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形与决胜——国共全面内战初期的山东战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共论文,山东论文,内战论文,初期论文,战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E2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451(2015)02-0057-19 山东地处中国东部沿海和南北交通要冲，北望京畿，西邻中原，南接苏皖，东与辽东半岛隔海相望，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向为兵家必争之地。抗战时期，国共两党都在山东开展了敌后作战，但中共以其进取心、坚韧性、灵活性终居上风，建立了山东敌后抗日根据地，拥有山东大部地域和人口，成为抗战时期中共最主要的根据地之一。然国民党亦不甘放弃山东，在抗战胜利后力图卷土重来，山东由此又成为国共两党争夺的重点地区和内战的主战场之一，在齐鲁大地上，上演了一幕幕战争大剧，并在内战进程的胜负演进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以国共内战初期的山东战场为论述的中心，以期为这段历史进程提供更多学术视角的观照。① 一、国民党军困守一隅——全面内战爆发前的山东 抗战胜利后，中共不理会国民党令其“固守原防”的命令，以和平或武力的方式，在山东从日伪军手中接收了60余座城市，包括烟台、威海、淄川与博山、周村、临沂、菏泽、曲阜、济宁等地。而国民党军队则依赖铁路运输和投降日军的配合，由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李延年指挥第12军自徐州沿津浦路北进，接收了山东省会济南；第8军由美国军舰运输自华南北上，接收了胶东重镇青岛；第96、51、77军进至鲁南津浦路沿线的兖州、泰安等地，从而形成了战后国共山东对峙的基本格局。 从抗战胜利到1946年1月停战令发布前，围绕战后中国的政治走向，一方面，是国共双方在谈判桌上唇枪舌剑的针锋相对、讨价还价；另一方面，是双方在战场上你来我往地争夺实际控制地盘。津浦路是国民党军北上接收的重点路线，在国民党军进驻济南后，与徐州形成南北呼应之势，大体控制了津浦路徐州济南段，便于其后继续四下扩张，对中共“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部署形成较大威胁。为此，中共中央决定山东主力部队调往东北后，将苏北新四军主力北移山东，并将军部与山东军区合并，由陈毅任军长兼司令员，要求“截断津浦路，阻止顽军北上，并力求消灭北上顽军之一部或大部。为此必须立即组织一个强大的突击力量，布置于徐州以北、济南以南之适当位置，控制铁路一段，创造战场，以便打击北上顽军”。②1945年10月中旬，山东军区组成津浦前线野战军，陈毅任司令员，以津浦路徐州至济南段为中心，发动阻击和攻击作战，迟滞国民党军北上。 津浦战役之始，中共部队首先在10月19日占领津浦路之邹县，随后向南北扩展，南段攻占滕县，围困临城、枣庄，北段攻占宁阳、曲阜，包围兖州、泰安。坐镇济南的李延年和困守临城的第19集团军司令陈大庆，均连电告急，称“援军如再迟延不到，恐将影响山东全局及铁路煤矿”；“恳速饬大军北上，否则鲁省恐将不保”。③蒋介石对此颇为恼怒，致电徐州绥署副主任汤恩伯称：“陈大庆精神萎靡，行动迟钝，贻误军机甚大，而且此次临城枣庄被匪围攻已久，损失颇大，而该总司令仍逗留后方，不知责任何在，应将撤职查办。……希弟亲赴徐州临城，负责整顿指挥为要。”④不过，这一时期国共两军在山东的作战地域、规模、烈度都还有限，集中在主要铁路通道周边。至1946年1月停战时，津浦路济南南万德至徐州北韩庄段、胶济路济南东张店至昌乐段，均在中共部队控制下，中共山东和华中两大根据地已连为一体，成为对国民党统治中心京、沪、杭地区最为直接的威胁。 1946年1月10日停战令颁发后，山东的热战暂时止息，但是，国民党的作战准备并未停止。在蒋介石心目中，武力解决共产党问题是谈判不成之后的既定方针，早在上年底，蒋已经在考虑“重新审核全国军队部署及剿共序列”，决定计划“剿匪”3个地区，其中排在首位的就是“临城与鲁南区陈毅”。⑤1946年2月，国民党军方拟制名为复员计划而“实一作战计划”上呈，蒋介石于3月4日“批交军政、军令、军训三部秘密研究准备”。该计划将未来的军事行动分为三步，第一步拟攻占热河的赤峰、承德及察哈尔的多伦、张家口，同时以数军由海道输连云港登陆，以拊苏北鲁南“共军”之背而歼灭之；第二步则打通津浦线；第三步则再击灭冀南、豫北“共军”。⑥由此观之，包括苏北和山东的华东战场，在国民党的“剿共”军事计划中，实居于上下联络的中心地位。 中共方面，对于国民党的作战准备一直保持着必要的警惕，原本在停战协议和整军协议达成后预定实行的先期精简三分之一部队的计划，很快即因为形势的变化而停止执行，停战期间的中共部队也获得了军事训练整备的时间。自1946年3月起，国共首先在东北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国民党军自沈阳一路北进，在5月中下旬先后攻占四平和长春。为了打击国民党的进攻气焰，中共中央决定：“我在大局上仍忍耐，惟须取局部报复手段。”⑦中共选择的“报复”地点便是山东，理由是：“一则时局发展是逐渐的，不是突然的，我宜从小的打起显得有理，不宜从大的打起，显得无理；二则消灭上述三部后看顽方如何动作，然后决定我主力使用方向，方不陷于被动；三则……我可于运动中消灭增援之敌。”⑧6月7日，山东军区以“讨逆”自卫作战名义发起进攻，先后攻占德州、张店、周村、枣庄等地，几乎占领了山东全境。中共的行动使蒋介石感到华东中共部队的莫大威胁，更加强了他准备在关内动武的决心，国民党随后调动第54军和第73军至山东青岛和济南，停战协定在关内实际已很难执行。蒋介石还在和美国调停特使马歇尔谈话时，明确表示“保障山东决心，告其宁可放弃东北九省，务必全力巩固山东。”⑨ 1946年6月，一方面是东北停战，关外战火稍有止息；一方面是关内国共关系日趋紧张，国民党高官多数倾向动武，内战已难避免。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建议，“如协议不能进行时，则以军事为主，政治为辅，迅即增调兵力，……以津浦南北段与胶济路及鲁西方面四路进军，扫荡山东之共军主力”。⑩6月13日，南京国防部举行作战会报，参谋总长陈诚提出国民党的战略方针是：长江以北应以军事为主，长江以南则以政治为主；战前准备极端重要，兵员粮弹补充愈快愈好，要统一思想，节约兵力，集结机动使用。参谋次长刘斐具体解说作战计划是：“今后作战方针，应关内重于关外。关内首先打通津浦、胶济两铁路，肃清山东半岛，控制沿海口岸。”(11)从苏北到山东，便成为国民党即将发起军事进攻的重中之重。由蒋介石决定的“剿匪”军事行动开始之期的排序为，苏北6月25日，胶济路7月30日，鲁南8月15日，津浦路8月30日(实际开始日期有前后参差)。(12)当时参谋本部方面有人建议陈诚，“应在鲁南方面集中优势兵力，扫荡陇海路以北地区”。(13)但考虑到军事部署的实况和地域重要性的区别，国民党的进攻重点起初仍然放在苏北。 中共方面，考虑到大战即将打响，为了打破国民党的进攻计划，最初设想出击外线，其中山东主力以徐州地区为主要作战方向，出击津浦路徐州蚌埠段。“这一计划的精神着重向南，与蒋介石的精神着重向北相反”，“逐步向南，稳扎稳打”，将战争引向国统区，“从国民党区域征用人力物力，使我老区不受破坏”。(14)后来，中共又根据国民党军全面进攻的态势，规划“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在政治上更为有利”，(15)说明中共根据形势的变化在不断调整战略，首先着重强调发挥内线作战的优势。 在国共全面内战即将爆发的背景下，山东战场的重要性为双方所重视，山东的战争大幕也正在徐徐拉开。 二、攻方有守，守方有攻——从内战爆发到鲁南战役 1946年初，国民党在济南设第二绥靖区，王耀武任司令，负责山东全盘军事防务。6月全面内战爆发时，国民党在山东部署有5个军，但只控制着济南、青岛、潍坊三市，大约占全省面积4%的地区。面对几乎占据着山东全境的中共部队，要经略全省显然实力仍远远不够，因此，国民党军在山东的初期作战目标，主要为打通胶济路，建立济南、青岛两大城市间的联系，同时从徐州以一部进出鲁南，争取控制攻击出发地，等待苏皖战场完成作战任务后，再会攻山东。第二绥靖区制订的山东作战计划，以“贯通胶济路西段为目的。以一部确保济、青基地，而以主力编成东、西兵团，分由济南、昌乐，沿胶济路对进”。(16)兵力部署为：东兵团第8军，由军长李弥指挥；西兵团第73、96军，由第20集团军司令夏楚中指挥；第54军出击胶东，策应东兵团；第12军固守济南。6月25日，东、西兵团开始发起攻势。 中共方面，山东军区主力部队有3个纵队和6个师。内战开始后，陈毅奉命率1个纵队和2个师南下，出击苏皖淮北地区，山东留有2个纵队和4个师，但是分布于全省各地，不具备与国民党军主力正面对抗的条件。山东战事开始后，面对国民党军的进攻，中共山东军区各部节节抵抗，但因实力不济，只能被迫节节弃守。7月6日，国民党军东、西兵团在张店西会合，打通了胶济路西段。随后，第8军于9日占淄川，第73军于11日占博山，胶济路西段作战结束。胶东方面，6月23日，国民党第54军由青岛北的城阳向即墨发动进攻。中共胶东军区集中6万野战部队和地方武装进行阻击。城阳距即墨不过15公里，然因中共部队的坚强阻击，第54军耗时10天，直至7月2日才攻下即墨。接着，第54军西进，10日占蓝村，12日占胶县。此后，国民党军转入休整。 9月底，第二绥区开始胶济路第二期作战行动，以“贯通胶济全线之目的”，“打通胶县至坊子间交通，并索匪主力而歼灭之”。(17)具体部署是，第8军为西路，第54军为东路，分自坊子和胶县东西对进。10月1日，第8军占昌邑，第54军延至4日方开始攻击行动。中共部队则以灵活的方式，阻击国民党军的进攻。10月9日，第54军占高密，次日与第8军会合，打通了胶济路全线。不过，国民党方面对于此次作战的评估是：“国军仅沿交通线进剿，实予匪以退避之良好机会，故仅收复点线，而未能歼灭其主力，尤不能控制广大地区，致贻后患，不无遗憾。”(18) 1946年底，国民党军在付出相当代价后，基本控制了苏北和皖北，并逼迫中共华东部队的主力从苏皖步步退到了山东。