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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差距，是中央制定的关于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的正确选择。但在如何缩小差距的问题上，迄今仍存在着以地域利益为基础的一些不同意见。只有统一认识，才能更好地促进地区协调发展。事实上，地区差距在经济高速发展期是难以避免的。它的形成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能认为这是政策倾斜所致。中央提出要坚持不懈地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步伐，但以此理解为经济发展的“战略西移”理由是不充分的。有条件的中西部地区可以实现跳跃式发展，但大部分地区还是要循序渐进，广泛开展与东部地区经济协作活动，引进东部的资金、技术，提高自己的加工能力和管理水平。我们既不能坐等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再回过头来着力解决地区差距，也不能单纯地为缩小差距而抑制东部地区的发展，当前比较现实的选择是通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来逐步缩小地区差距。
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在我国由来已久，但地区差距的扩大却是近几年的事。这一问题已引起了社会方方面面的高度关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决议》和八届人大四次会议批准的《纲要》都强调要“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然而，在如何认识差距，如何缩小差距的问题上，迄今仍存在着以地域利益为基础的一些不同意见。对此类问题怎么看，本刊记者特地请教了几位专家，希望他们的阐述对我们正确认识地区差距问题能有所裨益。
地区差距在经济高速发展期难以避免
孙：续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值得高度关注的问题。近年来不断扩大的东西部差距尤为突出。请问，地区发展差距是不是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难以避免的现象？
陆大道：可以这么说。在工业化的初期和中期，国家一般都要集中资金于发展更有利的地区，只有这样，才能在总体上实现较快的增长。但同时，地区间经济实力和人均产值的差距必然要扩大，这已被许多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区域经济发展的普遍特征所证实。也就是说，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的扩大是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难以避免的。
孙：发达国家在相似的发展阶段是否也经历了一个地区差距由扩大到缩小的过程？
陆大道：是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至后工业化过程中，地区间的差异也经历了由扩大到缩小的过程。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内部地区间差异甚至比我们还要严重。美国幅员虽大，但内部各地区自然条件和经济基础差异比我国要小得多。即便如此，美国工业化过程中生产力的发展由东北部向中西部推进，形成目前的态势也大约用了150年。在50年代，美国各州之间人均收入最高与最低之比达到3.3∶1。原西德、日本，1976年人均GDP最高区与最低区之比分别为2.62∶1和2.92∶1。伊朗、巴西、阿根廷、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墨西哥、南斯拉夫、泰国等国家最富地区与最穷地区的人均GDP之比均大于5.0∶1。据不完全的资料分析，1976年之后，这些国家中只有泰国、伊朗地区间差异有些缩小。而我国有关部门的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人均GDP和人均收入的地区差异仅比某些发达国家大一些。这是有据可循的。因此，差距是存在的，但我们要正确对待。有人将贵州与上海市、贵州省晴隆县与珠海市作人均GDP的比较来说明东西之间的差距之大，是不适宜的。这是城乡之间的差异，不要混为一谈。
事实上，中西部地区经济实力份额的下降，早已引起了中央政府和各地政府的重视。制订和实施了许多促进中西部发展的政策与措施。国家正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投入扶贫资金、乡镇企业专项资金，增加重点项目的中央投资比例，增加税收返还，投入农业综合开发资金和保持原有的财政补贴等一系列措施。这些措施将有助于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人民生活水平能与东部地区基本同步增长。
地区差距的形成是政策倾斜的结果吗
孙：一般认为，中西部地区落后主要是自然条件差，资金投入能力低，乡镇企业不发达，管理和技术跟不上等原因造成的。但也有人认为，近几年地区差距的扩大，主要是有关部门多方面地向东部地区实行政策倾斜，从而扩大了东西部的差距。这种看法对吗？
