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在美国民族形成问题上的研究现状
吴园园
（三峡大学科技学院 湖北·宜昌 443000）
摘 要： 美国是全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其民族形成因此一直为学术界所关注。20世纪中期以来，国内外学界已就该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得出了众多结论，也提出了一系列研究方向和路径。然而，到目前为止，仍未有学者归纳提炼研究成果所反映的线索与趋势。有鉴于此，笔者搜集了近年来美国学者在这一领域的代表性成果，梳理其共识和分歧，凝练研究范式，以期能为国内同仁进一步开展相关研究提供参照。
关键词： 美国；民族研究；民族形成
一、美利坚民族与民族运动的先后之争
学术界关于民族形成的普遍理解是，先有民族存在，尔后才有民族独立运动。具体到美国，疑惑就产生了。原因是，1776-1783年的美国革命本身就是一场民族独立运动，但作为运动主体的美国民族在当时并未完全成型。所以，就出现了一个无法回避的悖论：一方面，美国民族独立运动已在1776年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另一方面该运动又没有明确的民族参与者。数位学者的研究形象反映了这种困惑。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就是其一。安德森本是爱尔兰人，但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执教，所以本文视其为美国学者。此人写作了民族形成领域的经典之作《想象的共同体：反思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扩散》（1991）。正是在本书中，安德森发现，美国和其他新大陆国家并不符合民族独立运动的通常生成模式。他认为，在解释欧洲和其他传统国家的此类运动时，人们往往着眼于独立的语言文化和社会较低阶层在政治和生活中的崛起和强大，但依据这一逻辑去分析美国等欧洲前海外殖民地的民族独立，则“几乎是不可能的”。安德森写道，“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这些早期的民族解放斗争中，语言绝对不是争论的焦点”。至于较低阶层的地位问题，他宣称，“至少在南美洲和中美洲，欧洲式的‘中产阶级’在18世纪末期仍然微不足道”。然而，人们到底应该如何研究美国的民族形成，安德森始终语焉不详，只是一再强调印刷品在民族独立过程中的关键作用。［1］
另外一位注意到美国民族与民族独立脱节的学者是威尔伯·泽林斯基（Wilbur Zelinsky）。在《民族成为国家：美国民族主义不断变换的象征基础》（1988）中，泽林斯基宣布，“作为一个国家，年轻的美国与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正在欧洲兴起的国家大相径庭”，而学术界却习惯于在欧洲或第三世界国家中寻找民族意识的根源并解释其演变。美国因此经常游离于民族运动的普遍模式之外，她不是一个“民族国家”（folk-nation），甚至不是一个由植根于美国土壤的此类民族国家组成的邦联。究其原因，泽林斯基认为，一是当北美殖民地媒体报道美国独立运动兴起时，美国的整体民族意识还在萌芽之中，二是十三个英属北美殖民地在宗教方面没有统一性，三是独立时期的美国缺乏自己独立的民族象征体系，没有本土文化、艺术和民族英雄等，甚至还没有确定首都的位置。由于英美都使用英语，语言更不可能成为殖民者争取独立的原因。［2］
安德森和泽林斯基都敏锐地觉察到，美国民族的形成与传统模式之间存在明显区别：在美国人争取民族独立时，美国的民族尚未出现。这种悖论也引起其他学者的关注。如此而来，如何解释美国独立运动的民族基础，便成为更多研究成果的关注焦点。
此处引用的是《诗经·桃夭》的内容，是一首祝贺年轻姑娘出嫁的诗。这是前半夜唱的叙旧歌，表达姑娘对美好爱情与幸福婚姻的憧憬，想得到一个如意之人。
二、美国民族形成的独有重心
传统国家的民族形成，多是在疆域已经固定、中央权力业已确立、成员构成相对简单的背景下进行的，内部群体相互关系产生的影响通常不甚明显。但美国是移民国家，在民族形成的过程中，尚有众多的种族群体源源不断地加入进来，美国的民族成型过程更为复杂。所以，除了模式的独特之外，美国民族研究还有其他独有的问题。
