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牍研究中年代学问题刍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简牍论文,刍议论文,年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简牍的发现与研究概况
简牍是中国文明史上一个历史阶段书写文字的主要载体，风行秦汉，上溯至战国，下延及魏晋，保存了两千年前后真实的信息，具有极高的史学和科学价值，为国之瑰宝。上古典籍流传至今，要经过简牍书写的阶段，所以古籍的整理在两千年前或者更早业已存在，而今日所见的古籍不少均为当年的简牍。因此，我们的古籍整理工作亦包括简牍研究，是顺理成章的事。
简牍的发现和整理历来是学界重视、世人关注的问题。据历史记载，汉代至北宋间，重大或引人注目的发现有十数起。例如《史记》卷一百二十一《儒林列传》记述秦时博士、济南人伏生保存古籍的经过：“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学者由是颇能言《尚书》。”〔1〕所藏其实就是竹简书，即今文《尚书》。 再如《汉书》卷五十三《景十三王·河间献王德传》讲河间献王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这说明在西汉，官府就已重视收藏、整理竹简书。“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2〕。又如， 《汉书》卷三十《艺文志》记录：“《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祀》、《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3〕这次发现共29篇，整理者是孔子后人孔 安国。
特别应提到的是西晋时《汲冢书》的出土。《晋书》卷五十一《束皙传》称：“初，太康二年（公元281年）， 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得竹书数十车……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简书折坏，不识名题……初发冢者烧策照取宝物，及官收之，多烬简断札，文既残缺，不复铨次。武帝以其书付秘书校缀次第，寻考指归，而以今文写之。皙在著作，得观竹书，随类分释，皆有义证。迁尚书郎。”〔4 〕文中的秘书和束皙是这次出土文物的整理者和研究者。著名的《竹书纪年》即为此时重见天日。《汲冢书》出土简策数量大，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到本世纪，简牍的发掘与研究开始应用科学方法。世纪初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Mark Aurel Stein,1862～1943 ）在甘肃疏勒河流域发掘出汉代文书一千余件，即“敦煌汉简”， 由法国汉学家沙畹（EdouardChavaNNes,1865～1918）和他的学生马伯乐（Henri Maspero,1883 ～1945）、罗振玉（1866～1940）、王国维（1877～1927）首开现代简牍研究之先河。有关的材料可在《流沙坠简》〔5〕、 《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6〕等书中看到。但因当时政府腐败，国力衰弱， 此批简牍被盗运他国，迄今国人莫能释怀。
1930～1931年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Folke Begman）等人在今内蒙古西部额济纳河流域绵延几百公里的汉代障隧遗 址中发掘出简牍一万余件，即闻名世界的“居延汉简”，由我国学者马衡、刘复、贺昌群、余逊、劳幹等人进行整理研究。后因日寇侵华，这批国宝几经周折，不得不转运至美国国会图书馆地下室避难〔7〕，现存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牍的遭遇留下了时代的烙印。这批简牍的照片释文有居延汉简《考释》〔8〕、《甲编》〔9〕、《甲乙编》〔10〕及《释文合校》〔11〕等，论文专著不下数百种。
1949年以来半个世纪的考古发掘中，简牍蕴藏被接连发现。战国楚简有湖南长沙（1951、1953、1954年共153枚），河南信阳（1957 年229枚），湖北江陵（1965，1973年共229枚）、随县（1978年曾侯乙墓200多枚）。秦简有湖北云梦（1975年睡虎地1157枚，1989年龙岗235枚）。关于楚地出土简牍的详况，有专文论及〔12〕〔13〕。汉简出土更多。甘肃武威（1959、1981年磨嘴子共505枚，1972年92枚）、 甘谷（1971年23枚）、酒泉（1977年91枚）、敦煌（1979年马圈湾1217枚， 1981年70多枚）、天水（1986年放马滩480余枚）及搜集散简数百枚。甘肃出土汉简的详况，亦有多文论及〔12〕〔14〕〔15〕。
