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二十年来中国治国方式的转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二十论文,中国论文,年来论文,方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当今世界上，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的发展都与这个国家所界定的政治体制、治国的方略有很大的关系。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国体和政体都没有改变，只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发生了转变，我党的治国方式发生了重大转变。这种变化直接体现在最为典型、最富有代表性的政治语话之中，诸如“发展就是硬道理”、“科教兴国”、“依法治国”，取代了“阶级斗争为纲”、“抓纲治国”、“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抓革命、促生产”、“大民主”等。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政治表达，是区分两个不同时代的政治标志，这表明中国共产党从根本上转变了自己的治国方式，从过去用不断变革生产关系的方法、进行政治斗争的方法来解决中国社会的矛盾及发展问题，转向用经济的手段、法律的方式、用发展教育和科技的方式来解决中国社会的矛盾和中国面临的多种挑战，回到了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了。治国方式的改变为中国的发展开辟了崭新的道路，开辟了改革开放、集中精力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
1、治国方略的艰难抉择
从50年代起，中国与世界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面临着经济发展与社会转型的双重任务。但是从50年代到70年代，中国都未能把发展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在社会转型中又机械沿用他国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并推至极端。直到1978年，中国共产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把经济建设作为工作的重心。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一个伟大的转折，在中国现代历史上是一个重大转变。
中国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转向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国家，是由真刀真枪的武装斗争和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来实现的。中国共产党成功地运用了阶级斗争的武器实现了自己的政治思想，建立了无产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统一的、主权完整的国家，为中国向现代化国家的平稳发展提供了基本的保障。中国共产党在作为执政党开始进行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就应该把自己的治国方式定位于发展经济，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物质文化方面的需求。1956年，党的八大上确定了全国人民今后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这实际上就是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是，由于长期以来用阶级斗争变革生产关系的巨大惯性，以及阶级斗争在以往实践中的成功经验，使得相当一部分党的领导人，迷信阶级斗争，运用阶级斗争的方式解决中国的问题对他们来说是游刃有余，得心应手；砍在落后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上也能创造先进的生产关系；加上国际上尖锐的意识形态对立面，使得我们党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依然把进行激烈的阶级斗争作为治国的主要方略，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反右派运动、反右倾、“四清”运动、直至发动一个自己打倒自己，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提出抓纲治国，纲举目张，把阶级斗争尊作大旗，视为法宝，认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企图用阶级斗争的方式保持党的队伍的纯洁性，保持党的战斗力，人民的团结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即达到所谓反修防修的目的。
治大国如烹小鲜，这是千年的治国之道。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治国之道最大限度地违背这一古训。在和平时期把变革生产关系放在首位，把政治斗争放在首位，把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经济建设视为末业，宁长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中国各阶层的人士人人自危，长期地陷入政治的漩涡之中，上千万的中国公民无完整的公民权，头上顶着沉重的政治帽子；他们无法把精力集中于经济建设、科学研究、发明创造的工作之中。这种政治局面，制约了经济的发展，以致到70年代中期，中国的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把变革生产关系放在首位，把阶级斗争为纲作为治国方略，就必然无视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滥用个人权威，破坏了国家的法治。“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代替了人民民主的原则。公民的权利受到粗暴的践踏，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被弃之不顾，不能发挥任何作用；国家的立法机关停止工作长达十年。在文革后通过的1975年宪法，只有三十余条的内容，比1954年宪法少了六十余条，公民的权利被精简压缩。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被视为手续，用所谓大民主来进行政治运动，在人民中间制造无谓的政治斗争、阶级对立，极端的个人权威成为维系社会秩序的最高尊严，人治代替了法治。
无视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也必然轻视科学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读书无用”，“卫星上天，红旗落地”，是这一时期对科学文化的代表性断语。这就从根本上削弱了推动生产发展的基础，从另一方面加强了人治的力量。
无谓的政治斗争、阶级斗争造成巨大的物质上精神上的浪费，尤其是浪费了二十年的经济起飞的黄金时间。在当今世界上，有些与新中国同时建国或略晚获得独立和主权的国家，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完成了由贫穷到富裕的历史性的进步，如韩国、东南亚诸国，他们也面临着很多的问题，但是经济发展的成就和人民的富庶是无可辩驳的事实。时间的一维性，决定社会经济发展时机丧失的不可弥补性。
2、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发展就是硬道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党的工作重心从主要变革生产关系，转移到主要精力用于发展生产力，把发展生产力作为治国的目的，作为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最基本的方法和出发点。生产关系的调整、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都服务和服从于发展生产力的目的，决不离开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人为地提升生产关系；生产力的发展又为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创造条件开辟道路，从而形成一种良性的循环。
