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侃《文心雕龙札记》与清代文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心雕龙论文,文论论文,札记论文,清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文学观念与师承关系
黄侃(1886-1935)，字季刚，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文字、音韵、训诂学家、文学理论家和作家。他的《文心雕龙札记》是我国近代研究古代文论承先启后的力作，在我国文学批评史特别是《文心雕龙》研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他的文学观念，集中地表现在这部著作中。黄侃所处的时代，主要有三种文学势力影响着文坛：一是桐城派的余焰，代表人物主要有林纾、姚氏永朴、永概兄弟等；一是以章太炎为代表的朴学家文派；再一就是由清代阮元所创立，又由刘师培所继承的骈文派（又称《文选》派）。三派之中，黄侃与后两派的关系十分密切，这两派的代表人物，他都曾以师礼事之。
黄侃早年留学日本，曾师事晚清著名的朴学大师章太炎，前后几达四年之久（中间曾回国奔母病、丧数月）①为章氏门下最为著名的大弟子，与章氏同享有“乾嘉以来小学的集大成者”，“清代朴学殿军”的美誉。1914年，黄侃受其师章氏推荐而入北京大学任教，复师事同在北大任教的著名学者刘师培。刘氏仪征人，幼承家学，学问渊深，尤以经学著，自称“四世传经”②，文学上又远绍其同乡仪征阮元。黄侃早年在日本追随章太炎时，即与刘师培友善，自是从其学，学问益增③。于是师弟二人又同成为当时骈文派的后劲，《文选》学的大师。
正因为黄侃有这样的师承关系，博采二家之长，所以在文学观念上方能形成自己独有的特色，这就是既具有朴学家严于考证，注重征实的作风，又具有清代骈文派注意文学特征，强调文采的特点。而在对待桐城派及其追随者的态度上，也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深恶痛绝，势不两立的立场。
黄侃的老师章太炎乃晚清著名的文学家，在文学理论上也多有建树。他以朴学家的眼光来看文学的性质，并用朴学家的治学方法来界说文学的定义。他在其所著的《文学总略》中开首即说道：“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凡文理、文字、文辞皆称文。”“榷论文学，以文字为准”，又说：“凡云文者，包络一切著于竹帛者而为言，故有成句读文，有不成句读文。兼此二事，通谓之文。”可见，章氏关于“文”的义界极为广泛，自有文字著于竹帛，见于记载，乃至后来出现的“不成句读”者，诸如“表谱”、“簿录”甚至算术的“演草”、地图的“名字”（《文学总略》）等，不分巨细大小，他都统统囊括入他所称的“文”的范围。章氏之所以这样来界论“文”的定义，不仅基于其朴学家重文字、训诂的立场，也主要用以反对清代以阮元为代表的骈文派对“文”的看法。
阮元是清代骈文派的创始者和中坚人物，他的学派是在与当时盛极一时的桐城派古文理论的对垒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桐城派古文，效法唐宋，但取境过狭，缺少创新，片面强调“义法”、“雅洁”，其内容不免流于空疏朴陋。随着清中叶朴学的兴起，桐城派开始遇到了劲敌。朴学家们大都学问渊深。修辞征典皆为其能事，这正符合骈文必用事的特点，所以朴学家中多擅骈文者。如当时的汪中、孔广森、洪亮吉等均是。在文论方面，阮元、李兆洛等就鲜明地打出崇尚骈文的旗帜，与桐城派古文家争夺文坛正统的地位。
