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史学方法体系的重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体系论文,方法论文,论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022X(2003)04-0034-05
历史学的飞跃，有赖于史学方法体系的不断革故鼎新。张岂之先生在《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一书中，把近代中国史学方法体系归结为三种基本类型，即以王国维、陈寅恪、汤用彤、柳诒徵为代表的近代考证方法，以胡适、傅斯年为代表的实验主义方法和以李大钊、陈独秀、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范文澜、侯外庐为代表的唯物史观派方法[1](P225-253)。然而，在历史的车轮早已轧入21世纪的今天，在中西学术思想及其史学观念都已脱胎换骨的大背景下，我们的史学方法体系可否应该重建?是否已到了产生“第四种体系”的时候?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这种史学方法新体系的中心内容和结构模式又可能是什么样子?本文试图结合“三大个案”予以探讨。
一、理论前提
史学方法体系是史学方法论的主体内容。它通过一系列史学方法集合的研究，弄清各种史学方法的背景、内涵、性质、作用、优劣、使用范围、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为历史研究提供规律性的思维工具和技术手段。巴甫洛夫说：“科学是随着研究法所获得的成就而前进的。研究法每前进一步，我们就更提高一步，随之在我们面前也就开拓了一个充满种种新鲜事物的更辽阔的远景。”巴勒克拉夫认为：当代史学“具有决定性的促进力量是一般性概念和方法的应用与完善”[2](P147)。亦即史学方法体系的不断变革乃至重建。它不单是历史研究实践的需要，也是人类学术思想发展的大势使然。
纵观人类学术思想发展的大势，在历史学领域则集中体现于史学观念的巨大变革。陈启能先生认为，所谓“史学观念是指对历史知识性质的根本看法。这里涉及历史学家对历史的态度，对史料的看法，对现在和过去关系的认识，对自身在研究实践过程(也就是历史认识过程)中所起作用的考虑”[3]。它的变革应该成为史学方法体系重建的理论前提。这是因为，“历史学家选择什么样的史学方法以作用其研究客体，同他对历史的内容以及历史学基本属性的理解息息相关。将人类历史(文明史)仅仅看作阶级斗争的发展，同把人类历史看作除阶级斗争外还有更加广阔的内容，对史学方法的理解和运用，便会有所不同。把历史学仅视为史料学，目的在求得历史事实的复原，和把历史学视为一门科学，目的在获得对历史发展过程的科学认识和理解，以及把历史学视为一门艺术，便会采取相异的史学方法，并产生出对这些不同史学方法的理解和探索。历史学家选择什么样的史学方法，还同他对史学与历史及现实关系看法的不同相联系。”[4]
从世界范围看，西方史学观念自文艺复兴以来主要经历了所谓“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两大巨变。“现代主义”是18世纪以来“西方现代社会得以运转的思想理论支柱”，“如理性、民主、人权、自由、科学和历史的观念”[5]等。它的“意义是指理性和科学战胜了圣经、传统和习俗”[6]。但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首先兴起于文学艺术领域，到80年代已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其代表人物有福柯、德里达、李欧塔等。他们“怀疑乐观主义者对西方工业文明的肯定性描述，否定自启蒙运动以来一直被奉为圭臬的人文的、自由的、理性的尺度，怀疑客观知识的可能性、文字和文本的单义性，人自身的统一性，拒绝承认真理的存在”[7]。具体到历史学领域，“后现代主义”则改变了传统历史学对历史和历史学的理解，即不再承认历史是一个统一的有规律可循的连续过程；否认历史学的客观性和科学性。认为时间不是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直线；历史学所依据的史料可以有多种解释，文献只反映语言内部规则，不能通过文本发现历史真相；历史知识背后隐藏着权力；历史学家的任务不是恢复历史真相和发现真理，而是探寻历史学家怎样制造了“真理效果”。
尽管目前人们对“后现代主义”褒贬不一，但它的历史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启迪作用，是不容低估的[8]。至少“后现代主义”者那种不陶醉于自己文明的批判精神和忧患意识，就足以值得所有非西方国家的学者认真借鉴。
如果说“后现代主义”思潮尚有懈可击的话，那么一种介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间的、更为进步的年鉴学派的史学观念，对我国史学理论的直接借鉴意义则是毋庸置疑的。它们既批判传统史学，又没有矫枉过正。它们不但没有否定历史学的科学性，而且还为了科学性而大力提倡并实践了跨学科方法。至于它们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遭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以及“新叙事史”的兴起，则属于其自身的调整、转型[5]。正是这种批评和调整，使许多新史学家“努力寻求扩大史家认识潜能的方法，思考如何把史家从史料中获得的信息更好地与对它们的解释相结合。目前这个过程还在积极地进行中。这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9]。
