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佚诗与先秦诗歌的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先秦论文,诗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诗是中国古代产生最早的一种文学形式，而且在先秦时代已达到很高的艺术水平。由于中华民族热爱自然、热爱和平、重人伦、重感情和自强不息的精神，也由于汉语孤立语的特点和汉字以象形、指事、形声为基础，长于渲染，易于联想，又一义一字，一字一音，便于根据句式需要和声音效果进行安排布置。
以前学者们认为中国诗歌全部起源于歌舞，先是歌同舞分离，然后诗同曲调分离。其实，歌舞是主要源头，但不是唯一的源头。歌舞之外还有两个源头，即祭祀颂词和总结生活、生产经验的谣谚。当然，歌舞辞、祭祀颂辞和谣谚也一直保持着独立流传，但它们对诗歌的发展确实也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今存较早的诗歌，有传为黄帝时的《弹歌》：
断竹，续竹。
飞土，逐宍实（肉）。
这首歌因为见于汉代人编成的《吴越春秋》，人们对它多有怀疑。但现在看来，《吴越春秋》中的有些记载是有来源的，是汉代人根据当时流传的先秦文献编成的。据李学勤先生《时分与〈吴越春秋〉》一文考证，《吴越春秋》关于一日之内时段的名称与《左传·昭公五年》鲁国卜楚丘一段杜预注所述十二时分相合；而以时与天干配，同《左传》卜楚丘一段文字中“日之数十，故有十时”相合，则更为罕见，其材料肯定有着较早的来源。（注：李学勤：《时分与〈吴越春秋〉》，见《简帛佚籍与学术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61～166页。）又：载录《弹歌》的《勾践阴谋外传》篇所记陈音论及的楚先祖情况，西汉时人已不清楚，也应是依据先秦早期的文献记述的。（注：参赵逵夫《屈氏先世与句王熊伯庸——兼论三间大夫的职掌》，《文史》第二十九辑，中华书局1985年出版。）《弹歌》的内容反映了先民们用简单工具进行狩猎的情况，其形式是二言；从其文本来看，也应该是很古的。相传涂山氏女的《候人歌》也只一句二言诗（不计表泛声的语助词），《吕氏春秋·音初》载有ｓōｎｇ娀氏《燕歌》也是二言，《周易》中有一些早期歌谣，也是二言。远古时人们思维单纯，语法结构简单，歌唱中又有泛声的语助词，故歌辞起先并不长。又由于人的先天二节拍节奏感，所以远古的歌都是二言。（注：参见赵逵夫《本乎天籁，出乎性情》（待刊）。）后来两个二言句连起，便成为四言。由《周易》歌谣和《诗经》中的一些四言诗尚可以看出其由二言向四言转变的痕迹。随着词汇的丰富、语法结构的趋于复杂和曲调的趋于多变，歌诗中一言句、三言句也产生了。于是，歌诗由整齐的简单短句变得复杂，趋于灵活。
人类关于生产生活经验的总结，应该是很早的。先民们在文字发明以前，只靠简单整齐的语言把它们传下去。上面所举《弹歌》，实际上也是生产经验的总结，只是它是用来唱的，句子较短，而用来颂说的谣谚句子则相对长一点。我国的原始宗教产生很早，距今约1.9万年的山顶洞人在尸体上已撒有赤铁矿，说明已有某一种信仰。所以，祭辞的产生也应该是很早的。今存较早的有相传为伊耆氏的《蜡辞》：
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勿作，草木归其泽。（《礼记·郊特牲》）
这首祭辞中已包括四项（土、水、草、虫）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总结的所谓“八字宪法”，且体现着今日全世界都议论着的生态环境问题。可以说，它反映了我们祖先在农业生产上理论总结的水平。这首祭辞也是产生于传说时代，四句之中，三句四言，一句五言。由此可以看出，四言句、五言句在颂辞中是出现得很早的。《荀子·大略》所载汤的《祷雨辞》云：