国民党统帅部认为，中共部队实力在苏皖地区作战中受到重大损失，因此企图在山东与中共部队决战，而当时国民党军在山东内陆除了控制着济南、潍坊和胶济路之外，部署的部队数量有限，故其对山东的攻势主要是由在苏北的国民党军主力由南而北推进，鲁南首先成为国共两军在山东交锋的主战场。1946年12月底，国民党军整编第26、51、59、77师已经推进到鲁南，其中整编第26师的位置最为突出，进至向城地区，距中共山东根据地的中心城市临沂不过几十里路程，“惟以前进位置过于突出，兵力极感薄弱，形势极为孤立”，有鉴于此，师长马励武曾建议后撤一段距离，但徐州绥署却令其就地固守而不同意后撤，使其“孤军久暴，既不进又不退，前后左右皆空，此诚军语所谓挂形也”。(19)这样的态势，为中共部队提供了可乘战机。 与此同时，中共在苏皖和苏北作战的山东与华中部队已基本合一，对于下一步作战行动，陈毅、粟裕等原本提出或者继续苏北作战，或者出击淮北，或者回师鲁南的不同方案，但考虑到鲁南国民党军所属系统不一，间隙较大，有利割歼，山东根据地的后方条件较好，便于内线作战，因而倾向于主力转进山东作战，并得到中共中央的同意。毛泽东指示：“鲁南战役关系全局，此战胜利即使苏北各城全失亦有办法恢复。……第一仗似以打二十六师三个旅为适宜，因该师系鲁南主力，该师被歼，全局好转。”(20)为此，陈、粟决定集中山东野战军第1纵和第8、9、10师、华中野战军第1师，共27个团的兵力，围歼整编第26师，同时部署仍留置苏北的部队适时北撤，集中山东。 1947年1月2日晚，山东野战军突然出现于向城地区，包围了整编第26师和第1快速纵队。整编第26师师长马励武事先毫无察觉，元旦那天正在峄县后方欣赏京剧《风波亭》，结果“风波”来时，前方部队群龙无首，惊慌失措，仓促之中决定于4日突围。可是，突围之日“天忽大雨，道路泥滑，人马车辆均陷泥淖，行动倍增困难”。(21)快速纵队的战车在泥泞中无法发挥作用，突围当日下午即被全歼。得知整编第26师被歼，蒋介石认为：“半年以来剿匪损失，以此为最大。此乃伯陵(薛岳)指挥错误，对战车重砲皆置于最前方突出部，且其时甚久，此无异送精械于匪部，违反战术原则所致也。余曾以此战车部队太暴露，又预知匪将来攻，而未能切实纠正。此余以政治烦忙，无心细研之过也。惟望经此教训能澈底改正，则犹可补救也。”(22) 整编第26师被歼后，山野原计划再打冯治安部整编第59、77师。冯部原已奉令增援整编第26师，但为保存实力，推进缓慢，此时更收缩至运河南岸固守。山野遂改变计划，自9日起分头攻击国民党军据守的孤立据点峄县、枣庄，11日占峄县，俘整编第26师师长马励武，20日又占枣庄，歼整编第51师，俘师长周毓英。至此，国民党军整编第26、51师和第1快速纵队共5万余人被歼，蒋介石认为这是“二十年剿匪以来最大之损失”。(23)而在近20天的战斗中，徐州绥署居然没有作出有力反应，尤其是在陇海路南的十几万国民党军停留原地不动，未有增援动议，令人莫明所以。国民党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认为：“国军如此不能作战，高级指挥官应负责任。徐州外围之挫败，薛岳应负指挥错误之责，而陈(诚)总长迄未有表示。回忆郑州刘(峙)主任因第三师失败即被撤职，而薛岳连续损失两师之众及其快速部队之全部，亦未见受惩处，有许多军人对此颇表不满。”王叔铭还认为，此役失利与“前方士气不振，官长有钱不愿打仗”有关系，(24)反映出战后接收中国民党官员的大规模贪污腐败现象，军方高官亦不能免，从而不能不影响国民党军队的作战士气和意愿。 三、国方冒进与轻退之失——莱芜战役 国民党军虽在鲁南遭受重大损失，但同期在苏北却有明显进展，1947年1月中旬，中共部队放弃苏北最后一座县城沭阳，蒋介石认为：沭阳“今既收复，则峄县虽失尚无大碍，尤其是金乡之围已解，则徐州左侧之威胁已去，乃可专心进剿鲁南陈匪主力矣。”(25)蒋判断：“关内土匪计有四大股，为贺龙、聂荣臻、刘伯承、陈毅等，现贺聂已无大能为，如陈刘两股能一举击灭，则中原大局可早安定。”(26)他判明中共部队主力已经移至山东，符合其原先设想的决战之机。1月下旬，蒋“审察战局，指导辞修应注意各点”，“核定山东作战计划”。(27)同时指示陆军总司令顾祝同：“此次陇海东段与鲁南之决战，实为堵遏共军成败之唯一关键，万不可以一隅之得失，而置根本计划于不顾……必须先集中我主力对付陈毅一股以后，再肃清刘伯承股，此为既定不易之方针。”(28)秉承蒋意，参谋总长陈诚亲临济南，策划鲁南会战。他命令将攻击部队编为南北两个兵团，南兵团为主攻兵团，由整编第19军军长欧震指挥整编第11、25、59、64、74、77、83师和第7军，由陇海路出发，沿沂河、沭河分3路直指中共华东区的中心所在地临沂；北兵团为助攻兵团，由第2绥靖区副司令李仙洲指挥第12、73军和整编第46师，由胶济路出莱芜、新泰，切断中共部队后路。南北兵团对进，企图以优势兵力在沂蒙山区夹击中共部队而歼之。1月30日，南京国防部决定鲁南会战方案。2月初，蒋介石亲至徐州、郑州部署，“责令前方将领乘此有利形势，把握战机，督率所部继续前进”。(29) 1947年1月中共华东部队大部撤至山东后，酝酿已久的华中与山东部队的合并于2月初完成，2月3日成立华东野战军，陈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粟裕任副司令员，谭震林任副政委，陈士榘任参谋长，所辖部队编为11个纵队及1个特种兵纵队，总兵力达到30万人，实现了完全意义上的统一指挥，具备了打大仗的条件。中共中央在国民党军整编第26师被歼后指示陈毅和粟裕：不要轻动，而要休整部队，充分准备，创造战场，吸引国民党军北上到适当地区，然后歼灭最为有利。“总之，一切以打大歼灭战为目标。”(30)可见，国共两军此时都有在山东打大仗的心理与物质准备。 1月28日，国民党军各部开始行动，或许是吸取了过去失利的教训，南线10余万兵力在宽不过几十里的战线上，以密集平推方式缓慢推进，稍遇阻击便停止不前，7天才走了不到70里，且各部互相观望，都不愿过于突出，表现比较谨慎。外界观察是，“近来自陈总长以下各层指挥官均兢兢不能发展，只图保守，无急进之企图”。(31)而北线部队以往未遭败绩，表现比较冒进，2月1日开始行动，4日便到达莱芜，8日整编第46师已前出至新泰，3个军(师)的兵力沿莱芜、新泰公路摆成了一字长蛇阵，且脱离了胶济路后方。按原计划，北线为助攻，但在南线主攻部队迟疑缓进的情况下，北线助攻部队过于突出，喧宾夺主，实际已处于不利地位。对于国民党军南线部队的迟疑缓进，陈诚、薛岳等主张整顿休息再攻临沂的建议，蒋介石颇为不满，他连续指示前线将领，此时“对临沂进剿已建立基础，万不宜停顿整理，……放弃我主目的而为匪所牵制以达其扰乱之目的，应切令辞修万勿改变原定方针转移目标为要”。2月2日，蒋介石亲飞徐州，“指示方略”，“决定对临沂进剿之策”；并告诫前线将领，“陈毅实为共匪中最强悍老练之一股，如能消灭该股所谓新四军老匪，则其他当易与为力乎”。(32) 中共方面对于国民党军的进攻早有准备。(33)根据情报，1月底中共中央指示华野：“我军方针似宜诱敌深入，不但不先打陇海路，即敌至郯(城)马(头镇)地区是否就打亦值得考虑，似宜待其进至郯马以北发起全力歼击，可连续打数个大歼灭战，使自己处于完全主动地位，丝毫不陷于被动(如打得太早即有打成胶着陷于被动可能)。”(34)华野最初的设想是在南线诱敌深入，争取歼其一路，但因欧震所部行动谨慎，没有暴露大的弱点。2月初，陈毅和粟裕报告中共中央，南线“敌前进甚极稳重”，“如目前我军进行出击，只能击溃，很难达成歼灭”，而北线之敌不仅冒进，而且威胁到华野的后方基地，陈、粟遂提出“主力急行北上，彻底解决北线敌人”的作战方案，(35)得到中共中央的同意。10日，华野指挥部发布命令：南线“尚未获歼敌良机，局部战斗虽能获胜，亦难获得彻底解决整个战局问题，经我们研究后，目前战局以先解决李仙洲所部然后肃清胶济线之王耀武部，再全力南下歼灭南线之敌较为有利。”(36)据此，华野动用了几乎全部主力部队，令第1、4、6、7纵自临沂北上，会合由胶济路南下的第8、9、10纵，围歼李仙洲部。第2、3纵在南线担任牵制任务。当日，参战部队秘密撤离临沂，急速北上，由于严格保密，并部署了一系列佯动(临沂外围伪装主力的节节抗击，在运河上架桥，筹集渡船等)，使国民党军一时难以判断华野的真实意图。 2月9日，徐州绥署令南线各部于10日起“向临沂及其以西地区攻击前进，诱致匪主力于当面一举歼灭之”。(37)由于华野主力已转兵北上，南线部队佯作抵抗后即行撤离，国民党军于15日占领临沂。蒋介石得报后颇为得意，自信“此次战略可说完全成功”，“此心略慰。研究鲁南与鲁西之追击计划，指示空军杜绝黄河各渡口之措施，勿使共匪主力向北岸流窜也”。(38)他认为“陈毅已失其老巢，就再不能发生过去一样大的作用了”；“国军占领临沂以后，如果我们计划周密，部队努力，则鲁南、胶东不难收复，以后的问题，都在黄河以北了”。(39)对于外传中共部队是主动撤退的说法，蒋不屑一顾，认为“在临沂附近搜出重要武器，可知匪之撤退临沂，并非有计划之行动也。”(40)声称，“他们退出老巢，放弃军事重镇，便证明他们是受了严重的打击，不能不出此穷途末路的一着了”。(41)然而国民党军未经大战便占临沂，使第2绥区司令王耀武起了疑心，他还得到中共部队正在北移的情报，遂判断“由南向北急进之匪军，应为其主力之转用，显有打击北路兵团之企图”，(42)王耀武为此急令李仙洲部收缩。然而国民党统帅部的判断与王耀武相反，他们以为中共部队是“无力与我军主力作战，有北渡黄河避战的企图”，因此命令王耀武执行原南北夹击之作战方案，“勿使其继续北窜”，并派飞机向李部空投命令，严令其回防，否则以抗命论处。(43)本来李仙洲部接到王耀武的命令于16日开始将整编第46师自新泰后撤颜庄，第73军自颜庄后撤莱芜，第12军自莱芜后撤胶济路，次日又因徐州绥署和南京统帅部的严令，各部重回原地，部队来回运动，疲于奔命。及至19日，中共大部队已出现在李部四周，王耀武不等批准即命李部火速后撤，王的性格本“大胆果断”，但在上峰的错误指令下，无法发挥其指挥才能，而就是这3天的动摇与延误，注定了李仙洲的覆灭命运。 2月20日，华野首先以第8、9纵在莱芜北设伏，歼灭了由博山南下莱芜归建的第73军第77师；又以第6纵攻吐丝口，封闭李部向北退路；以第10纵担任阻击莱芜西北国民党军可能的增援。此时整编第46师自新泰北撤，且战且走，21日到达莱芜南，而莱芜城外各要点多已为华野占领。南线欧震兵团自占领临沂后，因对华野动向判断不明，迟迟未有行动，距李部尚有相当距离。王耀武认为，李部孤守莱芜，粮弹缺乏，援军无望，因此下令李部突围，先至吐丝口与新编第36师会合。