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权力与空间：“空间的生产”解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空间论文,权力论文,资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修订日期：2012-03-10
中图分类号：K9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398(2012)02-0012-05
1 引言
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的天性是在不断的循环中追求利润。出于缩短资本循环周期、寻求更低的成本及更大的市场等方面的考虑，1970年代末至今，资本的扩张以境外直接投资为新的形式和特点在全球展开。1980年代以来的学术研究以极大的热情、丰富的成果展现了世界经济的这些根本性变化，并将其命名为“经济全球化”。这一轮全球化的浪潮与几个世纪以来的国际化趋势有着本质的不同：国际化过程主要表现为经济活动跨越国境的简单扩张，如长久以来的原材料和产品的国际贸易，但生产的本身主要还是在国境内来组织的：而全球化过程则不仅包括经济活动的空间一体化，更重要的是还包括分散于全球的经济活动的功能一体化——表现为日益复杂的、跨境的生产组织方式。因此在本质上，经济全球化反映了经济活动组织方式的质变[1]。
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得以与经济全球化过程并驾齐驱，并且一路紧跟着全球化的发展步伐。当经济全球化在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凭借着科技进步的技术保障和全球市场化转型的体制保障大举攻城略地时，中国也在此时进入了纵深改革和全面开放阶段。由于伴随全球资本进入国家和地方的不只是生产活动，还有同时产生的与生产活动相关的所有社会关系，因此当中国在经济领域迅速地进入全球化的生产和贸易过程的同时，我们的经济、政治、社会与文化都日益深刻地受制于资本和市场的活动——即所谓中国的“转型”。
在转型的过程中，传统的基于“单位”的城市空间逐步解体，近20年的城市化和城市空间表现出了新的形态、结构和演化动力。当土地的经济价值在土地市场上重现，地租法则随即重新作用于城市内部空间的重构；当地方政府“经营城市”的热情空前高涨，随之而来的即是城市空间的空前扩张。多年来，关于城市空间重构的研究发现均指向这样一个事实：我国城市空间的产生和演化正日益受到资本、权力、阶级等政治经济力量的影响和塑造[2]。如何解释与应对我国城市空间发生的根本变化？如何认识空间—社会关系、空间—资本关系？源自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空间的生产”理论由于直面这些问题而成为最适当的分析工具。
“空间的生产”理论于1990年代末进入国内学者的视野，在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都市文化学等领域研究颇丰。尽管在西方学术传统中，马克思主义早已深入到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中[3]，而“空间的生产”理论更被视作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核心理论，但在我国地理学和城市学界，关于该理论的研究成果却不多，直到最近几年才有学者对其进行引介[2-4]，并将其应用于城市空间演化过程和驱动机制的研究[5-7]。但是，尚未有文献对空间生产进行过系统的理论思考，也未有文献全面梳理过实践中真实发生的种种空间生产现象。本文通过对当代空间生产实践的研究发现，资本和权力是目前城市空间生产的主要动力，其中资本主要作用于物质的、社会—经济空间的生产，引发了社会经济空间的重构；而权力主要作用于抽象的、政治—制度空间的生产，引发了政治制度的重构。本文将这两个过程分别称为空间的生产(Ⅰ)和(Ⅱ)，两者之间是非线性的、相互交织的关系，体现了空间与社会(政治)这对矛盾统一体之间一体两面的、相互建构的关系(如图1所示)。
图1 “空间的生产”解析
Fig.1 Decoding "Production of Space"
2 “空间的生产”理论的经典阐述
“空间的生产”理论由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列菲伏尔(H Lefebvre)最先提出[8]，他的核心观点包括：