所有经济改革的措施都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哪种生产要素的组合形式有利于推动经济的发展，就用哪种形式。在农村，突破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普遍推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了几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中国农业生产在五年内上了一个大的台阶。在城市，赋予企业自主经营权，实行利改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党的十五大更是直接提出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多样化。在分配形式的政策调整和改革上，首先是注重个人的物质利益，其次是实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鼓励勤劳致富，少部分人先富起来，最后到十五大发展为按生产要素分配。这些转变都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向前推进的，为全国绝大多数人所认同所接受。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发展生产力为推动力的治国方略，不因政治上变动、政治风波而改变和放弃。在中国共产党改革二十年的发展过程中，曾遇到了很多国内外极具冲击力的政治事件，如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等。我党的两代领导集体，都以务实的精神，冷静观察，妥善处理和化解了多方面的矛盾，始终把抓住机遇，发展自己作为头等的大事，反映了我党领导人的坚定的原则性。
90年代初，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进一步强调发展生产力在我国社会发展中举足轻重地位，提出：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发展就是硬道理。“道理”既是指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又是指人们主观上应该遵循的原则。以发展生产力为治国的根本，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将解决我们社会进步中所遇到的诸种问题。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将在社会发展中顽强地表现出来。任何政治家若忽视其作用，则将受到惩罚，人们也将遭殃。邓小平进一步提出衡量党的各项工作的具体标准，即“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检验各项工作的根本标准”。科学地把社会主义的标准建立在物质的基础上，发展的基础上，而不是空洞的所有制形式上，人为定立的标准上。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治国之道，中国获得了现代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社会发展的黄金时期。国民经济连续二十年增长8%以上， 国民生产总值1978年为3588亿元，1991年升至19855亿元，1997年达到74772亿元。发展带来了社会财富总量的增加，为生产关系进一步改革和社会的稳定提供了宽松的社会经济环境，调整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实现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提供了有力的物质基础。二十年改革实践、治国的成就表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展生产力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中心内容和落脚点。
3、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到科教兴国
在确定了发展生产力这一基本治国方略的同时，我党在如何发展生产力方面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在70年代末，邓小平就提出：拨乱反正从“科学着手”（《中国市场经济报》1998年7月24日），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最主要的是靠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要在全社会提供新生知识，新生人才，为振兴中华而学习科学文化知识。80年代末，邓小平又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中国要发展，离不开科学。90年代初，第三代领导集体就提出明确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的直接关系，提出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即由生产要素数量的扩张而实现经济的增长转向由依靠生产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而实现的经济增长，新的科学技术的运用在集约型增长中起决定性的作用。最终在90年代中期，提出科教兴国的治国方略，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江泽民同志1998年2月4日，对中国科学院《迎接知识经济时代，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研究报告批示：知识经济、创新对于我们二十一世纪的发展至关重要。
经济建设为中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教兴国——发展知识经济，这几项决策环环相扣，构成了中国发展经济的治国方略。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经济仍然落后，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经济发展，不可能再走传统的以“高投入、低产出、高消耗、低效益、高污染”为特征的资源型经济发展的老路，而必须顺应世界潮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我国既有采用新技术、新工艺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经济发展机遇，又面临着发达国家在科技和经济上占优势的巨大压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便当然成为我们发展经济的唯一选择。
我国的科技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相当的差距，但是与一般的发展中国家相比，甚至与亚洲经济发展较快的四小龙相比，却并不是全面落后。中国不仅有丰富的资源，而且有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科技创新体系，在航天航空、生物技术、核技术、计算机技术等方面都有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研究成果，这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潜在优势。科教兴国战略的根本目的，就是把科学研究的成果尽快地转化为生产力，使科学技术长入经济，为实现国家的强盛注入持久的动力。
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过程中，我国政府注意解决提高整个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的问题。改革开放二十年来，我国加大了对教育的投入，加大了对人力资本的开发力度，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21世纪办教育，培育人才，各类专业人员的数量成百倍地增加，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智力支持。