莱芜至吐丝口不过20余里路程，王耀武认为“以如此强大力量，在空军掩护下作短距离之战斗前进，绝未料其失败”。(44)但李仙洲属下的2个军(师)互有矛盾，李本人既非军事长才，又无与中共作战的经验，仓促决定的突围注定很难成功。更令王耀武想不到的是，整编第46师师长韩练成与中共早有联系，上年11月调往山东前，董必武在南京曾交待韩与华野联系的办法。战役开始前，韩与华野建立了联系，并透露了国民党军的行动部署。战役开始后，整编第46师因韩之拖延而行动迟缓，及至李仙洲接令突围，韩坚持准备不及而要求将突围时间自22日延至23日，使李部进一步陷于不利境地。(45) 23日晨，李仙洲部开始突围行动。临行前，韩练成不知去向，此时李仙洲尚不知韩已在中共安排下离队出走，他以第73军和整编第46师并列行动，因突围心切，出莱芜城后即迳行向北，未派有力部队占领突围路线外侧山地要点掩护，也未派一部留守莱芜以为支持。而华野已派第1、7纵在左，第4、8纵在右，第6纵在北，各在既定阵地设伏。李部后尾刚刚脱离莱芜，华野便占领莱芜城，断李部回城之路，预伏各部发起有力攻击，李部全军陷入重围。(46)因北撤队列位于一狭长地段，正面宽不过几公里，机动空间有限，无法展开，李部被迫向内收缩，互相拥挤，队形大乱，已无法实施有效指挥。整编第46师因韩练成离队，全军失去指挥，在中共部队打击下，迅速崩溃解体，并直接影响了第73军的队形与士气。4万人的部队，不过4个小时即遭全歼，李仙洲和第73军军长韩浚及多名高级将领被俘。(47)当晚，驻守吐丝口的国民党军第12军新编第36师弃城而走，又遭华野第9纵伏击，大部被歼。华野乘胜占领博山、张店等地，再次切断胶济路。 莱芜战役打响后，蒋介石“研究莱芜附近战况与审核追击计划”，感觉“情势甚危，不胜挂虑”；责备“高级将领几乎怠傲成习”，“昔日之勇气与精神可谓丧失殆尽”。他特别不满意陈诚之所为，认为“临沂收复以后，辞修以为匪已向黄河北岸溃窜，故对剿务一若已完者，故其自徐州回来请病休假，时现自足之骄态，不料陈毅主匪已向我莱芜吐丝口一带进攻，前方布置未妥，多为匪在途中袭击消灭”。在得知李仙洲部的撤退行动后，蒋介石“颇为疑虑”，“但愿上帝能保佑我此三万余部下安全撤回。继思非即速纠正不可，乃再致手书，令其到吐丝口为止，万不可再由吐丝口向北撤退也。”战况发展证实了蒋的“疑虑”，23日晚蒋接空军报告，“吐丝口与莱芜地区之间尸横遍野，已不见我军。……乃知第七十三军与四十六师已被匪部一网打尽”。但即便如此，蒋介石仍感觉，“即使被匪伏击或诱陷，则此三万余众之部队决不为其全部消灭，故终难置信。”(48)令人诧异的是，就在国民党统帅部严令北线各部不得后退之时，南线欧震兵团在占领临沂后，却在原地停止不动，徘徊近10日之久。既然判断华野主力向北“溃退”，正应令欧兵团从速北上，以实现南北夹击之原定计划，而且也不至于使北线李仙洲部其后处于孤立无援之境。(49)2月16日，蒋介石电令陈诚与薛岳，望吸取以往之教训，“务希激励所部积极扫荡，以为一劳永逸之计”。(50)但直到23日李仙洲部被歼当天，徐州绥署才下令以一部“监视临沂以北山地之匪”，主力向临沂西北费县、曲阜、汶上、东平“进剿”，“会师兖泰，将匪压迫于黄河右岸而歼灭之”。(51)此时中共部队早已脱离战场，所谓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国民党军之想当然于此可见。 莱芜战役，国民党军损失7个师(旅)近6万人，为内战以来之空前失败。如粟裕所言：“在一次战役中，仅以六十三个小时就俘虏了四万多敌人，加上被我毙伤的共歼敌五万六千人，我仅伤亡八千余人，这在中国战史上是少有的。”(52)王耀武自认，“不仅损失重大，使党国蒙忧，而本部一年来在鲁省艰苦奋斗所开创之新局面亦悉告破产，每一回忆实有无限之沉痛与惭愧”。(53)连同先前国民党军在鲁南(峄枣)战役攻势挫折，被国民党战史称为，“其对双方战力与士气之消长，影响尔后作战者甚巨，所以此次作战，实为双方在主战场上胜败之转捩点所在”。(54)在战后总结中，陈诚认为：“匪以轻装，我以重装，面大线长，消极防守，未有不败。”(55)王耀武认为：“此次南进兵团之失败，为战场上诸种错误之总和。本部在奉令向新泰进出之前，已深感态势不利，既进出新泰之后，尤觉兵力分散过于突出，随时有被敌各个击破之虞，共军放弃临沂后，本部即已判断共军必打击我南进兵团，以挽回其颓势，故一再要求机动作战，但层峰因有整个计划，始终未能采纳。”(56)结果，“旋进旋退，轻进轻退，举棋不定，措置乖方，涣散了军心，打乱了步骤，以致造成了不可收拾之局。”(57)王叔铭则“断定其(李仙洲)失败之原因如下：一、行军部队太挤，且无作战之一切准备；二、指挥官不能控制；三、不能散开及运动；四、士无斗志。”(58) 莱芜之败，使国民党军统帅蒋介石受到莫大的打击。蒋全程指挥此役，结果却是“如此重大失败为生平未有之惨败”，痛心“今后剿匪已成不了局”，承认“实为国军无上之耻辱”，“最可耻之失败”。(59)国民党将领从旁观察，亦注意到蒋介石“至为痛心”，“仍极愤慨”；(60)“面现悲愤之色”，“极为伤心”；(61)可见蒋对此次失败的“痛心”“伤心”之情在下属面前也已无法克制而溢于言表。但是，蒋介石并不承认自己的指挥有何失误，而是将责任推给下属。2月24日，他亲飞济南部署善后，将失败的原因总结为“李仙洲指挥之无方实有致之”，“全在李仙洲指挥部署处置错误”，王耀武“不知其人不能用而误国至此”；(62)军事“行动间应交互稳进，不可全部行动，致无掩护”，而李仙洲部署“四纵队同时行动，以致遭腰击，致遭失败”。(63)26日，蒋介石在南京召集陈诚、白崇禧、顾祝同、汤恩伯等国民党高级将领训话，“指示今后剿匪方针，斥责前后方高级将领骄矜自大，目空一切，对统帅命令意旨轻视违背，阳奉阴违，故有今日悲惨之失败”。(64)在追究失利责任时，徐州绥署主任薛岳成了替罪羊。3月3日，国民党下令撤销徐州与郑州绥署，设立陆军总部徐州司令部(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兼任司令)和郑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由顾祝同坐镇徐州，统一指挥华东战事。此举实际是将陆军总部搬到了徐州，由此也可见国民党对华东战场的重视。然而顾祝同其人并非大将之才，守成有余，进取不够，即在国民党内亦被评为“太无军事天才”，“军事上之庸才耳”，(65)故很难期望他能够改变华东战局。中共得知国民党换将的消息后，粟裕评论说：“薛岳用兵尚机敏果断，而顾祝同则历来是我军手下的败将，这无异以庸才代替干才。在高级军事指挥人员的更迭上，正像征着国民党的日暮途穷，最后必然会走向崩溃。”(66) 1947年3月，国民党召开六届三中全会，参谋总长陈诚出席报告战事，不能不承认鲁南“国军数师伤亡损失亦较重”。与会委员闻之咸感震惊，有委员表示，“如果不是总长亲口说的，我们还不相信这种现象是真的。……我们所谓剿匪有把握，是人数多，器械比人家精，如果拿这次战事来证明，我们的战斗信心完全失掉了。”但陈诚犹如蒋介石一般，仍然文过饰非，认为“鲁中作战之失利，并非匪如何厉害，乃我们自己的过失”；“事实上鲁中挫败，由于指挥官无能与疏忽轻敌，致铸大错。……事前事后毫无处置，粗疏轻率，至一被袭击，即成混乱之局，虽欲展开战斗而不可能，言之悲愤万端”。(67)他在国防部会报中仍称，“决负责到底，苟非主席不令其负责，决不消极辞职”；“鲁中之失败虽然痛心，然战事仍有把握”。(68)然陈诚的话言犹在耳，不出三月，国民党军在山东遭遇了又一次令蒋介石觉得“悲哀痛愤”的大失败。 四、于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孟良崮战役 就在莱芜战役前后，国民党军在各战场的进攻也已由盛而衰，趋于停顿。经过大半年的作战，国民党军远未达成其击灭中共部队的战略构想，而其进攻机动兵力不足的弱点却在逐渐显现，如其高官所论，“盖每发动一攻势，胜后即将能机动之部队悉供于驻守，则尔后即无再主动能力”。(69)因此，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不得不对其攻势战略重作检讨。 1946年11月中，陈诚在国防部作战会议上提出：“为争取主动计，我应采取战略攻势，战术守势，分区扫荡原则。先肃清苏北、鲁南地区，再准备解决刘伯承匪部主力，进一步再准备对刘伯承、聂荣臻两股匪军联合之作战。”(70)1947年初，国防部在作战检讨中认为，“国军因受政略影响及局部状况之诱惑，致将主力逐渐分散于各战场，遂使主战场之陇海方面，无法集注绝对优势及精锐之部队，以致进展迟缓”；“散布各战场之兵力，因种种关系，抽调转用，多不自由，以致每每发现良机，而不能捕捉”。(71)国民党高级将领在总结军事失利的原因时认为，失利是因为“常犯逐次使用不充分兵力之过失”；“多行全面攻击，兵力分散，攻防均无重点，建制常被分割，指挥系统重复而紊乱”；建议今后“确实控制战略要点，控置战略机动部队，迅速以围歼匪之主力不计其他点线得失”；“要点要线应施以据点工事，以节约兵力而围守，得以彻底集中兵力，以机动歼灭敌人”。(72) 经过大半年的作战，蒋介石感觉中共部队并非其预想的那样不堪一击，相反国民党军在战场上屡屡受挫，使蒋也不能不承认：“我军不知采取运动战，不知主动攻击敌人，只知以稳扎稳打为保存实力、观望不前之掩饰口号。或株守一地，或阵布长蛇，首尾不能相应，予匪以运动集中、各个击破我军之机会。致匪越战越强，我则兵力日减，士气日以萎靡不振。”(73)1947年3月，国民党军在全国范围的进攻已呈疲态，蒋考虑收缩进攻方向，集中于陕北和山东。他曾将其设想解释为：中共在关内有三个重要根据地，即以延安为政治根据地，以沂蒙山区为军事根据地，以胶东为交通供应根据地，因此“凡是匪军的老巢，尤其是他的制弹厂和粮秣、弹药的集中地，及其发号施令的首脑部的所在地，必须犁庭扫穴，切实攻占”；“最要注意的是分清主战场与支战场。我们在全国各剿匪区域中，应先划定匪军主力所在的区域为主战场，集中我们部队的力量，首先加以清剿，然后再及其余战场。同时在这个主战场中，又要先寻找匪军兵力最强大的纵队进攻，予以彻底的歼灭。”由此出发，蒋将攻击重点置于山东和陕北。前者是捕捉中共主力进行决战，后者是摧毁中共首脑机关所在地。而在这两个战场中，蒋更注重山东战场，因为他认为：“照现在的战局来观察，匪军的主力集中在山东，同时山东地当冲要，交通便利，有海口运输，我们如能消灭山东境内匪的主力，则其他战场的匪部就容易肃清了。所以目前山东是匪我两军的主战场，而其他皆是支战场。在主战场决战的时期，其他支战场惟有忍痛一时，缩小防区，集中兵力，以期固守。”