛际,若樵水黄先生,噫,其志于悟之妙者乎。盖先生之于诗,天禀卓而涵之于静,师授高而益之以超。由李氏(按指李白)入,变为一家。其论具《答王著作书》及裒严氏诗法(按着重号为引者加)。其自得之髓,则必欲蜕出垢氛,融去查滓,玲珑莹彻,缥缈飞动,如水之月,镜之花,如羚羊之挂角,不可以成象见,不可以定迹求。非是莫取也。噫,何其悟之至于是哉![5](卷三)

这篇序文的作者张以宁(1301—1370),字志道,福建古田人,亦为泰定四年进士,与黄清老为同年。在元曾任国子助教、翰林侍讲学士。《黄子肃诗集序》称:“以宁与先生皆荐于杭,试于京师。自杭归闽,复自淮如京师。归于闽,同舟而共载。又明年,复见于京师。好逾昆弟。”可见二人关系之密切。所以张以宁的序文是可以相信的。

这篇序文提到的《答王著作书》,就是现在流传的《黄子肃诗法》。《黄子肃诗法》在明史潜刊《新编名贤诗法》中题为《黄子肃答王著作进之论诗法》,在朝鲜伊春年刊刻的诗法汇编《木天禁语》中题作《论诗法答王著作进之》。可见该《黄子肃诗法》原本是一封论诗的书信。王著作,即王克修,字进之,高唐人。至顺元年(1330)为秘书监校书郎,后至元元年(1335)升著作佐郎。以上皆与张以宁序中所言相合。所以从这篇序文可以确认现在流传的《黄子肃诗法》一书的真实性。黄清老这封论诗的书信的核心就是妙悟,显然是继承了严羽的诗学。但是,黄清老论妙悟亦与严羽有所不同,他把妙悟说落实到意、句、字三个方面。他说:“意也,句也,字也,三者全备为妙悟。”这样严羽的有些玄妙的妙悟说就变得平实而可以把握和言传了。

这篇序文中又提到了“裒严氏诗法”一句,特别值得我们注意。这里的“严氏”即指严羽,因为上文明谓昭武严氏云云,所以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裒”是裒辑、汇集之意。所谓“裒严氏诗法”是说黄清老曾汇辑严羽诗法。这句话大值得玩味。这里所说的“诗法”并非是指现在流传的《沧浪诗话》中的《诗法》一篇,而是指现在的《沧浪诗话》一书。因为《诗法》这一篇是完整现成的,没有所谓汇辑的问题。又此所谓“严氏诗法”也不可能是《沧浪诗话》以外的其它的诗学著作,因为张氏序中称严羽“以禅而喻诗,不堕言诠,不涉理路,一主于悟”,所言正是《诗辩》的内容,所以“严氏诗法”指的就是《沧浪诗话》的内容,而不是其它。“严氏诗法”乃是一个统称,统指严羽的这些论诗著作。

张以宁所谓黄清老“裒严羽诗法”的说法正可以与元刻本《沧浪严先生吟卷》相印证。我们说过,李南叔录本是不含论诗著作的,而元刻本却收录了论诗著作,正是黄清老所汇辑的。但这个刻本题陈士元编次、黄清老校正,陈士元与此又有什么关系呢?按陈士元,邵武人,隐居不仕,学者号旸谷先生。著有《武阳志略》一卷,辑有《武阳耆旧宗唐诗集》一卷,皆已佚。其友人黄镇成(1287—1361,字元镇,号存斋,邵武人,隐居著述)在《武阳耆旧宗唐诗集序》云:

吾乡自沧浪严氏奋臂特起,折衷古今,凡所论辨,有前辈所未及者。一时同志之士,更唱迭和,以唐为宗,而诗道复昌矣。是时家各有集,惜行世未久,海田换代,六丁取将,旸谷陈君士无网罗放失,得数十家,大惧湮没,俾镇成芟取十一,刊刻传远,以见一代诗宗之盛,以见吾邦文物之懿,陈君是心可不谓贤者?[6](卷三十九)

据此序,严羽论诗在其乡里产生了很大影响,同志之士互相唱和,在当时“家各有集”,但行世不久,宋亡元兴,散佚严重。陈士元“网罗放失,得数十家”。这数十家的集子他无力刊行,就请黄镇成“芟取十一”,编成《武阳耆旧宗唐诗集》一卷刊行。此事在黄镇成《陈克明一咲集序》中也曾言及,谓“近陈君旸谷,搜掇寸片,得诸家,将梓传之而未果”。[7] (卷九)这正可以说明陈士元何以要请黄镇成刊行他所网罗的集子,因为他本人无此财力。由于黄镇成财力也不够,所以黄氏只能芟取十一刊行。这数十家集中是否包括严羽的作品已不可考定,但既然陈士元连严羽的追随者的作品都“搜掇寸片”,尽力网罗,那么严羽的诗作更应该是他网罗的对象。元刻本《沧浪吟卷》题陈士元编次,正表明他搜讨了严羽的作品。元刻本有《沧浪逸诗》数首,应就是陈士元在李南叔录本的基础上辑佚之所得。元刻本题陈士元编次、黄清老校正,很可能是陈士元搜集了严羽的诗作,并对李南叔录本进行了重新编次,由于陈士元无力梓行,便交给了黄清老,而黄清老中进士后,进入朝廷为翰林典集等官,他有能力梓行严羽的集子。他便将陈士元所搜讨的诗作与自己搜集的论诗著作合起来刊行。

3.由黄清老“裒严氏诗法”可证《沧浪诗话》非严羽所编

在确认了黄清老汇辑“严氏诗法”之后,现在的问题是:如果说严羽生前就编定《沧浪诗话》一书,并且在此之前就已经流传,黄清老是严羽的再传弟子,得之于其师严斗岩乃是很自然的事情,何以会有“裒严氏诗法”之说呢?此其一。如果在黄清老之前确有《沧浪诗话》一书,作为元刻本《沧浪吟卷》第一卷的《诗辩》等论诗著作,只不过是将《沧浪诗话》一书的内容移过来,放到《沧浪吟卷》里面而已,又何以有汇辑之说呢?此其二。其三,如果说严羽撰有《沧浪诗话》一书,而此书在黄清老的时代已经亡佚,是黄清老搜讨遗逸的话,那么,其师严斗岩自然知道此书之书名,黄清老自应题其书的原名,那么何以在元刻本中不标原书的书名,而只列《诗辩》等五篇之篇名呢?其四,如果确有《沧浪诗话》一书的话,张以宁又何以不称其“裒严氏诗话”,却称其“裒严氏诗法”呢?

