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初年的政争——以蔡王府狱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初年论文,王府论文,宋徽宗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4.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162(2004)01-0001-06
宋徽宗初年，最高统治阶层分裂为两大政治集团，双方展开了相当激烈的政争。两大政治集团又并非铁板一块，内部各自矛盾，情况较为复杂。鉴于此事尚未引起学界重视，笔者仅有所涉及（注：参看张邦炜《宋徽宗角色错位的来由》、《关于建中之政》，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助2002年第1期、第6期。），本文拟以蔡王府狱为中心，再作些考察。
一、并非小事一桩
蔡王府狱被视为不必探究的一桩小事，自有其缘故。此事为《宋史·徽宗本纪》所不载，陈均《九朝编年备要》、无名氏《宋史全文》仅将其记述于“江公望罢言职”条下，李埴《十朝纲要》只有寥寥24字：“蔡王府指使刘况告楷书吏邓铎言涉指斥，诏送开封府鞫讯。”（注：李埴《皇宋十朝纲要》卷15建中靖国元年七月壬戌，台北文海出版社1976年影印本。）其实，蔡王府狱或许是解开宋徽宗初年某些历史疑团的一把钥匙。
审视徽宗初年的历史，至少有两大疑团。第一，徽宗即位，年届十九，作为“长君”，何以定要恳请向太后垂帘？第二，徽宗是个无人不晓的亡国昏君，其初政又为何博得好评？两者都与徽宗当时面对反对势力，处境相当孤立，感到压力极大有关。知枢密院事曾布将此情道破：“陛下践祚，内外皆有异意之人。上识虑高远，以此坚请太后同听政。不然，谁冀与为助者。”（注：曾布《曾公遗录》卷9，台北文海出版社1979年影印本。以下引文凡出自此卷者不再一一注明。）由于“内外皆有异意之人”，徽宗头脑尚未膨胀，只能小心行事，较少胡作非为，并亟需向太后支持。
疑团还有：徽宗初年“内外皆有异意之人”，其代表人物究竟是谁？“邓铎言涉指斥”，此人一未入流小吏而已，不足挂齿。其实，此事并非个人行为、偶发事件，它只是蔡王集团所策动的矛头直指徽宗乃至向太后的事件之一。很清楚，蔡王赵似即是当时皇室内部的最大“异意之人”。蔡王府狱所反映的是徽宗初年两大政治集团之间的斗争。一方以徽宗为中心，向太后为后台，另一方则以蔡王为中心，朱太妃为后台。双方各自聚集着一批外朝、内廷要员，壁垒较分明。但两大政治集团均非铁板一块，其内部又各有所图，情况相当复杂。
蔡王府狱是徽宗初年的第一大要案，蔡王赵似与徽宗赵佶系兄弟阋墙。正因为其性质为皇室内部骨肉相争，有关文献闪烁其词，历史记载若明若暗，均力图予以掩饰。徽宗处理此案，甚至备受称颂，被视为“盛德”。南宋时，陆游便说：“徽宗皇帝盛德大度，自秦汉以来，人主莫能及者，尤在友爱蔡王，宽贷章惇。而史臣不能发明，可为太息。”（注：陆游《渭南文集》卷27《跋章氏辨诬录》，四部丛刊本。）直到明代，归有光仍说：“以徽宗之昧而不究蔡邸之狱，繇蔡王尚幼而江公望之理明也。”（注：归有光《震川先生集·别集》卷5《楚荣宪王》，四部丛刊本。）其实，徽宗是否“不究蔡邸之狱”？是否“友爱蔡王，宽贷章惇”？能否称为“盛德”？所有这些都是有待论证的问题。