阮元则是这一派中在理论上最有建树的代表人物。他著有《文言说》《文韵说》《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等文，一方面打出孔子旗号，一方面追溯六朝文笔说，认为“孔子以用韵比偶之法，错综其言而自名曰‘文’”，指出自孔子赞《易》始著《文言》④以来，就文必有韵，文必有偶，“何后人必欲反孔子之道，而自命曰‘文’，且尊之曰‘古’也？”（《文言说》）矛头乃是针对轻视骈俪偶对的桐城古文而发的。这些见解，多少击中桐城古文空疏朴拙的要害，不无道理。但阮氏又因此而摈斥一切散行文字，使人遽认为俪辞方能为文，散体只能是笔，立论也未免有偏，故遭到章太炎的驳诘。阮元推出孔子《文言》以高自其论，章氏就驳道：“《易》所以有《文言》者，梁武帝以为文王作《易》，孔子遵而修之，故曰《文言》，非矜其采饰也。”（《文学总略》）认为《文言》之“文”乃因文王而得，非文采之“文”。阮元挟持六朝文笔说以推尊骈文，又力主《文选序》的“沉思翰藻乃得为文之说。章氏则指出，刘勰《文心雕龙》虽提出“有韵为文，无韵为笔”之说，但“《雕龙》所论列者，艺文之部，一切并包。是则科分文笔，以存时论，故非以此为经界也。”（《文学总略》）而昭明《文选》虽主沉思翰藻，所选不录子史，但“此为裒次总集，自成一家，体例适然，非不易之定论也。”（同上）可见这两者皆不足为凭。因此章氏指出道：“近世阮元，以为孔子赞《易》，始著《文言》，故文以耦俪为主；又牵引文笔之说以成之。夫有韵为文，无韵为笔，是则骈散诸体，一切是笔非文。藉此证成，适足自陷。”（同上）
面对章、阮二氏针锋相对的见解，黄侃采取的基本上是折衷二说的做法。前面说过，黄侃曾师刘师培，刘氏与阮元同为仪征人，学术观点自有不可分割的深厚渊源。而黄侃的文学思想，又深受刘、阮二氏影响，所以黄侃既没有一味回护章氏师说，也没有因其师章氏有说在先而不敢陈一己之见。首先，他指出了阮氏的不足与其师章氏之见的可取处：“案阮氏之言，诚有见于文章之始，而不足以尽文辞之封域。本师章氏驳之，以为《文选》乃裒次总集，体例适然，非不易之定论；又谓文笔文辞之分，皆足自陷，诚中其失矣。”（《札记·原道》）接着，他又祖述章氏关于文辞有广狭可弛张的说法，指出：“文辞封略，本可弛张，推而广之，则凡书以文字，著之竹帛者，皆谓之文，非独不论有文饰与无文饰，抑且不论有句读与无句读，此至大之范围也。”（同上）可是，阮元所论尽管有偏，但“诚有见于文章之始”，力主沉思翰藻乃得为文，重视文采声韵，应该说对文学的艺术特征还是有较为清楚的认识的。相比之下，章氏囊括一切语言文字皆以为文，持说反倒显得大而无当。所以黄侃在转述了其师章氏的观点后又说道：
“若夫文章之初，实先韵语；传久行远，实贵偶词；修饰润色，实为文事；敷文摛采，实异质言；则阮氏之言，良有不可废者。即彦和泛论文章，而《神思》篇以下之文，乃专有所属，非泛为著之竹帛者而言，亦不能遍通于经传诸子。然则拓其疆宇，则文所不包，揆其本原，则文实有专美。”（《札记·原道》）