1972～1974年间，在今内蒙古额济纳旗达来胡布镇南24公里的破城子（汉张掖郡居延都尉所辖甲渠候官遗址）、其南甲渠塞第四隧和金塔县天仓北的古城区（汉张掖郡肩水都尉所辖肩水金关遗址）发掘出简牍19637枚，国际学术界为之震动。1994 年《居延新简——甲渠候官》发表了其中8400多枚的照片和释文〔16〕，另外11200 多枚将在《居延新简——肩水金关》中发表。
此外，湖南长沙（1972、1973年马王堆千余枚）， 山东临沂（1972年银雀山4942枚），湖北江陵（1973、1975年凤凰山近千枚），青海大通（1978年上孙家寨约400枚），湖北江陵（1984 年张家山千余枚），河北定县，湖北光化，安徽阜阳，江苏连云港等地均有出土，有的不止一次。1997年出版了《云梦龙岗秦简》〔17〕和《尹湾汉墓简牍》〔18〕，后者1993年被发掘，国内知名学者参加整理研究，所以很快精印问世。
15年前日本学者大庭修著文曾提出过预言：“迄今为止，中国出土的木简已达四万枚，到本世纪末可能将达十万枚。”〔19〕这一预言已被完全突破：1993年，从甘肃敦煌悬泉遗址传来了惊人的消息：发掘出近两万枚汉简〔20〕〔21〕，当人们还沉浸在这一喜讯中时，1996年又传来更具爆炸性的新闻：湖南长沙发现了十余万枚距今1700多年的吴国简，使全世界为之震惊。
总之，本世纪简牍的发现是我国文化史、科学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与对帛书的研究相结合，一门崭新的、综合的“简帛学”已经宣告问世〔22〕。不难预见，随着今后简牍不断发掘出土、不断整理出版，将会涌现千百篇论文著作，在21世纪形成简帛研究的新天地。
简牍的年代学分类与考释
简牍成批大量出土，构成了那个时代的一部百科全书，涉及到诸多学科领域，在研究工作中提出了一系列新课题，需要联合攻关。本文主要围绕简牍的年代学分类与年代考证等问题，提出一些初步的想法，供有关学者和古籍整理工作者参考。
年代学在史学和考古中的重要性是毋庸赘言的。它的一个基本任务，是要解决历史的分期与断代问题。考证出土文物的年代提供了客观的依据，但是证据必须充分，方法必须科学，否则所得结论就可疑。以铜器研究的情况为例，“因用非科学的手段，结论花样翻新，差别越来越大，是盲目摸索的必然结果”〔23〕。国家科委投巨资推进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从一个方面说明了必须用科学的方法，统一原来诸多的分歧。
科学史与方法论告诉我们，要进行科学的研究，首先须对研究对象进行科学的分类。简牍的前期研究者也都提出过各自的分类法，大多是按简牍的内容和性质，兼顾出土地点与时间先后。在出简量相对较少时，年代学分类问题没有提到议事日程；而面对几万、十几万简牍，这个问题就凸现出来，无法回避。
将简牍按年代学分类的原则，应以简上所有年、月、朔、闰、干支、八节、伏腊、建除、反支等与时间有关的记录为依据，以尽可能准确判断简牍的年代为目的。事实上，所有时间记录均来自当年颁行历谱，或多或少保留了当时应用历法甚至某些天文的结果，从这一认识出发可将其称为“历简”。由于书简失误、简牍残损、字迹难辨、释文不确等原因，历简亦非百分之百可靠，对极小部分记录也须甄别。
历简可以分为若干类。
1.纪年简：这是十分重要的一类。以居延汉简为例，各出土地点纪年简大体占总数的7%左右。常见的格式是：“征和四年（前89 年）十月壬辰朔癸巳”（居275.22号）年号月朔俱全，时间定位准确。《史记》、《汉书》、《后汉书》通常记大事发生的时间，恰在朔日的很少（例如日食），所以简牍中月朔记录大量弥补史书之不足，十分难得。还有一种纪年简不记朔干支，有月名和日干支，不知为该月第几日。如果数量较多，在一定条件下应用历法和数学方法，也可推算月朔，考核历法，因此每个记录均有它的用处。
纪年简构成了伴出文物时间的参照系，其跨度（上下时限）、丰度（占总简数之比）、密度（跨度内每年平均纪年简数）等须用统计学方法进行研究。已有专文列出了甲渠候官出土纪年简的朔闰表〔24〕，很有必要建立纪年简的数据库。我们已作了尝试，在已发表的敦煌、居延简范围内，以年月日排序。同样，将《史记》、《汉书》、《后汉书》中两汉年月干支记录也编出数据库，两相对比，发现许多问题。这一工程须据各种史书和新发表的文物资料不断补充，使之臻于完备，已超出个别人能力的范围。
2.历谱简：古代实用历谱研究价值很高，因它是真历，非后人推算所得。结合纪年简，可弥补史书记载的不足，匡正传抄翻印的讹误，核定推步与史实的差别，追踪历术演变的轨迹，所以备受重视。1984年湖北江陵张家山258号墓出土的历谱，为文帝前元五年（前175年）或稍后，可能是迄今出土中之最早者。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2 号墓出土的元光元年（前134年）历谱〔25〕十分完整，弥足珍贵。刚发表的尹湾6号墓元延元年（前12年）历谱，全年之历环列于一枚木牍之上，颇具科学性。
在敦煌、居延等历谱简中，完整的极少，大多无年号，其年代须经考释。陈梦家说，1930年及以前出土的历谱简（有约40枚）分属15年，业经考定〔26〕。我们用历法和数学方法复查，发现其中3 年的结论有误，例如沙畹、罗振玉考为永兴元年（153年）的298号，当为元康元年（前65年）；王国维考为建安十年（205年）的49∶5 号， 当为永始四年（前13年）等〔27〕，原因是方法有误。另外，考出新简历谱12枚分属6年。这项研究建立在相同的年朔序周期性定理的基础之上。