陈甬军：这样看问题有失偏颇。不可否认，正是由于80年代以来的政策倾斜，使90年代的地区差距扩大。但也要看到：正是在八五期间，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提出了沿海、沿江、沿边、沿线（如铁路线）全方位的开放思路及其配套措施，逐步实行了从地区倾斜向产业颂斜转变的产业政策；提出了“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加大了对老、少、边、穷地区的扶持力度。特别是在1994年推出了新税制，确立中央财政收入的增长机制，也使中西部地区企业税负低于沿海地区。同时，由于沿海地区增值税的税收与中央共享，客观上减弱了东部地区的投资冲动。客观地说，八五期间，既有沿续80年代政策向东部倾斜的现象，也有强烈的支持和鼓励中西部发展的政策取向。
洪银兴：我国地区间的差别实际是市场化程度的差别。我国地区发展向来就很不平衡，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这种不平衡状况进一步扩大了。许多人对我国逐渐扩大的不平衡有种种担心。如果从缓和地区间矛盾的角度来考虑，这种担心和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如果从我国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的经济转型目标来考虑，目前这种差别的存在对我国加快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当然，这里不是主张继续扩大差距，而是要正确分析目前的地区差距。从长远来看，我们还是应当逐步缩小这种差距的。
孙：你这样说我同意，但有人认为无论在任何时候，全国各地都要实行统一的经济政策，当初给东部优惠政策总是有些不合适的地方。
洪银兴：在全国实行统一的政令是必须的，但在全国实行统一的经济政策有的时候就不合适了。要知道，我国是幅员辽阔的大国，地区之间发展历史上就很不平衡。在这样的情况下，要在全国实行完全统一的经济政策是不利于经济发展的。特别是如果要求增长速度上一刀切，即不论各地的条件有多么的不同，都按同一个速度增长，显然是不合理的。各个省有不同的增长能力，不同的关心热点，因而有不同的博弈行为，中央政府的作用之一就是尽量避免在同一内容博奕上的地区冲突。
正确理解向中西部政策倾斜
孙：近来，不少人撰写文章认为国家已决定要战略西移，但有关文件中并没有这种提法，文件中只是提到要“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您怎么看？
陆大道：加大对中西部的投资力度，促进中西部的发展是我国既定的方针。中央政府也强调要坚持不懈地抓出成效来，但若以此认为国家决定“战略西移”依据是不充分的。事实上，在今后若干年内，要求全国经济建设实行某种程度的“战略转移”，从而对西部地区实行大规模投资倾斜，是很不可取的。更不用说，国家计划内的投资规模已经不可能实现这样的“转移”了。历史的经验说明，在西部一些地区不宜搞那些代价极大但收益不高的资源开发和加工工业大项目。在本世纪末及下世纪初年，西部地区发展的目标应当是：在加强部分优势资源开发利用的同时，重点是基础设施的建设，改善交通、通讯、供水、居住条件，通过中央政府以及东部发达地区的对口支援，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文化教育水平。总之，实施的是改善基础设施和生活条件、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提高人口素质的富民政策。
孙：政策向中西部倾斜是否也意味着在利用外资方面要给中西部以特殊的政策？
洪银兴：我认为不是特殊，而是统一。换句话说，在利用外资方面，政府应统一政策，沿海和内地的政策应该一致。统一外资政策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国家取消已经给沿海地区的开放政策；一种是将沿海的政策逐步扩大到中西部地区。我认为，从中国实际情况来看，后一种选择较为适宜。调整地区倾斜政策，不是取消业已给特区和沿海开放区的政策，而是要将这些政策逐步扩大到其他地区。
孙：各个地区的政策趋向一致，沿海地区将不可能有特殊政策可享受，对沿海的发展是不是一个打击？
洪银兴：不能这么看问题。事实上，在国家不再给特殊政策的条件下，沿海地区发展仍然可以快于其他地区。原因是这些地区现已基本上完成了工业化、现代化的资本原始积累，进入收获期，先行开放的效应正在释放。而在其他地区，即使开始得到同样的政策，也还需要一个原始积累的过程。
中西部地区可否实现跳跃式发展
孙：关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模式，早在八十年代就有人提出梯度推移战略。这是否加剧了地区发展的不平衡？
丁任重：从总体上看，我国经济技术水平形成了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不同的梯度，而在每一级梯度内的各个省、市、自治区之间的发展水平上，也存在着差异和不平衡性。因此，在经济落后的地区中，有些省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有时会高于其他地区的某些省份。实际上，三级梯度中的不同行业之间也存在有“反梯度”现象。总的来说，沿海地区是发达地区，内陆地区是欠发达地区，边疆地区是不发达地区。但这并不是说沿海地区所有行业的技术水平都是先进的，内地和边远地区的所有行业的技术水平都是落后的。例如，四川的绵绣、电子、航天行业，山西的采煤行业等，其技术水平居全国同行业的制高点。梯度推移理论忽视了经济跳跃发展的可能性。在世界与中国历史上，都有过经济跳跃发展的实例，落后的国家超过了先进的国家，落后的地区超过了先进的地区，而梯度推移理论没有注意到这些历史情况。
