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近代湖南人才群的爱国主义思想和革命精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湖南论文,爱国主义论文,近代论文,思想论文,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本文通过阐述近代湖南四个人才群体的爱国主义思想及其发展过程，强调中国近代爱国主义思想的发展，必然导致反封反帝的革命运动；对革命的态度，是中国近代爱国主义和古代爱国主义的根本区别；也是区分中国近代真假爱国主义的唯一标准。同时，文章以湖南人才群爱国主义思想发展变化的事实，批评了“告别革命”论者的错误观点。
关键词 爱国主义 革命 近代湖南人才群
近代湖南人才辈出，先后形成了四个人才群体。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是：继承和发展了中国自古以来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对中国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和积极的作用。梁启超曾说：“湖南天下之中，而人才之渊薮也，其学者有畏斋、船山之遗风，其任侠尚气，与日本摩萨、长门藩士相仿佛，其乡先辈若魏默深、郭筠仙、曾劼刚先生，为中土言西学者所自出焉。近岁以来，官与绅一气，士与民一心，百废俱举，异于他日，其可以强天下而保中国者，莫湘人若也”[①]。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主义精神，被近代湖南人才群体一代又一代地发扬光大，成为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一面“强天下”、“保中国”的光辉旗帜。
一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但爱国主义的具体内涵，却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而变化着。江泽民指出：“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具体内容。我们所讲的爱国主义，作为体现一种人民群众对自己祖国的深厚感情的崇高精神，是同促进历史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是同维护国家独立和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密切联系在一起的”[②]。在近代中国，即从鸦片战争前后到五四运动约80年间，爱国主义的具体内涵，主要体现在：第一，改革内政，进行革命，推翻封建制度，实现国家的民主和富强；第二，反对侵略，学习西方，驱逐帝国主义，实现国家的独立和统一。
近代湖南以陶澍、魏源、贺长龄、汤鹏等地主阶级改革派为代表的第一个人才群体，就是上述中国近代爱国主义思想的开创者。一方面，作为中国近代地主阶级改革派的代表和核心，高举经世致用的旗帜，敢于面对现实，勇于揭露封建社会的各种弊端，主张兴利除弊，更法改革。他们认为“天下无百年不弊之法”，实行改革，有如“衣垢必浣，身垢必浴”[③]的真理。只有改革通变，才会“乱塞、治兴”[④]。特别可贵的是，他们将改革的主张大力实行，先后主持（或提出）整理财政、漕粮海运、纲盐改票、自铸银币等改革活动，或者取得了全国瞩目的巨大成功，或者产生了深远的积极影响。而他们在改革中敢于启用新兴的社会力量——商人，敢于冲破封建经济的藩篱，引进商品经济制度，更是在客观上促进了封建经济的解体和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这些在改革中出现的新因素、新方向，正是中国近代爱国主义的重要内容和特点，是古代爱国主义所无法企及的。另一方面，他们又坚决反对西方国家的侵略。陶、魏等人十分重视国家的边防、海防，主张加强海军建设，“远可威摄外夷”[⑤]，即可与西方海军对抗；坚持正常对外贸易，反对鸦片进口，亲自投入了反抗英国侵略者的爱国战争。更为可贵的是，他们完全不同于盲目虚骄的统治者，敢于面对世界现实，是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批人。他们比较客观地对比了中国和西方各国的形势，不仅看到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军火器械要优于中国；而且开始对西方的某些民主政治和经济制度给予了客观的介绍。从而产生了学习外国长处的思想，响亮地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⑥]的口号。这些在对外关系中出现的新思想、新课题，也是中国近代爱国主义的重要内容和特点，更是古代爱国主义所无法企及的。因此，我们认为近代湖南第一个人才群体的爱国主义是中国近代爱国主义思想的萌芽，陶、魏等人则是其开创者。