政不节与？使民疾与？何以不雨，至斯极也！
宫室荣与？妇谒盛与？何以不雨，至斯极也！
苞苴行与？谗夫兴与？何以不雨，至斯极也！
四言句同带语助词的三言句掺杂使用。《仪礼·士冠礼》所载《士冠辞》八首、《仪礼·祭礼》所载《嘏辞》、《大戴礼·公符》所载《成王冠辞》、《孝昭冠辞》和《祭辞》三首，皆属此类。祭祀辞是由宗教首领或巫师，或有一定文化修养的人所作，因而句子较长，也不是用重章叠句的形式。这些作品对后代文人诗的创作有一定影响。如《士冠辞》第一首：
令月吉日，始加元服。弃尔幼志，顺尔成德。寿考惟祺，介尔景福。
屈原的《橘颂》显然受其影响。只是屈原采用了比喻的手法，借橘树以自喻。
当然，祭祀颂辞同文人诗作也相互影响。比如，祭祀颂辞本来是诵说的，但后来在宗庙祭祀中变为唱，因而有《商颂》产生。只是它仍保持着讲述历史、歌颂功德的题材特征和严肃质朴的风格。直至《周颂》仍是如此。
我国早期的诗歌发展中，谣谚同民歌结合的情况也有。《诗经·豳风》中的《七月》，其中相当一部分内容也是对生活知识及劳动过程的总结，是谣谚同民歌结合的典型。一年十二个月的生活、生产方面的要点全说到了。《周礼·籥章》云：
中春，昼击土鼓，吹《豳风》以逆暑。……凡国祈年于田祖，吹《豳雅》，击土鼓以乐田峻。国祭蜡，则吹《豳颂》，击土鼓以息老物。
郑玄注：“《豳诗》，《豳风·七月》也。《豳雅》亦《七月》也。”胡承珙《毛诗后笺》云：“《箭章》言《豳诗》者，正谓《豳风》，以其诗固风体也。其谓《豳雅》、《豳颂》者，则又以诗入乐，各歌其类，合乎《雅》、《颂》故也。”这首诗应该有很长的流传历史。明代何楷以《豳风·七月》，《小雅》中《甫田》、《大田》，《大雅·公刘》、《周颂》中《丰年》、《良耜》、《载芟》、《行苇》等八篇为夏初少康时代作品，证据不足。他以这些诗为公刘时作品，又以后稷为帝尧时人而公刘为后稷之重孙，因而推断公刘当少康时，从而定《公刘》、《七月》等为少康时作品。据《国语·周语下》载周灵王时太子晋之语：“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按指文王）始平之，十八王而康（按指康王）克安之。”又载敬王十年卫彪侯云：“后稷勤周，十有五世而兴。”所载周先公世数同《史记》所载一致。十五世不可能经历从帝尧至商末这样长的时间。《国语·鲁语上》载柳下惠语：“夏之兴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礼记·祭法》述此事，“夏之兴”作“夏之衰”。以文意度之，当指夏衰而周兴以继之。故王玉哲先生认为《鲁语上》“夏之兴”的“兴”当为“衰”字之讹。（注：王玉哲：《中华远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据此推算，公对为商代初年之人，而仍承复制，敌主要用夏历，杂以周历，服色以黑为尚（“载玄载黄”），以寅月为岁首，称年为“岁”（《七月》“何以卒岁”，“曰为改岁”。《尔雅·释天》：“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则《七月》应为商代初年所传（流传中容有改动），反映了一部分夏代遗留的风俗。
《诗经》中作品产生的地域，北自今河北，南至江汉流域，东自今山东，西至陇山以西，其所反映的地域范围极为广大。从内容题材上说，也反映了社会各个方面，有民族发展的历史，有国家败亡的记录，宫闱、行役、思妇、怨女、农桑、畜牧、田猎等等，无不涉及。有沉重压迫下的愤怒呼喊，也有内忧外患艰难局势下的互相勉励与抚慰；有同仇敌忾的誓词，也有长期辛劳、痛苦挣扎的呻吟；有恋爱中兴奋喜悦之情的流露，也有被遗弃的怨恨与伤叹；既有对重大政治事件的反映，也有对劳动人民平民生活的描述。可以说，《诗经》在题材上的广泛开拓为后世诗歌创作提供了典范，形成了中国诗歌关心国事、关心民众生活、反映社会、抒发真情、注重人伦的优良传统。从对生活的表现方式上说，有刺，有颂，有言志，有思慕，也有纪盛、赠人、悼亡、念故，丰富多彩；从体式上说有灵活多变的民歌体，有整齐的四言诗。