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分工：理论演进与当代多层次格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多层次论文,格局论文,当代论文,国际贸易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022X(2007)03-0146-04
国际贸易分工实践推动了国际贸易分工理论的发展演变，从古典贸易分工理论到新古典贸易分工理论，再到新贸易分工理论，每一种新的理论都是对原有理论的继承与发展。梳理国际贸易分工理论的历史演进脉络，并对当代国际贸易分工的多层次格局进行简要描述和概括是很有意义的。
一、国际贸易分工理论的历史演进
亚当·斯密把分工看作是社会经济进步的唯一原因[1] (P8)，并将其分工理论推广到国际贸易分工领域，创立了绝对成本优势理论，认为一国只要专门生产本国成本绝对低于他国的产品，用来交换本国生产成本绝对高于他国的产品，这样就会使各国的资源得到最有效率的利用，获得总产量增加、消费水平提高与节约劳动时间的利益。绝对成本优势理论有一个理论前提，即一国必然会有某种商品在生产上具有绝对成本优势，这样才能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那么，问题就出现了，即如果一国没有任何一种商品在生产上占有绝对成本优势，该国要不要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如果仍然可以参与，该国在国际分工与贸易中的利益来自何处？斯密绝对成本优势理论的局限性显现了出来。
另一位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在181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一书中发展了斯密的贸易分工理论，弥补了绝对成本优势理论的不足，提出了比较成本优势理论。假定A、B两个国家都需要X、Y两种产品，其中，A国生产这两种产品的成本都低于B国，那么，也就是说，A国在X、Y两种产品的生产成本上都具有绝对优势。按照李嘉图的比较成本优势理论，即使在这种情况下，A国也没有必要同时生产这两种产品，而是应当优中选优，多生产相对优势更大的那种产品；而对于B国来讲，也不是两种产品都不生产，而是可以选择对自己不利程度小的那种产品进行生产，并利用该产品同A国交换本国需要的相对成本较高的另一种产品。因此，李嘉图的比较成本优势理论的核心思想可以用中国的一句古训来概括“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弊相权取其轻”，即尽管一国在两种产品的生产上都处于绝对劣势，但它仍可以选择两种产品中劣势相对较小的那种产品专业化生产并出口，同样可以获取贸易分工的利益。这样，比较成本优势理论下的贸易分工的可能性与范围都得以大大拓展。李嘉图的比较成本优势模型假定再生产中投入的生产要素只有劳动，所以决定一国比较成本优势的也仅限于劳动生产率，这一点与现实不相符合，因为决定一国比较成本优势的现实因素是多元化的、多层面的。
瑞典经济学家埃里·赫克歇尔与其学生伯尔蒂尔·俄林于20世纪初期提出、丰富和发展了要素禀赋理论，故该理论被称为赫克歇尔-俄林理论，简写为H-O理论。H-O理论第一次明确地提出在生产中投入的要素不只是劳动，还有资本、土地和技术等其它要素。所以一国生产某种商品是否具有比较优势，应该将这些要素或资源综合起来进行考察，换言之，一国的比较优势是由一国的生产要素的禀赋决定的。H-O理论模型假定各国的劳动生产率是一样的，这样，产生比较成本差异的原因就有两个：一是各国要素禀赋比例不同，二是生产不同商品所使用的要素的组合是不一样的，或者说商品生产的要素密集度不同。俄林认为“贸易的首要条件是某些商品在某一地区生产要比在别的地区便宜。在每一个地区，出口品中包含着该地区拥有的比其他地区较便宜的、相对大量的生产要素，而进口别的地区能较便宜地生产的商品。简言之，进口那些含有较大比例生产要素昂贵的商品，而出口那些含有较大比例生产要素便宜的商品。”[2] (P23)
保罗·克鲁格曼等人在上述理论基础上，提出了所谓“新贸易理论”。即利用产业组织理论和市场结构理论来解释国际贸易分工中的新现象和新的实践，用不完全竞争、规模报酬递增、产品差异化等概念和思想来构造新的贸易理论模型，得出一系列全新的结论。新贸易理论与H-O理论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的背景是一个包括众多的生产差别性产品企业的垄断竞争行业，后者假设一个完全竞争的行业生产一种完全同质的产品。因此，按照新贸易理论，即使参与贸易的两国有着相同的资本-劳动比率即要素比例，但在工业制成品行业中仍然生产大量的差异性产品，差异性产品生产中的规模经济使得每个国家不能自行生产全部范围的差异性产品，因此，还不如只专业化生产其中的某几种以求在更大的产量规模上达到成本降低的优势，同时消费者对差异性产品的偏好是多样的，可能对国外生产的同类差异性产品有需求，从而该国一方面专业化生产并出口某些类型的制成品，另一方面又从国外进口其他类型的制成品，形成制成品上的“部门内贸易”或“产业内贸易”。从这个意义上看，产业内贸易反映的是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异性，规模经济成为国际贸易的一个独立的基础与源泉[3] (P568)。
