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利亚民族国家建构困境与启示：基于冲突治理的分析论文

叙利亚民族国家建构困境与启示：基于冲突治理的分析

曹鹏鹏韩隽

（新疆大学中亚地缘政治研究中心，新疆乌鲁木齐 830001）

摘要：冲突治理视角下后发多族群国家的民族国家建构问题尚未得到深入研究。叙利亚作为典型的后发多族群国家，无法应对政治冲突、族群和宗教教派冲突以及对外自主性问题。其国家治理低效直接迟滞了民族国家建构步伐。社会多元冲突是造成叙利亚危机的重要因素。在叙利亚民族国家从威权到弱威权的演变中，国内族群冲突与教派分裂、弱威权政权解体、域外力量介入与博弈等，加剧了叙利亚的内部冲突。叙利亚民族建构的进程与困境，对类似国家的冲突治理提供了参考：完善协商型国家制度设计，建构认同型族群与教派关系，塑造自主型国家治理权威。

关键词：叙利亚；冲突治理；民族国家建构；宗教冲突

民族国家建构在20世纪70年代成为西方政治学界深入探讨的主要议题之一。民族国家建构的主要内容是国家治理，国家治理是民族国家建构的必要环节。国家治理配置政治权力，平衡国内族群宗教冲突，调整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完成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丹尼尔·考夫曼把治理一词引入经济学领域并将治理具体化为国家治理，认为国家治理是一个国家权力运用的传统与制度^［1］。詹姆斯·N.罗西瑙将国家治理和国家统治区分开来。他认为，国家治理是民主时代的国家管理活动和政治活动^［2］。奥古·弗莱勒斯将后民族国家的治理模式分为单一文化模式、多元文化模式及多重多元文化模式，以此探讨不同文化背景下国家的治理模式^［3］。西方的民主国家治理模式对后发国家的族群冲突却难以奏效。国内学者对国家治理的研究区别于西方的国家治理理论。郑曙村认为，国家治理在遵循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逻辑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和当今的时代特征，提出符合中国人民长远发展利益的国家治理理论。陈亮、王彩波认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质是厘清政府在国家治理过程中的本职工作^［4］。国内有的学者对国际社会中转型国家治理模式进行了分析，主要包括以波兰、捷克和匈牙利等为代表的中东欧模式，以俄罗斯为代表的独联体模式，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转型模式^［5］。然而，国内学者和国外学者较少对中东地区现代国家治理进行分析，尤其缺乏基于冲突治理角度分析后发多族群国家的民族国家建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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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叙利亚民族国家建构的演变

（一）叙利亚国家构建初期的艰难探索

历史上，叙利亚是连接亚、欧、非三大洲的桥梁，是古代阿拉伯文明的发祥地，先后被亚述帝国、马其顿帝国、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欧洲十字军、埃及马穆鲁克王朝和奥斯曼帝国统治。叙利亚地缘政治上的脆弱性和敏感性使其民族国家建构步履艰难。一战结束后，叙利亚为摆脱奥斯曼帝国统治曾试图进行国家构建。1918年10月，费萨尔亲王建立了立宪制政府，使叙利亚成为一个独立国家。1920年，法国进入大马士革，开启了委任统治时期，叙利亚国家构建初具雏形。法国委任统治当局实施“分而治之”的政策，改变了原有族群结构，加剧了叙利亚少数族群认同和教派分化的矛盾。这一时期叙利亚党派活动开始形成，民族政府建立，现代议会形式的民主政治得以萌生。这些成为现代叙利亚国家政治制度的源头^［6］。1946年，叙利亚成为完全独立的国家，但第一次中东战争的失败使叙利亚统治集团内部相互推卸责任，政治混乱、政府软弱且政变频发。其国内推行的“泛阿拉伯民族”观念使宗教、社会族群矛盾突出，库尔德独立运动开始不断升温。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建立，致使叙利亚民族国家的建构进程被“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取代。叙利亚退出“阿联”后，逐步恢复了独立主权国家地位，国内上层政治精英愈发意识到民族国家建构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二）威权政治体制建立