文中对较能体现文学基本特征的“韵语”、“偶词”、“文采”等作了肯定，强调文贵“修饰润色”，反对过于质朴无华之作。同时，他又认为，尽管刘勰“泛论文章”，所论包括史传、诸子、奏启、书记一类文体，但《神思》以下诸篇所论却是“专有所属”，与章氏所主张的“著之竹帛”、“经传诸子”皆谓之文的说法是异趣的。所以他尤为强调“揆其本原、则文实有专美”。可见黄侃对文学特征的认识比乃师更为通达。这些观点，与阮元标举孔子《文言》以期抬高藻饰偶俪之美文的地位这一宗旨是十分相契的。在《总术》篇札记中，黄侃又对阮元的文笔说从两方面作了评价：一是陈述了阮元文笔说与刘勰所论之异：“彦和虽分文笔，而二者并重，未尝以笔非文而遂屏弃之。”而阮元却重文轻笔。且彦和明言文笔之分乃“今之常言”，“不自古初”，而阮元则从孔子《文言》分文笔，这就“于古未尽合也”。二是黄侃折衷其师章氏与阮元之说以表达自己的见解。首先他认为“与其屏笔于文外”，不如“合笔于文中”，这一见解，吸取了章氏师说，但又比阮、章二说更为圆通。其次他又强调从“文实有专美”的特点看，从纠桐城以来空疏枯陋的文风看，则阮元的主张又“良有不可废者”、“实有救弊之功”。这段文字中，黄侃对阮说的偏好之意溢于言表，并明确表示了要“张皇阮君之志事”的愿望。可见，黄侃尽管对阮、章二说多有折衷，但观点更接近阮说。这一点，我们从下面一节的分析中就可看得更明白。
二、黄侃和章太炎文学观念的差异
章黄二人的文学观念，固然因其师承关系而有不少相同相近之处。但由于黄侃转益多师，不囿师说，所以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二人的见解又常有很大的不同。其主要焦点集中在对阮元以来骈文派和《文选》派理论的看法上。
阮元为了抬高骈文的地位，就推重孔子《文言》以张大其说。章太炎反对这一点，就发挥其朴学家的特长，在“文言”的解释上做文章，认为《文言》之“文”乃因文王而得名，非指文饰（原文见前引）。此说过于勉强，未免有师心自用之嫌。黄侃在《原道》篇札记中对此解释道：“《周易音义》曰：‘文言，文饰卦下之言也。’《正义》引庄氏曰：‘文谓文饰，以乾坤德大，故皆文饰以为言’。”亦取通行的文饰说而不取章氏师说。此处接下来还说道：“仪征阮君因以推衍为《文言说》，而本师章氏非之。今并陈二说于后，决之以己意。”虽说是“并陈二说”，但是后面尽录阮氏之文三篇，而于章氏之文则未录，仅简述其意，由此可知黄侃“己意”的侧重所在了。
在《丽辞》篇札记中，全文录有阮元的《文韵说》。阮元在该文中认为文必有韵，且认为所谓“韵”并非仅指押脚韵而言：“梁时恒言所谓韵者，固指押脚韵，亦兼谓章句中之音韵，即古人所言之宫羽，今人所言之平仄也。”所以“昭明所选不押韵脚之文，本皆奇偶相生有声音者，所谓韵也。”这样，就大大地拓展了阮氏本人所论的“文”的范围。这对于阮氏巩固其说，增加其说的合理性显然是有利的。章太炎为批驳阮氏的观点，仍坚持韵即脚韵之说，认为：“《文选》所集，无韵者猥众”，所以，阮元以“有韵为文，无韵为笔，是则骈散诸体，一切是笔非文。藉此证成，适足自陷。”（《文学总略》）从六朝文笔区分的情况看，所谓“有韵为文”的“韵”，实在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阮元为说明这一点，在《文韵说》中引了《宋书·谢灵运传论》“夫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的浮声，后须切响”等语之后指出道：“休文此说，乃指各文章句之内有音韵宫羽而言，非谓句末之押脚韵也。”可见阮氏的说法还是持之有据的。其后刘师培著《文章源始》也应和阮说：昭明所选“大抵皆偶词韵语之文，即间有无韵之文，亦必奇偶相成，抑扬咏叹，八音协唱，默契律吕之深。”也是认为六朝所言“有韵为文”之“韵”乃声韵而不限于脚韵。刘氏还在此数句后特加注解道：“见仪征阮氏《文韵说》所引《宋书·谢灵运论》及沈约《答陆厥书》，甚为的当。”