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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信息化评估起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人们对信息化评估的认识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从初期以围绕“信息”的概念演绎和“本源性”方法探讨，到当前以面向“信息社会”应用发展为核心的价值基本取向，相关研究以社会发展为中心，围绕“IT(ICT)”主题，演绎出多角度、分领域的评估方法，如信息指数、e-readiness、Infostates[1]等，可以说，信息化评估的发展历程，也印证了信息技术革命的演进过程。同样，国内的相关研究也是追寻国际研究的轨迹，将各类相关的评估或测度方法都纳入“信息化评估”的范畴，借用“信息化”这一基本概念，演绎由现代信息技术革命所带来的社会进步与发展。因此，本文所讨论的信息化评估也包含国际上与IT或ICT相关的评估。
1 早期的信息化与评估
1956年，美国从事技术、管理和事务工作的白领工人的数量超过了蓝领工人，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2]认为这是“后工业社会(Post industrial Society)”的开始，以后，这又被人们视为工业经济转向信息经济（知识经济）的开始。1962年，马克·卢普分析了美国的知识产业和分布[3]。1977年，马克·波拉特(M.Porat)完善了马克·卢普的知识产业概念[4]，提出四产业划分法，创立了一套经济核算体系，并对美国1967年的信息产业、产值和劳动进行了测算。在日本，梅棹忠夫于1960年提出日本已进入了“信息产业”社会，并认为需要用一种类似恩格尔系数的指标（即信息消费在家庭预算中的比例）[5]从某个角度反映社会发展的水平；稍后，林次郎提出工业社会之后就是“信息社会”；日本电讯与经济研究所等采纳了梅棹忠夫的建议，用“信息化指数”（The Research Institute of Telecommunications and Economics，简称RITE模型）测算日本46个县的信息化程度。1980年，日本计算机应用所所长增田(Yonesii Masuda)将信息社会的概念推向国际社会[6]。“信息化”、“信息社会”和“信息化评估”等一些初步的概念和理论方法基本建立，在评估领域，形成了以日本的RITE为代表的综合指数评估方法和以（美国）波拉特方法为基础的生产要素测度法两种主要的方法。
国内较早的研究是1986年12月“首届中国信息化问题学术讨论会”提供的相关研究报告（邹家澶、刘红纂和郭沪玲等[7]）。其后的研究基本是追寻着国际研究的轨迹，用类似的测度方法对国内的不同对象进行测算比较。从总体上看，国内主要是应用综合指数与波拉特等方法来比较国内信息化的发展水平与国际发达国家的差距，也有从“信息经济”的宏、微观视角来划分研究领域，将信息化评估界定为“信息宏观测度”的范畴[8-9]。所以，国内的研究是从综合指数与宏观测度这两个方面展开的，但从研究的时间和人数上分析，综合指数研究居多。其建立指标体系的方式，主要以日本的RITE为基模，结合国内指标数据的可采集性为依据，建立综合指数的指标系。从已有的成果分析，国内学者的研究是以评估指标为重点。
总之，早期（1960年代末—1980年代后期）人们是围绕“社会信息”的本源性问题展开，即人们从基础性概念出发，对“社会信息”解析，主要结果是从社会信息流通的便利性、流通信息总量以及与社会信息相关的经济性三个方面为视点，构建测度模型空间。其三维坐标为：(1)流通性，即信息流通的便利性，是反映社会信息传递与交流的技术手段和能力，这是社会信息化发展水平的基本面，一般采用通信终端设备的普及率和先进性来评价一个社会的发展水平。(2)信息量，即一定时期内信息流通总量，是反映一个社会在生产与生活中对信息处理的能力，以此衡量社会信息化的技术发展水平，如在RITE中评价指标从信函、电话、报刊和人口密度等方面来测度这种信息量水平。(3)经济性，即信息与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相互作用，具体评价的方法较多，如RITE评价是从信息消费水平来测度；而波拉特方法，是从整个社会生产方式来测度；而最早日本邮电省曾经用每字节信息的传递成本来评价信息化的发展水平。所以，早期尽管人们对社会信息化的概念认识还不清晰，但所提出的评价方法和模型是围绕一些基本概念来构建，使评价的目的停留在一种社会分析的方法论层面，其评估功能以学术研讨层面占多数。
2 信息技术革命与信息化评估