1963年，复兴党通过政变上台，在政治层面初步建立了党政合一的军政体制。社会阶层上，国内阿拉维派势力上升。复兴党新左派施行的激进政策提高了军队、农民和新中产阶级的力量。复兴党进一步强调叙利亚国家的阿拉伯性质，尤其是否认库尔德人的族群特性、压制库尔德民族主义，推行阿拉伯化政策。穆迪希尔·穆萨丽认为，叙利亚不是多民族国家，库尔德人不应该拥有叙利亚和库尔德双重属性^［7］。1970年，老阿萨德发动“纠偏运动”，叙利亚开启威权政治统治时期。老阿萨德建立了政府统治的“三大支柱”——军事安全机构、复兴党组织、行政官僚机构，逐步构筑起复兴党一党体制。老阿萨德政府先后实施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开启了叙利亚国家政治体制的重构过程，加强了对叙利亚民族国家认同的构建。在民族国家认同方面，老阿萨德政府基本沿用“阿拉伯化”政策，也宣传阿拉伯民族的团结和睦，且在权力中心启用大量少数族群成员。老阿萨德执掌政权30年间，将叙利亚从一个弱小混乱的、初步形成的民族国家改造为具有较强实力的地区强国。

（三）威权政治转型与弱威权政治形成

2000年，巴沙尔继任叙利亚总统，推行民主改革，以新的政治合法性取代老阿萨德的“克里斯玛型”威权主义统治^［8］，从而形成了新的弱威权主义政治体制，一度给叙利亚带来了被外界称赞的“大马士革之春”的民主景象。巴沙尔宣布实行多党制与自由选举制，在形式上赋予了人民议会更多的权力。然而，全方位的改革动摇了叙利亚多年的威权政治体制。外部势力的干预和国内既得利益集团的制约、教派矛盾、族群冲突，使巴沙尔的弱威权政治合法性受到冲击。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后，以阿拉维派为核心的集权政治遭遇地方武装与部落族群分权，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更是冲击着叙利亚政治合法性。根深蒂固的部落族群、教派忠诚和长期的国内阶层固化致使矛盾尖锐爆发。从叙利亚国家内部来看，族群和教派关系的重构是叙利亚未来政治发展面临的最迫切问题。从外部来看，叙利亚正处于一个旧秩序崩塌、新秩序重塑的漫长而动荡的过渡阶段^［9］。“新冷战”思维一直左右着叙利亚局势。美俄的战略遏制与反遏制，都意图获取地缘利益与地区主导权。叙利亚危机以来，地缘政治角逐与族群教派冲突外溢，周边侧翼强国纷纷开启利益争夺。历史与现实的因素、国内与国外势力的交互作用，使叙利亚政治生态进一步呈现出碎片化趋势。此时，叙利亚民族国家重构又迫在眉睫。

二、叙利亚民族国家建构的困境

（一）叙利亚国内族群冲突与教派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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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刺激-反应”导致库尔德民族独立运动高涨。有学者认为：“民族主义首先是一种基于‘刺激-反应’模式的社会心理活动 ……民族主义理论通常认为冲突是由异族刺激和压制引起的。”^［10］叙利亚主体民族是占人口总数 90.3%的阿拉伯人。跨界民族主要为库尔德人、亚美尼亚人、犹太人、土耳其人等，约占总人口的 9.7%。因与主体民族存在差异，叙利亚跨界少数族群产生“刺激-反应”型民族主义倾向。库尔德人是叙利亚跨界族群的典型代表。叙利亚库尔德地区主要位于叙利亚东北部地区。库尔德是叙利亚第二大民族，但自老阿萨德执政以来，叙利亚政府一直弱化库尔德民族意识，在意识形态上否认库尔德少数族裔身份；在政治上相对压制库尔德民族主义和限制库尔德公民权利。叙利亚宪法明确表示叙利亚是“阿拉伯民族的一部分”，否认库尔德人等非阿拉伯少数族裔存在的事实，迫使库尔德人融入阿拉伯社会和文化。库尔德人与阿拉伯人最主要的区分就是库尔德人操库尔德语，而库尔德语在叙利亚官方是被禁止的，库尔德印刷物也被禁止出版。长期以来，库尔德人持久强烈的民族意识与忠诚度，使其保持着对叙利亚执政当局的不信任与分离倾向。跨界少数族群中存在极强的自我民族认同，当国家权威在跨界族群聚居区趋于弱化时，其政治问题就会产生。叙利亚冲突中，跨界族群对中央权威和地区安全形势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2011年，“阿拉伯之春”带来的叙利亚政局变动，为库尔德争取民族权利和要求民族自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10月，由10多个叙利亚库尔德小党派组成的“库尔德全国委员会”宣布成立，明确提出希望在叙利亚国家内获得“自治权利”的要求。以“叙利亚库尔德自由党”和“叙利亚库尔德民主党”为主的两个库尔德武装则力主推翻现有政权，建立与大马士革分割的新政府。在2012年的《埃尔比勒协议》中，叙利亚库尔德各个政党明确表示：“我们有一个统一的目标……所有库尔德人是一个民族……叙利亚库尔德人的问题应当通过民主的方式予以解决。”^［11］