二、源于皇位之争
所谓“蔡王尚幼”，并不确切。蔡王赵似是神宗第十三子、徽宗异母弟，生于元丰六年(1083)十二月，与哲宗均为神宗朱德妃所生，年龄与徽宗相差不到一岁。（注：《皇宋十朝纲要》卷15称：徽宗“元丰五年壬戌岁十月十日生”。其实，徽宗生于当年五月五日，以俗忌改作十月十日。）他在哲宗时，初封简王；徽宗即位，徙封蔡王；死后，改封楚王，谥荣宪。《宋史》本传称：“楚荣宪王似”。为便于行文，本文一般以蔡王或赵似相称。蔡王府狱案发于建中靖国元年(1101)七月，赵似年届十九，只怕不宜视为未成年人。蔡王府狱无非是哲宗死时赵佶、赵似兄弟之间的皇位之争所留下的后遗症，下面从其源头徽宗之立说起。
关于徽宗之立，《宋史》卷246《神宗子楚荣宪王似传》如此记述：“（赵）似于哲宗为母弟，哲宗崩，皇太后议所立，宰相章惇以（赵）似对。后曰：‘均是神宗子，何必然。’乃立端王（即徽宗赵佶）。”记载虽然太简略，但从中不难看出，其时最高统治阶层分裂，对立双方的核心人物为赵佶、赵似兄弟，而其主要支持者分别是神宗向太后（其谥号为钦圣献肃）和宰相章惇。这一记述未免有所遮掩，其主要缺陷有三。
一未能如实展示其尖锐程度。当时向太后与章惇均固执己见，争论相当激烈。章惇公然傲视太后，一再“厉声”争辩，甚至斥责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注：《宋史》卷22《徽宗本纪·赞》，中华书局1977年版。）向太后寸步不让，痛加批驳。章惇如此“大胆”，居然顶撞太后。向太后稍后曾谈及其原因：章惇“当时曾于帘前议立先帝，以此一向大胆，无所畏惧。”“先帝养成他大胆。”其实哲宗并非章惇所拥立，但他“自谓有定策功”，（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51元丰八年二月癸巳，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影印本。）岂止哲宗，甚至连向太后也信以为真。
二未能如实展示斗争双方的班底。这时与章惇对立的大臣是知枢密院事曾布，他先斥责道：“章惇，听太后处分。”（注：《宋史》卷471《奸臣传一·章惇传》。）随即表态：“章惇并不曾与众商量，皇太后圣谕极当。”事已至此，尚书左丞蔡卞只得表示：“当依圣旨。（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20元符三年正月己卯。）但蔡卞“本与（章）惇为死党”。民谣云：“大惇小惇，入地无门。大蔡小蔡，还他命债。”（注：徐自明撰、王瑞来校补《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1元符三年五月乙酉“蔡卞罢尚书左丞”，中华书局1986年版。）章惇的死党除小蔡即蔡卞外，还有大蔡即翰林学士蔡京，小惇即御史中丞安惇。而二蔡一惇又各有其党羽，如“蔡卞门下士，布满中外。”章惇一方声势之盛，绝非曾布一方可比。难怪徽宗即位后，将选拔人才作为头等大事。元符三年(1100)二月，韩忠彦任门下侍郎，四月迁右仆射，十月拜左仆射。曾布又于同年十月升任右仆射，形成所谓“龟鹤宰相”（注：庄绰《鸡肋编》卷上云：“曾（布）短瘦而韩（忠彦）伟岸，每并立廷下，时谓‘龟鹤宰相’”（中华书局1983年点校本）。）的局面，双方的实力对比才逐渐改变。
