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货币本位体系的演化及其构建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本位论文,货币论文,体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15)11-0104-013 一、引言 碳排放权的思想源于排污权(Dales J H，1968；泰坦伯格，1992)，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联邦环保局(EPA)就尝试将排放权交易用于大气污染源和水污染源管理，随后有了一系列的全球环境治理举措，形成了碳交易市场，从此碳排放权成为世界性的通用资产。碳排放权交易从《京都议定书》之后呈现级数式增长，世界银行预测，2020年碳排放权交易额度将超越世界石油市场而成为世界第一大市场，而且发达国家的市场越来越与“低碳”相挂钩①。在这一极具市场潜力的交易中，从最初的强制性碳排放额配置到自愿购买，碳排放权已经从单一的可交易权利衍生出具有金融属性的碳资产，从而导致碳金融市场的崛起。在各国之间的碳排放权交易过程中，用哪一国货币作为锚定货币来进行交易成为碳排放权定价权的标志，由于碳排放权定价权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例如欧元成为碳交易的主权货币，这使得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受到极大的损失。在这个博弈当中，急需一种货币能够抵消这种竞争不平衡现象，在此背景下，将碳排放权作为一种超主权货币用于国际贸易的构想就应运而生了。 这一构想近三四十年以来一直是世界经济的热点话题。早在20世纪90年代Judith H(1995)就指出碳排放权可能成为国际贸易货币。Victor D F，House J C A(2004)在哈佛国际评论上发文指出：碳排放权交易的功能更类似于一种交易货币(与限制污染相比)，降低温室效应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建立强有力的国家碳货币。Gething B(2005)也认为碳排放权可能成为未来的货币。2007年纽约时报指出：要建立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人们必须创造出一种参与者可以进行交易的碳信用货币(Fairfield H，2007)。2008年，国际知名咨询公司“点碳”(Point Carbon)与纽约梅隆银行基于技术统治论探讨了在全球碳市场一体化背景下碳货币应运而生的可行性②。碳货币时代即将到来已经得到一些学者的认可(Descheneau P，2012；Singhal N，Gupta H，2012)。然而，到目前为止，碳排放权成为货币乃至国际货币的内外因是什么以及其演化过程如何？学术界还缺乏系统的梳理和探索，而且关于碳货币的概念尚未形成统一意见，也就是说什么是碳货币或者说碳货币的本质是什么，还是一个待考的问题。因此本文的目的是从分析碳货币本质入手，指出碳货币的演进之路，为碳本位体系的发展梳理思路，提出碳货币本位体系的构建策略，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 二、碳排放权成为货币的条件 碳排放权要成为货币，首先就应该确定是否是货币？是商品货币还是信用货币？中远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提出，碳排放权③成为一种货币形式，其是否具备货币属性是关键问题。 (一)碳排放权的货币属性 碳排放权是为了维护环境而人为设置的一种规则，是一个基于市场的工具，被用以控制环境衰退。管清友(2009)指出《京都协定书》基于现代国际规则而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有价商品——碳信用。另一方面，碳减排因具有能源认可证书而具有了信用凭证的属性，可以转让流通，碳排放权实质上可以看做一个授权市场改善环境的方式(Dharmesh S R，2009)，从证书转变为货币，对持有者而言变成了具有一般等价物的商品(Tyler H，2009)。同时碳排放权的政府信用基础、自由存储和借贷也都凸显出其货币特性，使得与低碳能源和低碳经济绑定的碳排放权从商品过渡到货币的可能性进一步加大(木荨，2010)。因此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认为，碳信用体系更接近并且应该是一种货币体系(蔡博峰、刘兰翠，2010)。