2．族群身份建构与政治认同缺失。威尔·金里卡认为，族群身份并不必然威胁公民身份。但是他也认为，如果过度强调族群身份，也不排除部分族群放弃主流社会的公民，从主流社会生活中分离出去走向边缘状态的可能，这种“族群政治化”极易导致社会分化^［12］。根据建构理论，族群冲突实际是族群相互建构自身族群身份或者产生对对方族群的敌意。在部族政治模式下，部落或族群作为相对独立和封闭的政治单元在其传统领地行使政治功能，中央政治的权威影响力难以延伸到地方。族群身份是由族群个体在族群社会中建构的族群成员和社会成员双重身份。叙利亚内战爆发以来，在政局动荡、政治权威弱化、政治认同严重缺失的情况下，叙利亚少数族群身份的建构弱化了其政治认同。在委任统治当局实施“分而治之”的变相式民族分裂政策之后，叙利亚族群结构开始缓慢改变，其内部族群身份开始建构，族群认同进一步强化。这无疑为日后叙利亚民族国家建构带来了历史的困境因素。

此外，叙利亚地形复杂，各地区相对孤立的地理特征使不同区域、族群的人们交往受限。如库尔德人主要聚居在叙利亚北部的艾因阿拉伯、达戈和杰齐拉三个孤立的地区。政治动荡发生后，政治精英们为掌握权力而操纵民族主义情绪，把种族差异意识转变成民族仇恨。民族国家面临危机时，很容易产生族群性政治团体，这些政治团体是排斥性而非包容性的。叙利亚民族国家成立时间较短，国家认同相对较弱。阿拉维派的阿萨德政权自执政以来，一直避免宗教色彩，而致力于相对世俗化进程，因此叙利亚的部族观念已经逐渐淡化。叙利亚政府的宗教、教派策略在短期内逐渐向有利于宗教少数群体生存的方向发展，但是叙利亚库尔德人仍深受部落文化影响。部落文化已成为库尔德人的核心文化之一，部分库尔德党派和组织都是以部落为基础，且库尔德人对部落或者部落精英非常忠诚。部落意识严重阻碍了民族团结与合作，更是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障碍性因素^［7］18。对像什叶派的德鲁兹派和叙利亚境内部分基督教徒而言，“搭便车”行为成为其理性选择的结果。自叙利亚危机爆发以来，冲突一直加剧部族文化因素。派系矛盾衍生带来了地方权力中心多元化与国家观念淡薄双重现实性困境。传统部落族群精英不断调整社群的文化归属和族群认同，以维护族群在叙利亚国内局势动荡时期的凝聚力和感召力。这些部落领袖具有很强的思想感召力与社会影响力，通过地方部落或宗教领袖号召，可以无视甚或对抗中央权威。

长期以来，阿萨德建立的政府统治的“三大支柱”构筑起军政合一、以阿拉维派为核心的“克里斯玛型”威权主义政权体系，公众的散布性支持构成阿萨德威权统治的基础。巴沙尔上台后，在继承其父设计的政治制度的同时，试图不断控制复兴党，平衡教派与社会阶层关系。但在西方民主模式的冲击与本身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叙利亚政体出现“政治空心化”，对社会和政治的掌控能力严重削弱。尤其是在叙利亚危机持续多年后，巴沙尔的弱威权政权体系已经濒临瓦解，在实践中出现了二者的明显失衡——过于依赖公众的散布性支持而对特定支持重视不够。此外，巴沙尔政府采取分化和敌视的策略，瓦解和孤立国内逊尼派反对武装。这也导致阿拉维派、逊尼派和其他基督徒内部矛盾加剧，加剧了国家认同危机。以“伊斯兰国”为代表的极端组织，穿插于弱政治性地区，利用地区部落宗教的分裂与地方对中央政府的不满，伺机制造混乱和恐慌，以向政府施压来获取自身利益和地区宗教权威存在。“伊斯兰国”的族群和教派排他性更是突出叙利亚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巨大困境。

