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城邦国家体系的特征及其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城邦论文,意大利论文,特征论文,体系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意大利城邦国家体系作为近代欧洲国际体系的重要来源，一是为欧洲民族国家提供了独立国家间的相互关系模式；二是为它们的联系提供了活动的舞台。1494年爆发的意大利战争，使得正在兴起的欧洲民族国家中的佼佼者法国、西班牙、奥地利等通过干涉意大利事务走到一起，而意大利城邦国家体系的独立从此不复存在，它被融入一个规模更大的欧洲性国际体系。本文试图通过分析意大利城邦国家体系各成员国相互关系的特征，指出意大利体系覆灭的根本原因及其对欧洲国际体系的影响。
一
意大利城邦国家体系形成于15世纪50年代。其时，意大利的政治现实是邦国林立且相互竞争，各国的对外政策无一不是围绕着本国的政治、商业和其他利益，但它们之间已有了经常性的外交交往，互派使节已开始制度化，因而产生了一种既相互联系又彼此牵制的多边关系。一些较大的城邦国家因利益冲突频繁地结盟、战争并缔和，但它们却有一个主要的共同目标，即不允许在意大利半岛出现一个占据绝对政治优势的国家。这些城邦国家——威尼斯、佛罗伦萨、米兰、那不勒斯和教皇国，就这样因它们的独立地位及其相互联系而组成一个国家体系。
威尼斯地处亚得里亚海顶端，是欧洲大陆和地中海之间贸易通道的必经之地，也是西方基督教世界和东方穆斯林世界的交汇点。因为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威尼斯成为意大利最繁荣的城市，并拥有一支庞大的舰队。凭借这些优势，它曾建立起一个囊括地中海南北岸各主要贸易据点的海上帝国。到15世纪中叶，威尼斯的海上帝国经奥斯曼土耳其的打击而逐渐崩溃，但它的贸易和舰队在意大利城邦中仍属首屈一指。在对外政策上，威尼斯对意大利的四分五裂乐观其成，推行一种“分而治之”的政策，避免卷入永久的同盟，但同时认真对待其他城邦国家的每一次结盟和战争（注：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64页。）。另一方面，威尼斯的稳定和繁荣招致了外部的嫉妒，当它试图在意大利北部进行扩张以弥补海上损失时，它不仅成了意大利、而且成为欧洲国家的众矢之的，从而使意大利体系开始融入正在形成的欧洲体系（注：路德威格·德海奥：《不稳定的平衡》(Ludwig Dehio,The PecariousBalance)，纽约1962年版，第26页。）。
佛罗伦萨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最重要的城邦国家。它不仅是意大利的文学艺术中心，而且是中世纪晚斯和近代初期一切政治理论和政治实验的策源地，因此成为世界历史上的第一个近代国家。政治学家马基雅维里以其巨大的爱国热情和坦率的政治论断，向佛罗伦萨的统治者建言富国强兵的必要性和手段，希冀出现一个稳定、统一而强大的意大利（注：马基雅维里：《君主论》，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21-125页。）。政治家们则通过实践以其高超的政治手腕统治着佛罗伦萨，同时关注着整个意大利的事务，无时无刻不准备利用提供巨额贷款、变换同盟等手段，反对威胁佛罗伦萨安全和意大利政治现状的敌人（注：加瑞特·马丁利：《文化复兴时期的外交》(Garrett Mattingly,Renaissance Diplomacy)，巴尔的摩1955年版，第71、73、75页。）。
米兰位于意大利北部的波河流域，土地肥沃，物产丰饶，政治上极为不稳，其政权的变动都是通过阴谋或暴力来实现的，但每一个米兰大公都对该城邦实行着意大利最为彻底的绝对君主专制统治，全部的国家权力几乎集中在大公一人手上。米兰大公还拥有庞大的雇佣军，在外交方面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为应付外来威胁，米兰大公周旋于各种势力之间，洛德维科·摩尔曾夸下海口说，“亚历山大教皇是他的宫廷住持，马克西米利安皇帝是他的雇佣兵队长，威尼斯是他的管家，法兰西国王是他的仆从，来去必须听他的命令。”（注：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第39页。）