(74)根据蒋介石的战略构想，国民党统帅部大体确定了以山东和陕北为重点的进攻方略，其在山东战场的基本意图是：以徐州绥署为主攻，首先摧毁沂蒙山区陈毅根据地，消灭陈毅主力，控制山东，截断中共来自东北之外援；尔后再北渡黄河，以主力进出天津及其以北，另以一部左旋，于石门附近会合第一战区，协同郑州绥署，捕歼刘伯承部，肃清关内中共。(75)在这样的进攻方略指导下，1947年3月以后，国民党在山东战场继续投入重兵，国共双方主力云集山东，大规模战争再度展开。 莱芜战败，蒋介石认为是前线将领不听其指导的结果，遂再度亲自出马，部署新的攻势。他召见陈诚、顾祝同等，“指示其对鲁中进剿处置方略”，“研讨进剿计划与更调高级将领，重整阵容，再事进剿。”他自己也在“研究剿略，陈匪忽南忽北，狡悍异甚，预计其将在泰安东南地区与我国军决战以后方能放弃其老巢山东”；注意陈毅主力“或向鲁北移动，但其鲁中蒙阴山脉决不放弃”。(76)在蒋介石的指示下，负责国民党军全盘作战指挥的陈诚，在山东的下一步攻势上下了绝大的赌注，集中了陆总徐州司令部当时能够运用的国民党军绝大部分机动兵力，并将其编组为3个兵团。汤恩伯指挥第1兵团所辖整编第25、28、57、65、74、83师，以临沂为中心，加强据点工事，准备向北推进；王敬久指挥第2兵团所辖第5军及整编第70、72、75、85师，以主力自宁阳、汶上东进，攻击大汶口、泰安等地；欧震指挥第3兵团所辖第7军及整编第11、48、64师，自兖州进出曲阜、邹县，并续向新泰、蒙阴攻击。三路互相协力，构成半月形攻击态势。王耀武指挥第2绥区所辖第8、12、54、73、96军，冯治安指挥第3绥区所辖整编第59、77师，李玉堂指挥徐兖绥区所辖整编第20师，担任守备、牵制任务，整编第9师为总预备队。上述兵力总计24个军(师)45万人，(77)可谓下了大本钱。基本目标是“迫匪于蒙山与沂山地区，与我决战，抑或迫匪放弃沂蒙山区老巢，向胶济路以北、东北地区退缩，以利我尔后之围剿”。(78)由于以往作战常因缺乏协同而被各个击破，此次国民党军以大兵团集群编组，强调统一指挥和行动。基本战法为加强纵深，密集靠拢，稳扎稳打，逐步推进，强调纵深配备与兵力密度。最重要的变化是，此战强调寻找中共主力决战，而不再像以往着重于点的占领。 4月1日，国民党军各部开始行动，当天占领泰安，随后打通了津浦路济南至兖州段和临沂兖州公路。不久，徐州司令部发现华野部队由鲁中向南运动，遂调整部署，令第1兵团向临沂收缩，调第3兵团第7军和整编第48师东援，同时以第2、3兵团东进威胁华野侧后方。此举虽使华野打击第1兵团的计划未能实现，但同时却使泰安陷于孤立。华野遂拟订泰蒙战役计划，集中3个纵队，第10纵于22日围攻泰安，第1、3纵预备打援，希望以此调动国民党军驻大汶口的2个师北上而歼之。对于前方将领的谨慎，蒋介石颇不以为然，他训斥顾祝同、汤恩伯等：敌人退了你不知，自己又无计划，不知打什么仗，令其迅速行动。(79)顾祝同遂决定，置泰安于不顾，各部按原计划行动。26日，泰安被华野攻占，整编第72师被歼，而国民党军主力汤恩伯、王敬久兵团仍无大的进展，只有欧震兵团经过战斗于28日占蒙阴，30日占新泰。 对于国民党军在山东的攻势，中共是有准备的，基本方针是继续以内线作战打破国民党军的攻势，为转入外线作战创造更有利的条件。中共中央指示华东野战军，“须从长期作战的思想出发”，“不论什么地方，只要能大量歼敌，即是对于敌人之威胁与对于友军之配合，不必顾虑距离之远近。转入外线之时间现亦不必顾虑”。(80)因此，华野为打破国民党军的进攻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并不断在寻找合适的战机，但是，国民党军此次表现较为谨慎，大军麇集一团，稳扎稳打，不以一地之失而变更计划，而华野“耐心持重不够，战役企图过大，兵力不够集中，因而几次决心都未能实现”。(81)陈毅、粟裕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称：“蒋、陈以进攻山东为其战略重点，企图依靠黄河封锁，迫我东撤海滨，同时集中使用兵力，不轻易分散，自然增加我方许多困难。”(82)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多次指示华野：“敌军密集不好打，忍耐待机，处置甚妥。只要有耐心，总有歼敌机会。”“让敌放心前进，又使敌完全不知我主力所在，当此时机，好打则打之，不好打则以主力转入敌后，局势必起变化。”(83)华野遂将部队集结待机，同时采取各种行动，调动、迷惑国民党军，等待并创造战机，而这样的战机终于来了。 国民党军在经过一段巩固调整后，得到情报称华野“损失甚重，刻已北窜”。更有甚者，国民党“根据各方有力之情报，陈毅有炸死之可能。又最近朱德发布之命令，山东匪区亦无陈毅名字，并以徐向前指挥鲁中战事”；“陈毅被飞机炸毙事由多方情报证明大有可能”。(84)这种不实情报不仅误导国民党军的行动，而且犹如一剂强心针，使蒋介石认为，“如果属实，则今后剿匪时间可以缩短，……深信上帝有灵，此消息当不子虚，不久必可证实其毋妄也。”为此，蒋介石期望“能在莱芜以西地区歼灭陈匪主力，勿令其退窜沂蒙山地，延长鲁战，则万幸矣。”(85)5月3日，蒋介石飞徐州、济南，部署新的攻势，令汤恩伯兵团自正面北进，欧震兵团和王敬久兵团自西向东推进。但是，蒋又对于“前方各师军长精神萎顿疲玩，各图自保，毫无互助合作，协同一致精神，以致屡失战机，处处被动。又不遵奉其上官命令，故全线停滞延缓，形成呆死态势，殊深忧虑。”为此，蒋介石这次亲临前线督导，明确作战目标为：“先封锁其公路各山口，勿使其主力向外发展，自由往来；向各主目标分期更番推进；多备运输车辆，使各主力部队能协同互助，随时形成优势兵力，打击匪部主力；专对匪之主力进击，不为其后方游击队所牵制；尽力利用外线作战之利；最后主力则分进合击，一面对其游击散匪，予以各个歼灭之。”对于这次济南与徐州之行，蒋介石颇为自得，认为“军事之效已见。莱芜已如期收复，而匪竟向北溃退，彼必以余到济南督导我军向胶济路进展，故其仓皇北撤，默察匪情实已呈举棋不定，惶惑无主之象，陈毅似已毙命乎？”(86)在蒋介石的一再督促下，顾祝同于5月10日下令各部开始行动，重点在汤恩伯第1兵团，令其进至莒县、沂水、坦埠一线。(87)第1兵团自此次进攻开始后，行动较它部更为谨慎，不敢轻进。此时汤恩伯也认为当面中共主力部队已北撤，遂令所部于11日自临蒙公路上的垛庄，经孟良崮北进，“先行攻略坦埠，尔后，与友军协同，求匪主力而歼灭之。”(88)攻击部队以整编第74师为中心，其左翼为整编第25、65师，右翼为整编第83、48师及第7军，整个部署成弧形态势前推。行动开始后，由于整编第74师比其它部队速度稍快，12日已进至坦埠南，处于弧顶的位置，而且与两翼拉开了一段距离。 华野得知国民党军的新动向后，立即作出了相应的部署。陈毅、粟裕原准备先打右翼桂系第7军，情况变化后，他们认为整编第74师态势突出，又正处华野主力当面，便于分割歼灭，虽然该部战斗力较强，且四周国民党大军云集，一旦形成胶着，于华野极不利，但陈、粟仍定下了打整编第74师的决心，陈毅豪迈地说：打整编第74师就是要在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5月12日，中共中央军委致电陈毅和粟裕，指示根据情况选其一路打之，“究打何路最好，由你们当机决策，立付施行，我们不遥制。”(89)此战的关键，一是将整编第74师从国民党军中割裂出来并迅速歼灭，使国民党军不及应援；二是在国民党大军环伺下，能否阻止其增援。陈、粟为此作了周密部署，以第1、8纵自左右插入，割裂整编第74师与他部的联系，第6纵封闭其退路，第4、9纵正面进攻，第2、3、7、10纵负责阻击、牵制国民党援军。以5个纵队对付整编第74师，兵力上居于优势，何况自内战爆发后，整编第74师占两淮、攻涟水，与华野几次交手都占了便宜，华野上下“久已抱有同第七十四师决一死战的夙愿，可以说是完全达到同仇敌忾，万众一心，灭此朝食的气概”。(90)此役华野一改中共部队先打弱敌的传统战法，舍弱取强，说明根据主客观形势而能够适时改变战法，出其不意，攻其不备，造成强弱易势。粟裕在战后总结中认为：“我们几次定下决心和变更决心，而最后决心集中全部兵力捕歼位于敌军密集队形中央的‘王牌’第七十四师于孟良崮地区，是很不容易的。充分体现了歼敌决心的坚定性和战术的灵活性。”(91) 5月13日，华野第1、8纵队分别向整编第74师左右两翼运动，但国民党军此时尚未判明华野的真实意图。参谋本部判断，在汤兵团进至沂水后，中共部队有攻其右翼可能，但并未料到中共部队会强行楔入汤兵团的当面中心。(92)因此，蒋介石于当日决定在山东发起全面攻势，令汤恩伯部占莒县、沂水，欧震部占南麻，王敬久部占淄川、博山，“达成包围歼灭淄博山地共匪之目的”。(93)汤恩伯即令整编第74师于14日攻占坦埠。但实际情况完全不似国民党的判断，15日整编第74师发现华野部队陆续向其两翼运动，有封闭其退路的征兆，而左翼整编第25师第108旅和右翼整编第83师第19旅已在华野打击下放弃界牌、桃花山要点后撤，(94)己部陷于孤立，正面华野第4、9纵又对其发起猛烈攻击，师长张灵甫“乃确信解放军有积极企图，已成包围我师之态势，乃决心撤退”。(95)但出乎张灵甫的意料，华野在鲁南埋下的伏兵第6纵昼夜兼程，2天急行军200余里赶到战场，15日拂晓攻占整编第74师后退必经之地垛庄，断其退路。张灵甫遂决定在空军掩护下，全师退踞孟良崮高地，固守待援，他以为如此可以居高临下，态势有利，然而以后的事实证明这是他犯的致命错误。张灵甫指挥所部顽强抵抗，“战斗空前激烈，官兵伤亡重大，骡马、非战斗人员多漫山遍野，通讯机构时断时续，已成混乱状态；且因石地无法构筑工事，伤亡特大，而伤兵又无法护运，呻吟不绝，士气影响很大”。(96)虽有“空军全部力量在孟良崮助战，发现土匪之处甚多，各机均予以猛攻”，(97)但仍无法抵挡华野部队的猛烈攻势。此役再次暴露了国民党军缺乏灵活死守教条的错误。据其作战详报载，张灵甫为集中兵力，将全军挤在一处，又盲目相信高地的优势，然而“退守山地之后，饮料断绝，渴不可支，体力渐弱，各种火炮以俯角全失，效力降低，且阵地毫无遮蔽，全受共方火制。而山地概系岩石，匪方射击威力倍增，人马损害更大，尤以我军骡马及杂役兵夫，受敌炮击惊扰奔窜，引起部队混乱，致使掌握困难，匪军因得自各方渗入”。(98)经15日的战斗，整编第74师阵地“人马纷杂，混乱不堪”，大部已失去抵抗能力。 闻知张灵甫部在孟良崮态势不利，本来对此次攻势自信满满的蒋介石困惑恼怒，又将责任归于下属，指责顾祝同“指导错误，殊乏常识，其愚拙不可恕谅”，“坦埠之役功败垂成，将领之拙劣无能，至此殊堪痛愤，然已纠正无及，虽加痛斥亦无补益，故忍痛自制，不用电话责罚，免自伤神。”