（二）弱威权政权解体与国家认同危机

3．叙利亚教派分层与政治支持失衡。2018年，叙利亚全国人口中的 85%信奉伊斯兰教，14%信奉基督教。穆斯林人口中，逊尼派占80%（约占全国人口的68%），什叶派占20%，在什叶派中阿拉维派占75%（约占全国人口的11.5%）。叙利亚的教派地域分布呈“大分散、小集中”的特点。伊斯兰的逊尼派分布在以大马士革-霍姆斯-哈马为轴线的中心走廊地区；而伊斯兰的什叶派阿拉维派曾因受到逊尼派的迫害而不得不居住于农村山区、西北部山区^［13］。20世纪60年代后，什叶派的阿拉维派居民开始从山区大量迁移至城市平原，如今哈马省和霍姆斯地区拥有大量的阿拉维派。而叙利亚的什叶派德鲁兹派超过 90%的民众居住在南部的苏韦达省^［14］。叙利亚库尔德人集中在叙利亚西北部阿勒颇省、拉卡省东北部及哈塞克省北部。叙利亚多数派和少数派在地域上的相互隔离及环境优劣差异，进一步加深了少数教派的身份认同。叙利亚内战爆发后，各个武装和政治派别依据“教派”和“民族”界限划分为不同的政治和军事阵营。叙利亚危机进一步激活了地区原本复杂的教派和族群纷争，严重削弱了国家认同，直接损害了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根基。例如，苏韦达省的德鲁兹派未受任何宗教社团控制，这些山区农村以及沿海地区的德鲁兹派具有强烈的地区认同^［15］。叙利亚复杂的内部教派分层直接导致多元政治倾向形成。

（三）域外力量介入与博弈

民族国家建构共分为“民族建构”和“国家建构”两种合理性路径。国家建构主要是国家制度安排，主要包括国家政权选择、制度层面及政治合法性的建设^［6］21。目前，国际上大多冲突型国家因难以实现国内民族和解，造成中央政治制度不能完全有效发挥作用、社会出现无序运转和经济重建滞后。叙利亚冲突治理模式依然是当前后发国家在经历冲突或战争后的典型治理模式。这种模式最根本的任务是达成政治共识，实现民族和解，完成国家统一目标。尽管当前叙利亚完成国家统一和民族和解的目标依然困难重重，但随着盘踞首都大马士革的反政府武装瓦解和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境内覆灭，建构统一的民族国家已经扫清了最大障碍。2018年1月30日，叙利亚全国对话大会在俄罗斯索契举行。会议同意设立叙利亚宪法委员会，着手制定新宪法，启动叙民族和解进程，给解决叙利亚问题带来了机会，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解决叙利亚问题的僵局。因此，国家在冲突后治理的必要条件是构筑政权合法性，且正确的政策态度不是居高临下地强加一个世俗的政权，造成政治与少数族群社会的严重脱节。相反，要认识民族宗教在这些社会中的深刻根基，并认可其他少数族群的政治权利，使其在民主政治的参与中发挥良政意义以及宗教信仰在政治生活中的正确作用。叙利亚政府要继续推进与国内各族群和力量的谈判，争取与各方实现和解，同时启动民族国家建构进程，建立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政府，逐步改进制宪和选举进程，以争取更多的国内与国际支持。

三、叙利亚民族国家建构的启示

（一）完善协商型国家制度设计

因处于“什叶派新月带”与逊尼派政治力量的交汇处，侧翼强国在叙利亚的地缘政治干预与教派博弈，催生了逊尼派和什叶派相互对抗的宗教地缘政治格局。土耳其积极介入叙利亚危机，力图以叙利亚危机为战略支点，重塑土耳其地区轴心国家地位。以色列作为美国在中东盟友体系的核心，在叙利亚的核心利益主要是戈兰高地和牵制伊朗的军事存在。随着教派矛盾和地缘政治博弈加剧，在调解叙利亚民族和解过程中，地区国家从各自利益出发，试图推动符合自身利益的解决方案。这从根本上导致叙利亚民族冲突难以调和。此外，美俄因素是叙利亚局势走向的关键所在。特朗普上台后，以军事硬实力为主的战略遏制意在扩大地区话语权。从战略上讲，叙利亚是俄罗斯中东战略的重要支点^［16］。美俄两国在叙利亚的相互挤兑与传统结构性矛盾，使双方在叙利亚局势的博弈进入了拖而难决的僵局。就目前趋势来看，俄罗斯虽然在叙利亚的影响力与美国势均力敌，但并未单独享有支配性主导地位。