那不勒斯地处意大利半岛南部，其统治者来自西班牙的阿拉贡王室。该家族实行着残暴的专制统治，其中一位国王被描写成“从未见过的最残暴、最恶劣、最刻毒、最卑鄙的人”（注：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第35页。）。那不勒斯因为两个方面的原因而在意大利体系中拥有重要地位。其一，它的领土相对广阔，同时拥有较为强大的舰队，在西地中海与热那亚等争夺着海上和商业利益。其二，那不勒斯将商业和财政控制在国家手中，可以聚敛战争所需的巨额财富。与意大利其他城邦国家一样，那不勒斯的王位继承权经常出现争议，当法国与西班牙争夺这一继承权时，那不勒斯以及整个意大利就注定要卷入欧洲大国的冲突了。
教皇国是意大利城邦国家体系中地位最为独特的一支政治力量。作为基督教世界的精神领袖，教皇领导着欧洲的所有教会，但他还统治着罗马及其周围的一片领土，因此同时成为意大利的一个城邦国家的领主。教皇的目标并不止于此。他还试图将他的权威扩大到世俗世界，成为意大利乃至整个欧洲的君王。当西班牙人亚历山大·波几亚成为教皇后，他企图使教皇选举制变成世袭制，使教皇国成为君主国。他不时抛弃宗教义务的束缚而任意选择同盟，借助意大利的分裂并使意大利更加分裂，利用外部力量如法国的支持，甚至还有“异教徒”土耳其人的支持，来达到巩固教皇国实力的目标。因此，“教皇虽然无力统一意大利，却有足够的力量阻止别人去统一它”（注：波将金等编：《外交史》第一卷上册，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251页。）。
意大利城邦国家体系中的上述五大政治力量之间基本上保持着大体上的均势，它们中没有一个有足够的力量使其他势力臣服。在这五大势力之间，分布着曼图亚、费拉拉、萨伏依、摩德纳、撒路佐、热那亚和锡耶纳等城邦国家。它们领土狭小，国力孱弱，常常依附于其中一个强大的邻邦。另一方面，作为大国间的缓冲地带，它们在意大利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从15世纪50年代到该世纪末，威尼斯、佛罗伦萨、米兰、那不勒斯和教皇国之间形成了历史学家所描述的“意大利协调体制”，即意大利主要城邦国家通过结盟、干涉战争及国际会议来维持意大利半岛的均势和政治现状。这一体制的形成是意大利主要城邦国家对半岛内忧外患作出反应的结果。整个15世纪上半叶，意大利一直处于战争之中，各城邦国家为维护本身的独立或为达到扩张目标，在打击对手方面无所不用，特别是经常借助法国等外力来实现一国私利，从而几次将意大利带向毁灭的边缘。1454年，意大利的两个主要竞争对手米兰和威尼斯经国际调停缔结《洛迪和约》。为稳定意大利的政治现状并对付外来威胁，威尼斯、米兰和佛罗伦萨三国随后缔结《威尼斯条约》，决定建立“神圣同盟”，是为意大利协调体制的开始。《威尼斯条约》是一个攻守同盟协定，结盟各方相约维持各自的领土现状，一致同意通过集体军事行动反对任何侵略。条约规定，一旦发生战争或面临战争威胁，缔约国应立即进行多边磋商和集体谈判，如果缔约国之一对另一缔约国发动进攻，即被同盟开除并受所有其他缔约国的集体制裁。条约是开放性的，它欢迎其他国家加入，特别是要求教皇国和那不勒斯亦应遵守条约义务（注：加瑞·马丁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外交》，第74-76页。）。《威尼斯条约》意味着意大利体系的主要成员应尊重意大利的政治现状，有义务接受并维持体系主要成员间实力大致相当的权力分配格局（注：卡列维·霍尔斯蒂：《国际政治：一种分析框架》(K.J.Holsti,International Politics:A Framework forAnalysis)，恩格尔伍德克利夫斯1977年版，第57、60页。）。
从1454年神圣同盟的诞生到1494年法国入侵半岛，意大利协调体制基本上经受住了考验。在这期间，意大利半岛共发生了六次战争，两次是国家之间的战争，其余四次为内战。虽然每次战争都含有大国的利益冲突或大国干涉，但意大利主要城邦国家都没有无限制地去进行战争，而是把战争控制在一定的地区和时间范围内。那不勒斯同热那亚争夺科西嘉的战争就是其中一个明显的例证。北方三强建立神圣同盟时，要求那不勒斯和热那亚在科西嘉问题上接受调停，前者予以拒绝，后者则宣布遵从。到1455年，当战争同时在大陆和海上进行而那不勒斯占据优势时，热那亚诉求神圣同盟援助，要求北方三强给予《威尼斯条约》所能提供的保护。