前者从一言至八言都有，篇章结构上以重章叠句为特色；后者大部分为一诗数章，各章句数大体相同。大、小《雅》中的诵诗打破了重章叠句的结构格局，一首诗中每章句数相同，每句字数大体一致，容量增大，韵脚固定，增强了诵读时的音乐性，使歌诗在脱离曲调、向独立的语言艺术发展方面大大地推进了一步。这些作品可用于吟诵（《大雅·嵩高》：“吉甫作诵，其诗孔硕。”《烝民》：“吉甫作诵，穆如清风。”说明已是诵诗）。《诗经》中的作者，上自公卿大夫，下至走卒农妇，无所不有。西周和春秋一段代表性的诗人为芮良夫、召穆公、尹吉甫、卫武公、凡伯、卫在姜、许穆夫人，宣王时的张仲、南仲，稍迟的家父、苏公、寺人孟子等也都有作品可以考知。
有关《诗经》的论著很多，这里不必多说。先秦时代的诗歌，除《诗经》、《楚辞》中的330首之外，还有见于各种典籍的诗、歌、谣、颂、辞之类，约有三百余首，有些作品也颇有韵味。今先举春秋以前的一些例子作一说明。今文《尚书·皋陶谟》载舜同皋陶所唱：
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
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隋哉！
《尚书·汤誓》所载夏桀之时两句歌谣：
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
时，同“是”，“是日”暗指夏桀。这两句歌谣表现了人民对夏桀暴虐统治的怨恨情绪，用比喻手法，语言含蓄而情感强烈。《易》卦爻辞成于商末，其中有不少自古相传的歌谣。如《离》：
突如，其来如。
焚如，死如，弃如。
出涕沱若，戚嗟若。
王用出征，有嘉折首，获匪其丑。
这首歌包括两段。上一段写战争的惨烈：敌人猛烈而至，燃起大火，很多人死去，尸横遍地。胜者同败者一样涕泪滂沱——因侥幸生存而激动，因死伤之多而嗟叹、痛哭。这同《中孚》：“得敌。或鼓，或罢（同疲），或泣，或歌”所表现的情景相似。第二段说，此次为王出征获赏，但所俘获并不多（亦以见战争死亡之多）。如果这是两首歌谣被接在一起，从形式上说，第一段产生的时间要更早一些。再如《渐》：
鸿渐于干，小子厉，有言。
鸿渐于磐，饮食衎衎。
鸿渐于陆，夫征不复，妇孕不育。
鸿渐于木，或得其桷。
鸿渐于陵，妇三岁不孕，终莫之胜。
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
其比兴手法及句子结构同《诗经》中作品无异。《易经》在周代经过整理加工，其中有的歌谣也可能产生在西周时代。大约收有商周以前歌谣八十余首（因为用于占卜之辞，很多并非完篇，有的也可能有所改动）。它使我们看到商代以前及商周之际民间歌谣的大体面貌。
因为周代距今时代稍近，留下的作品要多一些。如《论语·子罕》引佚诗：
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
表现思慕之情，与二《南》、《陈风》中某些作品情调上极为相近。《礼记·檀弓下》原让登木曰：“久矣，予之不托于音也。”因而歌曰：
狸首之班然，执女手之卷然。
也是一往情深，含意不尽。《国语·晋语二》优施歌：
暇豫吾吾，吾不如鸟乌。
人皆集于苑，己独集于枯。
全使用比喻，又随口所歌，则当时人们诗歌的创作水平是不低的。《孟子·离娄上》引孔子到楚北境，听到楚小儿歌《沧浪歌》（又见于《楚辞·渔父》），而从不同的角度引出深刻的哲理。这首歌具有超越时空的永恒的启迪意义。《穆天子传》中的《黄泽谣》、《白云谣》、《穆天子谣》、《西王母吟》、《黄竹诗》等都有浓厚抒情韵味。它们不一定是周穆王时代的作品，但总是先秦时之诗歌。《白云谣》云：
白云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能复来。
《黄竹诗》之第三章：
有者鵅，翩翩其飞。嗟我公侯，口勿则迁。居乐甚寡，不如迁土，礼乐其民。