除此之外，还需建立有效的政治认同和政治秩序。国家机器对民族国家整合中的困境因素施加控制，只有先保持国家统一和强化国家权威性，才能将族群冲突与教派矛盾控制在“秩序”范围内，才能完成从族群认同到国家认同的转变。多数冲突性国家是多族群、教派分支繁多的国家，民族国家的整合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多元文化受到族群民族主义、教派极端主义、部落精英力量和宗教地缘政治的操纵影响。各种局外政治力量的博弈使内部族群冲突与教派分裂成为国家建构的敏感却又无法避免的重要问题，加剧了民族国家认同的困境。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和美国和平基金会2017年将叙利亚定义为“失败国家”。“失败国家”专指社会内部秩序混乱并常伴有武装割据、暴力冲突甚至种族清洗的国家，具体表现就是国家治理失败和民族国家建构失败。

本实验选取了PPS纤维作为无基布滤料性能研究的原料，其主要成分聚苯硫醚(Polyphenylene Sulfide，缩写为PPS)是一种线型高分子量结晶性高聚物，具有很高的热稳定性、耐化学腐蚀性、阻燃性及良好的加工性能。PPS纤维的强度、耐热性与Nomex等芳纶相近，耐腐蚀性能优于Nomex，仅次于聚四氟乙烯纤维。PPS纤维的氧指数为0.39～0.41，具有很高的阻燃性，是一种能在恶劣环境条件下长期使用的特种纤维[2]。

事权、财权不明确，两者存在不相匹配和“错位”，不仅易使国家和各级政府责任落实不到位，甚至产生相互推诿、扯皮等问题，还意味着政府行为无定规，可随意“斟酌”，选择性作为，越位和缺位并存地“乱作为”，权力拥有者和权力部门利益驱动之下过度的自我服务和漠视紧缺的公共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所以，责任政府逻辑之下，事权财政的匹配理所当然，政府尽责的先决条件是有可靠的财政资源。“无钱别点菜”，办事必须有财力保障，要解决事权、财权不相匹配的问题；“买菜的钱不能打酱油”，拿了钱必须办好事，办法定职责内的事，要解决好事权、财权“错位”问题。

因国家地方制度政策失衡导致国内民族矛盾冲突，也是后发国家常见的冲突现象。当前，民族国家冲突治理模式都涉及对旧有秩序的改造和重组，迫切需要废除损害民族和解、产生民族矛盾的旧制度，建立管控民族分歧的新机制。在民族冲突或民族分离较盛行的区域，应该明确国家和地方制度层面的治理方式。叙利亚近期先后出现“联邦制”之争和“设州”争议。有学者认为，一个“民主分权”的中央政府和“联邦自治”的地方政府可能是未来叙利亚民族国家建构的主要模式^［17］。二者均与其主要族群及相互关系密切相关。联邦制之争对应的是地方（族群）权力的大小或地方自治程度的高低问题，库尔德联邦区可为此问题的解决提供思路，而“设州”争议对应的是行政区划的调整问题。目前看来，叙利亚未来国家的结构形式是继续现行的单一制还是实行联邦制还在争论中，但以族群的地域分布为依据设立更多的地方政府已势在必行。除和平协议的落实情况带来的全局性影响外，叙利亚族群关系的变化和走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两个争议问题的最终解决。库尔德人对联邦制的支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叙利亚库尔德全国委员会对联邦制表示欢迎，库尔德全国委员会中的多数政党早在2006年就提出了实行联邦制的想法；第二，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同样支持联邦制，其自治区主席马苏德·巴尔扎尼曾声明：支持在叙利亚通过新的宪法，像伊拉克一样建立联邦统治；第三，叙利亚库尔德自治机构、叙利亚库尔德民主联盟党、库尔德民主社会运动也对联邦制表示支持。因此，叙利亚库尔德人更强调建立库尔德联邦区、获取更多的自治权，而不是寻求独立、脱离叙利亚。在制度层面，叙利亚要建构一种能有效维护少数民族和教派权利的制度模式。这涉及叙利亚的少数派在未来政治制度中是否具有代表性，以及建立联邦制还是单一制的问题。这实际上是个“共治”与“自治”的问题。从根本上讲，只有民族和教派的和解与共同发展，民族国家建构才有可能实现。