以上四点足以表明,直至黄清老的时代,并不存在《沧浪诗话》一书。由于黄清老是严羽的再传弟子,他对严羽著作的情况应该是了解的;由于张以宁是黄清老的密友,他所说的黄清老的情况是可信的。正因为如此,所以可以推断,严羽原没有《沧浪诗话》一书,《诗辩》等五篇原来只是单篇的著作。这也正可以解释,何以严羽在《答吴景仙书》中只言《诗辩》,而不言诗话,因为他原本并没有这部诗话。

《沧浪诗话》中,除《诗辩》一篇严羽本人曾经提及外,《诗体》一篇,《诗人玉屑》也注明为严羽所编。因而以上两篇可以肯定为经严羽所亲定。除以上两篇以外,像《诗法》、《诗评》等篇并不一定是严羽自己编定。《诗法》诸条的编次没有内在的条理,带有很强的随意性。《诗评》对从《楚辞》到唐人都有评论,但各条的编次也没有内在的条理。这与《诗体》的编次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我以为,《诗法》、《诗评》可能是严羽所写的札记,或是他与门弟子论诗的记录,而由其门弟子汇辑起来的。黄清老搜集严羽论诗著作,并不是简单地将《诗人玉屑》的诸篇汇集起来而已。现在流行的黄清老校本《沧浪诗话》与《诗人玉屑》所录在文字上存在着相当的差异,尤其是《诗辩》一篇,差异相当之大。这表明,黄清老校本当有另外的版本来源。由于这些论诗著作原本不是一部诗话著作的内容,所以黄清老在汇辑这些著作时,也没有给它们标上诗话的名字。正是由此,我们才可以理解元刻本《沧浪吟卷》在收录这些论诗著作时何以只列各篇的篇名,而没有标诗话之名,因为原本并不存在《沧浪诗话》一书。

4.黄清老汇辑本不只一个版本

现在流传的《沧浪诗话》都是源自我们上面说的元刻本,也就是黄清老汇辑的本子。但是黄清老汇辑本在元代也并不只有一个本子,而是有两个以上的本子。

成书于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的高棅的《唐诗品汇》,大量征引了严羽的诗论。由于编成这一部规模宏大的著作需要甚长时间,所以我们可以认定他所征引的严羽著作乃是元代的本子。

从高棅所引严羽《诗辩》的内容看,其所引的文本乃是黄清老汇辑本,而非《诗人玉屑》本。黄本有区别于《玉屑》本的明显标志,如“禅家者流”一段在“夫学诗者以识为主”之前,如谓“大历以还之诗则小乘禅也”,如谓“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这些都是黄本区别于《玉屑》本的标志。《唐诗品汇》所引以上诸节文字同于黄本,因而可以判定,《唐诗品汇》所引的文本属于黄本的系统。

但是,《唐诗品汇》所引的文字与现存元刻本也存在着差异。如元刻本《诗评》中评李杜云:

李、杜二公,正不当优劣。太白有一二妙处,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处,太白不能作。

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

太白《梦游天姥吟》、《远离别》等,子美不能道;子美《北征》、《兵车行》、《垂老别》等,太白不能作。论诗以李、杜为准,挟天子以令诸侯也。

以上三条在《唐诗品汇》中被合为一条:

李、杜二公,不当优劣。子美沉郁,太白飘逸。太白《梦游天姥吟》、《蜀道难》等篇,子美不能道;子美《北征》、《兵车行》、《垂老别》等作,太白不能作。后之论诗,以李杜为准,挟天子以令诸侯也。(《唐诗品汇》卷四引)

高棅引严羽论诗语,每条皆独立,并在句前冠“又曰”,如在此条前有“又曰:太白发语,谓之开门见山”。在此条后有“又曰:少陵诗法如孙吴,太白诗如李广”,皆各自独立。所以上一条不是高棅括而然,而是其所据的文本如此。

又,元刻本《诗评》中云:“孟郊之诗刻苦,读之使人不欢。”但《唐诗品汇》卷二十引此条评孟郊,引文作:“孟郊之诗刻苦,其句法格力,可以见矣,读之令人不欢。”又,元刻本《诗评》中“古人赠答,多相勉之词”条,所引苏、李诗及刘干、杜甫诗皆是两句,而《唐诗品汇》卷十二高适《别王彻》诗后引此条,以上诸人诗各是一句。

从以上诸处的差异,我们可以判定,《唐诗品汇》所引的严羽论诗著作虽然属于黄清老汇编本的系统,但并非来自现存的元刻本,而是另外的本子。这表明黄编本在元代并不只有一个本子。这一点我们还可以有其它材料证明。现存元刻本在所附《答出继叔吴景仙书》题后有小注云:“按他本,沧浪《答吴保义手书》。吴陵,字景仙,表叔行,有诗名。”这行小注也表明有其它刻本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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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浪诗不是颜语编撰的--“沧浪诗经”考证(一)_沧浪诗话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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