三未能如实展示双方均与宦官相勾结。照宋朝的制度，外朝大臣“不当与中贵私交”。（注：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2《名臣》，中华书局1981年点校本。）然而章惇素来里通宦官，这时又与梁从政串通，试图拥立蔡王赵似，并被向太后察觉。向太后曾就皇位继承问题，咨询入内内侍省都知梁从政。梁从政建议：“第问章惇。”向太后已“疑之”，再问：“即惇言非，奈何？”梁从政的回答未免太露骨：“惇，宰相，其言安可不从！”向太后不禁大吃一惊，当即“麾之去”（注：《曾公遗录》卷9载，向太后称：“及见（章）惇所陈，似（与梁从政）相表里，极可惊怪。”）。史称：“初梁从政给事皇太妃阁，阴以简王（即赵似）属章惇。（注：陈均《九朝编年备要》卷25元符三年正月“皇弟端王即皇帝位”，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而其根源则在于梁从政曾侍候赵似的生母、神宗朱德妃即这时的朱太妃。至于曾布，有人议论其“与刘友端尝共事”，他解释说：“若能与友端交通，绍圣、元符中作相久矣。”这一解释或许不无道理，但曾布确“与宫官刘瑷（注：“瑷”，原作“援”，据《曾公遗录》等史籍改。）交通，知禁中密旨。”（注：《九朝编年备要》卷26建中靖国元年正月“以赵挺之为御史中丞”。）刘“瑗乃今上随龙”。元符三年四月，因皇长子赵桓（即后来的钦宗）出生，“随龙人并推恩，御药刘瑷遂寄延福宫使、晋州观察使，乃前所未有。”足见，曾布所结交的宦官刘瑷实属徽宗的亲信。
三、圣瑞宫不寻常
上文所说梁从政“阴以简王属章惇”，其实应解读为朱太妃“阴以简王属章惇”。此人虽未公开出面，却是个关键人物，实乃内廷蔡王集团、外朝章惇集团的总后台。
朱太妃的关键之处在于，她是哲宗赵煦的生母。虽然“初入宫为侍御”，（注：《宋会要辑稿》后妃1之4，中华书局1957年影印本。）但“母以子贵”，由婕妤、昭容而贤妃、德妃。“哲宗即位，尊为皇太妃。”因“宣仁（即英宗高皇后）、钦圣（即神宗向皇后）二太后皆居尊，故称号未极。”元祐三年(1088)，英宗高皇后下诏“寻绎故实，务致优隆”，于是其“舆盖、仗卫、冠服，悉侔皇后。”绍圣年间，神宗向皇后“复命即阁建殿，改乘车为舆，出入由宣德东门，百官上笺称‘殿下’，名所居为圣瑞宫。（注：《宋史》卷243《神宗钦成朱皇后传》。）崇宁元年(1002)二月死时，追册为皇后，谥钦成。因此，史书上往往以皇太妃或钦成皇后或圣瑞宫相称。圣瑞宫不寻常，其地位极高，其规模极大。向太后曾说：“宫中私身多，圣瑞宫中有七百余人，每一职事人手下须五三人故也。”
早在绍圣元年(1094)四月，朱太妃便通过宦官同章惇建立了特殊关系。章惇“初作相时，是蓝从熙去宣召。从熙是圣瑞阁中人。”他特别叮咛章惇：“此命皇太妃之力为多，将来何以报答。”可见，章惇拜相系朱太妃栽培，并明确表示将索取回报。哲宗“病危”，朱太妃作为其生母，曾对哲宗说：“只十二哥是姐姐肚皮里出来，你立取十二哥即稳便。”所谓“十二哥”即赵似。（注：徽宗系神宗第十一子，赵似系神宗第十三子。陆游《家世旧闻》下称：“神宗第十子伟（原作“俊”，误）早世，故宫中谓上（即徽宗）为‘十大王”（中华书局1993年点校本）。朱太妃称赵似为“十二哥”，其原因与此相同。）母亲称子为哥，自称“姐姐”，都是当时的习惯。