清咸同年间，湖南形成了以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郭嵩焘等洋务派为代表的第二个人才群体，进一步发展了陶、魏等所开倡的中国近代爱国主义思想。他们一方面发展和扩大了陶、魏所提倡的经世改革，肖一山说：“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皆标榜经世，受陶澍、贺长龄之熏陶也”[⑦]。另一方面，则将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的思想付诸实践，开始了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以求自强的洋务运动。因此，曾、左等人的爱国主义思想和行为，表现得更加广泛和深入。第一，继承经世致用的传统，倡导改革。曾国藩强调“经济”，将其与义理、考据、辞章并列，称之是“为学之本”。认为“其文经史百家，其业学问思辨，其事始于修身，终为济世”[⑧]。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他们所创建的湘军，就是对中国军事制度的重大改革。同时，他们利用掌握各省督抚大权的机会，把改革活动扩大到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第二，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创办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开展以增强国力为目的的洋务运动。曾国藩提出：“欲求自强之道”，必须向西方各国学习，“使彼之长，我皆有之”[⑨]。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他们创办了安庆军械所、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甘肃制呢总局等自己的工业，并从国外引进了技术人员和机器设备。这些学习西方的实践活动，对于改善中国军队装备，增强国力，抵御外国侵略，都是有积极作用的。第三，重视中西科学文化交流。曾国藩对西方科学技术书籍非常重视，专门组织翻译，又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外国科学文化。同时，曾、左等又特别重视人才，在他们周围团结了一批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文化、科学人才。第四，主张效法西方的某些政治经济制度。郭嵩焘比较客观地介绍了西方民主选举等政治制度，主张发扬民主，允许商人参政。左宗棠认为“西方听商经营，官收其税，所为多成，国计亦裕”[⑩]。应该允许商人经营工商企业，支持商人集资办厂，即支持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综上所述，曾、左等人的爱国思想和实践活动，又比陶、魏等人前进了一大步。
19世纪末，湖南出现了以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等资产阶级改革派为代表的第三个人才群体。他们面对内忧外患的危亡形势，大声疾呼：“外患深矣，海军熸矣，要害扼矣，民倒悬矣，国与教与种将偕亡矣。唯变法可以救之”(11)。他们的爱国主义思想开始摆脱忠君思想的束缚，提出了被当时认为“大逆不道”的民主思想。谭嗣同明确主张废除君主专政制度，他认为皇帝并非“天命所定”，“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故“君亦民也”，君由民选举产生，当然也就应该“为民办事”；否则，民“可共废之”(12)。他写作《仁学》一书，宣传平等思想，鼓吹变法维新，号召冲破封建专制的网罗，在思想理论上为资产阶级共和国及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唐才常激烈地抨击了封建君主专政制度，强调“国者非一人之国，君者非一人之君”，要求“尽变祖宗之成法，与天下更始”(13)。他们在政治上主张建立资本主义制度，既推崇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也仰慕美国式的民主共和制。在经济上主张“散利于民”，“奖工艺，惠商贾，速制造，蓄货物，而尤扼重于开矿”(14)，以促进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可见，谭、唐等人的爱国主义已经脱离了忠君思想的桎梏，中国近代爱国主义已经成型。在谭、唐等人的倡导下，湖南的变法维新运动发展迅速，轰轰烈烈，被誉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第一，创办时务学堂。熊希龄为校长，聘请梁启超为中文总教习，倡导民权、平等思想，培养变法维新人才。第二，创办维新报刊。如《湘学新报》（后改名为《湘学报》）、《湘报》等）是维新派的舆论阵地。第三，设立各种学会。如“延年会”、“群萌学社”、“不缠足会”、“法学会”、“法律学会”、“致用学会”等。特别是以皮锡瑞为会长的“南学会”，影响深远，是一个救亡御侮的政治组织。第四，学习西方警察制度，设立保卫局、课吏馆，以整饬吏治。湖南维新变法运动的迅猛发展，一方面促进了湖南近代工业的发展，加速了封建经济的解体。另一方面则是培养了大批人才，他们以拯救国家民族为己任，决心“救中国从湖南始”；“吾湘变，则中国变，吾湘存，则中国存”(15)。谭嗣同、唐才常等更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来唤醒国人，是中国近代爱国主义的杰出代表。