无论是货币的商品论还是名目论，从信用本质来看，其区别在于是基于实物还是基于国家权力的信用(马国旺，2006)。离开信用，就没有交易，交易的本质就是信用关系，从广义上讲，所有的货币都是信用货币。所以说碳货币就是基于碳排放权的商品属性和国家权力而产生的一种信用货币。 (二)内在机理 根据货币的本质④，某一商品成为货币首先就要具有信用支撑，其次要能够被普遍认可并可计量。 1.碳货币的信用支撑。20世纪30年代盛行的技术统治论⑤认为应该建立一个以能源为基础的经济体制，并提议用能源积分来取代传统的货币。现代环保思想所强调的减少碳燃料的消耗，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可以说是早期技术统治论的体现(Wood P，2010)。因此如今执行碳货币的目标实际上同技术统治论的最初使用能源证书的目标是一致的，致使碳货币成为以能源为基础的计量体系的必然选择，而不是美元或其他法定货币(Button J，2008)。所以碳货币是建立在能源(生产和消费)基础之上的。 无论基于何种方式获得碳排放权，首先不能否认的是二氧化碳本身是一种全球性公共资源。为了保护环境，人类基于技术和环境变化而设定了一个排放限额，使其变成了稀缺性资源。碳排放权的稀缺程度不仅取决于碳排放计划本身设置的价格上限，还取决于企业是否被允许使用的碳排放权额度，比如清洁发展机制。因此碳排放权的价值取决于一个国家对排放权上限的规定以及碳排放所允许污染的程度。当企业为了避免碳排放的惩罚性罚款而购买碳排放权时，碳排放权的价值就实现了。 因此碳货币是以能源为资源支撑，以环境治理目标下全球性信任关系为其信用基础的，环境治理需求下的稀缺性使其具有了价值。 2.具备可计量的基础，已经得到初步认可。从碳排放权产生伊始，就与国家和世界性的组织紧密相连，继而公司、个人不断参与⑥，譬如2006年，英国环境大臣戴维·米利班德(David Miliband)就为碳货币发行了一个既存有英镑又存有碳点的银行卡。这些法定权力证书可以作为一种货币独立地用于交易，也可以作为一种碳抵消，从中获取额外的经济效益⑦。所以碳货币将逐步渗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支付的自愿性逐渐升高，从而成为改变组织及个人行为的一种激励措施而被认可。 随着碳交易市场的全球化和普遍化，碳排放权在交易中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功能越来越明显(徐文舸，2012)，因此当其成为货币时就能够发挥价值流通的基本职能⑧。虽然碳信用的计量具有很强的专业性(胡同捷，2008)，但碳排放权有其明确的计量单位(交易单位为每吨二氧化碳当量)，正如现在各国货币一样，它既是商品价值的表达，也是一种价值计量尺度，由此有了计量的基础条件。 (三)外在的推动 1.碳排放权的定价权之争。目前在碳交易结算货币的博弈中，形成了以欧元为结算货币的优势，美元因其国际垄断地位已与欧元相抗衡；英国一直是碳减排的先导者和坚定的执行者，是世界上第一个制定气候变化法案的国家；日本在碳减排技术方面的优势以及《京都议定书》的倡导而具有较高的国际地位；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温室气体减排体系(GGAS)是全球最早强制实施的减排体系之一；还有俄罗斯、印度、中国香港、新加坡等都虽然所占市场份额相对较少，但也在争取其定价主导权；中国已成为最大的卖方市场，却没有定价权。尽管欧元和美元目前占据碳交易主导地位，但全球碳排放权在碳交易中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主权货币，碳定价权之争越演越烈。 碳排放权交易是连结新能源组合和新能源利用模式的核心(凯文·菲利普斯，2009)，随着低碳经济成为未来的发展趋势，清洁能源将逐步取代传统能源，新能源技术和新能源贸易将会有巨大的市场。碳货币由于与能源捆绑而且不具有区域性，可以采用全球认可的衡量标准，因此能够解决源于不同国家货币标价权引起的地位不平等、利益不平衡的问题。 2.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迅猛发展。碳排放权交易的形成基础来自于两个重要的国际公约——1992年签署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1997年签署的《京都议定书》。最具有影响的《京都议定书》规定了四种减排方式⑨，引发了三种交易机制—国际排放贸易、联合履行机制和清洁发展机制。