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过程中，我党的领导人，特别是第三代领导人，带头尊重知识分子，率先学习现代科技知识，肯定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为全国的广大干部作出了示范。这样便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党曾长期存在的轻视知识，对知识分子抱有偏见的政策，这也是建国以来我党政策的一个重大的调整，调动了广大知识分子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一个富有预见性、真理性的论断，揭示了科学技术在发展生产力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科教兴国战略顺应了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顺应由工业化社会向信息化社会转变的世界潮流，为中国经济在21世纪的持续稳定地增长发展创造了条件，为中国发展知识经济作了准备。科教兴国战略的全面落实，将使中国出现教育发达，科学昌明，经济繁荣，整个社会全面进步的局面。
4、从依法治国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在党的十五大江泽民郑重提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我党在二十年的改革实践中，在治国方式方面，逐步转变了过去中国政治中长期盛行的重人治或者是人治下的法治的落后思想和形式，肯定了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与作用，用社会主义法治保障社会主义民主的实现，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和兴旺发达。
实行人治的最大的弊端，是把国家安危和人民的福祉寄托在一个人或少数几个人的判断力上，决策有着随意性，缺乏科学性、民主性、规范性、稳定性，没有基本的法律依据和法定的程序规范制约。邓小平说过：“把一个国家，一个党的稳定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是靠不住的，很容易出问题。”人存政举，人亡政息，在这方面的教训是极为深刻而惨痛的。
依法治国，就是要求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活动及公民的行为，都必须依照体现人民意志、反映社会发展规律的法律进行，不受任何个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影响，使国家、社会及其每个成员都在法律规范化范围内活动，各项活动都在法制轨道上运行，形成民主、规范、有序的法治化的状态。在法治化的国家中，宪法和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威，全体公民和各类政治经济组织都要以其为行动的准则，决策的依据。坚持了法律至上，也就坚持了人民当家作主，也就保证了我们国家的性质。
在改革开放的二十年中，党的第二代、第三代领导人在治国方略的选择上，确立了依法治国的基本原则，逐步实现政治的法治化，政治决策的法治化。通过1982年宪法的制定及其后来的修正案，确定了治国方略的选择，以国家的根本大法的形式，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明确规定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用政治的法治化来指导、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巩固和扩大民主，如加强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完善人大制度，扩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职权与组织；赋予省级人大及其常设机构以地方性法规制定权；规定了国家领导人的任期和限任制，废除了国家领导职务的终身制；实行公务员制度，进行国家机关改革；扩大了人民群众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和监督的范围。二十年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已制定和通过了300 多项法律和法律文件，国务院颁布实施了更多的行政法规，地方也制定了大量的地方法规，已经建立起初步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从而使国家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基本方面和主要领域都有法可依；依法办事已成为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基本要求，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已为人们所认识并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运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初见端倪。1996年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五大，更为明确地将依法治国作为党和政府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重要方针，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根本任务和原则， 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 到2010年建立起完备的适应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并将其写进了《“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等文件，作为国家的战略目标加以规定，从而把党的主张转化为国家意志，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新的里程碑。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科教兴国、依法治国这三大治国方略是党的基本路线在治理国家方面的具体体现，与党的基本路线在精神实质上有着完全的一致性，只是党的基本路线比治国方略的涵盖面更广一些，更抽象一些；三大治国方略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以发展生产力为国家社会发展的第一推动力，是二十年来中国共产党治国的根本方略，顺应了社会发展的根本规律，顺应了冷战之后世界和平和发展的主潮流，是人民幸福安康的根本所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教兴国，确定了推动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这是信息时代，发展知识经济最基本的要求，是关系到我国以什么姿态进入新的世纪，以及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能否占据主动地位的问题。依法治国是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推动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基本政治社会条件，用完备的法制来规范和保障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其不受任何非法的个人意志或长官意志的干预、阻挠或破坏，保证发展是硬道理硬起来。
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发展处于关键时期，我党将在党的基本路线的指引下，继续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依法治国、科教兴国三大治国方略，不论国际国内发生什么样的政治社会变动都不动摇，这样就能确保在未来的世界里使中国占据有利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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