（二）建构认同型族群与教派关系

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可参考三种模式：第一种被称为“盎格鲁化”模式，即国家对少数族群和跨界群体实行同化政策，使他们逐渐放弃自己的文化，接受并融入国内主流文化。第二种是“熔炉模式”，也称“同化模式”，是指政府在不干预的情况下，社会中的异质文化在潜移默化中融入国家文化。第三种是“马赛克模式”，也称“文化多元模式”，主张不同文化和平共处，平等存在，保留各自的特色。在多元文化主义者看来，第一种模式是绝对不能接受的；第二种模式承认文化共存，但对各种文化之间是从属还是平等关系，没有明确界定。因此，对后发国家冲突治理的最优选择是比较温和的第三种模式，承认不同文化的平等价值，并给予所有社会文化群体以平等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地位。叙利亚国内冲突的根源是部落族群和宗教势力对国家认同的淡化。建构国家认同应承认国内各民族、各教派文化的多样性与平等性，形成一种非暴力、可妥协以及和谐的政治文化。

在维护国家统一的前提下，要尊重少数族群和边缘群体的民主权利，防止这些群体在民族国家建构中被边缘化。此外，要避免族群问题和宗教问题政治化。具体而言，这就要赋予所有少数族裔与本国主体民族同样的公民身份和权利，尊重少数族群的历史文化，重视和承认叙利亚的多民族国家属性，以传播媒介引导少数族群的国家认同，给予其应有的社会和文化活动空间，构筑政治-文化共同体。在这一框架下，国内所有族群均是国家公民，各族群只存在文化上的差异，而不具有政治差异。叙利亚政府必须在给予库尔德人政治、文化、经济平等地位的同时，也切实考虑境内少数族裔的政治诉求。叙利亚外长穆阿利姆曾表示，叙利亚库尔德人想在叙利亚领土内谋求民族权利的改善，这是“可以谈判的”^［11］。从基于血统的种族民族主义转向公民民族主义，由民族认同转向国家认同才是民族国家未来的出路。叙利亚危机的爆发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教派关系和族群关系政治化结构不平衡的危机。世界上多数后发国家都存在国内族群和教派政治结构的不平衡特征。在其有效治理过程中，中央政府应适度开放政治空间，建立新型的民主的族际关系和教派关系，在政治上承认少数族群的合法政治地位和少数民族属性。

（三）塑造自主型国家治理权威

后发国家要摆脱“安全靠大国，发展靠能源”的双重依赖^［18］。大国外部干预的不断加剧，给民族国家建构带来了持续性负面效应。历史经验表明，只有具备政治合法性和中央权威，外交上独立自主、不依附大国，才能统一国内思想，提升国内各族群的认同感，增强政府治理能力。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叙利亚未来在治理过程中很难避免域外大国不断的政治干预，但西方大国的霸权思维和强权政治不希望看到地区安全治理趋向正常化。他们不断为叙利亚国内部分利益集团提供安全庇护，不断在地区内部制造新的安全问题。叙利亚一味依赖域外国家的地缘政治博弈和利益退让，难以有效解决国家治理的自主性要求，尤其在安全方面倚重西方大国的策略是短视且难以持久的。叙利亚政府要在捍卫领土完整的前提下，坚持对外政策的自主性原则，塑造有利于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这是叙利亚民族国家建构进程的重要外部条件。叙利亚冲突爆发以来，巴沙尔政府依然是合法的政府，其政权依旧正常运转，而且极力塑造自己的国家形象。目前。叙利亚呈现出“一边倒”外交特点，即倒向俄罗斯和伊朗，疏远美国、沙特和土耳其等国家。未来，如何打破国家政府失能与对外自主性缺失的恶性循环，成为当前叙利亚政府在国家治理上面临的重要挑战和严峻考验。

四、结语

叙利亚政治建构是叙利亚民族国家整合的前提。叙利亚国内教派分裂、族群冲突、地缘政治争夺、宗教极端势力的崛起，对叙利亚民族国家建构已产生复杂影响。作为一个多族群融合的国家，社会多元冲突是造成叙利亚危机的重要因素，也是未来巴沙尔政权必须面对和妥善解决的问题。在民族国家建构方面，巴沙尔政府需要建构政权合法性，由权威统治转变为政体权威。民族国家建构的现实模式越是拒绝偏颇模式而接近理想模式，爆发国内族际冲突的可能性就越小；越是偏离理想模式而接近偏颇模式，爆发国内族际冲突的可能性就越大。

性状:较正品大,呈宽卵形,长5-6mm,宽5-8mm,表面淡黄白色,略光滑,一端圆阔,有一淡棕色点状种脐,另端稍窄。背面圆凸;腹面有一条较宽而深的纵沟。[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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