但是，张灵甫尚在孟良崮坚守，援军也在赶往前线，蒋仍期待“此次匪果被我强制，其不能不与我决战形势之下，如我各部队能把握此惟一战机，必可予以制命之打击，惟祈天父佑我完全胜利为祷”。(99)据王叔铭记载：“依今日之我匪态势看，如援军不及时赶到，七十四师则处境不利，经告主席，奉谕该师力大可有办法。而汤恩伯屡坚称，如该师能立足，则绝无问题。顾(祝同)总司令、张(世希)参谋长等均如此论调。”(100)为此，蒋介石不断督促前方部队全力应援，意图展开决战。 整编第74师被围，国民党统帅部认为是决战之机，企图以整编第74师吸引华野，调各部援军对华野实行反包围，与华野决战。汤恩伯致电张灵甫，称此“实难得之歼匪良机，……务希激励全体将士，坚强沉毅，固守孟良崮，……协同友军予匪痛击，以收预期之伟大战绩”。对于张灵甫所处之困境，汤恩伯为他打气说：“目前战局，贵师处境最苦，而关系最重，本日空军全力来助，黄(百韬)、李(天霞)两师并王凌云师即向东出击，只要贵军站稳，则可收极大之战果，亦即贵师极大之功。”(101)汤恩伯令驻桃墟的整编第25师，驻青驼寺的整编第83师，驻汤头的第7军和整编第48师，驻蒙阴的整编第65师，王敬久令驻新泰的整编第11师，共计6个师(军)向孟良崮增援，这些部队多数离孟良崮只有一两天路程，它们如能及时赶到战场，华野将承受相当的压力。在孟良崮外围还有第5军和整编第64、20、9师接令向孟良崮运动。然而事实证明了国民党军指挥系统不一，缺乏协同精神，行动迟缓，不能互救的顽疾。据王叔铭观察，“八十三师及廿五师各在孟良崮东西相距四五公里，但均不前进，询顾司令及汤恩伯，均答云八十三师以兵力薄弱进攻无力，廿五师则称彼被匪攻击甚烈。是否事实，均有待证，陆军无彼此相援之道义，是一大危险也”。(102)身为第1兵团司令的汤恩伯，在16日电令各部增援时已近于恳求：“我张灵甫师连日固守孟良崮孤军苦战，处境艰危，我奉令应援各部队，务须以果敢之行动，不顾一切，星夜进击，破匪军之包围，救袍泽于危困，以发扬我革命军亲爱精诚之无上武德与光荣，岂有徘徊不前、见危不救者，绝非我同胞所忍，亦恩伯所不忍言也。”(103)然而2天时间里，各部多则前进10余公里，少不过三五公里，及至整编第74师被消灭，离孟良崮最近的整编第25师仍在10里开外的界牌。从而也印证了张灵甫在战役开始前给蒋介石的电文中所言：“以国军表现于战场者，勇者任其自进，怯者听其裹足，牺牲者牺牲而已，机巧者自为得志。赏难尽明，罚每欠当，彼此多存观望，难得合作，各自为谋，同床异梦，匪能进退飘忽，来去自如，我则一进一退，俱多牵制，匪诚无可畏，可畏者我将领意志之不能统一耳。”(104)5月16日，华野部队对孟良崮发起总攻。据国民党空军飞机观察：“我投送之粮弹均挂于山坡中，无人敢取”。“下午一时四十分顾总司令接张师长电报，凡有符号而无国旗之处均为匪，可攻击之。”“下午四时张灵甫最后之电报告称，彼之部下已无，仅率其高级幕僚数人固守山头，敌距山头十数公尺，已至最后关头。嗣后则无消息。”(105)战至下午5时，整编第74师3个旅32000余人被全歼，师长张灵甫、副师长蔡仁杰以下高级军官多人被击毙，华野损失12000余人。(106) 当张灵甫困守孟良崮的最后时刻，蒋介石得空军报告，孟良崮阵地“仅留二山头，其无线电联络亦已中断，情势严重”，为此“心神焦灼无己。临睡前得七十四师不利情报，忧虑更甚，悲痛之情为近来所未有也”。但蒋介石此时仍有决战之念，“严令前方各师仍向孟良峪(崮)积极进攻，令辞修即赴徐州指挥”。(107)同时手令各部，“此为我军歼灭共匪完成革命之惟一良机。凡我全体将士，应竭尽全力，把握此一战机，万众一心，共同一致，密切联系，协力迈进，各向当面之匪猛攻，……如有萎靡犹豫，逡巡不前，或赴援不力，中途(停顿)以致友军危亡，致使匪军漏网逃脱者，定以畏匪避战，纵匪害国，贻误战局，严究论罪不贷”。顾祝同因而命令“集中主力围歼匪军于蒙阴以东汶河畔。”(108)除了第1兵团继续北进外，令欧震进驻新泰指挥整编第9、11师向东进攻，与第1兵团会师孟良崮。但华野部队面对国民党援军的逼近，改变原定继续打整编第25师的计划，迅速脱离战场，使蒋的决战计划又落了空。5月19日，整编第83师终于进至孟良崮，但华野部队已经撤退，仅留其激战的战场供其凭吊。此时此刻，蒋介石方“悟过去对匪之判断与估计完全错误”，“因之决定在蒙阴新泰一线停止，整训所部，阻止急攻”。20日，蒋介石飞赴徐州，与前线将领讨论下一步计划，“决定暂驻原防，作攻势防御，一面整训各师，改正官兵战术与技术，以期与匪最后决胜之准备也”。(109)次日，陈诚与顾祝同赴临沂处理善后，国民党军在山东的攻势暂告段落。孟良崮战役，精锐的整编第74师被全歼，国民党军山东攻势顿挫，蒋介石为之“痛愤无已”，感觉为“悲痛愧愤最可耻之一事”；(110)痛责“高级军官已成了军阀，腐败堕落，自保实力，不能缓急相救”；“官兵生活脱节，军心涣散”。(111)5月29日，蒋介石发出通令称：“以我绝对优势之革命武力，竟每为乌合之众所陷害，此中原因，或以谍报不确，地形不明，或以研究不足，部署错误，驯至精神不振，行动萎靡，士气低落，影响作战力量，虽亦为其重要因素；然究其最大缺点，厥为各级指挥官每存苟且自保之妄念，既乏敌忾同仇之认识，更无协同一致之精神，坐是为敌所制，以至各个击破者，实为我军各将领取辱召祸最大之原因。”为此，他下令对作战不力的整编第83师师长李天霞“革职拿办，交军法审判”，其他“与作战应援有关者，迅即查明责任，依法严处，以昭炯戒。”(112)随后，第1兵团司令汤恩伯被撤职，整编第25师师长黄百韬被告诫。 对于孟良崮战役之失败，即使在国民党军内部，亦有不少人感觉不可理解。郭汝瑰写道：余以纯军事立场甚觉此失败十分怪异。整编第74师左右翼友军均相距五六公里之遥，何以竟3日之久不能增加。各部队如此不协同，战斗力如此之差，舍失败而外，当无二条路。(113)王叔铭认为：“我陆军目前有下列大缺点：一、指挥官思想战术均须改变，且须重新训练，方能打仗；二、各指挥官均虚报情报；三、各指挥官无彼此援助之道德；四、官兵均无斗志，士气极不振作；五、攻失均无信心。”(114)孟良崮之战败后，蒋介石认为，“若依我高级将领过去疏忽散漫之行为与精神相比，其不为匪所一网打尽与整个崩溃者，当无此理。故决心停止进剿，整顿阵容，另定方案，以为重起炉灶之计”。国民党军在山东的将领大半被召到南京受训，以“对整个军队之战术、精神、纪律，作一番彻底检讨，彻底改革。”国民党军在山东的攻势也因而停止了一个多月。但是效果如何，连蒋介石自己也没有把握，他在日记中写道：“心神忧虑沉闷，而工作紧张，对军训团研究鲁中进剿计划之指导不遗余力，……自十时至十二时一刻训话二小时以上，心力已尽，未知果能有效否？”(115) 令国民党前线将领颇不以为然的是，全程指导了孟良崮战役的蒋介石，并不承认他的作战指导有什么错误，而是责备顾祝同“无知妄为，所有重要决策无不错误，愚而自用，又不肯请示，故余之意图与计划皆为其粉碎，演成杂乱无章之象”；“此次鲁局之坏完全由墨三处置错误所致也”；故“致墨三长函，严训其不学无知，指挥无方……令其自反改过”。(116)他又指责汤恩伯错在部署失当、下令整编第74师孤军仓促行动，张灵甫错在后退时不留意地形、不肯放弃地点，甚而指责重装备部队不该使用于山地。他忘了正是他自己下令汤部速进，下令张部坚守，并且很以国民党军的重装备而得意的。在莱芜战败后，蒋介石“严训官兵不怕包围。……守阵地乃为生机，出阵地为自寻死路”；“解围部队须立稳脚跟，才有力打击敌人”。(117)张灵甫固守孟良崮，援军进展迟缓，倒是都遵循了蒋的上述指导，惟其结果如此，真真令蒋无言以对。对于以后战术的改进，蒋介石这次又提出应遵循下列各点：甲、行进应选小径；乙、增援应分主助二路；丙、奖励夜间行动；丁、行进应用梯次纵队；戊、防御应用闭锁堡、梅花阵；己、攻击应用中央突破与包围战。(118)上述乙、丁、己各点，国民党军一直在用而又无何成效，甲、丙两点脱离实际，要求国民党军主力的重装备部队夜间在小径行进，实在是有点勉为其难。最莫名其妙的是，蒋介石提出行“梅花阵”法，并在军官训练团训话时具体解释为“可采逊清打长毛所用梅花阵办法”。(119)他倒没有具体说明，在现代战争条件下如何摆梅花阵法，可见蒋自己对如何与中共部队作战也心中无数，失了方寸。 孟良崮战役对中共而言，“付出代价较多，但意义极大，证明在现地区作战，只要不性急，不分兵，是能够用各个歼灭方法打破敌人进攻，取得决定胜利。而在现地区作战，是于我最为有利，于敌最为不利。现在全国各战场除山东外均已采取攻势，但这一切攻势的意义，均是帮助主要战场山东打破敌人进攻。”(120)此时距全面内战爆发还不到一年，国民党损兵折将，而且与孟良崮战役几乎是同时发生的“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学潮更是震撼了整个国统区社会。蒋介石承认，“时局因军事挫折而发生大动摇”，“本党党员之大部分皆抱如此情态，可痛之至！”“已有不可收拾之势，此诚存亡危急之秋，应作最后之准备”。(121)战争的转折点即将到来。 观察全面内战爆发之初的全国战场，国民党处于强势，中共处于弱势。然就山东局部战场而言，中共又处在相对强势(地域广大、人口众多、动员便利)，而国民党则处在相对弱势(地域狭小、局促城市、动员困难)，因此，山东战场的战争进程，既有与全国战场一致的一般性，也有因其自身特点而形成的特殊性，并非是国民党全攻而中共全守，而是国民党攻中有守，中共守中有攻；双方的总体实力各有千秋，国民党军事力量强，适合外线进攻作战，中共地方基础好，适合内线防守作战。在这样的态势和格局下，更能体现国共双方统帅部的战略运思高度和前线将领的领悟执行能力。再由实际的战争进程观察，国共双方统帅部的战略构想各有其出发点，战法亦各有其意义。在战略层面，国共双方都看重山东地位的重要，都不惜在山东投入重兵，可谓全面内战初期双方大兵团作战的主要战场。在战术层面，国民党军由四处开花、全力突进，转为强调重点、集合并进；中共则强调以运动战法调动对手，寻其弱点，力求打歼灭战。但是，与中共始终坚持不移的内线运动作战、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消灭敌人、不以保守地盘而以歼灭对手实力的战略相比较，国民党方面经历了由全盘进攻、争夺地盘到集中兵力、力图捕捉并消灭对手主力的战略变化过程，说明其战略构想未必那么明确一贯，而且其调整过程多少有些被迫而非积极主动，从而显出国共双方统帅部战略运思的差距。在战术层面，国民党军的行动机械教条、协同甚差，与中共部队的灵活主动、团结一心，又成鲜明对比。