1993年，美国提出了《国家信息基础行动实施纲领》(Nation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在全球掀起一股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的热潮，“信息高速公路”建设成为全球关注的热点，尤其是发达国家，竞相投资建设，这种现象在进入“新千年”时达到高潮。一个明显的例子，在进入新世纪前后的阶段，国际互联网的互通带宽增长迅猛，各大洲每年的联通带宽都成倍增长，导致世界的总体发展水平也成倍增长，以发达国家的发展最为显著。因这一波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所“引爆”的高投入，使社会信息化发展评估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显然，大量的社会资金投入建设无论对哪一国都是需要论证的。1995年，国际电信联盟向以“信息社会”为主题的西方七国集团部长会议提出一套评价信息化发展现状的指标体系[10]；同年，韩国推出了“信息化指数”评估体系，加拿大也提出了本国新的信息技术和电信分类法。1996年，Mosaic Group从防务的视角提出了一套评估IT能力(IT capability)的方法，1998年又从IT发展的视角提出了一套评估全球互联网扩散的方法。美国国际数据公司(IDC)也提出了一种“信息社会指数”。2000年，McConnell International从商业的视角提出了一套电子准备度的评估方法。英国的EIU也从商业的视角提出了一套电子就绪度的评估方法。2001年，ITU推出了接入指数评估方法。2002年，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CID)与世界经济论坛(WEF)推出了信息与通信技术的应用现状和发展潜力的综合评估；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从技术发展的视角提出了一套评估ICT扩散的方法；澳大利亚信息经济办公室也推出了“信息经济办公室指数”；英国电子专员办公室和INSEAD商学院合作，制定了电子经济评估体系；俄罗斯联邦政府对国内89个联邦主体的信息化建设也进行评估。2003年日本在IT战略本部之下，设立了专门评价调查委员会，2005年日本总务省重新开展了“日本ICT基础建设国际评估”[11-12]。
国际的变化显然也影响到国内，对信息化关注的视点在变化。1997年，国务院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在全国信息化工作会议上第一次提出国家信息化的概念。1998年，国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基金分别资助了“信息产业对竞争力和经济增长影响的机制与模式研究”和“信息化实现经济效益的机制与模式研究”两个项目。2001年，在国家统计局多年研究的基础上，信息产业部会同国家多部委推出了我国的“国家信息化指标构成方案”，同时也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设立了“中国信息化评价体系与监测支持系统研究”项目。2002年7月，在邯郸召开的“全国城市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信息产业部在推出城市信息化建设与管理等措施的同时也推出了“中国城市信息化指标体系方案”。国家统计局在“十五”以后，为了适应新发展，在第一套指标的基础上又研制了新的信息化评价总指数[13]。这一阶段国内的一个明显变化是政府部门的介入，对信息化的评估也从学术性问题上升为社会和政府所关注的热点问题。2006年，在制定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信息化“十一五”规划时，又提出了信息化发展指数(IDI)，比较了我国与世界其他地区主要国家的信息化发展水平[14]。
所以，信息技术革命后（20世纪90年代中期—2005年），人们评估的视角开始发生变化。“信息化”的概念被更加明确为“现代信息技术革命”，人们更加关注和强调的是ICT（或IT），主要变化为：评价研究的方法论层面探讨被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所取代。从评价视角的具体变化分析，一是“信息量”被“互联网”取代（由概念转向技术应用）；另一个是信息技术革命的“经济性”从评价中分离出来而成为一个重要“新经济”分支，1998-2003年间，美国商务部每年都发布其重要的年度研究报告——《数字经济》，美联储的欧林纳和斯奇尔通过对资本深化的分析，来评价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15]；OECD也运用经济学的实证方法研究ICT对社会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些研究基本上可以纳入计量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因此，信息技术革命后评价的新视角是以ICT核心，在基本面上主要增加了移动通信；信息量评价被互联网络发展评价所替代；而经济性演化为社会发展环境对ICT应用发展的适应度评价，如EIU的e-readiness和WEF的Network readiness中都考虑了ICT消费对社会信息化的作用，可从整个评估的指标体系分析，这种较直接的经济性评估被更多与ICT有关的发展环境所替代。