从交易产品看，形成了两类全球性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一个基于配额(Allowance-based Markets)，一个基于项目(Project-based Transactions)，并衍生出以清洁发展机制(CDM)和联合履行(JI)为基础的衍生品的二级交易市场。从交易主体意愿来看有两种交易模式——自愿减排和强制减排模式。自愿减排方式始于2003年成立的芝加哥气候交易厅，受到非强制的法律约束；根据《京都协议书》参与的减排为强制模式，目前已形成全球性的四个碳交易所——欧盟排放权交易制(EUETS)、英国排放权交易制(ETG)、美国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CX)以及澳洲国家信托(NSW)。许多国家和地区不断出现新兴的环境交易所，例如中国、加拿大、新加坡、中国香港、巴西、韩国、阿联酋等。这些交易体制既是碳交易市场发展的前提，也是推动碳货币产生的制度保障。 货币的出现是与交换联系在一起的，交易是其形成的基础条件，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使得其参与者可以进行碳排放权额度的自由贸易(Fairfield H，2007)，只要有足够大的国际交易体量，碳排放权就可以实现货币功能(蔡博峰、刘兰翠，2010)。而当碳金融市场超过石油市场成为全球最大的交易市场的时候，“碳货币”必将成为各国抢占的制高点(吴恒煜、胡根华，2013)。也就是说碳排放权由于交易的全球性而演化为货币(Singhal N，Gupta H，2010)。 3.具备能源供应能力。历史证明，经济危机经常与石油危机紧密相连，要想稳定货币就必须稳定能源的供给。而对能源价格的控制是各国之间争夺的焦点，因为谁主导着能源价格，谁就能在市场上占据主动地位，从而最大化自身利益。从20世纪80年代起，减排变为人类的普遍共识，在这一氛围之下，如果还将石油这种造成全球气候变差的能源继续作为全球性主导货币的本位，就会阻碍经济的发展(韩晓平，2009)。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主席乔纳森·波里曾经指出：政策制定者应该认识到需要更多的可持续能源作为世界人口增长的支撑，Tasker J(2006)认为正是像中国这样的能源消费国使得油价攀升，完全改变了世界的供应链，因而由于石油能源短缺而应该建立一个新的货币——碳货币。而碳货币是以全世界人口常规分配的可用能源为基础的，碳排放的支撑能源包括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因此与碳排放权对应的能源供给是能够具有稳定性的。 4.政治诉求。碳排放权已经将环境变化的负外部性转变成了商品，因而需要复杂的政治过程来对其进行制度化，而这样的政治过程又反过来掩饰更复杂更难理解的技术性计量过程(Hartmann F，Perego P，2013)。碳货币不仅建立在信用基础上，更是建立在一国、多国以及全球的法律和政治基础上。从这个角度看，碳排放量是一个和国际政治局势高度相关的指标(史丰蕾，2009)。蒙代尔曾指出“最强的货币是由最强的政治实力提供的，这是一个具有历史传统的事实”，因此各国为了增强自身的政治实力也会积极参与到碳排放权的交易当中。 三、碳货币的国际化 (一)碳货币成为国际货币的必要条件 首先从形式上看，货币国际化取决于货币的广泛接受性和稳定性(Hayek F A，1990；Cooper R N，1986)。对于国际货币而言，信用对于其稳定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Sbacci P，2010)，而碳货币本身具有信用本质，在经济和政治层面上具有制度予以保障其可行性。 其次从外部性特征来看，碳排放权产生之初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外部不经济、避免公地悲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高级政策顾问巴里·艾肯格林(2009)认为国际货币体系的形成是网络外部性的结果，因此为了降低交易成本需要所有参与者都在同一个市场当中。全球性的碳排放权交易为之提供了条件，所以碳货币的形成是网络外部性推动产生的，自然具备国际化特征。 最后从其本质看，信用货币的国际化归根到底需要有资源支撑(Bacchettac P，Wincoop E，2005)，即具有国际通用的对冲资产。美元之所以成为国际通用货币，主要原因就在于它有石油这一稀缺资源作为对冲资产，从而具备风险对冲职能。因此要成为国际货币，就需要拥有类似于石油的对冲资产。由于石油危机是导致金融危机的根源之一，同时石油危机也是生态危机的一部分，所以说从根本上讲，应对生态危机是一个治理全球环境和经济的基础途径。