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观念，谋求双赢——编辑出版专业教育的观念错位探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编辑出版论文,更新观念论文,观念论文,专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几年来，一面是进入改革关键时刻的出版界求贤若渴，一面却是高校编辑、出版、发行等相关专业毕业生一职难求。是什么造成编辑出版专业人才供需错位的现象呢？本文将从编辑出版专业教育的角度展开讨论。
观念支配行为，行为影响结果，结果的错位是由观念错位决定的。因此，解决编辑出版人才的供需错位问题，首先必须解决业界和学界在编辑出版专业教育观念上的错位问题。
一、观念错位的类型
我国编辑出版专业的高等教育仅有短短20多年的历史，出版业界和学界长期处于两种不同的客观环境中，对编辑出版专业教育的认识和理解难免有所偏差，以致出现观念错位，归纳起来有以下三类。
1.人才观的错位——对“复合型出版人才”理解的偏差
业界和学界都认为出版业的发展需要复合型人才，但究竟什么是出版业发展所需的“复合型”现代出版人才？双方出现了观念错位。
出版业界普遍认为，出版物的潜在价值充分体现于优秀出版人的全程操作与“跟踪”；出版产业的发展，更多的要依靠能够对各个出版环节进行整合的复合型人才。所以，复合型出版人才应具备五大特点：一是有产业理念，把出版当做一种产业来做；二是有市场理念，能从市场找选题；三是创新意识强，能够不断吸收新的信息、新的知识，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创新；四是知识结构多元化，必须具备多学科背景，能够驾驭多种媒体的出版活动；五是有较强的操作能力，在策划、营销、与作者交往等方面都有较强能力。[1]毫无疑问，业界所期望的复合型人才，是在全面把握出版规律、深入研究出版科学基础上成长起来的，超越了简单的“编辑+经营”式的出版人才。
学界认为复合型出版人才就是懂得经营的编辑人才，将高校编辑出版学专业学生的培养目标定位为：“具备系统的编辑出版理论与技能、宽广的文化与科学知识，能在书刊出版、新闻宣传和文化教育部门从事编辑、出版、发行的业务与管理工作以及教学与科研的编辑出版学高级人才。”[2]许多高校编辑出版学专业一直将培养学生的文本解析和文本建构能力作为教学的第一要务，仅通过增加一些经营管理的课程来实现“复合型”人才的培养目标。
在“复合型现代出版人才”上的观念错位，使学界培养的学生既不符合业界全程操作与“跟踪”的要求，也因为缺乏必备的学科专业素质而无法适应越分越细的专业编辑工作。不仅如此，由于学界坚持认为编辑能力是出版核心人力资源的基本素质，坚持以编辑学的教育与研究为中心，以致本应统领出版业前进方向的出版学研究严重滞后。而业界得不到出版科学的理论滋养，就难以改变对编辑出版人才的片面认识——“普遍认为编辑出版专业教育只是一种职业培训，完全可以在出版社内短期解决”。[3]如此一来，在人才观上，双方的错位愈发严重，导致供需错位愈演愈烈。
2.人才培养途径的观念错位——学科专业到职业出版人还是普通编辑到职业出版人
业界强调编辑出版专业人才的学科专业素质，认为“专业毕业生——学科专业编辑——复合型出版人才”是培养出版人才的良好途径。在业界坚持的人才培养途径的背后，实际上是编辑出版人才的职业成长逻辑，当今国内出版界的领军人物和骨干力量，也基本上是按照这种模式成长起来的。
从国内高校编辑出版专业的课程设置，[4]我们会发现，学界认为文本解析和文本建构能力是编辑出版人才成长的基础，所以，他们认为编辑出版专业人才的成长逻辑应是从普通编辑到职业出版人，编辑出版人才的培养途径应当是“编辑出版专业学生——普通编辑——复合型出版人才”。
在人才培养途径的观念上，业界和学界南辕北辙，致使业界普遍认为编辑出版专业毕业生缺乏专业背景，很难在某一专业作出准确的定位；而首先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学科专业编辑，要将其培养成复合型出版人才也是绝对不可能的。[5]
3.人才培养手段的观念错位——传统学徒制还是说教式学校教育
在如何培养出版人才，也就是人才培养手段的问题上，业界与学界同样存在着观念错位。
业界对出版人才的培养，普遍采用“老人带新人”的传统学徒制：具有一定学科专业背景的“学徒”进入出版行业，跟随经验丰富的老编辑一同工作，潜移默化地学习出版业务知识和能力。[6]作为“师傅”的老编辑的实际操作就是他们学习的标准。通过在具体编辑活动中观察、模仿、训练、交流，他们逐渐被同事、作者构成的出版共同体所接纳，并由边缘进入中心，最后成长为一名合乎出版社要求的编辑。这种深受业界青睐的传统学徒制，曾经成就了许多出版大家。但是在现代出版活动中，编辑出版人员要解决一个业务问题，往往是千头万绪，比过去复杂得多，多数情况下是在隐蔽的内部认知过程中完成的，许多技能无法通过口传心授的方式就能完全掌握，仅靠传统学徒制已无法适应现代出版对人才的需求。