20世纪初，以黄兴、宋教仁、陈天华、蔡锷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是近代湖南人才第四个群体。维新运动失败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一场以推翻满清封建王朝为目的的爱国主义革命运动，湖南又站在革命斗争的最前线，成为“中国内地革命之先声”。在革命思想理论的宣传方面，有秦力山的《国民报》，黄兴的《游学译编》，宋教仁的《二十世纪之支那》（后改为《民报》，成为同盟会的机关报），大力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梅毓麟的《新湖南》，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狮子吼》，章士钊的《大革命家孙逸仙》等，都是当时风靡全国、具有鲜明民主革命思想和反帝爱国激情的著作。宋教仁主持起草的《鄂州约法》，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承认人民自由平等权利，把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用法律形式确立下来。在革命团体的组织方面，1903年黄兴创建了以“国民革命、驱除鞑虏”(16)为宗旨的华兴会，是中国内地最早的革命团体。稍后，黄兴、宋教仁等协助孙中山创建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在参加筹备的79人中，湖南有20人。辛亥武昌起义前夕，宋教仁、谭人凤又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有力地推动了内地各省革命形势的发展。1912年，宋教仁及时将同盟会改组扩大为国民党，成为当时国内第一大政党。在武装起义方面，华兴会一成立，黄兴就提出了“雄据一省与各省纷起”(17)的革命策略，并立即在长沙等地发动大规模反清起义。从此，黄、宋等大批湖南志士走上了武装革命的道路，黄兴更是公认的军事家、武装斗争的领袖。武昌首义，蒋翊武为起义总司令。武汉革命政府成立，黄兴为湖北人民军总司令；中华民国建立，又为陆军总长、战时总司令。辛亥革命后，在坚持革命方向方面，湖南人士堪称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楷模，宋教仁高唱政党政治，与袁世凯独裁专制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黄兴则提出了政党治国、实业建国、教育兴国的三位一体的政治方案。宋案发生，黄兴领导了二次革命；袁世凯称帝，蔡锷发动了护国战争，袁世凯的皇帝梦终成泡影。综上所述，辛亥革命时期，黄、宋等湖南人才群已经把争取国家的独立、人民的民主和发展资本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表明中国近代爱国主义思想已经成熟了。
二
近代湖南四个人才群体的爱国主义思想，表明中国近代爱国主义有一个逐步形成和不断完善与发展的过程。陶、魏处于中国古代爱国主义向中国近代爱国主义的转变阶段，是近代爱国主义的萌芽期。曾、左将“师夷制夷”的思想变为实际行动，是中国近代爱国主义进一步生长和深化时期。谭、唐鲜明地提出了君民平等的思想，是近代爱国主义的成型期。黄、宋高举革命旗帜，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是近代爱国主义思想的成熟期。
近代湖南四个人才群体爱国主义思想的发展过程，清楚地说明：中国近代爱国主义是从古代爱国主义发展而来的，但是，它又和古代爱国主义存在着差别：
第一，中国古代爱国主义的根本特点，是其浓厚的忠君思想。爱国、忠君浑然一体，水乳交融。皇帝是最高统治者，君权神授，尊为天子，神圣不可侵犯。有君才有国，爱国先保君，无君国不立，君在国之上。忠君思想是封建社会伦理道德的最高思想，是处理各种人际关系的最高道德规范。因此，中国古代爱国主义始终和忠君思想结合在一起。当中国古代爱国主义向近代爱国主义转变之时，忠君思想也不可避免地仍占有一定地位，不可能立即消失。这也是陶、魏，曾、左两个人才群体的爱国主义思想中，还保留着较多的忠君因素的基本原因。
第二，中国古代爱国主义向近代爱国主义转变的过程，就是忠君思想逐渐消失和革命思想不断加强的过程。毛泽东说：“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看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来决定”(18)。爱国主义是一定的社会经济文化条件下的反映，在一个大的历史时期，在社会形态发生变革的前后，即当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向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转变时期，必定会存在一个两个时代、两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相互斗争又共处于一体的过渡时期，反映在爱国主义领域，就是两种爱国主义思想相互交织的重叠现象。随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君皇作为国家团结、独立的作用越来越小；而作为反动、腐朽、落后的形象越来越明显，忠君思想也就会越来越淡化，终于为主张革除君主专制的民主革命思想所取代。