人们更加关注市场发展环境，关注经济的制度环境，如宏观环境方面，有法律法规的评价，而在微观经济方面，甚至有政府在ICT上的支出费用（主要是拉动需求）。所以这一时期的评价视角聚焦在社会信息网络发展、信息流通先进性和市场发展环境三个维度所形成的测度空间上。从评价的目的和功能性分析，人们更注重信息技术应用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3 面向“信息社会”的信息化评估
2007年4月，EIU又发布了新一年度的e-readiness评估报告，最明显的变化就显示在封面上，注释了本年度评估关注的焦点是“增长的势头”(Raising the bar)[16]。评估结果的变化与评估的模型方法有直接的关系，而方法模型的修正是源自人们视角的变化。近几年，日本和韩国已将“信息化”提到一个无所不在的高度(Ubiquitous)，其发展战略也从e—视角提到u—视角的高度。而欧盟、新加坡等，也从原来的e-everything发展到现在的i-everything。因此，人们对社会信息化发展又有新思维和新视角，更加关注在社会信息化发展中的新技术应用与新市场发展。如，EIU在其报告中对新一代评估模型的释义强调了模型应对“两新”的变化；2006年12月，国际电信联合会(ITU)在香港发布的DOI指数也关注了新技术的市场机会。人们已认识到，决定社会信息化发展水平的是现代信息技术应用渗透的程度，而信息技术的应用发展不仅仅是一个新技术问题，还有市场因素，甚至已有人将视线从“ICT”扩展到“TIMES(Telecommunications、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Consumer Electronics、Media、E-Business and Service Provider)”新市场。
由此可见，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新技术是人们关注的焦点，由于信息技术发展的速度超出传统的技术更替响应速度，使得某些技术还没有在市场中得到充分的“释放”又有新的技术出现。这给以技术为中心的评价方式带来了挑战，一个最明显的现象是评价标准的多变性和多样性，使人们对信息化评价的认识产生困惑。因此，当社会信息化发展经过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期后，信息化的评价也经历了一个高潮，在度过由社会需求拉动的评价之后，人们对信息化评价认识重归理性，但从“概念演绎”转向“市场应用”的方向基本保持不变（至少目前仍如此）。例如，2009年ITU又推出面向信息社会的ICT发展指数评价新模型，其评价指标是以DOI[17]为基准，其指标体系的框架结构如图1所示。这与人们初期对社会信息化评估的目的有了很多改变，人们更加关注信息化的应用成效。
图1 面向信息社会的ICT评价模型结构[18]
4 小结
信息化评估是社会发展的产物。早期的评估是围绕社会发展与“信息”的关系，人们从认识的理性出发，归纳、解析社会发展与“信息”的内在联系，并用量化方式，测度社会生产与活动中“信息”及其“传输”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和影响，其理论方法有从社会学出发，也有用经济学方法来解题，目的是对社会发展的现状给出一种评价，以量化显示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结构性特征，尽管人们所要探究的问题与社会信息化发展有密切关系，但人们所采用的方法更多层面上受制于“本源性”探讨的界囿。信息技术革命后，因社会发展的快速变化拉动了社会对信息化评估的需求，各种围绕发展需求的评估应运而生。在完成进入“信息社会”的基础性建设后，人们更加关注的是面向“信息社会”的评估，即围绕社会发展与“信息技术与应用”的关系，人们更多是关注信息技术对社会发展的影响，直接从信息社会发展趋势和信息技术与应用发展的需求出发来“设计信息化评估”，将信息化评估从学术性研究向社会应用实践提升，参与者也研究机构扩大到政府、组织和商业机构等，评估的主要目的是诊断社会发展中所存在的问题以及快速响应因信息技术发展而产生的社会影响，从宏观分析，主要是为实现“信息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提供决策支持和服务。
收稿日期：2009-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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