二、国际贸易分工演进的逻辑路径
斯密的绝对成本优势理论从劳动分工原理出发，在人类认识史上第一次论证了贸易互利性原理，克服了重商主义者认为国际贸易只是对单方面有利(即一国之所得必然是另一国之所失)的片面看法。该理论所透射出的贸易分工互利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讲，甚至可以说是经济全球化的理念源泉。这也是斯密的绝对成本优势理论留给全世界的思想财富。
虽然说李嘉图的比较成本优势理论存在整体性等层面的不足，但其最大贡献就在于第一次以无可比拟的逻辑力量，论证了国际贸易和分工的基础并非仅限于绝对成本差异，只要各国之间产品在生产成本上存在相对差异，就可以参与国际贸易和分工。因此，如果说亚当·斯密的绝对成本优势学说的理论贡献在于首次论证了国际贸易分工互利性的原理的话，那么，大卫·李嘉图的比较成本优势学说的理论贡献则在于进一步将国际贸易分工互利性的原理一般化、普遍化了。
李嘉图的比较成本优势理论将各国贸易的原因归结为各国在同一产品的生产成本上存在差异，但是并没有进一步解释为什么比较成本会产生差异。H-O理论模型对比较成本差异产生的原因作了生产要素禀赋层面地解释，并且把李嘉图的劳动要素的个量分析扩大为包括劳动、土地、资本等在内的生产要素总量层面地分析，从而更全面地揭示了国际贸易和分工的基础。虽然20世纪中叶以后，H-O理论模型的实践价值尤其是该模型赖以建立的假定条件受到质疑与挑战。但正如英国经济学家琼·罗宾逊所说：“建造模型、深化认识的艺术，就是尽可能地做出最为彻底的简化同时又不致排除掉对有关问题至为重要的因素”，“一个模型如果把现实世界的所有因素都考虑进去，其用处不会超过一张比例尺为1∶1的地图。”[4] (P12)俄林为了建立要素禀赋理论而作的一系列假定，是合理的。没有科学合理的假定，不运用抽象法，几乎无法进行任何经济分析。
克鲁格曼等人的新贸易理论发展了H-O理论“相对要素禀赋差异是国际贸易分工的唯一原因”的观点，认为规模经济、相对要素禀赋差异和垄断力程度共同作用的结果是贸易的根本原因，反映、解释了国际贸易分工的新形式，即产业内贸易分工。
上述新理论及其实践价值我们须给以足够重视，但是决不能因此完全否定传统的国际贸易分工理论。比较成本优势、要素禀赋等理论分析的出发点是产业间贸易，研究如何在不同产业之间进行选择，以找到本国的相对优势产业来参与国际交换。产业内贸易则启示人们如何利用本国企业的知识资产等垄断优势来参与国际竞争。因此可以说，新贸易理论不过是在战后国际贸易分工格局发生变化的情况下，研究一国如何通过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去获取比较利益。传统贸易格局下的比较利益，来源于生产要素禀赋比例不同而造成的比较成本差异；在水平国际分工日益发展并成为主导分工形式情况下的国际贸易分工，其比较利益来源于一国企业的垄断优势、规模经济[5]。虽然新贸易分工理论与传统理论研究的贸易现实背景不同，理论形式不同。但是，在如何根据不断变化、发展的全球经济、国际贸易分工实践，利用自身比较优势来扩大贸易分工，通过贸易分工获取利益方面，则是相同的。所以，从国际贸易分工理论的演变历史视角看，新的国际贸易分工理论与传统的贸易分工理论之间既有对立或区别的一面，也存在统一性的一面，二者是对立统一的。
三、当前国际贸易分工的多层次格局
国际贸易与国际分工之间是相互联系的，国际贸易是国际分工的表现形式，国际分工则是国际贸易的前提和基础，因此，国际分工决定国际贸易的形式与格局。国际贸易可以概括为产业间贸易、产业内贸易和产品内贸易等三种基本形式，如果我们从国际贸易、全球贸易的视角对国际分工进行分类的话，那么，国际分工也可以相应地分为产业间贸易分工、产业内贸易分工和产品内贸易分工三个层次。
第一，产业间贸易分工、产业内贸易分工与产品内贸易分工间的比较分析。产业间贸易分工是指不同产业或行业间产品的跨国交换活动，反映的是不同国家产业间分工的状况与格局。对产业间贸易分工主要是由绝对成本优势和比较成本优势以及要素禀赋学说和原理进行解释。按照要素禀赋的理论，国与国之间要素禀赋存在差异，使得要素价格也产生差异，进一步导致了生产成本和产品价格的不同，由此，也就产生了贸易分工。因此，按照要素禀赋理论，资本相对丰裕的国家在资本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所以应当专业化生产并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而少生产并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劳动力丰裕的国家则正好相反。显然，在这种贸易分工格局中，产业边界是清晰的。产业内贸易分工是指同一产业或行业间产品的跨国交换活动，反映的是不同国家之间产业内贸易分工的状况和格局。产业内贸易分工的理论基础不同于产业间贸易分工，其理论基础是新贸易分工理论，即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等理论。产业内贸易分工是相对于产业间贸易分工或行业间贸易分工而言的。产品内贸易分工[6] 是一种特殊的经济国际化演进过程或展开结构，其核心内涵是特定产品生产过程不同工序或区段，通过空间分散化展开成跨区或跨国性的生产链条或体系，从而使越来越多国家或地区企业参与特定产品生产过程不同环节或区段的生产或供应活动。由于产品内分工概念的核心内涵是指特定产品生产工序或区段在空间区位上的展开性，依据工序分工外延空间范围界限不同，至少存在两种产品内分工类型。一类是国内产品内分工，表示特定产品不同工序或区段在一国内部的不同区域空间分散化。另一类是国际产品内分工，即特定产品不同工序或区段在不同国家之间的空间分散化，如目前汽车生产的上下游零部件的供应和组装，通过全球范围的供应链网络来实现等。因本文是从国际贸易的角度考察分工，所以在此重点是指国际产品内分工。