第三，中国近代爱国主义思想的发展，必然导致反帝反封的革命运动，这是中国近代爱国主义的根本特点。当中国社会内部资本主义萌芽发生之际，正是封建制度百弊丛生之时。这时爱国人士的任何社会改革，都会有利于资本主义因素的生长，都会遭到封建统治阶级的拼命反对。旧的封建制度已经成为阻碍社会进步、国家富强、生产发展的绊脚石，不推翻封建制度，国家就不能前进，社会就只能继续腐败和堕落。正如列宁所说：“二十世纪在欧洲（即使在欧洲的最东边也好）‘保卫祖国’的唯一办法，就是用一切革命手段反对自己祖国的君主制度、地主和资本家，即反对我们祖国最可恶的敌人”(19)。另外，从国际形势看，当时的世界早已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头号大敌。被西方列强打怕了的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已经甘愿作洋人的奴才，向帝国主义投降，出卖祖国和民族利益。从而使古老的中华大国成为被帝国主义任意宰割的羔羊，危机四伏。因此，要爱国，就必须反对帝国主义。也正如列宁所说的：当“中国愈落在欧洲和日本的后面，就愈有四分五裂和民族解体的危险，只有革命人民的英雄主义才能‘复活’中国，才能在政治方面建立中华民国”(20)。要“复活中国”，必须反对帝国主义；而要反帝，必先革命。陈天华指出：“我们要想拒洋人，只有讲革命独立，不能讲勤王”(21)。可见，中国近代爱国主义，必然走向革命，其具体内容就是对内推翻封建主义，对外反对帝国主义。
第四，革命，是中国近代爱国主义和古代爱国主义的根本区别，也是区分中国近代真假爱国主义的唯一标准。中国古代的爱国主义者从屈原投水自尽以报答楚王，到王船山归隐山泉以著书讲学，无不同时反映其浓厚的忠君思想。到中国近代爱国主义，情况大不相同，谭嗣同高唱君民平等，民可废君；黄兴坚持民主平等，推翻君主制度。就是具有忠君思想的魏源，也认为“天子者，众人所积而成”，“故天子自视为众人中之一人，斯视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22)。忠君思想不仅动摇了，而且反过来要革君皇的命。因此，是否坚持革命，敢于革命，是中国近代爱国主义和古代爱国主义的根本区别所在。同时，中国近代爱国主义思想的层次有高低之分，时间有先后之别；而真正的爱国主义者，总是跟着时代的步伐，最终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有些人虽然曾高唱改良、爱国于一时，也曾得到群众的拥护和掌声，但却不能跟着时代前进，最终堕落为君主（或军阀）的帮凶、无聊的政客。可见，是否赞成革命、参加革命，最终又是中国近代区别真假爱国主义的试金石和分水岭。
三
近代湖南四个人才群体爱国主义思想的发展过程表明：由爱国而革命，是历史发展的结论，是颠扑不破的真理。而且，早已为学术界所公认。但是，最近有人提出要“告别革命”，并否定了中国近代由爱国所发生的革命。他们认为：第一，“革命是破坏一切”，革命“破坏了一种政治框架之后，并没有提供新的政治框架。因此，革命后一定会留下一种政治真空，而填补这种真空，除了再次专政，别无选择”。第二，“改良比革命好”，“逐步改良可能成功，革命则一定失败”；“如果选择康梁的改良主义道路会好得多”，“辛亥革命其实是不必要的”。上述观点，其实并不新鲜，在某种程度上正是1906—1907年间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改良派的论战中康有为、梁启超改良主义言论的翻版和变种。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随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发展到一定的程度，现有的生产关系就会成为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求通过推翻统治阶级的社会革命来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以促进生产力的向前发展。因此，马克思有一句名言：“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23)，深刻地揭示了革命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伟大动力。确实，革命首先要“破坏一切”，即破坏一切旧的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旧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当革命高潮到来时，“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人的罗网”(24)。所有统治阶级的国家机器、政府组织、典章制度、清规戒律，都被革命破坏得干干净净。这种破坏是必要的，是社会进步、生产发展所必要的。