这就更明白地是张大阮说了。针对章、刘二师不同的见解，黄侃采取的仍是偏重后者的态度。他认为：“文之有韵，不必言终；发言成调，参差相应，譬犹街珮随步，而宫羽杂鸣；绮组成文，而玄黄合采……则有韵为文之说，复何疑乎？”⑤此与阮刘二氏之说，真是有同影响。在《总术》篇札记中，他也陈述了相同的观点：“又永明以来，所谓有韵，本不指押韵脚而言，文贵情辞声韵，本于梁元，亦非阮氏独创。”所谓非阮氏独创，亦不过是谓“韵”兼该“情辞声韵”乃是六朝时通行的说法，并非阮氏独发此秘。在《序志》篇札记中，他又说道：“六朝人分文笔，大概有二途：其一以有韵者为文，无韵者为笔；其一以有文采者为文，无文采者为笔。谓宜兼二说而用之。”这就把六朝人的通行观点说得更明白了。对这一文笔之分的争论，黄侃曾作一总结：“要之文笔之辨，缴绕纠缠”，“然则以有韵为押脚韵者隘矣。”（《札记·总术》）虽未明言所指者谁，毕竟多少透露出不满乃师章氏持说之偏的消息。
在对待《文选》及其序的态度上，也反映出章、黄二人文学观念上的差异。章太炎本着朴学家注重实际的立场，不满《文选》徒以能文为本而不讲征实，所以他说道：“余以为持诵《文选》，不如取《三国志》《晋书》《宋书》《弘明集》《通典》观之，纵不能上窥九流，犹胜于滑泽者。”（《国故论衡·论式》）流露出朴学家重实学而轻文学的观念。而且，章氏既坚持广义的文学概念，自然就不满萧选所提出的衡文原则。在《文学总略》中，章氏认为萧统既明标沉思翰藻乃得为文，其选却又“迷误其本”，妄自阑入经（如《诗大序》）、史（如史赞类）、子（如《新书》《典论》）三部之作⑥。所以说道：“昭明义例不纯，《文选序》率尔之言，不为恒则。”“阮元之伦，不悟《文选》所序，随情涉笔，视为经常，而例复前后错迕。”对《文选》的选文体例提出异议，指出其不足或舛错之处，自然是无可厚非的，但章氏却进而对我国古代影响颇为深远的这部文学总集和提出了较为先进的文学见解的《文选序》轻易菲薄，其立论已先自有“率尔”之嫌了。况且《文选序》为避后人訾议，在详述了经、子、史之所以不予入选的理由后，又特加申明道：“若夫赞论之综辑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可见，著名的“沉思翰藻”的衡文标准正是针对这些有争议的赞、论、序、述等文体提出来的。编者认为只要它们文采斐然，具有与那些“篇什”相同的沉思翰藻的文学性质，纵然出之经、史、子，亦不排斥而酌量选入。这正表明了编者对文学特征的认识深度及其选文时的原则性与灵活性。可知章氏以此发难，即使不可谓无的放矢，也未能算击中要害。黄侃是《文选》学家，“一部《文选》反复研读”⑦，曾“于是书全文及注遍施丹黄，且复籀其条例”⑧而成《文选评点》一书，故对《文选》之优劣自有较深的体会和认识。对《文选序》中的文学观点，他也是十分赞同的，所以他曾颇有感触地说：“此序选文宗旨、选文条例皆具，宜细审绎，毋轻发难端。《金楼子》论文之语，刘彦和《文心》一书，皆其翼卫也。⑨”可见对《文选序》评价之高。其中“毋轻发难端”一语，不管是否专门针对乃师章氏而发，二人对《文选》及其序的态度已判然可见了。
从以上分析中可看出，与章氏比较，黄侃的文学观念是更为通达的。他避免了阮、章、二人各有偏颇的成见，对章氏鄙薄《文选》和南朝文学的观点尽量作了纠正。他论文比较注重作品的情辞声韵和艺术特点，对文学特征的认识比阮、章二人都更为全面。这种文学见解，正是促成他能较为全面地看待《文心雕龙》，从而阐发其精义的重要原因。而作为一个《文选》学家，他在祖述自阮元到刘师培的《文选》派理论的基础上，又吸收了其师章氏的某些见解，从而对清末民初文坛上的《文选》派理论作了较大的发展，成为我国旧文学中继刘师培而后，与桐城派相对峙的《文选》派的最后一位理论家。