限制二氧化碳排放是目前为止提出的治理这一危机的最可行措施，由于气候变化引起的环境损害的不可逆，使得环境进一步恶化，因此对二氧化碳的排放限制会越来越严格，从而导致其如同其他能源资产一样，会越来越稀缺。但又不会像一般的能源那样属于耗竭性资产，引发能源危机，它是所有能源和再生能源的抽象替代，揭示着整个地球的气候变化。其伴随而生的公共性使其具有了公平性，使得全球的经济体能够都参与到这个货币体系中。所以碳排放权完全可以取代石油成为碳货币的对冲资产，建立在碳排放权基础上的碳货币也就具有了成为国际通用货币的可能。 综上所述，碳货币具备成为国际货币的必要条件，也是全球生态危机和经济发展的自然选择。除了以上内在的动因之外，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以及碳货币的多元化是促使其国际化的主要外部力量。 (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需要 国际货币的“金本位—布雷顿森林体系—浮动汇率制度—牙买加体系”过程表明建立有效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全球经济和金融稳定的重要因素，但其改革路径却依然处于争议当中(Bergsten C F，2013)，这也是经济学家和政要们在不懈解决的难题。 2007～2008年的金融危机和此后的“欧元危机”挑战着当前的全球货币体系(Belke A，Betnoth K，Fichtner F，2011)，美元危机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直接诱因，世界经济失衡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重要因素，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实质目标就是要还原国际货币体系的公共产品性质(王永海，2010)。各国银行行长都认为，由于世界经济快速发展所带来的复杂性，目前的货币体系已经无法胜任了，是时候考虑重新选择国际货币体系并解决它管理上出现的一些问题了(Ubachhi P，2010)。 Mckinnon R(1993)指出若某国货币能够成为国际货币，会给国际货币的发行国带来诸多利益，并通过货币关系而对其他外围国家施加影响(Andrews D，2006)。因此国际货币无论是采用一国货币还是多国货币，都会因为利益之争而使整个国际货币体系不稳定性或无效率。碳货币的公共性使其能够与国际货币体系的目标相一致，因为提供公共品的主体无法形成类似于石油资源那样的垄断局面(禹钟华、祁洞之，2012)，因此Turnbull H(2009)建议修改现在的货币体系，引入可选择性的货币政策或者引入一个生态货币的新类型。据此可以推断，如果碳货币能够实施，则会对整个世界带来生态利益，进而经济得以可持续发展，而且避免利益格局的严重分化。 尽管还有其他的国家货币改革的思路，譬如超主权国际本位货币(潘成夫，2009)，但由于不存在真正的超越所有国家主权的组织，世界主权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不具备现实的可操作性。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其控制权实质上被少数发达国家掌控，并不能代表世界各国的利益。因此碳货币本位体系有理由成为国家货币体系改革的必然之路。 (三)碳货币多元化促进其国际化进程 当前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中，虽然主要以欧元和美元来计价，但英镑、日元、卢布等也占有一席之地，且随着世界各国参与的程度也越来越强，各国货币都形成了一定的碳定价权，因此由于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供给方比较多元，包括发达国家、经济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很难形成单一货币的计价模式，客观上存在碳计价结算货币的多元化特征(王冀辉，2010)，而碳排放权交易的兴起和新能源的巨大市场将成为助推国际货币多元化的绝好契机(李永宁、郑润祥、黄明皓，2010)。这一点不同于石油，它由于高度依靠欧佩克而形成唯一的计价货币约定(田立，2011)。同样在货币储备制度上，著名经济学家如约瑟夫·施蒂格利茨(Joseph Stoglitz)、多明戈·卡瓦罗(Domingo Cavallo)等都明确提出应该建立多元化的国际储备体系，多元货币体系会更灵活地应对流动性需求。 