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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要维护中央的权威，指出在宏观管理上要体现中央说话能够算数。坚决维护中央的权威，确保中央的政令畅通，这是国家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原则，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和全国经济的协调发展的大问题。在一个拥有十二亿人口的大国，要调动千军万马向一个既定的目标前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必须维护中央的权威，以党中央为核心凝聚起来，团结起来，统一意志，统一指挥，统一行动。
一、在维护中央权威的前提下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
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江泽民同志把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带有全局性的重大关系重新提出来，不仅重申了党中央关于充分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的方针，而且提出了在新的历史时期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总原则。他指出：“在新形势下，必须更好地坚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方针。总的原则应当是既要有体现全局利益的统一性，又要有统一指导下兼顾局部利益的灵活性；既要有维护国家宏观调控权的集中，又要在集中指导下赋予地方必要的权力”。
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央指令性计划覆盖面过大，统管的事情过多，管理职权过于集中，同时在地方发展方针上过分偏重平衡和统一，这种利益格局严重束缚了地方和基层群众的积极性。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基本上是循着放权让利的原则，按照改革开放的客观要求，推进农业改革、企业改革及各项经济体制改革的，使地方的积极性得到了充分发挥。但是，由于利益格局的日益地方化、部门化、分散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央宏观调控能力，软化了中央权威，甚至出现了“令不行、禁不止”，“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倾向。“诸侯经济”、地方保护主义的出现和发展，就是这种错误思想的产物。如不及时解决，势必影响中央对改革和建设的整体推进，甚至对稳定大局带来不良影响。
维护中央的权威是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从一定意义上讲，也是集中与民主的关系。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报从中央，是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基本内涵。这是我们革命和建设事业走向胜利的根本制度保证。地方作为一级领导核心，要充分享受民主，但更应坚决服从中央的集中。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不迷失方向，才能更好地推进本地改革和经济建设的蓬勃发展。《党章》第十五条明确规定：有关全国性的重大政策问题，只有党中央有权作出决定，各部门、各地方的党组织可以向党中央提出建议，但不得擅自作出决定和对外发表主张。地方情况再特殊，也不能突破党中央方针政策的总框框。所谓变通，必须在一定范围内进行。这和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地方应把维护中央权威作为一种政治纪律和政治责任来严肃对待，确保中央政令畅通。
维护中央的权威，是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要前提。加强宏观调控是实现经济良性运行和发展的基本条件。通过行之有效的宏观调控，可以强化对全国经济发展布局的统筹和指导，克服经济增长的无序状况，抑制通货膨胀，实现经济总量平衡和产业结构的优化。然而，要确保宏观政策落到实处，取得实效，就必须牢固树立中央的权威性，积极配合，协调动作，形成上下之间的调控运作合力。如果不顾大局，对中央指令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你控我不控，你刹我不刹，或者互相攀比，左观右望，推脱延误，就会削弱调控力度，进而影响整个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如果任由这种情况发展下去，中央宏观调控这个总指挥中心就难以发挥作用，市场经济的消极作用就会导致整个经济秩序的混乱。因此，维护中央权威，服从中央宏观调控指令，不仅仅是一个重大的经济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
我们党肩负的历史任务要求全党必须坚决维护中央的权威。江泽民同志在中纪委6次全会上强调指出：“象我们这样一个大党， 肩负着这样繁重艰巨的历史任务，如果没有铁的纪律，政治上涣散是十分危险的。全党都要在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中央权威，保证中央政令畅通。要坚决反对口是心非、阳奉阴违、弄虚作假、虚报浮夸的行为”。我们国家幅员辽阔，各地资源条件差异很大，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在低水平的基础上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加强集中统一领导，充分发挥中央对全国经济发展布局的统筹和指导作用，是非常必要的。如果不是这样，就会导致大量低水平重复建设和不合理重复引进，资源配置分散化，难以形成国家产业优势和产业竞争力，最终在日趋激烈的国内外竞争中被淘汰，改革与发展的目标就要落空。实践证明，改革要深化，经济要发展，社会要稳定，一切的一切都离不开党中央的统一领导。
二、维护中央权威，必须不折不扣地把中央方针政策落到实处