鉴于美国在历史上不断进行对外扩张，不少学者还把扩张主义与美国的民族意识联系在一起，从扩张行为的角度解释美国民族的形成。在此情形下，美国民族运动不再停留于争取自决权利和创建民族政府，而是扩展到了追求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多萝西娅·R·马勒（Dorothea R.Muller）研究美国近代改革家乔赛亚·斯特朗（Josiah Strong）的民族意识，发现斯特朗有着鲜明的扩张主义倾向。马勒指出，斯特朗的民族意识有着两大支撑：一，美国这样的基督教国家肩负着“向世界传播福音的使命责任和根本义务”；二，作为基督徒，美国人必须“完成这一使命”。马勒称呼斯特朗的扩张情怀为“无私的民族主义”。［7］约翰·佩蒂格鲁（John Pettegrew）也从扩张主义氛围中探寻美国的民族意识。他认为，美国民族因为内战而变得咄咄逼人，所表现出的英雄主义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对外）军事义务的主要基础”。为了遏制美国社会的多元化和混乱状态，主流群体急需在“战争中重塑盎格鲁—撒克逊群体的力量与强悍”；而为了让主流社会承认自己为国家所做的贡献，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则把军事服务与公民资格联系起来，“实践着义务、牺牲和勇气的崇高理想”。佩蒂格鲁总结说，“世纪之交的民族主义培养出了典型的美国大兵，他们对于英雄主义的崇尚不亚于运动员为赢得承认而注重比赛质量和风格的程度”。［8］在这些学者看来，由于美国的扩张本性，扩张意识已是美国民族形成的最重要方式之一。他们显然抛开了扩张主义的道义困境，仅仅注意到扩张在促成和维系美利坚民族方面的重大意义。
另一模式是聚焦美国革命和立国之初人们的日常政治活动，探寻美利坚民族形成的迹象。戴维·沃尔德施特赖谢尔（David Waldstreicher）呼吁，学界在研究美国民族的萌芽时，应该把注意力转向现实社会。他笔下的现实社会，就是18世纪末期美国的各种日常庆祝活动。沃尔德施特赖谢尔相信，当时的美国人虽然各执己见，从属于不同派系，但他们开展的政治活动主要围绕联邦宪法和1812年对英战争，并且是以“国家和人民”的名义，“极力证明（自己）真正代表着美国民族和美国革命”。所以，早期美国的政治“冲突缔造了（美利坚）民族”。沃尔德施特赖谢尔利用的文献包括民谣、告示、演讲和新闻报道等。［4］这一研究把一直作为政治主题的民族形成研究引入了社会生活领域，对于我们从新颖角度考察美国的民族起源具有较大的参考意义。
事实上不论形式的工与写，谨严或率真，中国画所陈述的情境的创作和欣赏都是指向主观的感悟和体验的。对客观对象的描摹并以此来验证技法的高低乃至艺术价值的高低偏离了我们长期以来坚持和实践的中国画创作方式和审美观，因此，对于工笔画来说，应该从绘画的图式上回归以形写神的形态语言，从审美体验中回归精神境界和格雅逸品，从绘画的过程中回归平静与从容的心理情态，从而回归内心，回归灵性与生命的呈现。
主流群体主导之下的亚群体是此类问题之一。美国以源自西北欧的移民群体为主导，但还包括来源各异的其他族裔。这些族裔是否有着自己的民族认同，或者在美国总体的民族认同中扮演了何种角色，这是学界必须正视的主题。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戴维·M·波特（David M.Potter）就此指出，民族意识除却文化根源之外，还植根于民族成员的共同现实利益。所以，研究者不必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主导群体之上，而是应该同时关注被忽视的群体，以便揭示他们的民族忠诚或为主流群体的民族运动发挥的促进作用。［9］
有学者认为，美国国家象征的出现即标志着美国民族的诞生。泽林斯基就是秉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他在发现传统模式不适合美国之后，着重从造神运动、国家节日和地理名称等方面，论证了美国民族的产生和演变过程。他表示，直至革命前夕，北美殖民者跟英国人崇拜着相同的圣人、上帝和君主，但革命一旦爆发，他们立即抛弃了这一做法，开始了自己的造神运动，华盛顿、杰克逊、林肯、爱迪生、肯尼迪等相继被推上神坛。虽然泽林斯基怀疑这些理想形象的长久生命力，却大力赞赏它们在美国民族诞生过程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对于缔造和维系美国，至关重要的国家英雄群体在（独立之后）危机四伏的第一个世纪里，可能担当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包括独立日在内的具有特殊历史和政治意义的节日以及各种历史遗迹和纪念仪式相继出现，同样极大促进了美利坚民族的形成。在泽林斯基看来，地理名称的本土化，甚至是语言的美国化，都推动了美国的民族形成进程。［3］
可见，美国民族的形成过程特殊，致使传统研究模式难以发挥作用。研究者们便另辟蹊径，从美国的国家象征、政治仪式、整体意识和扩张主义等角度，展现了美国民族形成的独特经历。这些研究涉足了新的研究领域，揭示了新的研究角度，能够启发我们新的研究思路。
三、美国民族研究中的其他问题
既然学界无法根据普遍模式去论证美国民族的形成，他们就必须另辟蹊径，寻找新的突破口。综合观之，美国学者为解释美国民族形成，量身定做了如下几类研究角度。