但热那亚得到的仅仅是同情而不是有效的支持，威尼斯、佛罗伦萨、米兰和教皇国都不愿为了一个小小的热那亚而冒犯那不勒斯这个大国（注：加瑞·马丁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外交》，第79页。）。意大利各主要城邦在此后的五次战争中的态度也大致如此。因此，意大利协调体制存在时期虽不乏战争，大国关系也经常处于紧张之中，但大国间的均势基本得到维持，意大利半岛享有一种相对的和平。另一方面，五大势力的相互关系基本保持稳定，没有出现一国独霸意大利的局面，其中一国任意兼并一个小国或无限制地扩张领土，必然遭到其他力量的制约（注：卡列维·霍尔斯蒂：《国际政治：一种分析框架》，第56-57，61-62页。）。
二
意大利协调体制表明，意大利城邦国家体系已表现出对未来欧洲国家体系具有重要影响的特征。
首先，该体系的主要成员已具备了强烈的近代国家意识。无论是共和国威尼斯和佛罗伦萨，还是君主国那不勒斯和米兰，其内政外交的主要目标无不是为了扩大国家实力。这些城邦的君主或大公往往将个人的、家庭的或王朝的利益同国家利益等同起来，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去开疆拓土并增进工商业利益。佛罗伦萨的马基雅维里在《君主论》中指出，通过适当的和不适当的手段去获得并扩大国家实力并无不妥。他以直率而冷酷的眼光看待历史上和现实中的一切政治活动，劝谕统治者们采取一切可能的权宜之计去攫取权力和征服领土，可谓正中意大利各邦君主和政治家的心意（注：马基雅维里：《君主论》，第32-37页。）。也正是在这里，近代国家开始形成追求权力这一明确的国家目标，在国家间问题上从此将道德分离于政治。
意大利体系的第二个特征，是各城邦国家有了经常性和多样性的交往方式，包括互派外交使节、战争、贸易和干涉，这些交往将它们联结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并使其区别于分散而又无序的欧洲其他部分。派遣使节并设立常驻外交机构是意大利城邦国家进行对外交往的最重要途径。1450年，米兰大公任命宠臣尼科德莫·庞特雷摩里为常驻佛罗伦萨的全权大使，这是近现代意义上的第一位大使（注：哈罗德·尼科尔森：《外交方式的演变》(Harold Nicolson,TheEvolution of Diplomatic Method)，伦敦1954年版，第33页。）。两年后，佛罗伦萨向米兰派遣大使并设立大使馆，从而为同盟国之间提供了建立常设外交联络渠道的典范。在随后的15年中，这一做法为意大利其他城邦所效尤。1454年《洛迪和约》之后，意大利城邦国家互派外交官的做法已越过联盟的界限而具有普遍性了。这些常设外交机构和使节不仅为本国提供了驻在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情报，还在说服驻在国改变联盟立场、充当谈判代表促进贸易和商业交流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二种重要交往方式是战争。意大利各国经常诉诸武力来实现本国目标或解决分歧。战争的目标包括保卫统治家族或君主的荣誉、获得王位继承权、兼并城池以扩大税收、维护宗教的和外交的尊严与豁免权等，但最主要的目标还是扩大领土以增强国家实力。这样，意大利城邦国家在制定战争和外交政策时，总的出发点是战争能否得偿所失，特别是能否增加财政收入。但意大利体系中的战争目标、规模和烈度都是有限的，这不仅是因为经常性的外交联系缓解了战争，而且还是因为主要城邦国家为维持政治现状不愿冒险发生直接的冲突。因此，从1454年到1494年，意大利各主要国家间的危机不断，但每次危机都是在爆发战争的边缘得到控制；这期间发生的六次战争，平均每次战争不到两年；虽有大国支持，但无任何大国直接卷入；战争总是限于某一区域或某一国，而不致使整个意大利陷于混乱甚至崩溃；战争的破坏性较小，无一城池被夷为平地，无一战场血流成河（注：卡列维·霍尔斯蒂：《国际政治：一种分析框架》，第60页。）。第三种和第四种交往方式是贸易和干涉。当时的意大利是世界上最富庶的地区，这种繁荣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各城邦国家间及其与外部世界的发达的贸易联系。贸易联系促进了各国经济利益的同时，加强了彼此进行交往与合作的可能性及必要性，当然，有时也不可避免地导致商业战争。我们今天所说的“经济外交”，在某种程度上已见于当时的意大利体系。