事实上，西方史学新观念对中国史学发展的影响从未间断过。有研究者认为，在20世纪三次引入外国史学理论的高潮中[10]，“没有进化论，就没有梁启超的新史学；没有唯物史观就没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美史坛发生的迅速变化，直接或间接地对当代中国史学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影响”[11]。中国史学50年的理论建设，被认为是中国“史学史上最深刻的变革”[12]。特别是“20世纪最后20余年史学领域的理论研究及其现状，无疑是21世纪史学理论研究的现实起点”[13]。正是这20年里，才初步建立了史学理论学科，摆脱了教条主义、极左思潮的桎梏，对历史理论问题重新作了探索，提出了许多振奋人心的新见解，还掀起过史学方法、历史认识论的讨论热潮。尤其是对于历史学性质的认识有重大进步，有越来越多的人不再认为历史学是一门纯粹的科学，至少不是像自然科学那样严格的科学(注：请参见朱本源：《漫谈历史是科学还是艺术的问题》，《中学历史教学参考》，1986年第3期；李桂海：《历史学家也要有艺术家的创新精神》，《社会科学研究》1989年第3期；《历史学既是科学也是艺术》，《学习与探索》，1994年第3期；李洪岩：《历史学：科学与人文学的统一》，《江汉论坛》，1993年第2期；刘爽：《历史学功能的动态结构——兼论历史学的科学性及其与艺术的关系》，《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1期；朱卫斌：《历史学：科学还是艺术》，《中山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曹基础：《历史学与文学的交汇点》，《华南师大学报》，1996年第1期；赵兴彬：《历史学的本质特征——科学性与艺术性的统一》，《泰安师专学报》，1996年第4期；何兆武：《对历史学的若干反思》，《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2期；《历史学两重性片论》，《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1期；周振鹤：《历史学：在人文与科学之间?》，《复旦学报》，2002年第5期。)。这表明我国的史学观念在整体上已不再顽固不化，中国史学界再也不可能在西方学术思想的巨大变革下固步自封，我行我素。这无疑为我们重建史学方法体系创造了必要前提。
二、实践基础
中西学术思想发展大势，特别是史学观念的新进展，固然为我们重建史学方法体系提供了理论依据，但那毕竟只是一种可能性。要使之变为现实，还必须有坚实的实践基础，亦即有具体史学研究的迫切需求和成果作为助推器才能实现。这种迫切需求和成果，笔者认为，目前集中体现于如下三点：
其一，现有史学方法体系已显得较为陈旧，急待变革。蒋大椿先生在《新中国史学方法研究的基本历程》一文的最后，也总结过四种不同的史学方法体系，即分别以阶级分析法、自然科学方法(或系统论方法)、人文科学方法和在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多样化统一方法为主体的史学方法体系[4]。但事实上，现有史学方法体系中，只有第一种(即阶级分析法型)算是最系统和最普及的。其他三种类型非但不成体系，而且不是史学方法的主流。它们跟第一种类型的不同，主要是用一些现代新方法去点缀旧体系；或者从属于“阶级分析法型”，以其学术观念和价值标准，剪裁各种现代方法，削足适履。关于这一点，从现有几部影响较大的史学概论和方法论著作中就能得到清楚说明。葛懋春的《历史科学概论》，只是在最后一章，才把“历史比较研究法”、“历史数量研究法”、“历史系统研究法”当作“当代国外几种史学方法述评”，根本就没有拿其当“自己人”看待。庞卓恒的《历史学概论》也把“比较史学方法”、“计量史学方法”、“心理史学方法”、“口述史学方法”作为在旧体系中增加的“历史研究新方法”加以介绍。田昌五的《历史学概论》干脆把“史学方法”寓于“唯物史观”之中。白寿彝的《史学概论》、赵光贤的《中国历史研究法》所强调的则是史料学方法。吴泽的《史学概论》、赵吉惠的《史学概论》与《历史学方法论》、李振宏的《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虽说是目前最好的版本，但在整体上似乎仍未突破“阶级分析法型”，应属于王学典先生所称的“唯物史观派”[15]。显然，史学方法体系的这种现状，正如赵世瑜先生担忧的那样，既难以“使历史系的学生和研究生从一开始就能受到多学科的训练”，也不能及时“把已经取得的积极成果不断推广，同时在更广泛的领域内日益做出有说服力的成果”[16]。
其二，史学界尚有相当一部分人观念保守、思想顽固，急待开化。这部分人一般来说知识老化，态度偏执，势力强大。他们无视史学理论的意义，拒不接受新理论、新观点，成为阻碍史学方法体系革新的巨大障碍。当年有人开始把系统论方法引入历史研究领域的时候，史学界曾群起而攻之。其中虽说有部分人是从学术讨论的善意角度出发的，但也不可讳言有不少人是出于自己的无知与偏激的意识形态使然。如果现在拿出上世纪80、90年代之交的一些批判文章重读，就会发现那些批判的话语跟“文革”期间的做法，有过之而无不及。滑稽的是，史学界后来在总结“系统热”退潮的根本原因时，竟认为是“生搬硬套西方自然科学概念方法所致”。其实，那主要是保守势力借助非学术的力量予以扼杀的。至于运用“三论”过程中“无论是对理论本身的理解，还是理论与史实的结合，都存在着许多缺陷”[17]，那反而应是正常的事情。