（注：参见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乙集《宪圣不妒忌之行》，中华书局1989年点校本。）按照向太后的说法，“先帝自此气不复语”。“气不复语”四字，语意不甚明确，或许是由于曾布的记录有误差。但有两点可以肯定：第一，朱太妃图谋拥立赵似；第二，哲宗生前对此未置可否。章惇身居宫外，居然得知这一绝密之事。章“惇何以得知”？向太后认为：“必是（蓝）从熙。（注：《曾公遗录》卷9载，曾布称：“太母语声甚低，余附耳于帘前，然不晓。凡所记才半尔。”）可见，章惇公然顶撞向太后是秉承朱太妃旨意，以报答当年栽培之恩。
章惇在外朝争吵，梁从政则在内廷。他在哲宗“弥留之际，便迁圣瑞椅子之类于福宁寝阁前”，目无向太后。而圣瑞即朱太妃见哲宗“疾革，据榻屡云。”所云无非是所谓“十二哥”事。章“惇下马处，曾有人见送一金盒”，则是宰相与内廷勾结的证据。向太后听到见到上述种种情况，“惊，不觉身转，良久乃定”。她并无亲生儿子，态度本应超脱，何以拥立赵佶，且坚定不可移，或许正是出自朱太妃等人为所欲为的刺激。
四、不许蔡王西行
拥立蔡王赵似的企图落空，章惇“阳为不采，以掩覆其事”，内心并不服气。蔡卞虽然只是章惇集团的第二号人物，但此人外号“笑面夜叉”，（注：陆游《老学庵笔记·续笔》，中华书局1979年点校本。）比章惇更阴险。当时人说：“谋发于蔡卞之心，事成于章惇之手”；（注：《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卷14元符三年四月丁巳，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惇迹易明，卞心难见。（注：《宋史》卷472《蔡京传附弟卞传》。）韩忠彦主张：“先逐（蔡）卞，则国是定矣。”曾布完全赞同：“（蔡）卞既去，（章）惇亦不能害政矣。”元符三年五月，蔡卞被解职，其党羽董必等同时受处分。（注：参看杨仲良《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120《逐惇卞党人》，宛委别藏本。）至于章惇，则待哲宗安葬后再作处理。其实，当年正月将章惇任命为山陵使，已有调虎离山之意。为防止灵驾西行期间，章惇等与从行诸王中的蔡王交通，曾布等在同向太后反复商议后，决定采取两条对策。
其一，派人前往监视。此前，向太后“亦虑及此，近差一二承受内臣往（梁）从政处，皆亲信之人，亦欲察其所为也。”这时，鉴于“西行何可不虑”，徽宗又提出：“当更遣人防察尔。”至于人员，曾布认为：“恐近下内臣无补，内东门、御药有可辍者，得一二人偕行甚便。”
其二，不许蔡王西行。派人监视效果究竟如何，向太后对此深表怀疑：“内臣畏都知、押班，谁敢检察他？恐不济事！”她主张：“不令蔡邸从灵驾西行。”曾布立即拥护：“圣虑高明，非臣所及。”但他担心：“独不令蔡邸行，恐有迹。”建议：“定王更年小，若两人皆免行，则无迹矣。”向太后赞同：“甚善！兼他两人皆未出居外第，但以此为言可也。（注：据《宋会要辑稿》帝系2之16-17记载：“蔡王似（元符三年）九月三日迁外第。”而定王赵偲出居外第，已是建中靖国元年(1101)八月之事。而《皇宋十朝纲要》卷8《哲宗皇子》则载：赵似“绍圣五年(1098)三月出阁”，赵偲“元符二年二月出阁”。可见，出阁与出居外第不是一回事。）于是，徽宗决定：“二王更令从灵驾西行，只卫王去。”据说，“蔡王免行，圣瑞已喜，本不欲令去也。”大概是母亲不愿儿子远行。神宗第十二子卫王赵俣生于元丰六年九月，第十四子定王赵偲生于元丰八年八月，均为林婕妤所生。其实，赵俣仅比赵似大三个月。不让赵似西行，年龄实属借口，目的显而易见。