佛罗伦萨和威尼斯的外交官大都由在外国的本国银行家或商人充当，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收集有关国家的情报并在需要时充当商业谈判代表。威尼斯向法国和勃艮第派遣常驻大使，主要是为了保护它与北欧和西欧间的商业通道的安全（注：加瑞特·马丁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外交》，第84页。）。威尼斯还同欧洲之外的土耳其等国互派使节以促进贸易，“基督教世界团结一致反对异教徒的古老原则让位于日益扩大的致富胃口”（注：哈罗德·尼科尔森：《外交方式的演变》，第33页。）。干涉则是由意大利城邦国家政权的不稳定性所决定的。除威尼斯外，意大利各城邦国家的政治局势都变化无常，从而为邻国进行频繁干涉提供了机会。每个大国的统治者都想通过干涉邻国内政，扶植有利于本国的家族或君主上台，甚至自己取而代之直接统治邻国。这正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外交充满诡计、阴谋、背叛的主要原因，也是意大利外交在政治上不道德的缘故。
意大利体系的第三个特征是，它保持着大致的平衡并培育出一种均势的观念和政策传统。意大利各国争相对外扩张，但时刻对邻国的威胁保持警惕，并经常举行外交对话讨论其中一国的扩张威胁及相应的防范措施，其基本目标是维持意大利的政治现状，确保主要国家之间的实力对比大致相当，没有一个大国成为全意大利的主宰，也不去蓄意消灭其中一个大国而扰乱全局的平衡。这种均势观念和政策明显地表现在佛罗伦萨、米兰和威尼斯的外交政策上。在佛罗伦萨和米兰进行着殊死的争夺时，威尼斯坐山观虎斗，一则试图让两国长期争夺下去使其实力削弱，二则使两国实力保持大致相当（注：赫伯特·巴特菲尔德和马丁·怀特编：《外交研究》(HerbertButterfield and Martin Wignt,ed.,Dipl-omatic Investi-gations)，哈佛大学出版社1966年版，第133-137页。）。也就是说，威尼斯试图充当意大利政治的平衡者的角色。佛罗伦萨的统治者洛伦佐·美第奇和米兰大公弗兰切斯科·斯福查看到两国相斗而威尼斯渔利的现实，及时罢兵言和，并决定联合对付威尼斯的大陆扩张野心。斯福查向洛伦佐发出建议说，强大的威尼斯在意大利半岛不断扩张，有可能使其他城邦国家相形失色，从而成为意大利的仲裁者，他据此邀请佛罗伦萨一起出兵消灭威尼斯。他认为，若两国联手，则拥有最强大的雇佣兵，在征服威尼斯后，两国应立即将其瓜分以增加税收。洛伦佐答复说，反对威尼斯的野心是正确的，但消灭威尼斯对两国安全及意大利的均势有百害而无一利。在洛伦佐看来，威尼斯的存在既可阻止米兰据有整个波河流域，又可对付教皇、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法国国王甚至土耳其人的威胁。因此，他对斯福查说，意大利应保持一种平衡（注：亚当·沃森：《国际社会的演变》(Adam Waston,The Ev-olution ofInternational Society)，伦敦1992年版，第161页。）。实际上，洛伦佐的基本思想是，如果意大利主要城邦国家中的任何一国扩大了领土，佛罗伦萨就会有危险，故保持现状最为妥当（注：赫伯特·巴特菲尔德和马丁·怀特编：《外交研究》，第133-137页。）。
意大利体系的第四个特征，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特征，是它的存在依赖于它在政治上与欧洲其他地区的相对隔绝。意大利体系之所以是一个封闭的体系，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主观的，即意大利城邦国家及意大利人视意大利半岛为一个独特的整体，认为意大利在各方面优越于欧洲其他各国，在地理上有大自然赋予的阿尔卑斯山作为天然屏障，欧洲其他国家干涉意大利事务虽然不是不可能的，但至少也是不合情理的（注：费利克斯·吉尔伯特：《马基雅维里和圭奇阿尔迪尼：16世纪佛罗伦萨的政治和历史》(Felix Gilbert,Machiavelli and Guicciardini:Politics and History in Sixteenth-Century Florence)，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5年版，第255页。）。另一个原因是客观的，即意大利体系在15世纪末期之前没有遭到强大的外来干涉，法国曾几次干涉意大利的战争，但都是匆匆而来，匆匆而去，没有在根本上改变意大利的现状；奥斯曼土耳其也多次从大陆方向威胁意大利，但每一次都被拒之于半岛之外。实际上，意大利体系保持独立与安全的最关键的原因是，欧洲大国法国、西班牙和奥地利，还处于国内分裂状态，政治危机和军事冲突不断，无暇顾及意大利。这一客观因素反过来导致意大利各城邦国家并不忌讳在彼此争夺中引入外力为己所用，而且在每次达到目的后旋即使其退出意大利半岛（注：加瑞特·马丁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外交》，第86页。）。