(1)在本体论层面上重新解释空间概念。Lefebvre批判了启蒙运动以来把空间当做单纯客观的物质实体或空洞容器的传统观念，认为空间并非是一个预先被给定的东西(a given)，也不是中性的、客观的和虚空的，它是被生产出来的，是社会实践的产物(space is a social product)。每个社会都有与其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空间生产模式，或者说每个社会为了能够顺利运作其逻辑，必定要生产(制造、建构、创造)出与之相适应的空间。
(2)解释资本主义社会关系。Lefebvre认为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它的主导生产方式就是空间本身的生产，而不是在空间内部的物质或社会的生产(production in space)。空间自身就是生产的直接对象。资本主义正通过空间关系不断生产和再生产重新获得新的生存空间。
(3)关于城市空间的理论。Lefebvre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是“消费主义世界”，而处于该社会中心的城市则集中体现了消费主义的控制，被建立成一个受增长的命令(而非人的需要)来支配的空间。空间把消费主义关系的形式投射到全部的日常生活之中，造成了日常生活的异化①。出于马克思主义“不仅要解释世界，更要改变世界”的知识传统，Lefebvre进一步提出了“日常生活革命”的反抗途径，其核心手段就是要改变空间。
(4)Lefebvre还建构了一个三元一体的空间生产过程理论框架：①“空间实践(space practice)”：一个外部的、物质的环境，包括了社会中的生产与再生产，以及其空间区位与配置组合；②“空间的表征(representation of space)”：某种空间的呈现方式，一个概念化的空间想象，且透过知识理解与意识形态来支配的空间；③“表征的空间(the space of representation)”：透过意象与象征而被直接生活(lived)出来，是人们生活和感知的空间，是使用者与环境之间生活出来的社会关系。它们分别对应三种类型的空间：“感知的空间(perceived space)”、“构想的空间(conceived space)”和“生活的空间(lived space)”[9]。
综上，Lefebvre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解释现代资本主义的生存和发展，构建了以“城市空间是(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活动的)产物和生产过程”为核心观点的“空间的生产”理论。国内已有许多文献对上述观点进行了介绍，但因为Lefebvre对空间生产的理论解释非常抽象化，所谓“空间实践”、“空间的表征”、“表征的空间”等术语很难与我们身边活生生的城市空间实践现象对应起来，因而大多数人对该理论的理解仍然似是而非，在进一步应用其解释城市空间的演化与动力机制上也存在困难。鉴于此，本文在介绍上述经典阐述的同时，将从城市空间实践出发对该理论进行转型中国语境下的解析，希望构建起一座联系空间理论与实践的桥梁，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城市空间发展演化的研究抛砖引玉。
3 资本与空间：空间的生产(Ⅰ)——社会—经济空间的生产
3.1资本的三重循环
相比于Lefebvre用词的晦涩难懂，他的追随者哈维(D Harvey)对“空间的生产”理论的发展相对容易理解得多。哈维深受列菲伏尔的影响，提出了“资本的城市化”理论，认为城市建构环境的生产和创建过程实质上是资本控制和作用的结果。他提出资本有三重循环，第一重主要的循环是资本向一般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生产性投入，即马克思对工业资本生产过程的分析。在第一循环中，由于过度生产、利润率降低、剩余价值缺乏投资途径以及剩余劳动力等原因造成了资本主义的“过度积累”(over accumulation)，使第一循环面临中断的危险。为了重启循环，资本转向对城市建成环境的投入，包括生产性和消费性物质环境的投入，此即为资本的第二循环。资本的第三循环是资本向社会性花费(教育、卫生、福利等方面)的投入，目的是为了提高劳动力素质进而提高劳动生产率获取剩余价值[7]。
资本的三重循环理论揭示了资本在当代的运动方式。在资本运动的过程中，它总是试图创造出与自己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相适应的空间。这里所指的“空间”是具象的、物质环境的空间，它在资本循环过程中产生，并直接参与和建构资本循环。本文将这种社会—经济形态的空间的生产过程称为“空间的生产(Ⅰ)”。