由此可看，产业间贸易分工是由资源禀赋结构和要素相对价格差异决定的，主要由绝对优势和比较优势原理进行解释；产业内贸易分工是以规模经济为基础产生的，主要有新贸易分工理论的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原理来解释；标准贸易理论大都研究最终产品的分工和交换，其中暗含一个基本假定就是所有产品都在特定国家内部生产，因而没有考虑产品生产过程发生工序和区段国际分工的可能性。产品内贸易分工恰好反映了特定产品不同工序和环节在不同国家的贸易分工状况，虽然许多理论解释至今未形成公认的理论流派，但我们仍然可以从中总结出决定产品内贸易分工的关键性的决定因素，即生产要素的异质性和规模经济等。
从客观基础上看，产业间贸易分工、产业内贸易分工与产品内贸易分工也不相同。产业间贸易分工产生的客观基础是相对较低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大生产程度，以及较低的国际经济合作程度和相对不成熟的社会发展阶段。产业内贸易分工产生于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20世纪70年代后，产生于更加深入发展的社会大生产和日益密切的国际经济联系以及比较成熟的社会发展阶段。产品内贸易分工是基于信息经济、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而产生的，其客观经济背景显然是以信息技术等为代表的更高水平的社会生产力，相对于产业间贸易分工和产业内贸易分工产生的时代，从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此时的生产力水平已有了质的提高。
第二，当前国际贸易分工的多层次格局。近20年来，全球产业组织结构的调整推进了全球贸易分工格局的演变。国际贸易分工格局的中心已经开始从产业间贸易分工、产业内贸易分工向产品内贸易分工转变，从垂直型贸易分工向水平型贸易分工转变，但各类分工仍在不同国家间同时并存，呈现出多层次化的格局[7]。换言之，当代国际贸易分工实际上是包含着不同产业之间、相同产业不同产品之间和相同产品内不同工序不同增值环节之间等多个层次的分工，具有包括产业间贸易分工、产业内贸易分工与产品内贸易分工等在内的三位一体的多层次性。
产品内贸易分工的出现使得以往盛行于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整体产业的分工或转移关系，逐步被产品价值链在全球范围内的分段设置和有效组合所取代，控制高增值核心环节成为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日益集中在知识密集的研发设计、营销服务及品牌运作等高增值环节，同时将生产制造等低附加值的环节或区段剥离到发展中国家。产品内贸易分工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分工重新活跃起来，不但成为国际贸易量显著增长的主要原因，而且成为国际贸易流向与格局变化的主要力量。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投资政策自由化以及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国际贸易分工逐渐从以不同产业为边界开始转向以同一产业或产品价值链不同的增值环节为边界，从以国家为主体转向以企业尤其是跨国企业为主体，国际贸易分工格局日益深入。在产品内贸易分工下，一国国际贸易分工地位将主要体现在其在产品价值链环节中所处的位置上，占据的价值链高增值环节越多就越在国际分工中占据有利位置。
总之，在当代多层次的国际贸易分工格局下，传统的产业间贸易分工、产业内贸易分工等垂直型的贸易分工形式的地位日趋下降，而以同一产品价值链上不同环节在优势发展空间或区域分布为特征的产品内贸易分工则越来越成为当代国际贸易分工的主要形式，显然，这种贸易分工是横向的、水平型的贸易分工形式。无论是哪一种贸易分工形式下，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全球利益的分配格局中都是处于劣势地位的，“中国制造”也是如此。因此，要全面提升“中国制造”在全球贸易分工中的位置，必然的选择就是加速培育和流入知识型劳动力、知识及核心技术等高级生产要素，形成更高层次的要素禀赋优势。这样，“中国制造”才能实现从目前的体力劳动为主的生产制造等环节到以脑力劳动环节为主的研发设计、营销管理等高增值环节的转型与升级，在保持“中国制造”价格竞争优势的同时，也能获得更多的产品附加值，在全球利益分配格局中提升自己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