三
在干涉意大利事务的外部力量中，法国是介入次数最多的国家。1494年，米兰的摩尔为争夺大公之位并对付那不勒斯，再次寻求法国帮助。他自认为能够在达到目的之后说服法国军队撤出意大利。但事与愿违。这一次，法国军队不仅没有立即撤退，而且带来了西班牙和奥地利的干涉，引发了持续60多年之久的意大利战争，意大利从此成为欧洲大国的争夺对象。因此，与欧洲其他地区的相对隔绝，是意大利体系得以存在的主要原因。当然，这并不是说意大利体系与欧洲没有联系，而是意味着意大利体系各成员间的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关系主要限于意大利半岛，它们与欧洲其他国家的商业、外交及文化联系是广泛的，但这种联系不能从根本上触动意大利体系的稳定，因为在1494年之前，欧洲还没有出现强大到足以干涉并扰乱意大利平衡的政治力量。
1494年爆发的意大利战争是欧洲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它直接导致意大利城邦国家体系的覆灭，在此后三百多年里，意大利城邦国家中的大多数成为欧洲大国的附庸，少数虽保持独立，但不过是徒有虚名。尽管个别的意大利城邦国家仍在国际政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如威尼斯在16世纪初还抵挡住了教皇国、法国、奥地利和西班牙所组成的康布雷同盟的联合进攻，但一个独立的意大利体系不复存在了。由于欧洲大国对意大利事务的干涉，意大利城邦国家体系汇入了正在形成中的规模更大的欧洲国家体系。意大利战争还揭开了近代欧洲第一轮霸权战争的序幕。法国入侵意大利后，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统治的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和西班牙相继进入半岛进行争夺，英国在一定程度上也卷入其中。随着意大利战争的持续、蔓延和展开，法国和西班牙成为斗争的主角，它们所争夺的已不仅仅是对意大利的统治，而是对欧洲的主导权。这是一场霸权战争，它加速了欧洲国家体系的形成。
意大利体系对未来欧洲国际体系的重大影响不仅仅表现在意大利战争的爆发和展开，更重要的是在于它为欧洲民族国家作为独立的主权单位的形成提供了理论的和实践的指导，同时促进它们开始组成一种相互联系又相互牵制的多边政治结构。
首先，意大利体系及其成员为欧洲民族国家加强国家主权独立地位提供了理论基础。欧洲主要国家在兴起的过程中始终面临着动摇国家权力的内外压力。如在法国内部，国王名义上享有一切大权，但受到封建领主、特权市镇当局和教会的巨大限制。在外部，罗马教皇和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作为试图在欧洲建立世界帝国的两大势力，不断干涉各国教俗事务，严重制约了各国的主权独立。为加强和扩大王权，巩固国家的主权独立，欧洲国家利用并发展了但丁等意大利人文思想家的政教平等、政教分离、反对教皇干预国家政策的观念，提出了君权神授理论，宣传王权至上，认为国王是其管辖国土内的包括教会在内的一切事物的最高权威，是人民的立法者和教会的首脑（注：弗朗西斯·H.欣斯利：《国家主权》(Francis H.Hinsley,Sovereinty)，伦敦1966年版，第132-133页。）。到17世纪初，君权神授理论取得了对中世纪教权至上理论的全面胜利而成为欧洲各国政治社会生活的主导思想，各国君主都将其作为巩固王权、建立强大民族国家的理论依据。在此基础上，欧洲民族国家的政治思想家还提出了国家主权理论，为这些国家进一步维护并巩固其独立地位提供了理论基础。