3.2资本第一循环：生产与流通、交换与消费空间的生产
资本第一循环的目的是扩大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从社会再生产过程来说，它包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环节。下面将要分析的是为了顺利进行“空间中的生产和再生产”而在上述四个环节中进行的“空间本身的生产”。
(1)生产与流通空间
在全球化生产体系中，生产的过程和组织形式都发生了变化，在经济—地理景观上呈现出既有集中化又有分散活动的网络。跨国公司不同部门的区位中存在可辨认的等级空间趋势：公司总部倾向于集中布局在少数主要的大都市中心；研发和区域性机构倾向于布局在范围稍广的城市；生产单元则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内部及国家之间分散布局。全球经济由错综复杂的相互联结的本地活动集群构成，这些活动以不同形式嵌入不同企业网络中，而这些网络本身也具有很大的空间差异性。
全球生产网络的本地化活动集群以各种生产性空间的形式在城市及区域中表现出来，如城市边缘的新产业区(开发区)、与大学城结合设置的高新技术产业园、城市工业遗产改造的文化创意产业园，以及充满城市商务中心的楼宇经济、总部经济办公区等。跨国生产组织网络正是通过创造这些本地化的生产性空间而获得区域优势，这种优势体现在：区域规模的制造机构可以体现潜在的规模经济边界；区域化比全球化更可能的考虑了快速的传输、较大的顾客化和较小的库存；区域性协调了组织模式并开发了附属企业的能力。正如Harvey在“时间—空间修复(time-spatial fix)”[10]理论中所指出的，在某一地方投资大量的固定资产(从而重新组织了地理的景观和形式)是加速资本循环和“用时间消灭空间”的主要方式。因此，可以说创造本地化生产性空间是当代资本主义生存的必要手段。
同样，在功能上一体化而地理上分散的生产网络中，物资和信息的顺畅流通是保证生产过程平顺和生产效率提高的关键。因此，流通空间的构建显得尤为重要。地方必须修建港口、机场、公路、铁路以及信息高速公路等城市和区域基础设施，只有如此才可能得到全球资本的“青睐”，继而融入全球经济体系。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越来越深入地参与到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相应的生产和流通空间也在我国的城市和区域不断产生、发展。分权化改革(尤其是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使地方政府的发展热情空前高涨，而对外开放则为这种热情的释放提供了条件。全国各级各类开发区的“圈地运动”以及对区域性基础设施建设的热衷都是这种空间生产实践的体现。
(2)交换与消费空间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曾说过，“消费是所有生产的唯一的终点和目的”[11]。波德里亚(J Baudrillard)认为，当今社会科技的进步带来生产力的极大发展，使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问题不再是“获得最大的利润”与“生产的理性化”之间的矛盾(在企业的主层次上)，而是潜在的无限生产力(在技术结构的层次上)与销售产品的必要性之间的矛盾[12]。为了使生产和再生产得以不断进行、资本循环不致中断，资本就必须创造消费。以往，主动权被认为是在消费者手里，而且通过市场反应到生产企业那里；现在则恰恰相反，生产企业控制着市场行为，引导并培育着社会态度和需求。换句话说，从前人们需求什么企业就生产什么，现在则是企业生产什么就引导人们去“需求”什么——实际上，人们也许并不真的需要这件商品，他们消费的不再是物，而是附着在物上的价值。在Baudrillard看来，需求体系是生产体系的产物，需求和消费实际上是生产力的一种有组织的延伸，生产和消费出自同一个对生产力进行扩大再生产并对其进行控制的资本逻辑体系[12]。