三、对桐城派古文理论的批判
黄侃文论的成就，突出表现在他对清代桐城派及其追随者的古文理论和创作实践的批判上。桐城派自清代康熙年间由安徽桐城人方苞创立开始，其后经过桐城刘大櫆、姚鼐二人发扬光大，到清中叶乾嘉以后更是趋者日夥，以至被时人目为“天下文章莫大乎桐城”（刘师培《论近世文学之变迁》），可知其声势之盛。桐城派作为一个古文流派，比较注意古文的写作技巧和艺术特点，在这方面曾提出过不少前人所未发的见解，在创作实践上也取得一定成就。但由于自其创始人方苞所提出的“义法”论开始，就与宋儒理学有着难以割断的丝缕纷纭的联系，这也就决定了其理论上的严重局限。这一局限的最根本关捩，就是从宋代程朱理学一脉相承而来的“文以载道”说。此说最先由宋代理学创始人周敦颐提出⑩，其后程颐更是变本加厉，以为作文只会“玩物丧志”，“文工则害道”（《程氏遗书》卷十八）。这不仅把文变成了道的附庸，且极尽了轻蔑鄙薄之能事，在文、道问题上，显示了道学家与古文家迥然相异的立场。唐宋韩、柳、欧、苏等古文家，一般都提倡文道并重，而且其侧重又往往更在文上。到桐城方氏，则袭用宋代理学家的口气，开始批评唐宋八家只知为文而不知道，(11)显示了在道统关系上接近程朱理学的趋向。尽管桐城诸子均勉力为古文，理论上也尚未走到程朱理学“文以害道”论的极端，但比较重视理学之道，论文喜挟道以自重，则是他们的共同倾向。程朱理学，自宋至清一直是封建王朝的统治思想，桐城文人论文既将其奉为圭臬，这也就决定了其古文理论的保守性和落后性。
桐城派生产并发展之时，也正是清代乾嘉学派兴起之际。乾嘉学派的大师们，一般皆深受汉学的沾溉而反对桐城派所宗奉的宋儒理学。又由于桐城派本身理论上的严重局限，所以，桐城派几乎从它产生伊始，即遭到当时不少有眼光的文人学者的批评。
较早对桐城派理论进行批评的有程廷祚。他在《与家鱼门论古文书》和《复家鱼门论古文书》两文中，对桐城文论的弱点作了较为系统而有力的批评。
程廷祚之后，当时不少汉学大师如戴震、钱大昕、章学诚等，以及以阮元为代表的一批骈文作手，都在不同程度上对桐城派进行过抨击。黄侃的老师刘师培，也是一位掊击桐城不遗余力的人物。他在《论近世文学之变迁》中指出，方苞为文虽标举“义法”，但其文却多“以空议相演”，是“舍事实而就空文”；虽以“雅洁”为旨归，叙事贵简，但又多“本末不具”；其宗奉者虽遍及海内，“然以空疏者为之，则枯木朽荄，索然寡味，仅得其转折波澜。”在《文章源始》中他又说道：“近代文学之士，谓天下文章，莫大乎桐城，于方、姚之文，奉为文章之正轨。由斯而上，则以经为文。以子史为文。由斯以降，则枵腹蔑古之徒，亦得以文章自耀，而文章之真源失矣。”指出文章虽盛于桐城，但由于桐城诸子及其末流古文不可避免的因袭和空疏枯陋，所以文章之真源亦终失于桐城。
从前面所述的师承渊源关系看，黄侃对桐城派的流弊是显然不会放过的。而作为一位不满封建制度，曾积极参与反清运动的民主革命者，(12)他更是首先集中火力，对桐城派以维护封建正统为宗旨的文以载道说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在《原道》篇札记中，他尖锐地指出道：
“今曰文以载道，则未知所载者即此万物之所由然乎？抑别有所谓一家之道乎？………今置一理以为道，而曰文非此不可作，非独昧于语言之本，其亦胶滞而罕通矣。察其表则为谖言，察其里初无胜义，使文章之事，愈痟愈削，浸成为一种枯槁之形，而世之为文者，亦不复撢究学术，研寻真知，而惟此