学界培养出版人才采用的是说教式的学校教育。学校教育的最大特征，就是将知识与技能作为教学的对象，人为地把它们从实际运用的情境中抽离出来。这种教学方式在传递概念知识与事实知识方面、在理论问题的完善和简单技能的教学中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说教式的学校教育首先假设知与行分离，教师关心的主要是脱离具体情境的、抽象的、系统的知识的迁移。因此，原本实践性较强的编辑出版专业课，由于采用了知行割裂的说教式教学方式，所以效果很差，许多毕业生走上工作岗位后不能马上适应工作，还要经过学徒制培养。如此一来，业界对编辑出版专业学校教育的必要性产生怀疑，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编辑出版专业教育的发展。
双方在培养途径上的观念错位的直接后果，就是在培养手段上的长期博弈：业界凭借用人的主动权，坚持师徒制，不太愿意吸收编辑出版学专业毕业生；学界对知行割裂、理论脱离实践的教学方式长期不予改革，培养出的毕业生难受业界欢迎。这种博弈无论哪一方获胜，最终的结果都是两败俱伤。
二、原因分析
1.学科归属不明确
人才观的错位，主要是编辑出版学科归属不明确。
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至今，编辑出版学专业一直依托中文、图书情报、信息管理或新闻传播等院系办学。由于归属不一，编辑出版学专业的课程设置和学科建设不可避免地被打上了所依托院系的烙印：依托于中文系的将中国古代文学、古代汉语、现代汉语、文学理论等作为主要课程；依托于新闻传播系的必定要开传播学、新闻采访、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等。学科归属不明确使学界对出版业的认识流于表面现象，教学和科研难以深入到出版活动的本质。
1998年版《普通高等教育本科专业目录》将编辑出版学专业列入文学门类中的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之下，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编辑出版学专业的定位危机。但随之而来的是编辑出版学专业教学与科研的传播学“泛化”现象。出版的确是一种传播现象，值得我们从传播学角度加以研究。但必须明确，传播并不是出版的全部。出版业是将人类的精神创造物质化、社会化、扩大化的行业，担负着营造社会舆论、传播文化知识、记载当代文明、传承先进文化的重要使命，对从业人员的素质要求很高。学界按照大众媒介对从业人员素质的要求去制定编辑出版人员的培养方向和培养标准，肯定会脱离出版实践，产生错位。
2.割裂学科专业素质与编辑出版专业素质
一定的学科专业知识是能否跟踪信息，发现、策划优秀选题的必备条件，仅仅学完、学好编辑出版专业知识的本科毕业生不能胜任编辑出版工作。[7]因此，学界倡导的从普通编辑到职业出版人的人才成长逻辑是片面的。大部分高校编辑出版专业的课程设置完全不涉及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经济管理等内容，使学生不具备现代出版从业者必备的学科专业素质，反映出脱离出版实践的一面。
业界所坚持的人才成长逻辑和培养途径同样存在问题。现代出版的专业性不仅表现为学术出版和教育出版，而且渗透到大众出版之中。学科专业素质和编辑出版专业素质的关系，是相伴而生、相辅相成的。尽管在出版人才观的问题上，学界的认识有所不足，短时期内难以培养出业界期望的复合型人才，但轻易否定编辑出版专业教育，将极大地限制对出版人才素质与内涵的探讨与实践。
3.学用脱离，缺乏沟通
学界和业界在人才培养手段上的观念错位，首先起源于学用脱离。学校教育有特定的制度和规则，高校编辑出版专业学生很难另谋他途。而对于改革中的中国出版业，在如何培养复合型人才的问题上也处于“摸石头过河”阶段，唯一可供借鉴的就是现有优秀人才的成长历程，因此很容易将传统学徒制固化为唯一的培养手段。
双方在培养手段上的认识错位，被双方隔阂所激化。我国兴办编辑出版专业已经20余年，一些出版社的老总还坦承对编辑出版专业教育完全不了解，[5]足以表现出这种隔阂的严重性。造成隔阂的原因，一是因为学界在师资来源、学科建设和教学科研上严重脱离出版实践，专业发展长期闭门造车，没有“像出版家一样思考，像出版家一样行动”；二是业界对编辑出版专业教育存在偏见，对学界在数字环境和出版产业化背景下培养编辑人才的努力重视不够。