在这一博弈中，各国都想成为主权货币，但为了实现人类共同的目的——改善环境，则需要妥协合作，在竞争基础上实现统一，即将碳货币国际化，使其成为结算货币，当合理设计出碳排放权的配额制度后，碳排放权的定价之争就可以避免，碳货币的多元化问题将消失，取之以统一的碳国际货币。 四、碳本位体系的可行性及其构建设想 (一)可行性 重归金本位或者发行超主权货币都是不现实的，因此在低碳经济背景下，碳货币成为一个可能的选择。“碳本位货币体系”是指让二氧化碳排放权成为继黄金、白银、美元后的又一国际货币基础，以二氧化碳排放权本身为锚币，重建国际货币体系(韩晓平，2009)。虽然这一构想的实施还很不成熟，但是根据国际货币的演化规律(煤炭—英镑、石油—美元)来看，这一设想并不是不可实现的。 基于这一设想，可以设计一个标准的碳排放权，这样各国碳货币就具有了兑换汇率，具备了在国际市场上自由流动的计量单位。不同的碳指标将被作不同的碳货币交易，就像在国际外汇市场中交易的欧元和美元一样，通过其汇率的确定和变动来反映其相对价值(王颖、管清友，2009)，市场实际汇率将随着碳货币供求关系围绕含碳比价上下波动(尹应凯、崔茂中，2010)。由于各国货币均可自由兑换，也不再钉住某个主权国家货币，因而避免了为干预外汇市场而积累巨额储备资产所造成的浪费(公衍照、杨明，2012)。这使得碳货币与金本位制一样，都具有修改各国汇率的标准，由于货币的单位价值保持不变，从而保证了货币的相对稳定性和可预见性。但传统金本位不具备为不断增长的国际经济创造信用的能力，而碳货币体系是通过像联合国世界央行等这样的国际权威来创造信用额度，又有足够的二氧化碳供人们使用，所以碳排放权不会枯竭，使得碳国际货币具有处理气候危机的能力。 国际会计系统对未来碳货币已经早有准备，并且出台了一系列方案应对今后碳信用可能的各类货币化方式。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B)专门为碳货币提出了修正国际会计标准体系的草案(蔡博峰、刘兰翠，2010)。 这样，未来的国际主导货币将由二氧化碳减排能力决定，谁的减排能力强谁就主导货币的发行和未来世界经济的走向。 (二)构架碳货币本位体系的建议 由于碳排放限制不仅是治理环境的措施，同时又已经与全球的经济紧密相连，如同GDP一样可以反映经济的发展(Ferrey S，2010)，一旦碳货币体系建立起来，碳货币的储存和占有程度就会直接影响一个国家的经济体系。因此如何构建一个合理的碳货币体系就成为国际经济间合作发展的重要问题。 从碳信用、碳货币到国际化的演化路径可以看出，具有对冲资产是碳货币发展的内在动力，建立国际间的交易市场是碳货币国际化的根本条件，合理的全球碳排放计划设计是实施碳货币的制度保障。只要这三个问题能够解决，则碳货币本位体系就得以构建。 1.利用可再生能源来支撑碳货币的发行 要想使得碳排放权成为货币，必须具有能源支撑或者说必须有对冲资产，这是基础。碳货币是建立在将可持续能源分配给全球人类基础之上的(Turnbull S，2010)。能源危机使得能源供给具有有限性，以现有的能源作为碳货币的支撑具有其内在的缺陷，石油危机就是一例。《京都议定书》的失败是因为没有把再生能源纳入到碳排放的框架中，这就是为什么发达国家受制于该约定，而许多发展中国家则没有参与其中，而且该议定书对全世界80％没有碳话语权的发展中国家不具有法律效力(Ferrey S，2010)。 因此可再生能源技术是可持续的国际能源的根本(赫尔曼·希尔，2013)，应该建立利用再生能源支撑的碳货币的机制，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增长(Siddall R，2003)，把重点放在可再生能源的开发上而不是要求发展中国家遵循国际秩序，至少应该修改《京都议定书》和国际法律为开发可持续再生能源提供途径，使得碳货币的对冲资产稳定增长，具有相应的对冲风险能力，保障碳货币的稳定性。 2.形成稳定有效的国际交易市场 目前碳市场项目极度不平衡，当前的市场中结构性金融投资动机不能结合各个国家最低端的社会经济阶层，所以难以达到可持续发展的总体目标。要解决这一难题，建立容量大、流动性高和有效率的市场是必不可少的。因为碳排放权要实现货币功能，前提是与其相关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必须具有足够大的国际交易体量，同时碳排放权的有效配置需要全球统一、高效的碳市场。但全球气候变化的巨大规模和复杂性提出了一个两难问题，就是如何兼顾碳减排的效率和灵活性问题。 首先要实现全部交易计划的优势效率，就要建立一个公平的分配体系，碳排放权交易相当于把货币从丰富的发达国道转移到发展中国家(Dharmesh S R，2009)，因此要保证体系内所有参与者能够具有平等的分配权，在减少碳排放的同时才能使参与者获得社会平等，才能消除目前碳排放权交易中的不平衡现象。 