在保守势力的作品中，又往往满纸充斥着“封建”、“封建社会”、“阶级”、“阶级社会”、“地主”、“地主阶级”等连他们自己也说不清的、庸俗的“意识形态话语”[15]。他们还常以“学术权威”的身份教导别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史学研究”[18]、“牢记史学工作者的责任”[19]云云。然而，他们连“假设”这一本属于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方法(注：高栓来：《论历史研究的科学假设方法》，《唐都学刊》，1999第4期；曹大为：《历史研究不应拒绝假设》，《光明日报》，1999年10月22日；郭铁柱：《用假设的方法来研究历史“不可取”吗?——与龚书铎、吴效马商榷》，《辽宁师大学报》，1999年第2期。)都不允许使用[20]，又何以教导别人?还有的人动辄把学术界的不同观点说成是“唯心史观种种”[21]，用“上纲上线”的老手腕儿予以攻击。更有甚者，竟然把史学界发展中存在的某些问题荒唐地归咎为“历史学界过于宽容和大度”[22]。尤其令人担忧的是，史学界那些未受教条主义和极左思潮浸染的、比较纯正的研究者，由于倾情于实证的、具体历史研究而漠不关心史学理论、方法论的巨大进步，也导致其研究成果瑕疵百出。这犹如赵世瑜先生所例举，“重新崛起的中国社会史研究虽然开阔了研究领域，但多数研究成果由于缺乏相关学科的知识，面貌还相当陈旧。比如对各个社会集团或社会生活的研究中，较少注意社会学或文化人类学关于这方面的知识工具，解释还缺乏新意”[16]。
其三，另一方面，在具体历史研究实践中，也涌现出了一大批运用新概念、新方法开展研究的成功个案，急需史学理论界加以总结升华。近一二十年间，单纯运用自然科学方法开展研究的案例当然很多[23]，但最有典型意义的莫过于运用跨学科方法开展大规模历史研究的成功案例，如罗荣渠的“现代化研究”、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李学勤等人的“夏商周断代工程”。然而，史学理论界对此的反应似乎不够敏捷，至今未见有系统化的专门研究，这极不利于具体研究与理论研究的互动和共进。只有呼吁重建史学方法体系，才能促使人们积极地解决这些问题。
三、“三大个案”的启示
所谓“三大个案”，系指20世纪最后20年在史学界规模庞大、成就辉煌、影响最大的三大历史研究工程，即上文提及的罗荣渠“现代化研究”、白寿彝《中国通史》、李学勤等人的“夏商周断代工程”。
罗荣渠的“现代化研究”始自20世纪80年代初，并发表第一篇论文《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研究》，后又接连发表、出版了一系列论著[24]。在他的推动下，北京大学还成立了“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编了《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丛书》；首开了“现代化进程比较研究”的博士生研究方向；多次主办全国性或国际性现代化研究的学术会议。1993、1997年正式出版代表作《现代化新论》和《续论》。这些都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众多学者认为，其“现代化研究”的价值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课题本身价值，即它是现实与历史都需要的难度很大的课题；二是在研究方法上，抓住宏观，从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多学科角度开展跨学科研究，把历史、理论、现实综合起来，把中、西、马的理论综合起来；三是它奠定了现代化研究的基础，形成了系统的理论框架[25]。
白寿彝总主编的《中国通史》，自1979年始，约集学者500余人，涉及考古学、文献学、历史学、自然科学诸学科，通力合作，精心实施，于1999年4月全部完成出版。这一浩大工程成果，被学术界誉为“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的压轴之作”。通读这套12卷22册、约1400万字的巨著后，笔者感到，尽管其中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笔者将另文论述)，但瑕不掩玉，有人已总结了它的三大成就[26]，基本上反映了中国史学研究的总体状况和水平。特别是它开辟人物“传记”编的尝试，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历史的人本主义思想，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夏商周断代工程”是“九五”国家重点科技项目，旨在为夏商周建立可信的年代学标尺。该工程自1996年5月16日正式启动，由国务院七部委的正副部长组成领导小组，聘任李学勤、仇士华、李伯谦、席宗泽为首席科学家，组织了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文献学、天文学、地理学、科技测年(物理、化学)等九大学科门类200余位专家，经4年多联合攻关，于2000年11月9日公布了作为最终成果的一份“夏商周年表”[27]。该年表为我国公元前841年之前的历史建立起1200年的三代年代框架，其中包括459年的西周和商后期年表，被认为“是我国古代历史自西周晚期共和元年(841B.C.)以前，最有科学依据的年表”；其“武王克商年代、武丁在位年代、夏商分界年代以及夏代始年的估定具有创新意义”。在工程中改进的碳十四测年技术，“取得了国际先进水平成果”；“该项目在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相结合，多学科交叉的研究途径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并积累了很好的经验”[28]。早在1999年，中国科学院和工程院的524位院士就一致推其为“1999年中国十大科技进展”的第五位成果。