在思想上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最终要体现在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维护中央权威，就是要把中央的方针政策不折不扣地落到实处，取得实效。在具体工作中应注意把握好以下几点：
要树立全国一盘棋的思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自由经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能放任自流。相反，越是改革开放，越需要树立和强化全国一盘棋的思想，越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需要维护中央的权威。正如江泽民同志在十四大报告中所指出：“各地都要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树立全局观念，不应追求自成体系，竭立避免不合理的重复建设和重复引进。积极促进合理交换和联合协作，形成地区之间互惠互利的经济循环新格局”。因此，我们在想问题、办事情时，既要着眼于本地，更要放眼全国，正确处理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要善于在全国经济发展的大棋盘上找准自己的位置，挖掘自身的优势，把本地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举措放到全国宏观经济发展大背景下去精心谋划，悉心研究，才能顺势而上，迅速取得成效，推动第二步、第三步战略目标的实现。
地方和部门都要为中央分忧解难。目前，就全国来讲，中央政府面临着诸多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通货膨胀压力尚未缓解；基础产业的“瓶颈”制约日益突出；中央财政实力不足；一些大中型企业处境困难；农业生产特别是粮棉生产基础脆弱；各种不安定因素有所增加。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需要中央与地方共同努力。一方面要强化中央宏观调控力度，统一步调，另一方面要主动为中央分忧解难。全国宏观经济形势好坏，最终取决于各个地方经济运行质量的优劣。因此，要积极审慎地解决好本地存在的突出问题，着力营造好微观经济环境，为从根本上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创造条件，这本身就是对大局的支持，对中央权威的维护。
要建立令行禁止的运行机制。“有令则行、有禁则止”，保持统一步调是我们革命和建设事业胜利的法定。改革与发展是我们面临的跨世纪的历史使命，完成好这两大使命，必须做到统一号令、统一步伐，心往一处想，劲朝一处使，建立一种令行禁止的灵敏的运行机制。邓小平同志曾经告诫过我们：“改革要成功，就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没有这一条，就是乱哄，各行其是，怎么行呢？不能搞‘你有政策我有对策’，不能搞违背中央政策的‘对策’。党中央、国务院没有权威，局势就控制不住”。因此，我们应严格遵守“令行禁止”的政治纪律，确保中央政令畅通，以改革与发展的有序性促进有效性。建立令行禁止的运行机制，首先要强化各级党委的组织建设，不断加强理论学习，真正把思想统一到中央各项方针政策上来；其次要完善用人机制，选拔和使用干部要把政治上强不强放在首位，真正把那些忠于党的事业，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干部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此外，还要完善监督约束机制，进一步强化民主监督、社会监督，对于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违犯政治纪律的应给予严肃处理。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杜绝或减少“你有政策我有对策”的反常现象。
三、维护中央权威，必须善于寻求中央精神与本地实际的最佳结合点，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维护中央权威，确保中央政令畅通，不能机械地、片面地理解为对中央精神的照抄照转，而应在自觉服从大局的前提下，结合本地实际用足用好中央政策，正确运用国家赋予的权力，调节好本地区和本部门的各项工作，确保中央精神的贯彻执行。因此，在实践过程中，要善于寻求中央与本地实际的最佳结合点，创造性地开展工作，还应注意把握好两个方面：
一是既要吃透上情，又要摸准下情。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需要正确地把握中央精神，更要透彻了解本地实际。前者是创造性工作的方向，后者是创造性工作的基础。二者不可或缺，才能保证我们开展的创造性工作既不脱离中央政策的轨道，又不脱离客观实际。因此，首先要加强对中央各项方针政策的学习，真正把握其精神实质，要按照江泽民同志所倡导的“讲学习、讲正气、讲政治”的要求，认真学习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学习市场经济和现代科技知识。力争通过学习，对中央精神做到深刻领会，融汇贯通。在此基础上做到政治信念更加坚定，理论功底更加扎实，思维能力更加灵活。了解本地本部门的社情民意，掌握经济运行走势，及时发现新形势下影响改革、发展、稳定的新矛盾、新问题，在中央方针政策的指导下，认真地加以解决。
二是既要维护整体利益的统一性，又要谋求有本地特色的发展路子。我们讲维护整体利益的统一性，并不是重新回到计划经济体制下行政性“大一统”的老路上去；谋求有本地特色的发展道路也不是单纯追求地方利益的分散主义。正确的办法是认真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基本方针，更新发展思路，选择好区域发展模式；以中央的大政方针为指导，制定有效管理当地社会生活的规章，促进社会公正、安全、文明、健康发展。认真地把全局利益同局部利益有机地统一起来，正确处理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在维护全局利益，维护中央权威的前提下，致力于谋求有本地特色的发展道路，既是对我们领导水平的考验，也是在维护中央权威的过程中树立和维护了自己的权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远景目标纲要》明确规定了今后5 年至15年国家产业政策和地区发展战略布局，在中央的统一部署下，各地积极营造独具特色的区域经济，必须善于寻求中央精神与本地实际的最佳结合点，把中央宏观政策进行延伸和具体化，从而推动本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