但是，革命主要不是破坏，而是建设，建设新的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一方面，革命可以更好地发挥广大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积极性、主动性，促进人民群众道德精神和思想觉悟的巨大进步，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和创新精神。列宁指出：“革命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人民群众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够像在革命时期这样以新社会秩序的积极创造者的身份出现”(25)。另一方面，革命可以建设一个全新的制度、全新的政府。所谓革命“没有提供新的政治框架”，“一定会留下一种政治真空”，完全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主观臆造。武昌起义后，立即建立了革命政权——湖北军政府，制订《鄂州约法》，安定社会秩序，组织反清战争，清查奸细，招纳人才，组织生产，发展经济，进行了有条不紊的卓有成就的工作。清政府推翻后，中华民国建立，全国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新现象。政治上确立了民主共和制度，人民得到了一些民主自由平等权利，各界人士纷纷结社组党，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经济上颁布了许多振兴实业的法令、布告，民族资产阶级受到鼓舞，组织各种实业团体，竞相发展实业，提倡国货，挽回利权，扩大生产，民族经济有了明显发展。文化思想上则使广大人民开始从封建思想的重重束缚下解放出来，宣传新思想的报纸、杂志以及各种文化团体、新式学校如雨后春笋。可见，并非“告别革命”论者所说的“整个民族的生命能量在革命中耗尽”；而是通过革命，确能“创造一切”，使整个民族都获得了新的能量、新的生机，形成了蓬勃发展，欣欣向荣的新局面。
本世纪初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的论战，是以革命派大胜，改良派惨败而结束的，现在旧事重提，似乎没有必要。但是回顾一下近代湖南人才在这场斗争中所走的道路，却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谭嗣同是仅次于康有为，梁启超的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第三号人物，并最终成为中国改良道路的殉葬者，为变法流血的第一人。但在其思想上，谭嗣同却大声疾呼“废君统，倡民主”，具有鲜明的革命色彩。谭嗣同的好友唐才常在戊戌政变后，思想上发生了革命性的转变，改弦更张，从改良派的圈子中脱颖出来，发动了自立军起义。谭、唐二人均未能参加本世纪初的那场大论战，却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投了革命的赞成票。秦力山是湖南维新运动的重要骨干，自力军起义的前军统领。面对起义的失败，秦力山对清政府的幻想破灭了，拒绝了康、梁的改良主张，开始接受民主革命思想。他创办的《国民报》，成为宣传革命思想的舆论阵地。熊希龄是湖南维新运动的中坚，办时务学堂，办南学会，后又跻身封建官场，出洋考察，锐意改良。但在辛亥革命高潮中，亦从立宪转向共和，赞成革命，并亲自投入共和国的创建工作，任湖南共和协会会长，强调民主共和为“人心所趋，大势所在，万不能再有君主立宪之望”(26)。禹之谟曾追随谭、唐，积极参加维新运动。自立军起义失败后，东渡日本，结识黄兴、宋教仁，参加华兴会、同盟会，全身心地投入革命运动。蔡锷是梁启超、谭嗣同的得意门生，长期跟随梁从事改良改革。武昌起义爆发后，蔡锷在云南起兵响应，成立军政府，任都督，坚决维护民主共和制度。袁世凯称帝，蔡锷又发动护国战争，以革命的武力粉碎了袁世凯的皇帝梦。此外，黄兴、陈天华、杨毓麟、夏寿华、焦达峰、陈作新、章士钊、樊锥等人的早期，都是康、梁及谭、唐的崇拜者、追随者，都经历了从服膺维新到反清革命的历程。
上述近代湖南人才在探求救国之路的过程中，纷纷从维新改革转变为革命共和，历史已经证明他们的选择是完全正确的。这一事实也充分证明：并非“告别革命”论所说的“改良比革命好”；而是只有革命，才能救中国。正如陈天华所说：“革命者救人世之圣药也。终古无革命，则终古成长夜矣”(27)。改良的思想主张，虽然曾经是一种进步的、爱国的政治思想，人们不会忘记其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巨大功绩。但是，随着时代车轮的滚滚向前，当资产阶级革命派高举民主共和国的大旗，向封建王朝发动致命一击的时刻，维新变法、君主立宪等改良思想，就已失去了爱国主义的光彩，不得不退出历史的舞台。
回顾近代湖南四个人才群体爱国主义思想的发展历程，不仅表明中国近代爱国主义有一个从萌芽到发展成熟的历史过程；而且充分表现了近代湖南人才对救亡图存、振兴祖国的强烈自信心和责任感，他们慨然以强国保种、匡济天下为己任。正如杨度所说：“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做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做普鲁士。诸君诸君慎如此，莫言事急空流涕。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28)。只要湖南人在，中国就不会灭亡！就是在这种崇高的责任心和使命感的驱使下，湖南近代人才群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以改革弊政、师夷长技为起点，终至高举反帝反封的革命大旗，和全国人民一道，汇成浩浩荡荡的革命洪流，推翻了封建帝制，迎来了民主共和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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