言之尚，然则阶之厉者，非文以载道之说而又谁乎？”
桐城派论文所标举的“义法”、道统，不出程朱理学其右，极其狭隘。这一点清代文人冯桂芬即已看到，曾指出：“顾独不信义法之说，窃谓文者，所以载道也。道非必天命、率性之谓，举凡典章制度，名物象数，无一非道之所寄，即无不可著之于文。”（《复庄卫生书》）此论力纠义法论的狭隘之弊，是十分有眼光的。黄侃批判文以载道之“道”，也是首先从其狭隘的弊端上着眼的。他一方面吸取了冯氏的见解，指出“万物人伦”，皆“道之所寄”（《札记·原道》），“人鬓蚕丝，犹将不足仿佛”，这就大大地拓展了“道”的普遍性和适应性，把“道”从桐城“义法”论的狭隘圈子里解放了出来。但另一方面，黄侃又摈弃了冯氏理论上仍与桐城藕断丝连的“文者所以载道”的说法，转而借重刘勰“万物所由然”的自然之道说。刘勰论文首重自然之道，是为了反对齐梁文坛日趋浮艳华靡的颓风，黄侃借重自然之道，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反对从宋儒理学家到桐城文人妄标文道，欺世盗名的文风。在他看来，这帮人挟自许之道自重，殊不知已“昧于语言之本”，又“不复撢究学术，研寻真知”，唯“谖言”、“言”是尚，故其“阶之厉者”，诚如刘师培所指出的是“枵腹蔑古之徒，亦得以文章自耀”了。
在《通变》篇札记中他又指出：“后世有人高谈宗派，垄断文林，据其私心以为文章之要止此，合之则是，不合则非，虽士衡、蔚宗，不免攻击，此亦彦和所讥也。嘉定钱君有《与人书》一首，足以解拘，攻顽顿，录之如左。”接着不厌其长地全录了钱大昕对桐城派创始人方苞进行毫不留情的抨击的文章。以方苞为首的桐城派古文家，曾欲以其古文之作纠当时科举时文之弊，又由于本身的弱点，反倒与时文结下了不解之缘，声誉日下。故钱氏就于该文中引王若霖语讥道：“灵皋以古文为时文，却以时文为古文。”方苞视义法为秘宝，挟以自重，实际上是“徒以空议相演”（刘师培语），所以钱氏又指出方“惜乎未喻古文之义法尔”，“予以为方所得者，古文之糟粕，非古文之神理也。”其批判可谓严厉，也确实击中要害。所以连姚鼐最后也不得不承认：“只以义法论文则得其一端而已”，“较之古文则浅尔”（《与陈硕士》）。
桐城派论文又标举“雅洁”，提倡简而有法，强调散行文字，反对骈俪之文，但其文往往简洁有余，文采不足。阮元反对这一点，就以孔子《文言》为武器，认为有情辞声韵，讲骈俪对偶之文乃得为文，忽视经史子中文采斐然的优秀之作，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这也是黄侃所不同意的。但是，若以桐城之弊相较，黄侃又认为二者有明显的高下之别了。他在《征圣》篇札记中指出道：
“近代唯阮君伯元知尊奉《文言》，以为万世文章之祖，犹不悟经史子集一概皆名为文，无一不本于圣，徒欲援引孔父，以自宠光，求为隆高，先自减削，此固千虑之一失。然持校空言理、气，臆论典、礼，以为明道，实殊圣心者，贯三光而洞九泉，曾何足以语其高下也！”
《清史稿·方苞传》谓方：“为学宗程、朱，尤究心《春秋》《三礼》”。姚鼐在《古文辞类纂》中曾归纳出文章须具有的“神、理、气、味、格、律、声、色”八点特色，其意在于提高文章的艺术性，以纠桐城“枯木朽荄，索然寡味”之弊，但仍是由于桐城本身高谈性道，“周、程义理，出奴入主”（章学诚《答沈枫墀论学》）的致命弱点，终未能挽救其颓势。所以黄侃讥刺这些桐城宗师是“空言理、气，臆论典、礼，以为明道，实殊圣心”。相较之下，阮元重视文学作品的艺术特点，论文不以仁义道德相标榜，自然就远在桐城文人之上，二者不可同日而语了。