3.月朔简：属于非纪年简，仅记载有月份和该月朔干支，或其月朔干支可以推算出来，可定义为“月朔简”〔28〕。例如，“四月己卯朔”（EPT4.73，E为额济纳河流域，P为破城子，T为探方），“三月廿六日甲寅”（EPT20.25）等。它们的年号有的原简未书，有的以后残失。随着对历法中同月同朔干支周期性的深入认识，得出结论：大部分月朔简的年代是可以确定的。其实，前人已从事过考证，只是在研究历谱的名义下。例如，敦171号简正背记“八月丁亥小”， 书有从丁亥至乙卯共29个连续的干支，别无其它。沙畹考为五凤元年（前57年）。它当然是一月之历谱，但同月朔简的信息量基本相同。它可考，为什么月朔简不可考？这一认识上的突破，形成了月朔简的概念。经普查，敦煌旧简中有16枚〔28〕，居延旧简中有58枚，新简中有73枚〔29〕，其年代考证已经完成。所用方法经过证明，原则上可应用于凡带月朔且有准确出土时限的一般文物。
还有少数月份已失、仅存朔干支的简，它不属于月朔简，只有在极个别的情况下年代可考，此不赘述。
4.干支简：这是简称，指仅有月份和某日干支、而日数不明的简。在简牍、文物和史书中数量很大，由于无纪年，仅据月与干支一般年代不可考。但如同类简数量较多或有特殊条件，可估算出朔干支，从而推求其年代。例如：“三月甲辰，卒十四人，其一人养，定作十三人。除沙三千七百五十石，率人除二百九十石。与此六万六千五百六十石”（EPT57.117）。算出至甲辰除沙66560石，须18天，可反推三月朔为丁亥，进而据该探方伴出纪年简的时限确定该简为建平二年（前5 年）。干支简能考定年代的数量很少，缺乏一般性的方法，往往需要特殊的技巧。但存在某些条件组合，破解其年代就像猜谜语或解数学题，反而具有吸引力。
5.年号缺字简：有的原字难辨，有的原简断缺。例如：“□露二年十一月丙戎朔庚寅食时
”（敦620号）。其中， “□”为未识之字，“”为断简号。此简须经考释才能断定为甘露二年（前52年），同纪年简有区别。因为考证也可能有误，有些简所缺字不见得能补出，或者存在几种可能。 例如：“宁元年十二月辛丑甲渠”（EPT50.120）。汉代就有竟宁（前33年）、永宁（公元120年）、 建宁（公元168年）。因永宁元年十二月癸丑朔不得有辛丑，故可排除。 较大可能是竟宁元年，须以探方T50伴出纪年简上下时限来界定。
6.朔闰特异简：以清人汪曰桢《历代长术辑要》〔30〕、近人陈垣《二十史朔闰表》〔31〕和张培瑜《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32〕等为代表的一批朔闰表，主要是据历法推算而得，也按史料作过修正。这类书不下十数种，基本相同，个别朔闰有异。但是简牍中的记录却出现与诸表不同的情况，特别引人注意。由于简牍有作为第一手材料的权威性，使人首先想到后人推算可能有误，当然，也不排除书简不确或其它未知原因造成了差别。首先须查出这些特异简。在敦、居新旧简已发表的近两万枚中，被指认的不超过20枚，但实际上有60枚〔33〕。究竟是诸表有误，或是原简有误？关键在于找到可靠的证据，应用科学的方法作判断。我们提出“以简证简”、“以史证简”的方法，利用上述简牍和史书朔闰干支的数据库，找到了可信度较高的一条途径。例如在居延新简中有一册36枚《建武三年（公元27年）候粟君所责寇恩事》（ EPF22.1～36），其中第15号为：“以去年（按指建武二年）十二月廿日为粟君捕鱼尽今[年]（公元27年）正月闰月二月积作三月十日不得贾直时”（EPF22.15，F为房屋）。 该册为当时边郡一件民事（经济）诉讼案的原始宗卷，因是法律文书，记时应可信，即建武三年应闰正月。另有一简（EPF22.26）也作相同记录。
但是诸表皆推建武三年二月戊子朔，闰二月戊午朔，较该简闰正月晚一个月。任步云称：“孰是，待考订”。
公元27年干支记录相对较多，数据库中有13简和史书17处记载。其中《后汉书·光武帝纪》“三年春正月甲子”、“辛巳”、“壬午”之后，赫然有“闰月乙巳，大司徒邓禹免”。接着记述与赤眉之战，光武帝亲征，“己亥，幸宜阳。甲辰，亲勒六军，大陈戎马……”“丙午，赤眉君臣面缚”，从“戊申，至自宜阳”到己酉下诏祭祀赐爵，记载十分清楚。之后便是“二月己未，祠高庙，受传国玺”〔34〕。十个连贯的日干支分布在正月、闰正月、二月之内，故确知是年闰月戊子朔、二月戊午朔，诸表皆误。
7.其它：历简之中除年月朔闰干支之外，八节、伏腊、反支、建除、血忌、神煞等〔26〕时有所见。中国传统历法是阴阳合历，既显月象盈亏，又合寒暑时令。节气随回归年而变，实际上与阳历有关；而建除十二客的排法，又依附于节气。同节气同干支的出现也有周期性。例如，黄文弼30年代在罗布淖尔发掘的第26号简，正面开头就是“己未立春”。我们知道：元朔四年（前125年）十二月廿四日己未立春， 初元四年（前45年）正月九日己未立春，建武十一年十二月廿二日（实公元36年）己未立春〔32〕，凡80年出现一次。据罗布淖尔纪年简的时限，可知此简为前45年〔28〕。另外，伏腊、反支的排法，又附丽于阴历，同月朔地支相关。这方面的研究还不够，尚不能据此将年代唯一确定，但考证结果不应与其排法相悖。换言之，必要条件是否充分的尚欠证明。