高校校园内存在师生交通安全意识不足的问题，主要原因是校园内的车辆相对较少，使得师生缺少足够的防范意识。尤其是大学生在校园内走动时，经常存在一边低头玩手机一边走动的情况，或者边走路边听音乐，这就使得学生对周边的观察不足，无法防范危险[1]。校园内的汽车也会由于校园内的车辆较少，因此行车的过程中比较放松，使得难以及时发现可能出现的事故。
再一方面，殖民地在独立前夕逐渐增强的整体意识被视为美国民族形成的原始动力。约翰·W·布拉辛格姆（John W.Blassingame）以南部殖民地为切入点，分析了殖民者由忠实的英国臣民转变为美国公民的心路历程。他注意到，从18世纪中后期开始，南部社会不再因自己源于英国为自豪。而导致这一转变的决定性因素，是1763-1775年间英国针对殖民地颁布的一系列法令。此后，南部殖民者开始频繁使用“放荡、腐化、可耻、缺乏爱国之心、淫乱”等词语形容英国人。与此同时，随着殖民地之间的信息交流进一步畅通，南部与其他殖民地居民的“共同利益意识”也在不断加强。所以，尽管南部担心新格兰可能主导日后的国家事务，还是坚决反对英国封锁北方港口的措施。布拉辛格姆称，“南部民众关爱、尊敬和尊重陌生同胞之情，反映了正在兴起的美国民族主义”。［5］ 理查德·L·梅里特（Richard L.Merritt）是另外一位从殖民地整体意识的角度探讨美国民族形成的学者。他认为，独立前夕，殖民地报纸上“自我指代”词汇急剧增多，说明殖民者开始具有了民族身份意识。比如，报纸使用“美洲人”替代“国王陛下的臣民”，用“美洲”替代“英属美洲”和“殖民地”，比以前更加关注北美自己的事务。梅里特总结说，正因为悄然兴起的殖民地本土意识，革命前夕就已存在 “美国民族主义精神并非晴天霹雳”。［6］
顺着波特指引的线索，笔者发现，研究美国亚群体的民族认同近来已经蔚然成风。因其特殊的历史经历，黑人尤其引人注目。帕特里克·雷尔（Patrick Rael）研究 19世纪初美国黑人的民族认同。他发现，当时的北方黑人精英在建构自身的民族认同时，主要有三个努力方向：一是“立足于种族身份和种族自豪感的群体意识”，二是独立于白人的 “社会与政治制度”，三是对黑人文化传统的崇拜。雷尔尤其强调黑人知识分子在辩论中所体现的民族认同感。［10］
另外一个美国所特有的问题是，美国民族究竟形成于何时。主流观点认为，美国民族出现于独立革命或革命前夕。但其他学者有着自己的见解，美国民族肇始于殖民之初的见解就较有市场。利亚·格林菲尔德（Liah Greenfield）认为，美国民族的核心信念是自由和权利，这种理念已被英国人奉为圭臬。所以，“美国身份和意识的民族性不需要任何解释。英国定居者已将民族身份随身携带，早已为人所知”。他进一步指出，美国民族意识的特殊性在于，它存在于任何美国现实——美国特性、美国制度、美国领土等——出现之前。［11］雷金纳德·霍斯曼（Reginald Horsman）也相信，美国的民族意识出现很早，并且源于英国的理想。然而，霍斯曼所说的理想，并非格林菲尔德笔下的自由和权利，而是按照上帝旨意拯救世界的理论——“天定命运”。［12］埃德·怀特（Ed White）赞同美国民族起于殖民之初的说法，但认为美国民族继承自英国的是帝国扩张精神。他宣称，以土地投机者为代表的白人定居者，对美国民族的形成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投机者具有鲜明的扩张倾向，而美国的立国之父又多参与土地投机或与此相关的商业活动，美国民族因此放射出“剔除君主观念的…帝国色彩”，是“最终被冠以‘联邦’之名的新帝国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13］
结 语
所有这些研究，都围绕着美国民族形成过程的特殊性展开，并就特殊性的具体所指做了透彻的分析。而在美国民族问题上，最大的特殊性莫过于其成员在语言和文化上与英国等欧洲国家无异。对美国民族形成的研究，几乎变成了探讨美国民族相对于欧洲民族的异化过程的代名词。安德森注意到了这一现象，但未能提出可行的解决办法。其他学者进行了各种尝试。虽然学术界成绩斐然，遗留的问题也是非常明显的。例如，美国民族形成的标志到底是什么，现有成果莫衷一是，表述混乱。而且，虽然有学者意识到了亚群体对于美国民族整体的重要性，但真正研究亚群体民族认同的成果却极其稀少。所以，为推动在美国民族形成问题上的研究，学术界有必要借鉴美国学者开创的新视角、新方法，同时也必须解决其成果暴露出来的主要问题。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更加深入地认识美国这个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的民族。
任何系统都是在动态变化过程中随发展而不断趋于完善的。社会治理以系统存在的方式存在，以系统运行的方式运行，是一个践行社会治理创新和不断自我完善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社会治理系统的建构与运行，始终是从社会治理系统的全局出发，是在多元主体的相互关联及其与外部环境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关系中综合地、精确地考察对象。社会治理系统主要具有以下特征。