以此置之《诗经》中，看不出有什么大的区别。《庄子·人间世》记孔子在楚所听到的《接舆歌》（又见于《论语·微子》，而较短），同孔子听到的《沧浪歌》一样，抒情味与哲理性都很强。
约作成于秦文公（前765—前716年在位）前后的《石鼓诗》十首，同《诗经·小雅》中的《车攻》、《吉日》不仅风格极为相似，有的句子也完全一样。
我们还可以举出见于《左传》的一些佚诗：
翘翘车乘，招我以弓。岂不欲往，畏我友朋。（庄公二十二年）
虽有丝麻，无弃菅蒯。虽有姬姜，无弃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匮。（成公九年）
同样具有哲理，引人深思。
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兆云询多，职竟作罗。（襄公八年子驷引周诗）
与这一首诗相近的有《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孝伯回答叔孙豹的一段话：
人生几何，谁能无偷？朝不及夕，将安用树？
从形式上说，与上一首诗没有什么区别。
由此说，《诗经》虽称作“总集”，实际上只是春秋中期以前诗歌的一个选集，远非这一千多年中诗歌作品的全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仪，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孔子删诗之说虽不可靠，但这反映了汉代学者对春秋中期以前诗歌创作数量的一个估计。实际上三千首是不止的，就实际产生过的作品说三万首也是不止的。
有些祭辞也是很有诗情的。如见于今本《大戴礼·公符（冠）》的《祭辞》三首，其祭天一首云：
皇皇上天，照临下土。集地之灵，降甘风雨。庶物群生，各得其所。靡今靡古，惟予某一人，敬拜皇天之祜！
再如《左传·襄公四年》所载《虞箴》：
芒芒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民有寝、庙，兽有茂草。各有攸处，德用不扰。在帝夷羿，冒于原兽。忘其国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兽臣司原，敢告仆夫。
王国维《两周金石文韵读》（注：《王国维遗书》，上海书店影印本1996年版，第4册。）、陈世辉《金文韵读续辑》（注：《古文字研究》第五辑。）等都辑出过不少周代铭文，其中如《宗周钟铭》、《虢季子白盘铭》、《蔡侯钟铭》、《妾子资圆壶铭》等亦均有韵，且颇有文采，不亚于《周颂》中的一些作品。《大戴礼》等典籍中收有一些先秦铭、颂之类，实亦诗之附庸。
综上所述，春秋以前的一千多年中，《诗经》之外，也还有一些诗歌作品，它们同《诗经》共同展示了我国春秋以前诗歌创作的成就，同时在诗体的演进、题材的开拓上起到催化和推动的作用。
战国之时诗歌创作上的成就首先是产生了伟大诗人屈原和《离骚》这样代表着当时世界抒情诗水平的作品。
屈原、宋玉的诗作从形式上说大体可分三类：
一、四言诗。代表作为《天问》。《橘颂》为三四言交错，而三言句末带语助词“兮”，从“目治”诗（诵诗）的角度说，也是四言，故也可归入此一类。
二、四五言相杂的楚歌体。有《九歌》十一首。
三、骚体。有《离骚》、《九辩》、《远游》、《惜誓》和《九章》中的八篇。
第一类是诗，第二类是歌，这两类无论从先秦时人、汉代人或今人之概念中，都是诗，没有什么问题。第三类，同一形式的作品，《汉书·艺文志》称之为“赋”，而屈、宋等作家自己是称作“诗”或“诵”的。如“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惜诵》）。“道思作颂，聊以自救兮”（《抽思》。此“颂”字，刘永济《屈赋通笺》言“本作诵。作颂者，古字通用也”）。又《悲回风》：“介眇志之所惑兮，窃赋诗之所明。”故汉代人以之同《卜居》、《渔父》及宋玉的《高唐赋》、《神女赋》等统称之为赋，严格说来是不妥当的。应该将它们归入诗一类。