简牍年代学论文不多，散见于国内外，难以一睹全貌。囿于所闻，应约略陈管见，尚希专家指正。总之，历简考古中有一批数学问题，只有在对历史、文化问题作深层次剖析的同时得到解决，并为年代学的进展，提供新的动力。
注释：
〔1〕《史记》卷121，《儒林列传》。
〔2〕〔3〕《汉书》卷53，《景十三王·河间献王德传》；《汉书》卷30，《艺文志》。
〔4〕《晋书》卷51，《束皙传》。
〔5〕罗振玉、王国维：《流沙坠简》，京都东山学社，1914 年版。
〔6〕林梅树、李均明编：《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 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
〔7〕陈波：《汉简研究国际学术会议概况》， 《简帛研究》第一辑，法律出版社，1993年版，第286页。
〔8〕劳幹：《居延汉简考释》，商务印书馆，1949 年版。
〔9〕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居延汉简甲编》，科学出版社， 1959年版。
〔1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居延汉简甲乙编》，中华书局，1980年版。
〔11〕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居延汉简释文合校》，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
〔12〕高敏：《简牍研究入门》，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13〕陈震欲：《湖北楚简概述》，《简帛研究》第一辑，法律出版社，1993年版，第4页。
〔14〕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等编：《汉简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5、34、85页。
〔15〕薛英群、何双全、李永良注：《居延新简释粹》，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69页。
〔16〕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居延新简——甲渠候官》，中华书局，1984年版。
〔17〕刘信芳、梁柱编著：《云梦龙岗秦简》，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18〕连云港市博物馆等编：《尹湾汉墓简牍》，中华书局，1997年版。
〔19〕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战国秦汉史研究室编：《简牍研究译丛》第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11页。
〔20〕柴生芳：《悬泉遗址发掘又获新成果》， 《简帛研究》第1辑，法律出版社，1993年版，第287页。
〔21〕玄权：《悬泉置发掘结束简牍整理即将进行》，《简帛研究》第1辑，法律出版社，1993年版，第290页。
〔22〕李学勤主编：《简帛研究》第2辑，法律出版社，1996 年版。
〔23〕何幼琦著：《西周年代学论丛》，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自序。
〔24〕任步云：《甲渠候官汉简年号朔闰表》，《汉简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18～463页。
〔25〕陈久金、陈美东：《临沂出土汉初古历初探》，《文物》，1974年第3期。
〔26〕陈梦家：《汉简缀述》，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35页。
〔27〕罗见今、关守义：《敦煌、居延若干历简年代考释与质疑》，台北《汉学研究》（15卷2期），1997年12月。
〔28〕罗见今、关守义：《敦煌汉简中月朔简年代考释》，《敦煌研究》，1998年第1期。
〔29〕罗见今：《〈居延新简——甲渠候官〉中月朔简年代考释》，《中国科技史料》18卷第3期，1997年9月。
〔30〕汪曰桢：《历代长术辑要》，见《四部备要·子部》，上海中华书局据荔墙丛刻本校刊。
〔31〕陈垣：《二十史朔闰表》，中华书局，1987年。
〔32〕张培瑜：《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河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
〔33〕罗见今、关守义：《敦煌、居延汉简中与朔闰表不合诸简考释》，中国天文学史研讨会论文，1997年10月徐州。
〔34〕《后汉书》卷1上，《光武帝纪》。
本文于1997年12月10日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