五、宫中起火与白谔上奏
或许是由于防范得力，章惇、梁从政护送哲宗灵驾西行，并未兴风作浪。但在这前后，宫廷中发生了两件异常事件，均与朱太妃、蔡王有关。
一件是宫中起火。元符三年四月，“禁中有放火者，乃一私身，年十五，止因争养娘，遂置火于椽下，未然，又以纸镫然之，烟起乃觉。”对此，向太后“甚讶之”。她之所以惊讶，既由于宫中火禁一向甚严，更因为放火者“乃圣瑞殿中人”。人们不免将此事与蔡王相联系。曾布身为元老重臣，很有政治经验，不欲“张大其事”，而是大事化小。他一面建议安抚朱太妃：“小人无知作过，圣瑞必不所容。唯更当慰安之，使不至忧恐，乃为善也。”如若朱太妃“忧恐”，或许还会惹出事端。一面主张严惩肇事者：“此虽凌迟不为重！宫中此禁何可不严？”据说，由于徽宗“性宽，昨放火者被人告，欲只决杖，配嫁车营务。”但人们普遍认为：“不可不行法。”此人才“伏法”，但不令“分解”。“又有娘子者，知而不以告，亦决杖，逐之。”此案就此了结，由于处理得当，并未造成震动。
另一件是白谔上奏。向太后素以不贪恋权势而闻名，其垂帘出于徽宗恳请，并一再表示待哲宗丧事告一段落即卷帘。可是内侍高品白谔在元符三年五月，公然上奏“乞皇太后不候升袝还政”。“故事，内侍不许言事。”（注：《宋会要辑稿》职官67之30。）白谔作为宦官，居然不懂得这个起码的规矩。而白谔的身份又极敏感。“谔，乃圣瑞殿中人，简王（即蔡王赵似）之师父也。”人们难免会怀疑朱太妃、蔡王因向太后拥立徽宗而对其心怀不满，白谔无非是传声筒而已。难怪向太后抨击白谔：“教导简王极不近道理。”而徽宗则“以太母故”，编管白谔于唐州（治今河南唐河）。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如何处理白谔，曾布乃至徽宗的态度与向太后明显不同。向太后说：“本欲不施行，但上意如此。”未必是真话。白谔的真诚同情者是曾布，他对徽宗说：“以太母故，薄责可也，然施行不可过。”“上然之”，徽宗的态度与曾布大体相同。曾布的观点与白谔几乎完全一致，他说：“此亦非独白谔之言。外议有云：‘陛下已生子，皇太后弄孙，无可垂帘之理。’”甚至自叹不如白谔敢于直言：“臣下亦颇有愧于（白）谔。”曾布趁机向徽宗进谏，其主要内容不外两条：第一，要求向太后兑现“升袝后，即还政”的承诺；第二，同时保证“既还政，自不当预闻外事。”徽宗表示：“固须如此。”曾布请求徽宗绝对保密：“若此语一漏，臣无措身之地矣。”徽宗保证：“此何可漏。”这次密谈表明，徽宗、曾布与向太后、韩忠彦已出现裂痕。（注：《曾公遗录》卷9载，蔡卞称：韩忠彦“乃帘中所信”。）如果说徽宗当时亟需太后垂帘，那么很快时过境迁。仅就这一点而言，徽宗、曾布这时与白谔乃至蔡王、朱太妃越来越接近。由此可见，徽宗初年的政争何等错综复杂。直至白谔“送五百里编管”后，曾布仍为其抱不平：“白谔断罪太重！”
六、邓铎牵出蔡王
经过长期积累，矛盾终于激化，蔡王府狱爆发。白谔作为蔡王的师父，彼案尚未追究赵似；邓铎只是府中的小史，此案居然牵出赵似。究其原因，或许与前案针对太后，后案直指徽宗有关。而这时向太后已卷帘并去世，徽宗大权在握。邓铎案，史称蔡王府狱。