《离骚》作为抒情诗不仅在篇幅上是空前绝后的，它奇特的想像，瑰丽的色彩，大开大阖的结构和高超的语言艺术，都成了后代抒情诗无可比拟的典范。同时，《离骚》和《九章》中的《惜诵》、《抽思》、《思美人》、《涉江》、《哀郢》等诗继承《诗经》中《雅》诗的形式并吸收南楚民歌的特点，四句为一节，偶句韵，单句之末的“兮”为泛声的虚字韵。这种形式开辟了我国诗歌发展的新纪元，完成了歌诗向诵诗的转变。
屈原之后，宋玉创作的《九辩》，唐勒等淮楚作家创作的《远游》、《惜往日》、《悲回风》、《惜誓》等作品，也应看作抒情诗。（注：关于《远游》、《惜往日》、《悲回风》、《惜誓》的作者问题，参赵逵夫《〈楚辞〉中提到的几个人物与班固、刘勰对屈原的批评》、《唐勒〈论义御〉与由楚辞向汉赋的转变》、《论〈惜誓〉的作者与作时》，并见《屈原与他的时代》，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10月第2版。）《九辩》、《悲回风》，在心理刻画、以自然景色烘托情绪、以多种修辞手法调动语言的抒情功能方面，继承《离骚》、《抽思》等的艺术经验，又有所发展和创新。
从存留到今天的作品来说，战国诗歌创作的主要成绩是楚辞。因为周王和诸侯国陈诗观政的制度已不存在，
人（又曰遒人）收集民歌的事也早已寿终正寝，而士人的注意力全在著书立说和游说技巧的研究上，所以民间作品自生自灭，无人著之竹帛。按理说，当时中原地区战乱频仍，应该是有大量反映人民在战争的水深火热中挣扎的作品的。只可惜当时士人行文中很少引诗，即便引，也是以有助于游说论说为原则，所以存留的作品不多。《荀子·法行》所引诗：
涓涓源水，不雍不塞。毂已破碎，乃大其辐。事已败矣，乃重大息。
虽带有论理的成分，然用比兴手法，含蓄而深沉，颇有一唱三叹之妙。《说苑·指武》载田单守即墨之时为士卒唱：
无可往矣，宗庙亡矣。魂魄丧矣，归于何党矣！
辞又见于《战国策·齐策六》。慷慨激昂，既悲且壮，同《燕策》所载荆轲“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二句一样，是那个时代抵御强暴、反对侵掠的正义之声。
《楚辞》中的《九歌》，是屈原的创作，但其歌舞词的题材和形式则是沅湘一带民间所固有的。我们由《九歌》可以看出，南方的楚国因为社会相对稳定，歌舞词反映了宗教祭祀的风俗，有很强的抒情性，同北方偏于论理的风格迥异。
总的说来，先秦时期是我国诗歌发展的黄金时期，《诗经》、《楚辞》不仅代表了两个时间阶段，也代表了两种风格，它们分别为我国诗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种传统奠定了基础，而它们都同民歌有很深的关系，有的本身就是民歌或反映了民间歌舞的特征。尤其屈原，继承了《诗经》中《雅》诗的艺术经验，在南楚民歌的基础上创造了六言骚体诗形式，自刘安、司马迁、班固、王逸、刘勰等以来，学者们都给以极高的评价。宋代著名学者、词人宋祁所说：“《离骚》为辞赋祖，后人为之，如至方不能加矩，至圆不能过规。”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论《离骚》说：
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后人惊其文采，相率仿效。……较之于《诗》，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其影响于后来之文学，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
1953年的《文艺报》社论《屈原和我们》中说，屈原“是登上世界文学史最高峰的人物之一”。屈原的成就是先秦诗歌创作水平的标志，而他的艺术经验也给后代的创作以极大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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