粟裕认为，国民党统帅部在作战指导上总是拘泥于“攻其必争之地”的教条，总是认为我非在某地决战不可，从而无法灵活地运用其战略战术。(122)而就战场指导方针而言，中共统帅部是“不遥制”，在中央统一指挥的大前提下，放手让前线将领根据战场实况发挥其主观能动性，从而可以以己之长，克敌之短。而国民党方面最大的问题就在于，蒋介石的干预过多过密，而以其长期的独裁威权，下属又很难改变蒋的指导方针，结果，蒋的指导往往脱离战场实际，许多指示貌似合理，而以时间和地点之差别，既无法应对战场情况的瞬息万变，更无法达致理想的结果。再者，国民党军的指挥层次太过重叠，一般架构为：最高统帅—参谋总长—战区司令—兵团司令—军师长，多达五六级(中共军队的指挥架构一般为最高统帅—战区司令—军师长三级)，在这样重叠交错的指挥系统下，实际担任作战指挥的军师级主官难有多少主动性的发挥，也无法根据战场情况独立应变，适时调整部署和战术，往往形成以己之短而因应对手之长的尴尬局面。因此，就山东战场的战争进程而言，中共成功地做到了隐蔽自己的战略意图，迷惑对手的战略判断，坚持自己的战略目标，运用灵活的战法，示形于外而决胜于中；国民党的战略构想前后游移，战法不断失误，不能应时应地而变，空有外表而无实效，形虽示而胜未决。这样的格局和结果亦体现在国共内战的总体进程中。 ①海峡两岸的内战军事史通论性著作对国共内战初期的山东战场都有叙述，但专门性的论述却不多见，尤其缺乏对于国民党军方面的研究，此当为本研究之出发点。 ②《军委关于截断津浦路阻止国民党军北进给陈毅等的指示》(1945年10月12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335页。 ③《何成浚将军战时日记》(1945年12月11日、31日)，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6年。 ④《蒋介石致汤恩伯电》(1945年11月30日)，《蒋中正总统档案·革命文献·戡乱时期(国共协商与共军叛乱)》下第3册，第372—373页，台北“国史馆”藏。 ⑤《蒋介石日记》(1945年11月27日、12月18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下同。 ⑥《郭汝瑰日记》(1946年3月9日)，北京：军事博物馆藏。下同。 ⑦《对顽军进攻取局部报复手段》(1946年5月19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228页。 ⑧《山东军区以首先消灭吴化文等部为有利》(1946年5月30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242页。 ⑨《蒋介石日记》(1946年6月12日)。 ⑩《李宗仁致蒋介石函》(1946年6月1日)，《蒋中正总统档案·特交档案·分类资料(剿匪)：全般措施》，002卷第6号，台北“国史馆”藏。 (11)《国防部作战会报记录》(1946年6月13日)，北京：军事科学院军事图书馆藏档抄件。 (12)《蒋介石日记》(1946年7月6日)。 (13)《郭汝瑰日记》(1946年9月7日)。 (14)《中央关于全面破裂后作战方案给刘伯承等的指示》(1946年6月22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210—211页。 (15)《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1946年7月4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320页。 (16)台湾“三军大学”编：《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第3册，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9年，第158页。 (17)台湾“三军大学”编：《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第3册，第171页。 (18)国防部编：《绥靖第一年重要战役提要》，南京：国防部，1948年，第59页。 (19)《马励武致友人信》《马励武日记》，枣庄市出版办公室编：《鲁南战役资料选》，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52—53页。 (20)《鲁南首战以歼敌二十六师为宜》，《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591页。 (21)《马励武日记》，枣庄市出版办公室编：《鲁南战役资料选》，第152页。 (22)《蒋介石日记》(1947年1月5日)。 (23)《蒋介石日记》(1947年1月25日)。 (24)《王叔铭日记》(1947年1月23日、28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下同。 (25)《蒋介石日记》(1947年1月11日)。 (26)《郑州绥署鲁豫边区作战经过概要》，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南京史料整理处编：《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第18册(油印本)。 (27)《蒋介石日记》(1947年1月21日)。 (28)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下)，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78年，第362页。 (29)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下)，第380页。 (30)《一切以打大歼灭战为目标》，《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603—604页。 (31)《王叔铭日记》(1947年2月2日)。 (32)《蒋介石日记》(1947年2月1日、2日、7日)。 (33)国民党军的鲁南会战方案于1月30日下午5时由国防部作战会报讨论通过，5时半中共即通过秘密情报渠道得知。 (34)《宜在鲁南诱敌深入打大歼灭战》(1947年1月31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649页。 (35)《拟待敌第二步前进时歼其一路》(1947年2月4日)，《歼灭山东南北两线敌人的作战方案》(1947年2月5日)，粟裕文选编辑组：《粟裕文选》第2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244、247页。 (36)《华东野战军莱芜战役命令》(1947年2月10日)，中共莱芜县委宣传部编：《莱芜战役资料选》，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72—73页。 (37)谢声溢：《徐州绥靖概要》，南京：国防部，1946年，第85页。 (38)《蒋介石日记》(1947年2月15日)。 (39)蒋介石：《剿匪战役之检讨与我军今后之改进》(1947年2月19日)，北京：军事科学院军事图书馆藏档抄件。 (40)《蒋介石日记》(1947年2月16日)。 (41)《对于最近社会经济军事情势之分析》(1947年2月17日)，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2，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第21页。国民党军事将领对攻占临沂亦极为乐观。陈诚称“中共之损失极大，现正向鲁西溃退”；“中共此次集合号称二三十万人之众，败后残余渡河者当不过十万人。”[《王世杰日记》(1947年2月17日、20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空军司令周至柔报告，临沂一战，“共军”因空军轰炸伤亡七八千人，毁汽车千余辆，陈毅主力被迫向泗水方向退却。[《郭汝瑰日记》(1947年2月15日)]实则中共部队是主动转移，而当时中共部队还很少有汽车，所谓千余辆汽车明显是夸大其辞。这种虚报战果的情况，在很多情况下影响到国民党的作战决策。蒋介石其后训诫部下：“过去我们的作战计划往往凭借空军的侦察报告而下判断来决定的，但照这次莱芜战役的经验，空军的侦察并不能作为唯一可靠的根据，以后还是要你们靠陆军本身在前方实地的侦察来决定，前方将领在必要时，就可以依照你们自己所得的实际情况，决定计划，独断专行，向敌人进攻。”[《国军剿匪必胜的原因与剿匪战术的改进》(1947年4月15日)，“国防研究院”编：《蒋总统集》第2册，台北：1960年，第1578页] (42)台湾“三军大学”编：《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第3册，第214页。王耀武自始即对李部南下计划态度消极，认为南进孤军深入，补给困难，且使胶济线兵力空虚。李仙洲南进后亦电告王：鲁南未有决战征候，鲁中为中共根据地，决不会轻易放弃。但陈诚认为陈毅部是已败之师，无足顾虑，要王耀武在事关国共存败之时具有决心，顾全大局。(《莱芜战役前后敌情综合介绍》，北京：军事科学院军事图书馆藏档抄件) (43)王耀武：《莱芜蒋军被歼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21页。 (44)《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莱芜战斗详报》，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莱芜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莱芜战役纪实》，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第287页。国民党军战后总结则认为：“第二绥区未能恪遵本部迭次指示，使新泰莱芜我军坚守待援，反饬令其退却，致于半途遭优势匪军截击，蒙受重大损失。”