消费空间的生产正是资本创造需求的一个有效手段。在后工业时代，城市作为一个整体越来越表现出消费空间(而不是生产性空间)的性质，大规模的城市化和新城建设聚集了大量城市人口，将更多的人从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者变为工业化生产体系下的消费者，同时也将他们裹挟进消费社会中的资本需求体系。那些充满了符号和商业文本的消费场所在城市中无所不在，不只是传统的城市商业中心，还有新兴的CBD、RBD，以及在城市复兴的名义下改造或开发而来的消费和休闲娱乐空间。如城市大型商业综合体(shopping-mall)的建造、滨水地区更新改造、工业遗产保护与开发等，在提供令人愉悦的感官体验的同时也强化了消费主义对生活空间的控制。正如Lefebvre分析的那样，对于城市空间的征服和整合已成为资本主义赖以维持的主要手段[8]，消费空间因此成为当代城市的基本空间类型。
中国当今正置身于一个多元复合的世界中，国际资本与消费文化对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形态正产生着强烈的塑造作用。在一些经济较发达的城市里已经明显出现了“消费社会”的特征，消费逻辑开始控制并主动去创造各种消费需求，并强有力地控制了城市空间的生产和再生产[6]。
3.3资本第二与第三循环：城市建成环境的生产
资本第二与第三循环均致力于城市建成环境的生产，主要表现为居住空间、各项基础设施与社会事业的发展。资本第二循环将城市空间本身视为生产的直接对象，而非第一循环中为生产所提供的必要条件。城市空间作为“商品”在城市房地产市场上为资本赚取新的利润，使第一循环中过度积累的剩余价值找到了有利可图的投资渠道。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制度的建立使第二循环的出现成为可能，而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加剧了这一趋势。典型案例是，在2007年至2009年的那一波房地产开发热潮中，不仅专业经营房地产业务的企业大肆扩张，而且许多原本主营业务并非房地产的工商业企业也进军房地产市场，其“出身”五花八门②，其中更不乏实力强劲的央企身影。
资本第三循环的主要目的是维持劳动力的再生产和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关于第三循环，卡斯特尔斯(M Castells)称之为政府所提供的“集体消费方式”[2,4]，如社会住房、教育、卫生服务、警察、儿童看护等，通过提供私人资本不能轻易实现但为了进行成功的积累所必需的一些功能，来维持社会相对和平的发展。类似的政府调节形式还有社会福利、区域开发赞助等，此类政府调节有助于维护社会的秩序及其凝聚力，从而保证生产关系得以再生产。
Lefebvre曾认为社会关系、经济结构及不同团体间的政治对抗是形塑城市空间的内在政治力量[8]，而Stone(1989)、Logan & Molotch(1987)等人提出的城市政体理论(urban regime theory)[13]则进一步阐述了城市政治经济结构变化与城市空间发展的方向和动力之间的内在联系，限于篇幅，本文不再展开论述。
3.4关于空间的生产(Ⅰ)的小结
上述资本的三重循环对空间的生产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影响。一是促进了城市空间的扩张和城市化进程。长期以来(尤其是全球化时期)，城市在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的特殊性(同时作为生产空间和消费空间)使其成为资本主义生存的必需。因此，加快城市化进程、吸纳农村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以土地为最重要的代表)，由此创造有效需求和扩大再生产，这在本质上也是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去“进化”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是马克思指出的资本主义不断扩张本质的一种现实表现[7]。二是加快了城市内部空间的更新过程。城市建成环境的交换价值固化在其使用价值之中，一旦使用价值过时，其交换价值也会贬值。随着时间推移，资本对更高的生产率、更短的循环周期、更高的利润率的追求加速了原有固定资本的贬值。此时，资本就会通过绅士化运动、大规模城市更新等方式将衰败的城市建成环境(即原有固定资本)销毁，从而激活新的资本循环过程。三是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本质造成地区、城市间、城市内部空间的不平衡发展。在全球层面造成了新国际劳动地域分工中的不平等问题；在区域和城市层面则形成了城乡发展差异、地区发展差异、城市内部的空间资源分配不平等(如高档住宅产生的市区与郊区以及贫富社区的空间隔离)等问题。
4 权力与空间：空间的生产(Ⅱ)——政治—制度空间的生产