参考文献：
[1].Benedict Anderson，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1991），47-48，61.
[2].Wilbur Zelinsky，Nation into State: The Shifting Symbolic Foundations of American Nationalism （Chapel Hill，N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88），15-17.
[3].Zelinski，Nation into State，66，176.
[4].David Waldstreicher，In the Midst of Perpetual Fetes: The Making of American Nationalism 1776-1820（Chapel Hill，N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97），3，6，9，11-12.
[5].John W.Blassingame，“American Nationalism and Other Loyalties in the Southern Colonies，”Journal of Southern History，34 （Feb.1968），51，52，55，56，64.
[6].Richard L.Merritt，“The Emergence of American Nationalism: A Quantitative Approach，”American Quarterly，17 （Summer 1965），319，321，325，334.
[7].Dorothea R.Muller，“Josiah Strong and American Nationalism: A Reevaluation，”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53 （Dec.1966），491，496.
[8].John Pettegrew，“’The Soldier’s Faith’: Turn-of-the-Century Memory of the Civil War and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American Nationalism，”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31 （Jan.1996），54，63，64，68.
[9].David M.Potter，“The Historian’s Use of Nationalism and Vice Versa，”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67 （Jul.1962），930-32，935，937，942.
[10].Patrick Rael，Black Identity & Black Protest in the Antebellum North （Chapel Hill，N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02），210-13.
[11].Liah Greenfield，Nationalism: Five Roads to Modernity （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3-4，402-403.
[12].Reginald Horsman，Race and Manifest Destiny: The Origins of American Racial Anglo-Saxonism（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1），81，158-86.
[13].Ed White，“Early American Nations as Imagined Communities，”American Quarterly，56 （Mar.2004），51，67-68，75.
中图分类号： D5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534（2019）02-0015-03
作者简介： 吴园园（1982-），女，三峡大学科技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于吉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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