(军官训练团编：《一年来剿匪重要战役之检讨》，南京：国防部，1947年，第39页) (45)周士观：《回忆我所参加的军事策反工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增刊第1辑，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第28—29页。国民党内对韩练成与中共的关系一无所知，在莱芜战前与韩有过交往的国民党将领的印象中，韩“深愿出国求学，充实知识，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效力国家”。[《丁治磐日记》(1947年1月8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5年]莱芜战役后，韩练成以突围而出的身份回到南京，继续为中共从事地下工作，蒋介石不明底里，还召见韩练成谈话，询问战役经过情况。[《蒋介石日记》(1947年3月18日)]后来居然又在对国民党将领训话时大夸韩“从莱芜带了一百余人，在敌人的后方横行五六百里，历时十余日，最后安抵青岛……如果共匪真的厉害，韩师长又何能以这样薄弱的兵力横行于这样广大的匪区？”[《国军剿匪必胜的原因与剿匪战术的改进》(1947年4月15日)，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2，第64页]国民党最高统帅尚且如此不知彼不知己，何论其下属。其后，蒋安排韩为侍从室武官。直到一年后，韩与中共的关系暴露，他才脱离国民党，秘密潜赴香港转往解放区。 (46)据王耀武回忆，在他下令撤退前，曾派人飞南京向蒋介石报告。蒋认为：敌前撤退不利，既已下令北撤，应特别注意后尾及两侧的安全。而李仙洲在撤退时将此完全置之不顾，使蒋事后大为恼怒。(王耀武：《莱芜蒋军被歼记》，《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第124—125页) (47)李仙洲：《莱芜战役蒋军被歼始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28辑，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91—94页；刘贯一：《关于争取国民党第四十六军军长韩练成的工作情况报告》(1948年1月3日)，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莱芜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莱芜战役纪实》，第104页。 (48)《蒋介石日记》(1947年2月21日、22日、23日、24日)。 (49)粟裕在战后总结中认为：进占临沂的国民党军离华野预定在北线发起攻击的时间(18日)不过3天的距离，如其继续前进，“则在我打响第二天即可赶上与北线之敌会师”。[《莱芜战役初步总结》(1947年3月8日)，《粟裕文选》第2卷，第268页]国民党军在战后总结中也认为，徐州绥署未能“使欧震兵团适时迅速放胆跟踪追击，进出蒙阴新泰，致匪得以充裕时间，集中全部兵力，围攻我新泰莱芜。至廿四日，徐州绥署始转用十一师六十四师由临城北进，已不及挽救战局。”(军官训练团编：《一年来剿匪重要战役之检讨》，第39页) (50)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上)，第392页。 (51)谢声溢：《徐州绥靖概要》，第94页。 (52)《莱芜战役初步总结》(1947年3月8日)，《粟裕文选》第2卷，第275页。 (53)《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莱芜战斗详报》，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莱芜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莱芜战役纪实》，第287页。 (54)台湾“三军大学”编：《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第3册，第218页。 (55)《陈诚对鲁南战役的检讨》，北京：军事科学院军事图书馆藏档抄件。 (56)《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莱芜战斗详报》，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莱芜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莱芜战役纪实》，第287页。 (57)韩浚：《国民党第七十三军和整编第四十六师莱芜就歼纪实》，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莱芜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莱芜战役纪实》，第182页。 (58)《王叔铭日记》(1947年2月23日)。 (59)《蒋介石日记》(1947年2月25日、26日、28日)。 (60)《王叔铭日记》(1947年2月24日、3月1日)。 (61)《丁治磐日记》(1947年2月25日)。 (62)《蒋介石日记》(1947年2月25日、26日)。 (63)《丁治磐日记》(1947年2月25日)。 (64)《蒋介石日记》(1947年2月26日)。 (65)《郭汝瑰日记》(1947年5月27日、30日)。某次，郭汝瑰至徐州总部与顾祝同研讨作战计划，感觉顾“噜苏半天，于大处全得不着要领”，可见其在军事将领心目中的印象。[《郭汝瑰日记》(1947年5月28日)]蒋介石对顾祝同的评价似亦不高，在国民党军攻击临沂时，蒋评价“墨三有机不攻，一得为足，放弃良机，实为不能再用矣。”[《蒋介石日记》(1947年2月10日)] (66)《莱芜战役初步总结》(1947年3月8日)，粟裕文选编辑组：《粟裕文选》第2卷，第274页。 (67)《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第四次会议速记录》(1947年3月19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档案号：6.2/37.2，6.2/64-3。 (68)《郭汝瑰日记》(1947年3月1日)。 (69)《徐永昌日记》(1946年12月3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 (70)《熊式辉日记》(1946年11月18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与手稿图书馆藏。 (71)国防部第三厅第二处编：《绥靖作战检讨》(二)，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2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263页。 (72)《军官训练团第二期第一次战术小组讨论一般战法综合汇编》，军官训练团编：《第二期军事小组讨论结论汇集》，南京：国防部，1947年。 (73)蒋介石：《对匪军战斗手册之研究及对策》，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2卷，第262页。 (74)《匪情之分析与剿匪作战纲要》(1947年5月15日)，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2，第114、117页。 (75)台湾“三军大学”编：《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第3册，第334—335页。据国民党方面的说法，所谓重点进攻计划并未发现己方的原始资料，而系根据中共方面之资料判断其存在。但据时任国防部主管作战的三厅厅长郭汝瑰的回忆，国民党军攻占延安之后，蒋介石主观以为“可抽调主力在山东寻求决战，是进攻延安后的临时决策而不是预定计划。”郭认为：“蒋介石本人在战略上就根本还未着眼到重点进攻，更未想到钳形攻势。他进攻陕甘宁边区，初意也只是想压迫解放军东渡黄河进入山西，以便转用兵力，但兵力转用何处也并无定见。至于重点进攻山东，那是以后才决定的。”(《郭汝瑰回忆录》，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43—244、420—421页)郭的看法亦有其理，印证以国民党方面没有重点进攻的原始资料，因此，所谓重点进攻，更可能是国民党统帅部根据战场情况的适时决策，而非事先精心计划的结果。然据蒋介石日记所载，他对山东和陕北“作战方针与前后之程序”，“考虑甚切，心神战兢戒慎，不能自己”；“关注地区仍以山东陈毅股匪为主目标也”。[《蒋介石日记》(1947年3月5日、22日)] (76)《蒋介石日记》(1947年2月27日、3月4日、5日)。 (77)《陆总徐州司令部鲁中会战经过概要》，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南京史料整理处编：《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第17册。 (78)台湾“三军大学”编：《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第3册，第250页。 (79)《郭汝瑰日记》(1947年4月18日)。 (80)《考虑作战行动应以便利歼敌为标准》(1947年3月6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1页。 (81)粟裕：《孟良崮战役总结》(1947年5月20日)，中共山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临沂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孟良崮战役》，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12页。 (82)《放弃歼敌十一师的计划拟一部南下鲁南华中》(1947年5月3日陈、粟向军委的报告)，中共山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临沂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孟良崮战役》，第31页。 (83)《只要有耐心总有歼敌机会》(1947年5月4日)；《不性急不分兵诱敌深入相机歼击》(1947年5月6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52、59页。 (84)《王叔铭日记》(1947年4月1日、2日)。 (85)《蒋介石日记》(1947年4月1日、26日)。 (86)《蒋介石日记》(1947年5月3日、8日、10日)。 (87)据战后国民党军战俘云，顾祝同认为当面情况不明朗，北进有风险，但陈诚以整编第74师战斗力强，可以造成有利战术形势为辞，力主即行北进。(中共山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临沂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孟良崮战役》，第249页)而陈诚之所以如此坚持，盖因蒋介石之迫促。据王叔铭观察：“为鲁省剿匪事，主席与陈总长之意旨不甚符合。主席求速战速决，陈总长则稳扎稳打，统帅与幕僚长之意旨不一，是作战最忌之事也。”[《王叔铭日记》(1947年5月3日)] (88)《国民党一兵团孟良崮战役战斗详报》，中共山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临沂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孟良崮战役》，第418页。国民党军通过情报得知坦埠为华野指挥部所在地，企图一举摧毁华野指挥中心，但华野指挥部此时已移至坦埠东北的西王庄。 (89)《须不失时机歼击一路好打之敌》(1947年5月12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70页。 (90)粟裕：《孟良崮战役总结》，中共山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临沂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孟良崮战役》，第213页。 (91)粟裕：《孟良崮战役总结》，中共山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临沂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孟良崮战役》，第216页。 (92)《郭汝瑰日记》(1947年5月14日)。 (93)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下)，第449页。 (94)第19旅1个团撤至张部附近，后奉令掩护张部右翼，于战中被歼。 (95)《战俘供述：对孟良崮战役的检讨》，中共山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临沂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孟良崮战役》，第252页。 (96)《战俘供述：对孟良崮战役的检讨》，中共山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临沂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孟良崮战役》，第251—253页。 (97)《王叔铭日记》(1947年5月15日)。 (98)《国民党一兵团孟良崮战役战斗详报》，中共山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临沂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孟良崮战役》，第432—433页。粟裕在莱芜战后总结中说：“敌人在指挥上犯了一个错误，就是怕分散为我各个歼灭，随时将兵力集中。加上部队素质差，因此抓得更紧，靠得更拢，四五万人挤在东西六七里、南北仅三四里的狭小区域内，无法展开，在我炮火杀伤后迅速为我歼灭。这从反面说明了兵不在多，而在于谁能首先展开兵力火力，并高度发挥其作用，谁就能胜利。”[《莱芜战役初步总结》(1947年3月8日)，粟裕文选编辑组：《粟裕文选》第2卷，第278页]孟良崮战役的结果再次证明了这个看法的正确。 (99)《蒋介石日记》(1947年5月14日、15日)。 (100)《王叔铭日记》(1947年5月14日)。 (101)《国民党一兵团孟良崮战役战斗详报》，中共山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临沂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孟良崮战役》，第421、423页。 (102)《王叔铭日记》(1947年5月15日)。 (103)《国民党一兵团孟良崮战役战斗详报》，中共山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临沂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孟良崮战役》，第427页。 (104)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下)，第446页。蒋介石曾将张灵甫此电交前方将领传阅，意图对他们有所训诫，然此恰增其他将领对张灵甫的不满，更不愿积极救援。蒋介石亦“闻我方将领间有不睦情事，殊为系虑”，希望他们秉“师克之在和，古有明训”之理，“克己复礼，以大事小，在精神与行动上处之，足资我革命军官之表率，……务希以大局为前提，不以阶级位置是论，时时遵从上级命令，达成所赋之任务。对于各友军，尤应切实联系，互助协力，共图一致，誓灭共匪，克尽天职。则友军之成功与光荣，即为吾人之成功与光荣。何况论功行赏，自有定论，则区区一时之阶级，更不在吾人之心目矣。”[《蒋介石致吴绍周电》(1947年5月13日)，《蒋中正总统档案·筹笔(戡乱时期)》，第16003号，台北“国史馆”藏]然国民党军高级将领对蒋此言，亦不过言者谆谆、听者藐藐而已。而与国民党军不能全力以赴恰成对照的是，中共部队在孟良崮作战过程中，因为后勤一时供应不上，部队3天没有吃饭，但因为上下齐心，终成胜利。[《华东一年来自卫战争的初步总结》(1947年12月30日至1948年1月1日)，《陈毅军事文选》，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第425页] (105)《王叔铭日记》(1947年5月16日、17日)。 (106)国民党方面称张灵甫等为自杀，此处据陈毅、粟裕等给中共中央的报告：“据最后调查证实，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副师长蔡仁杰、五十八旅旅长卢醒，确于16日下午2时解决战斗时，被我六纵特(务)团副团长何风山当场所击毙。”(刘树发主编：《陈毅年谱》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94页) (107)《蒋介石日记》(1947年5月16日、17日)。 (108)《国民党一兵团孟良崮战役战斗详报》，中共山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临沂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孟良崮战役》，第428—429页。 (109)《蒋介石日记》(1947年5月19日、20日)。 (110)《蒋介石日记》(1947年5月17日、22日)。 (111)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下)，第467页。 (112)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下)，第462—463页。此役李天霞的整编第83师和黄百韬的整编第25师离张灵甫最近，但两部先则后退，致整编第74师被围，后又未积极救援。李天霞打仗惯于保存实力，自诩为打巧仗，不打硬仗。上年苏北作战失利，就在此次战前的5月3日，蒋介石“重申赏罚，并将李天霞革职留任，以警其余将领之玩忽者戒也。”[《蒋介石日记》(1947年5月3日)]但事实说明，李天霞并不为此“革职留任”所动，战前他屡次装病请假要求不干，开战后蒋介石严令他于17日到达孟良崮，但李部直至19日才到。战后李天霞虽被撤职查办，最后仍是不了了之，并在1948年复出任第1绥靖区副司令。汤恩伯被撤职后旋又于次年出任衢州绥署主任。汤恩伯、李天霞都出身黄埔，自奉“天子门生”，对于处分并不十分在意。国民党军纪不严于此可见，亦为其作战屡屡失利的原因之一。 (113)《郭汝瑰日记》(1947年5月17日)。 (114)《王叔铭日记》(1947年5月17日)。 (115)《蒋介石日记》(1947年5月31日、6月7日)。 (116)《蒋介石日记》(1947年5月17日、19日、22日)。 (117)《丁治磐日记》(1947年2月25日)。 (118)《蒋介石日记》(1947年5月31日)。 (119)《主席对孟良崮战役之讲评》，军官训练团编：《一年来剿匪重要战役之检讨》，第55—57页。 (120)《军委关于歼灭第七十四师的意义及下一步行动方针给陈毅等的指示》(1947年5月22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452页。 (121)《蒋介石日记》(1947年5月24日)。 (122)《莱芜战役初步总结》(1947年3月8日)，粟裕文选编辑组：《粟裕文选》第2卷，第265页。标签：李仙洲论文; 国共内战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历史论文; 抗日战争论文; 山东临沂论文; 王耀武论文; 蒋介石论文; 陈毅论文; 国民党论文; 世界大战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