在全球化时期，世界既处于“地点空间”中，也处于“流的空间”中。资本、信息、技术在全球流动，为了争取这些生产要素在本地停留，国家和地方尽可能地为资本循环创造优越的运行条件。但在另一方面，地方的或区域的生产网络也不是漂浮在毫无地点性的“虚空”中，而是深深地扎根于地方/区域的制度环境、政治环境和文化环境之中，受到其影响和制约。因此，为了克服空间距离摩擦、制度摩擦和其他社会文化摩擦，资本常常希望取得地方权力的帮助。在空间的生产(Ⅰ)中，我们已经看到权力在帮助资本维持稳定的生产关系方面的调节作用及其对具体的城市建成环境的生产；在此要讨论的是，权力为了使地方更好地融入全球生产网络而进行的另一种形态的空间——抽象的政治制度空间——的生产过程，本文称之为“空间的生产(Ⅱ)”。
4.1城市层面的形象塑造与制度空间生产
全球化时期，站在顶层的全球城市和国际化城市希望维持和加强自身的优势；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城市希望提升国际竞争力；而那些在“去工业化”浪潮中衰退的老工业城市则急于改变形象、以新的角色和身份融入全球经济。因此，越来越多的城市致力于塑造这样的城市形象：一个“正面的”、“积极的”、“活力四射的”，对于全球经济体系“不可或缺的”地点空间，以增强城市在“流的空间”中的竞争力，获得潜在买家(游客、移民、工厂、公司总部或者投资者)的青睐。城市政府所采取的战略性手段包括城市品牌建设(city branding)、城市营销(city marketing)、城市推广(city promotion)等，具体实践中常用的有7种营销模式：贸易展会(使用频率为71%)、商务论坛(45%)、媒体宣传(45%)、文化和体育活动(40%)、网络宣传(35%)、定向直接推广(15%)，以及路演和游学(15%)等③。其中举办重大政治经济活动、体育赛事和节庆会展等“大事件”的营销方式由于能在短时间内迅速提升城市的国际知名度和美誉度，成为城市政府的重要战略工具。在塑造城市形象的同时，城市政府勾勒出了一个概念化的空间想象，即Lefebvre所说的“空间的表征”，因此可以认为塑造城市形象是空间的生产(Ⅱ)的一种形式。
城市层面上空间的生产(Ⅱ)的另一种形式是政策特区的设立，典型的如自由港区。自由港区是指各国和地区在对外经济交流活动中，划出一块特定的、采取更加开放的特殊政策和措施的自由经济区域。按自由港区设置的目的与功能可分为4种类型：①贸易型，包括自由港、自由贸易区、自由边境区、自由关税区、保税仓库和对外贸易区等；②工贸结合型，基本形式为出口加工区，还有自由工业区、投资促进区、自由出口区等；③综合型，如香港和新加坡；④科技型，如科学工业园。我国在改革开放后设立的实行国家特定优惠政策的各类开发区，如经济技术开发区、保税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家旅游度假区等，以及近年来流行的文化创意产业园、科技孵化园、大学城等，也都属于政策特区的范畴。政策特区由于为资本循环提供特殊的、更为优越的运行条件而成为吸引投资的重要载体，同时其本身也成为一个与外界不同的特殊制度空间。
4.2区域层面的尺度重组与治理重构
资本主义为了追求剩余价值的最大化，必须在尽可能广阔的空间中铲除阻碍其流动的限制，进而加速生产与消费、缩短运行周期，为此资本必须跨越城市和区域的边界。在区域尺度上，随着全球性生产网络在区域内形成本地化活动集群，区域内的社会—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逐渐形成了一体化的社会—经济空间，这个新的社会—经济空间跨越了现有行政边界，以跨界的区域(cross-border region)[14]、拓展的都市区(extended metropolitan region)[15]等空间形式表现出来。在中国，最常见的则是以大都市带、都市圈、城镇群等名义命名的各种城镇群体空间，以及一些跨界的城市增长案例[16]。为重新获得对这些新的、跨行政区域的社会—经济空间的控制，各方治理力量构建起新的管治层级，同时也意味着生产出了新的制度空间。以长江三角洲为例，在参与全球化经济过程中，长三角城市之间形成了密切的职能分工与合作，造就了该地区密集的经济社会联系，使其成为一个特定的社会—经济空间单元，即一个新的地理尺度(scale)[17]。而为了控制和协调在这个尺度上发生的生产、生活活动，一些新的治理结构也正在形成和发展，如长三角经济协调联合会、长三角市长联席会议等。这是一个不同于原有政府科层式管理体系的新的管治层级，它构成了一个非正式的、没有固定疆界的政治—制度空间[18]。
4.3大都市区的行政区划调整