孙：或许正是因为梯度理论有这些不足，有人才对梯度理论提出质疑，同时认为中西部地区可以实现跳跃式发展？
丁任重：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存在着跳跃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要成为现实则需要具备一系列的条件，一是要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二是要有开发和利用这些资源的技术与经济条件，三是要有发展的机遇。目前我国的西部地区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由于经济不发达而长期未能得到大规模的开采和利用，这是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一大缺憾。但也要看到，西部地区生产力发展水平低，缺乏资金、物资、技术和管理经验，因而仅仅凭借自然资源的优势而进行跳跃发展，尚不具备现实性。根据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具体情况，我认为笼统地说西部地区可以实现跳跃式发展是不合适的，但的确有一些地方可以跳跃发展，不要坐失良机。对大部分西部地区而言，还是要与东部地区开展各种形式的经济协作与合作，引进东部的资金、技术与设备等，提高自己的加工能力和管理能力，使东西部地区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地区差距的缩小遥遥无期吗
孙：有一种意见认为，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的发展仍需要以东部地区的高速增长为支撑，解决东西部地区差距问题，不能以牺牲东部地区为代价。还有人借用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逊的倒U字理论及其曲线来解释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和非均衡存在的合理性，认为等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可以也有可能再回过头来解决地区发展差距问题。
陈甬军：这种意见有一定的道路，但由于没有一个明确的时间表和在动态发展中遏制差距扩大的有力措施，忽视了地区差距的急剧扩大对经济发展的潜在威胁。应该看到，由于地区发展差距的扩大，将引起一系列经济、社会矛盾。如果采纳这一种意见，可以肯定，九五期间由于生产要素的区域流动性将随着市场体系的完善而增大，由它和数量扩张型的经济增长方式相结合，地区差距将进一步扩大。这就有可能由此引发一系列问题，从而破坏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所需要的“健康”条件，欲速则不达，最终将阻碍我国经济发展目标的实现。
孙：有些人认为，在中西部地区一时无法高速发展的情况下，为在短期内缩小地区差距，只好对东部地区发展进行抑制或限制。
陈甬军：这种意见绝不可取，因为这样无异于“杀鸡取卵”，会从另一个方面损害我国经济发展的大局。中央提出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的方针，并以实施缓解差距扩大的政策，积极朝着缩小差距的具体目标努力，是一个兼顾经济发展和地区平衡的正确方针。
孙：在未来十多年内，既不损害东部发展速度，又逐步缩小地区差距，这显然是一个两难的选择。在此情况下，我们该怎么办？
陈甬军：在这一情况下，按理我们可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增长方式不变，在东部地区维持较高速度增长的同时，使中西部的增长保持同一增幅。但在中央财政变无力大规模向中西部地区投资的情况下，这一条很难做到。另一种选择就是通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来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
孙：这倒是个新思路，请具体说说这一思路如何能逐步缩小地区差距？
陈甬军：具体说来，一方面使东部地区通过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调整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和企业组织结构，提高科技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提高资源的利用率，从而相对减少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推动比重，减少对生产要素的相对吸纳，使有限的资金能够以较大的比重进入或留在中西部地区，发挥对经济增长的启动作用；另一方面，中部地区和有条件的西部地区也要通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逐步提高经济效益，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要通过改善投资环境，发挥资源优势和劳动力优势，提高投资回报率，逐步形成经济的增长点和增长极，吸引生产要素在本地区配置，吸引外资的投入，通过形成经济增长的启动和扩展效应，使资源优势逐步变为经济优势，使经济发展达到一个新水平。如果能基本上做到这二条，全国的大部分地区，主要是东部地区以及绝大部分的中部地区和少数西部地区的发展差距就会在动态中有所缩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