三、几点思考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有理由相信，面对愈演愈烈的编辑出版人才供需错位问题，必须从消除双方观念错位入手，在双方统一认识的基础上系统解决。
1.改变人才观，合理设置课程
消除学界和业界在人才观上的错位，既是解决编辑出版人才供需错位的基础，更是搞好编辑出版专业教育的前提。因此，学界必须明确，复合型编辑出版人才的学科专业素质与编辑出版专业素质决不是“1+1”的简单相加，而是立足现代出版产业化背景的有机融合。编辑出版人才的学科专业素质，讲究的是掌握学科基本规律和学科研究方法、把握学科发展的趋势。除此之外，编辑出版专业人才还必须具备围绕出版实践能不断学习的素质，这恰恰是以往编辑出版专业教育所忽视的。因此，当前几十所高校都培养一个模式的编辑出版人才是不足取的。正确的做法是依托院校的学科专业办学条件，在强调多样化和特色化的基础上，合理设置课程，培养具有不同专业背景的复合型编辑出版人才，满足出版界对人才的多种需求。
关于编辑出版学专业的课程设置，笔者有以下几点建议：
(1)继承史论结合设置专业基础课的传统，将普通编辑学作为新的专业基础课。保留编辑出版史、出版学概论、发行学概论，以普通编辑学取代编辑学概论，并增加揭示书籍编辑、报刊编辑、网络编辑、广电编辑等不同媒介形态的编辑活动规律的内容。这个问题，邵益文等同志已经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即将有新作诞生。
(2)以内容为逻辑主线设置相关编辑出版专业课程。这类课程强调以内容为逻辑主线，突破以往以媒介形态展开课程的框架。归纳起来包括社科学术编辑出版学模块、科技编辑出版学模块、教育编辑出版学模块、大众文化编辑出版学模块、艺术编辑出版学模块等五大专业课程模块。
(3)侧重营销和管理方面技能的培养。树立“大出版”理念，在原有的出版营销管理类课程的基础上，注重文化企业管理、文化产品营销、知识产权和文化商贸管理等方面课程的开发。
(4)适当增加人文类与科技类基础课程。人文素质与科技素质是现代出版人才不可或缺的基本素质。在坚持办学特色的前提下，适当增加人文类与科技类基础课程，有助于提高从业者的职业素养。
2.以职业资格考试为先导，确立合理的人才成长逻辑
国家从2002年开始对出版专业技术人员实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六年来，业界和学界有识之士已经统一了对编辑出版人员职业化的认识：第一，编辑的职业素质既包括学科专业性，也包括编辑出版的专业性；第二，国家有专门的编辑出版教育机构、教育内容和教育措施，国家有对编辑出版资格和编辑出版教育机构的认定制度和管理制度；第三，编辑出版人员的职业化既是一种状态，又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因此，以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和相应的资格考试为先导，我们就能确立编辑出版专业人才合理的成长逻辑：在现代社会，编辑出版人员应当是能够综合学科专业信息，能够站在积累文化、传播知识的高度上为人类知识文化宝库添砖加瓦的出版家；这一目的可以在掌握了一定学科专业知识的基础上实现，同样也可以在掌握了编辑出版专业知识的基础上实现。有了这样的认识，学界和业界在编辑出版人才培养途径上的错位就能顺利解决。
3.借鉴认知学徒制教育范型
解决双方在培养手段上的观念错位，我们不妨借鉴新的教育范型——认知学徒制，通过活动、情境与认知整合，将两者结合起来。
与传统学徒制通过真实的工作和交流使学徒获得技能一样，认知学徒制通过学生获得、开发和使用真实活动领域中的认知工具，来支持他们在特定领域的学习，并使他们进入实践领域的文化层面。但与传统学徒制不同，认知学徒制关注的不是体力技能和加工过程，而是有关认知与元认知技能的学习经验；与传统的说教式的学校教育不同，认知学徒制致力于处理复杂任务的教学，侧重的是概念与事实在问题解决和任务完成中的作用。[8]在认知学徒制中，概念与事实均处于应用情境之中，并有大量例证得以说明。因此，用认知学徒制将业界与学界的人才培养手段统一起来，谋取双赢，是当前应做的重点工作。
综上所述，业界、学界在编辑出版专业教育观念上的错位，是导致编辑出版人才供需错位现象最根本、最直接的原因。因此，无论是学界还是业界，都应当从推进出版产业发展的大局出发，更新观念，消除隔阂，共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合理的编辑出版专业教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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