在现行的广域型市制和“市管县”体制下，我国还存在着一种特殊的空间的生产现象，就是介于城市和区域层面之间的大都市区的行政区划调整。在我国大都市区④，中心城市和下属县(或县级市)之间同样存在着面向全球资本的激烈竞争，同时由于空间毗邻，两者在争夺城市发展空间、基础设施重复建设等方面的矛盾和冲突更加剧烈，以致大都市区内部的协调发展和一体化要求甚至比区域尺度更迫切。但由于表面上市与县(市)之间已经存在行政隶属关系，无法像在区域尺度上一样构建体制外的区域协调性组织，因此大都市区的协调发展只能通过行政区划调整在现有行政管理体制范围内寻求中突的解决办法。典型的做法如撤县(市)设区，据统计从1983年至2011年29年间，共有61个地级及地级以上城市撤并掉了106个县或县级市，新设立113个市辖区⑤。通过将原县(市)的地域范围转化为市辖区，中心城市政府塑造了一个正式的、边界清晰的新制度空间。
4.4关于空间的生产(Ⅱ)的小结
理解空间的生产(Ⅱ)的关键在于从社会—空间辩证统一的角度理解空间概念。空间的生产(Ⅰ)所生产的空间是具象的、物质环境的(但它也是社会地生产出来的，是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产物，因而具有社会性和政治性)。而空间的生产(Ⅱ)所创造的空间是抽象的、非物质形态的，它区别于其他空间的特征是它具有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或意识形态方面的独特属性。空间的生产(Ⅱ)塑造的政治—制度空间虽然是非物质形态的，但却可以约束或促进资本和市场的活动，从而间接作用于具象的空间的生产(Ⅰ)。如开发区提供的优惠政策吸引了大量资本和劳动力前来从事生产活动而形成了生产空间；又如城中村、待拆迁地区形成了独特的政治—制度小环境后，对违法建房等物质空间生产行为的影响。除了由权力生产的政治—制度空间，还有其他非物质形态的空间的生产，如基于文化传统、生活习惯、社会风俗等而形成的地缘空间、基于宗教信仰而形成的宗教空间等，由于本文以资本和权力为主要分析对象，在此不再展开。
5结语：资本、权力与空间—“空间的生产”解析
Lefebvre的学生苏贾(E Soja)认为，空间关系和社会关系(包括政治制度)来源于生产方式这同一个源头，是“辩证地不可分离的”，“各种社会关系与各种空间关系具有辩证的交互作用，并且相互依存；社会的各种生产关系既能形成空间，又受制于空间”[19]。从对空间的生产(Ⅰ)与(Ⅱ)的分析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全球化时期的生产方式从根本上决定了城市空间产生和演化的动力机制。作为空间的生产主要动力的资本和权力分别展现了不同的作用对象、形式及效果：当资本生产出新的社会—经济空间后，引起了权力对新空间上政治制度的重新组织；随后，新生成的政治制度又反作用于资本生产活动，从而引发新一轮的空间的生产。这两个过程相互影响，在相互作用和不断中突中交织演进。可见，空间具有双重性质，它同时是社会实践和社会关系的结果、具体化和产物，也是其中介、前提和生产者[19]。
空间的生产理论提供了一个分析城市与区域空间重构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地理工作者，我们必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视角和政治观点仍然是敏锐的、而且当前依然适用的关于当今全球资本主义地理动力的有力洞见[3]。对空间的生产理论及其相关实践案例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资本、权力与空间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在本质上理解全球化时代城市空间的演化机制与过程，并用于指导我国城市与区域空间生产的实践。
①马克思将人的生产及其产品反过来统治人的一种社会现象称之为“异化”。
②如华菱（钢铁）、春兰（空调）、申达（纺织）、水井坊（白酒）、东方航空（航空运输）、西部矿业（矿产资源开发）、天富热电（电力）、江苏舜天（机械、服装、进出口贸易）等均曾进入房地产行业。
③数据来自欧洲城市联盟 2005 年的一项 18 国 25 城市调查。
④本文对大都市区的界定为：以某一大城市或特大城市为核心的内部紧密联系的高度城市化区域，在我国主要指地级或以上级别，管辖若干区或县（县级市）的城市。
⑤根据行政区划网（http://www.xzqh.org）历年数据统计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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