第二，意大利体系为欧洲民族国家的对外政策提供了思想指南。意大利各城邦国家作为完全独立的政治单位，在外交政策上以国家利益为核心，一些理论家对此进行了总结，提出了一种新的外交政策观念，即国家利益观。这种观念以世俗国家的整体利益作为目的，强调国家的安全、繁荣与强大是国家的基本任务和国家政策的核心。马基雅维里等人指出，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王公大臣和每个公民都应为国家利益而行动，为了国家利益，可以不计较手段是否道德（注：费利克斯·吉尔伯特：《马基雅维里和圭奇阿尔迪尼：16世纪佛罗伦萨的政治和历史》，第170、177、196页。）。这种观念与当时的政治现实相呼应，使得国家利益一词成为各国政治家和思想家所用的一个时髦用语。在此基础上，庇蒙特的乔万尼·博泰罗写成《国家利益论》一书，阐述了什么是国家利益以及如何维护并增进国家利益。他说，国家利益就是建立、维护和扩大国家的统治权，为了实现国家利益，可以采取军事、政治、经济和外交等多种手段。军事上，为消除国家安全的外来威胁，要在边境地区建立堡垒并屯兵驻守，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占领属于外国的战略要地以为本国之用。在外交上，应该善于利用外部国家的矛盾，可以通过结盟、游说、贿赂、谈和、甚至求得别国庇护来维持本国的生存；在此基础上，应通过征服、联姻、购买等方式增加国土（注：乔万尼·博泰罗：《国家利益论》(Giovani Botero,The Reason of State)，伦敦1956年版，第3、117-128、148-162页。）。总之，只要有利于本国利益可以采取任何的手段。可以看出，博泰罗的国家利益观并不区分适当与不适当，或道德与不道德。贯穿其著作的主题是，拥有大权的君主应成为国家利益的最大保护者和促进人。国家利益观对近代初期欧洲各国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到17世纪上半叶，这一观念已进入这些国家的最高决策层，成为其对外政策的首要指导原则，它甚至成为老百姓在菜市场和街头巷尾议论的话题（注：弗雷德里克·梅内克：《马基雅维里主义：国家利益观及其在现代历史中的地位》(Frederick Meinecke,Machiavellism:The Doctrine of RaisonD'Etat and Its Place in Modern History)，伦敦1957年版，第131页。）。如在法国，国家利益观完全支配着法国对外政策的首席制定人和推行者黎塞留的思想和实践。发源于意大利的国家利益观就这样成为促进欧洲民族国家兴起的强大动力。
第三，意大利体系为欧洲民族国家处理相互关系提供了实践模式。随着主权国家独立地位的加强与巩固，英、法、西、奥等开始顺应主要国家间彼此竞争的多元化政治格局的现实，开始从国家角度出发看待国家间关系，否定帝国与霸权的合法性。在意大利体系存在的时候，欧洲国家还没有经常性的外交往来，彼此并不象意大利城邦国家之间那样尊重对方的独立，并不认为对方是平等的。它们更多地从建立自身的优势或霸权出发对待别国，换句话说，它们不是从国家出发，而是从基督教世界或帝国的观念出发看待欧洲并处理国家间的关系；它们忙于内乱和对外扩张，还没有形成大家都能接受的国际规范和国际共识，如维持均势或政治现状，还没有学会彼此容纳与相互协调。但自从欧洲大国开始介入意大利战争，它们之间的联系增多了，并开始仿效意大利城邦国家间互相派遣常驻外交代表和设立大使馆的做法，到1559年意大利战争结束时，英、法、西、奥彼此之间已大致建立起常驻外交代表制度。其次，主权国家是国际社会主体的观念以及主权国家必须遵循共同的国际法的思想相继产生。西班牙、法国和荷兰等国的思想家和政治家认为，欧洲国际关系不应向帝国或普世国家的方向发展，主权国家是平等的，每个国家都单独拥有其最高统治权，其行为不受另外任何国家的限制，但各国在处理彼此关系时应遵循“国际的万民法”（注：阿瑟·诺斯鲍姆：《简明国际法史》(Arthur Nusbaum,A ConciseHistory of the Law of Nations)，纽约1954年版，第80-84、85-90页。）。这些观念阐述了国家之间进行正常和正当外交交往的必要性，为各国根据共同的国际原则和规范加强相互关系指明了正确的方向。这样，欧洲主要国家开始形成一种多边的国际政治结构，在经过了三十年战争的洗礼后，终于演变成近代欧洲历史上的第一个国际体系——威斯特伐利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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