姚鼐曾提出关于文章风格的阳刚阴柔说，比较注重文章的艺术性，这方面比他的前辈方、刘值得称道。阳刚阴柔论文有一定的合理性，因此被桐城后学视为宝传，纷纷取其说以论文。但是，这些桐城后学往往并未能真正从探讨文学艺术规律的角度发挥其精义，而是热衷于比附儒家的仁义道德，贴标签，分条品，于是，桐城文论中的这些精华反倒愈加失去了光彩。姚氏弟子管同论文重阳刚，又标举圣人的“道德”：“仆谓与其偏于阴也，则无宁偏于阳，何也？贵阳而贱阴，信刚而绌柔者，天地之道，而人之所以为德者也……圣贤论人，重刚而不重柔，取宏毅而不取巽顺。夫为文之道，岂异于此乎？”（《与友人论文书》）号称桐城“中兴功臣”的曾国藩，自称“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也”（《圣哲画象记》），故论文也推衍姚说，更将古文分为太阳、太阴、少阳、少阴四象，往古的许多名篇佳制都被纳入其范围。他又将阳刚阴柔之美、文气等与儒家“仁义”杂揉相论：“西汉文章，如子云、相如之雄伟，此天地遒劲之气，得于阳与刚之美者也，此天地之义气也。刘向、匡衡之渊懿，此天地温厚之气，得于阴与柔之美者也，此天地之仁气也。”（《圣哲画象记》）他又曾说：“平生好雄奇瑰伟之文”（《复吴南屏书》）。可见于两美之中，他更喜阳刚。桐城传人中也有标举阴柔者，如姚氏著名弟子梅曾亮，就曾称赞桐城派文人陈用光“主柔而不可屈，不为熊熊之光，绚烂之色，而静虚澹淡，若近而若远，若可执而不停。”（《太乙舟山房文集序》）又称美马韦伯“文则君壮浪雅健，余不及也”（《马韦伯骈体文叙》）。桐城后学的这些见解与立论，或与儒家之道相比附，或称美一端而不及其余。黄侃对此深为不满，在《定势》篇札记中对此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刘勰《定势》篇也曾涉及到文学作品的体势风格，但刘勰论文势主自然之道，认为“因情立体，即体成势”，文无定势，不可执一，持说较为通达，远不象桐城文人这样立论偏颇，所以黄侃说道：
“焉有执一定之势，以御多数之体，趣捷狭之径，以往旧之规，而阳阳然自以为能得文势，妄引前修以自慰荐者乎！是故彦和之说，视夫专标文势妄分条品者，若山头之与井底也，视徒知崇慷慨者，相去乃不可以道里计也。”
“势有纡急，有刚柔，有阴阳向背，此与徒崇慷慨者异撰矣。然执一而不能，则谓既受成形，不可变革；为春温者，必不能为秋肃，近强阳者，必不能为惨阴。为是取往世之文，分其条品，曰：此阳也，彼阴也，此纯刚而彼略柔也。一夫倡之，众人和之。噫！自文术之衰，言文势者，何其纷纷耶！”
这些论述，对那些热衷于“妄分条品”，“言文势”，纷纷扬扬并自以为得文章之真传的桐城末流文人，不啻最严厉的当头棒喝。该篇札记对徒崇慷慨者进行了重点的抨击，乃是因为桐城文人多喜以阳刚自壮，却又多是“枵腹蔑古之徒”，徒“以空议相演”之辈。
若说《定势》篇札记还仅仅是从文势、风格等文章艺术性方面着眼对桐城之陋进行抨击，那么，在《札记》开篇的《题辞及略例》中所言就是对桐城派及其流弊的总批判了：
“自唐而下，文人踊多，论文者至有标橥门法，自成部区，然紃察其善言，无不本之故记。文气、文格、文德诸端，盖皆老生之常谈，而非一家之眇论……世人忽远而崇近，遗实而取名，则夫阳刚阴柔之说，起承转合之谈，吾侪所以为难循，而或者方矜为胜义。夫饮食之道，求其可口，是故咸酸大苦，味异而皆容于舌肣；文章之嗜好，亦类是矣，何必尽同？”