“三大个案”的共同之处是：其一，都是重大的、疑难的课题；其二，都是国家立项的研究项目(罗荣渠的“各国现代化比较研究”是“七五”重点项目，白寿彝的《中国通史》是1983年确定的重点科研项目)；其三，都有一定的分工协作；其四，都运用了跨学科的综合方法。三者的最大不同之处，就是运用跨学科方法的具体方式不同，这是最值得我们认真总结的问题。罗荣渠的现代化研究基本属于历史学家个人“利用其他学科的成果和方法来进行历史课题的研究”；白寿彝的《中国通史》基本属于历史学内部各分支学科之间的跨学科联合，可称为“历史编纂的跨学科研究”；“夏商周断代工程”则属于“多学科的合作研究”[29]，即不同性质学科之间合作，共同解决历史学领域的具体课题。这三种方式恰恰代表了跨学科研究的三种基本范式，因而具有典型意义。
由此可见，“三大个案”不仅为我们重建史学方法体系提供了实践经验，而且还给了我们这样的最大启示：即跨学科方法是中国史学最有效力、最有前途的史学方法，它昭示着中国史学的发展方向，故而应将其作为新建史学方法体系的中心内容。
四、史学方法新体系
综合前面的分析，根据笔者自己的多年思考，在此尝试提出一种史学方法新体系的结构模式。图示如下：
需要说明的是，这一结构的内在关系，类似于塔式立体关系。其中，塔基是通用方法，即使用于所有学科的一般思维方法，是任何方法体系的思维平台。塔身是保留方法，指历史学中最本原的、最传统的方法，是史学与其他学科的最起码分界。塔顶是跨学科方法，它是这一结构的中心内容，其理由前已论及。而在跨学科方法中，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方法到人文学科方法的递升关系，又符合历史认识过程中从考实性认识经抽象性认识到价值性认识的规律[30]。这里特别需要纠正一种错误倾向，即把历史学的学科性质总是视为一门纯粹的科学，以致一提跨学科方法，似乎只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法，无视或不承认人文学科方法的重要作用和地位。对此，何兆武先生批评说：“多少年来人们已经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思维定势，也许可以称之为唯科学观点，即一切都应该以科学为其唯一的准则，一切论断都须从科学出发，并且以科学为唯一归宿。只要一旦被宣布为‘不科学’，这条罪状就足以把一切理论打翻在地，永世不得翻身。”[31]这样的观念如今已到了非转变不可的时候了。
其实，正如学者所论，“自然科学的准确性、严格性和可预见性是固然令人羡慕的，但是模糊性、可争论性和或然性常常给人以更多的智慧和启迪”[32]。“就物质层次的历史而言，事物的发展有其必然的规律；但就人文层次的历史而言，则其发展并没有物质事物发展那种意义上的必然规律；——否则历史就不是人创造而是上帝或大自然所预先规定的了”[33]。这从根本上决定了历史学“既有其科学的一面，又有其非科学的一面”[31]，或者是“科学性与艺术性的统一”。这正是“历史学的本质特征”[34]。从发展趋势上看，我国史学界持这种看法的人正越来越多，且在具体历史研究中已有所体现，白寿彝先生在历史编纂中开辟人物“传记”编的尝试就是这样一种反映。
从国外来看，法国年鉴学派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所受到的批评以及随后“新叙事史”的兴起，已经充分证明，如果在跨学科方法中只重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法而忽视人文学科方法，是极其有害的。它会把历史搞得支离破碎，变成“砸得粉碎的历史学”；会混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界限，成为科学的奴隶；会失去史学著作的可读性，脱离广大读者群。而“新叙事史”的兴起正好能够纠正这一偏差。新叙事史的“目标不太高，但价值更大的作法应当是去探索和研究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35]。它“既不是向传统史学模式的简单复归，也不是对‘新史学’的全面否定，它的出现是‘新史学’和传统史学的不同模式相互补充的结果”[36]。
总之，为了保证历史学的科学性、完美性和理想化，我们所建立的史学方法新体系是立体的、动态的、开放的、兼容并包的。它既继承了传统，又顺应了发展；既重视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法，又给人文学科方法以应有的地位。这就是我们所追求的理想目标，它的实现将成为我国历史学彻底更新换代的界标。
收稿日期：2002-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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