其次，要解决市场的灵活性问题，就需要确保长期碳排放权价格的稳定，因为价格是供需关系的表达。从长远来看，如果企业认为碳排放权价格的上升会损害与之相匹配的碳排放成本的话，这将导致他们投资于低成本的碳资产而不是高成本的碳资产。在免费配额时期，碳定价的可信性是建立在世界范围内的，碳定价没有被考虑到企业决策当中，企业可能会投资于长期的、高成本碳资产的项目，这可能使经济陷入高成本的减排当中。要注意的是，由于2009发生的旋木欺诈⑩使得各国遭到巨大的税收损失，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欧盟和英国改为强制推行一种反向碳排放权增值税来防止这种欺诈，所以认为碳排放权市场像其他衍生品市场的想法是错误的。但碳期货市场的发展会导致市场流动性增加，交易成本降低，使得碳排放权交易下的价格趋于均衡(Frino A，Kruk J，Lepone A，2010)。因此政府应该除了要提供关于未来碳定价的政策外，还应该要提供降低风险的措施。 从实践角度来看，碳货币的实施，离不开世界上第一个多国参与的欧盟碳排放体系，因此首先在欧盟排放权交易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全球性的碳市场是可行的。欧盟的经验表明，碳市场是一个带有强迫性的市场。市场本身缺乏购买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证书的内在激励，需要创建排放许可证的需求(Nova J，2013)，因此要制定好合理的排放计划，确保排放系统适当的稀缺性，保证交易的效率和灵活性，才能建立一个稳定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3.设计合理的碳排放分配制度 (1)分配方案的确定。为了建立稳定的国际碳市场，就必须创建一个使得参与者可以将碳信用额兑换成货币的制度(Fairfield H，2007)。由于环境治理与减排技术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因此碳货币应该由某一特定的专业组织来发行，这一组织来确定碳排放权的分配方案，因为碳货币的发行权不仅取决于碳减排能力的大小，还在于受减排约束的程度和承诺减排数量的多少(王颖、管清友，2009)。 当前碳排放权的初始分配方式主要有两类：政府免费分配(Cap-and-Trade)、公开拍卖(Trade-off)。虽然理论上应该采用公开拍卖方式，但由于现实实施的复杂性，目前主要采用免费分配的方式。使用免费分配有助于排放交易的管理，但由于限制竞争和缺少前期成本可能会扭曲减排的激励，如果分配不公平会对在二级市场上购买大量许可证的企业带来很大的风险，从而严重降低交易计划的动态有效性，从长远而言其减排成本要比其他情况高很多。在拍卖的情况下，企业会面临着必须购买许可证的前期成本，这往往会使企业非常重视他们做出的决策；同时拍卖可能会使人们获得经验，自动调整竞标价格，有助于促进价格的稳定。而且免费分配的数据需要管理的成本，从这个角度看拍卖还可以为企业及政府降低管理成本。因此应该积极建立碳排放权交易二级市场，大力推行拍卖方式。 就当前免费分配而言，要保证交易市场的有效性，则需要能够对排放权进行合理定价，因此如何公平性的分配成为关键(刘长松，2011)，因为公平性决定着价格的合理性(Ferrey S，2010)。这就需要在环境目标和经济目标之间、国际竞争者之间以及所有污染部门之间平衡好配额，并从政策上予以保障，才能保证分配的公平性。 (2)合理碳排放政策的确定。为了能够实现环境治理目标，使得交易各方从排放权交易中获益，需要设计出合理的政策机制。因为政策的不确定性不仅使得环境治理难以实现，同时使得碳排放权的供应缺乏保障，使得企业面临大型和长期环保投资的不确定性。因此要求所设计的政策框架或者制度体系应该首先具备可信性，即碳排放政策得到普遍接受并能够强制执行，当然这取决于政治体制的稳定性和法律制度的健全。其次要有灵活性，即能够根据不断变化的环境具有改变政策的能力。第三，则应该具有可预测性，即碳减排的参与者能够根据政策规则明确自身的状况以及未来获取收益的能力，因此各国应该颁布基于人口和经济活动预测的“碳图标”(Anderson C，1990)。 为实现这三个目标，在国家或地区层面上的政策制定者就应该建立起能够维护碳排放权价格的信心的方法，尤其是要解决碳排放权价格与市场结构和政策激励之间的作用机制。各国政府都需要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来制定一个系统的碳排放交易体系，能够对特定的行业使用最合适的激励机制。国际之间政策合作是实现碳货币国际化的最有效途径，譬如可以建立全球资源银行作为协调机构等。 (三)碳本位体系的演化路径说明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碳本位体系的演化分为两个阶段，一是碳排放权的货币化阶段。二是碳货币的国际化阶段，或者说是碳本位的确定阶段。在货币化阶段，两种力量推动了其演化速度，一方面碳排放权的信用本质使其具备了货币性，其信用来自于能源储备及其稀缺性的经济学特征，这是其本质动因；另一方面碳货币的定价权之争、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迅猛发展、能源储备充足性以及世界各国的政治战略的需求使得碳信用走上了货币之路。在国际化阶段，碳货币的发展不仅满足了成为国际货币的条件，而且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和碳货币的多元化局面都推动了其国际化的进程。如果全球能够用碳货币替代国际货币，那么世界经济和政治体制也会发生根本性的变革。 五、结束语 尽管具有可再生能源来支撑，但要想将碳货币国际化，需要设计标准的碳排放权来度量碳减排能力，唯有可度量才有信用额度的购买。譬如包括如何检测、度量、分配碳排放量，涉及到是各国经济和实力的较量的发行价、发行量的确定等。同时碳减排企业乃至国家如何预测自身未来的收益能力，促使这些企业及政府积极参与碳减排的激励机制和协调机制又该如何设计？所以这一计量的专业性和技术性使得这一构想从理论到现实还有漫长的道路。 稳定有效地交易市场需要一个全球性的公平的分配体系，这一理想的体系即使在目前的货币体系中也没有得到完美解决。而目前碳排放权的分配方式尚未进入市场自由化模式，其公平分配的前提条件——合理定价也尚未解决。另一方面，实施这一体系的外部环境条件是否与这一体系匹配，根据环境调整这一体系的依据以及能力是否具备，即使具备又如何衡量，这都是需要解决的而且是难以解决的问题。 虽然从理论上可以制定合理的碳排放制度解决上述问题，诸多学者将契约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外部性理论以及科斯定理和信用货币理论等来阐明碳排放制度的合理性，但这一制度的理论依据或者内在动因尚未得到完美诠释。 碳排放权具有货币属性，但如何实施才能防止外部不经济、避免公地悲剧，并实现国际化，还依然面临着许多难以逾越的阻碍，碳货币本位体系的建立任重道远。 收稿日期：2015-08-01 注释： ①2008年10月，英国标准协会、节碳基金和英国环境、食品与农村事务部联合发布了碳足迹标准PAS2050，旨在为碳标签的实施提供依据。而可口可乐和达能等多家公司的75种商品已经试行这一标准，并在相关产品上注明了“碳标识”。一些国际标准组织也开始讨论其转化为ISO国际标准的可能性。 ②参见：Carbon Point.Carbon 2009:Emission trading coming home[R/OL].http://www.pointcarbon.com/research/carbonmarketresearch/analyst/1.108336。 ③碳排放权又称碳权，指在经过联合国或联合国认可的减排组织认证的条件下，国家或企业以增加能源使用效率、减少污染或减少开发等方式减少碳排放，因此得到可以进入碳交易市场的碳排放计量单位。 ④货币的定义有很多种，目前为止还未统一。 ⑤技术统治论有其固有的缺陷，但对于能源危机的观点现在来看仍具有深远影响。 ⑥2008年10月，英国标准协会、节碳基金和英国环境、食品与农村事务部联合发布了碳足迹标准PAS2050，旨在为碳标签的实施提供依据。而可口可乐和达能等多家公司的75种商品已经试行这一标准，并在相关产品上注明了“碳标识”。一些国际标准组织也开始讨论其转化为ISO国际标准的可能性。 ⑦参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Emissions_Reduction_Currency_System。 ⑧货币的基本职能是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 ⑨参见：http://baike.baidu.com/link?url=GEUZFbeZZO07Ap2Lii9wYdNIf9pslUwwgQTiM6Y81VZ6142Ey Ko3tlIshS_2vv9。 ⑩旋木欺诈是指一家本地公司将进口的碳信用卖给其他国内公司并收取增值税费，但这家本地公司随后便消失，该交予税务部门的税费也不知下落。标签：碳排放论文; 国际货币体系论文; 碳排放交易论文; 低碳经济论文; 货币国际化论文; 货币职能论文; 货币市场论文; 货币论文; 能源论文; 信用政策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