从前面所论可以看出，桐城文人中有标举文章气势、文章格律、文章道德者，有徒崇慷慨者，亦有私喜阴柔者，桐城古文与时文缠挟不清，故又有高谈起承转合者。要之都想“标橥门法”，“矜为胜义”，而使天下文章“尽同”于已。桐城繁衍到了清末民初，当时的代表人物如林纾、姚永朴辈，更是热衷于对文章作法和艺术技巧的条分缕析。姚氏在其《文学研究法》中曾述张裕钊之言，以二十字分配阴阳，谓“神、气、势、骨、机、理、意、识、脉、声，阳也；味、韵、格、态、情、法、词、度、界、色，阴也。”林纾在其《春觉斋论文》中则归纳了古文写作的“意境、识度、气势”等“应知八则”，又有什么“论文十六忌”、“用笔八则”、“用字四法”等，真可谓极细碎繁琐之能事，不胜纷纷！黄侃在这篇作为全书前言的文字中，对这些琐碎陈腐，实际上毫无新创之见的说法囊括无遗，痛下针贬，这就开宗明义地表明了他对桐城派及其末流的鲜明的批判态度。
综上所述，可知黄侃《文心雕龙札记》随时都在发表着自己对有清及近代文论的评价和见解，有着十分鲜明的时代性和针对性。当然，也可见出黄侃对桐城文论的批判有时过于激烈，见解也多少有失之偏颇处，对我国清代这一影响最大的文学流派的理论精华和成就未能加以全面的考察和评论。这里面当然有学术渊源上的一些成见，也因桐城文论勉力服务于封建统治这一本身固有的弊端，作为一位痛恨清廷，曾经积极参加民主革命，以推翻封建统治为己任的进步文人，对其进行猛烈的批判，又可看作是可以理解的了。况且，黄侃的不少批评特别是对其文以载道说的激烈批判，至今看来都是恰中要害，值得肯定的。故本文在论述时，所侧重的也是桐城文论的不足及黄侃批判的正确一面，而于桐城文论的精华和可取处未遑涉及与肯定，盖因本文为论黄侃而非论桐城也，幸勿以不齿桐城目之。
注释：
①②参阅黄焯《记先从父季刚先生师事余杭仪征两先生事》，见《训诂研究》第一辑。
③黄侃《先师刘君小祥奠文》曾谓：“夙好文字，经术曾疏，自值夫子，始辨津涂。”见《黄季刚诗文钞》，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
④按今之通行见解，《易·文言》并非孔子所作，本文为了行文方便，一概依孔子著《文言》的旧说。
⑤《毛诗正均赞》，见《黄季刚诗文钞》。
⑥《文学总略》云：“《文选》上承其流（指挚虞《文章流别》等总集类），而稍入《诗序》、史赞、《新书》《典论》诸篇……其序简别三部，盖总集之成法，顾已迷误其本。”
⑦陆宗达：《我所见到的黄季刚先生》，《训诂研究》第一辑，北师大出版社1981年出版。
⑧见《文选评点》黄焯后记。该书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出版。
⑨《文选序》“若夫姬公之籍”一段评语。见黄侃《文选评点》卷一。
⑩周敦颐《通书·文辞》谓：“文所以载道也……文辞艺也，道德实也……不知务道德而第以文辞为能者，艺焉而已。噫，弊也久矣。”
(11)如方苞在《答申谦居书》中谓：“姑以世所称唐宋八家言之，韩及曾、王，并笃于经学，而浅深广狭醇驳等差各异矣；柳子厚自谓取原于经，而掇拾于文字间者尚或不详；欧阳永叔粗见诸经大意，而未通其奥赜；苏氏父子则概乎其未有闻焉。”经尚未通，道自然与其无与。
(12)参见章太炎《黄季刚墓志铭》（载1935年《制言》第五期）、陆敬《黄季刚先生革命事迹纪略》（载《训诂研究》第一辑）等文。二文又均收入三联书店1985年出版的《量守庐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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