对于蔡王府狱，《宋史》卷246《神宗子楚荣宪王似传》有记载：“以王府史语言指斥，送大理寺验治，（蔡王赵）似上表待罪。左司谏江公望上疏，以为：‘亲隙不可开，开则言可离贰；疑迹不可显，显则事难磨灭。……臣愿陛下密诏有司，凡无根之言勿形案牍……’疏入，公望罢知淮阳军（治今河南淮阳）。徽宗虽出公望，然颇思其言，止治其左右。”除此而外，了解此案的主要依据当推江公望上疏。此疏较完整地保存在吕祖谦《皇朝文鉴》卷62《奏疏》、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卷32《宗室》、黄淮等《历代名臣奏议》卷77《宗室》中。然而由于江公望主张“一切包容”，疏中竟无邓铎的姓名，只说他“有不顾之语”。（注：吕祖谦《皇朝文鉴》卷62《论蔡王府狱》，四部丛刊本。）至于其“犯罪”事实及处理经过，均一概省略。现纠集零星记载，也仅知以下数端。
（一）此案发生于元符三年(1100)九月，蔡王刚迁居外第，府中书吏邓铎对蔡王可谓“忠”心不二，竟自称并亲笔写下9个大字：“随龙人、三班借职邓铎”，（注：《九朝编年备要》卷26建中靖国元年七月“江公望、朱绂罢”。）确有图谋更换帝王、拥立蔡王为帝之意。殿直刘况不知是朝廷安插在府中的密探，还是府中发生内讧。他在建中靖国元年(1101)七月，将邓铎告发。此情不免引起徽宗对往事的回忆，他肝火大动，立即下令逮捕邓铎，并亲自下诏彻底追查。由此也可看出，此案并非小事。
（二）蔡王府狱由开封府推官吴师礼奉诏“主治”，但他并未一查到底，而是大事化小。“狱成，不使一词及（蔡）王；吏虽有死者，亦不被以指斥罪。”（注：《宋史》卷347《吴师礼传》。）邓铎尽管被处以极刑，据说徽宗对如此追究此案仍不满意。“上颇以狱词平反太过，盖法官不肯以指斥切害之罪罪之也。”（注：《九朝编年备要》卷26建中靖国元年七月“江公望、朱绂罢”。）然而吴师礼未受影响，反倒升任右司谏。
（三）江公望被解职是由于“极言论救”。（注：《宋史》卷346《江公望传》。）给事中朱绂“亦坐缴奏，出知寿州（治今安徽凤台）。（注：《九朝编年备要》卷26建中靖国元年七月“江公望、朱绂罢”。）左司谏刘正夫的态度与江、朱完全相同，但他的劝导居然使徽宗“感动，解散其狱，待蔡王如初。”他对刘正夫说：“兄弟之间，人所难言，卿独能及此，后必为公辅。”（注：《宋史》卷351《刘正夫传》。）一种态度、两种结果，或许正是徽宗内心深处极其矛盾以致犹豫不决的反映。从感情上说，惩处蔡王最痛快；从理性上说，大事化小才明智。难怪“徽宗虽出（江）公望，然颇思其言，止治其左右。”
（四）称徽宗“待蔡王如初”，亦非事实，至多只是故作姿态而已。蔡王虽“诏令赴朝参如故”，但徽宗“勒令勤读”，（注：《宋会要辑稿》帝系2之17。）并加强监控。御史中丞席旦“以蔡王见疑，因而挤之。”他“纠其私出府，请推治官吏。”（注：《宋史》卷347《乔执中传·论曰》及《席旦传》。）崇宁元年十一月，徽宗宣谕宰辅：蔡王“痛引前咎”，“亦渐向学”。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博得大臣的好评：“陛下以天地之度，笃兄弟之义。”其实，蔡王“数违义训”。（注：《宋会要辑稿》帝系2之17。）
七、蔡王集团解体
徽宗初年，以蔡王为中心，以朱太妃为后台的政治集团的彻底崩溃，可以崇宁元年(1002)二月朱太妃去世为标志。至于其分崩离析之势，则开始于徽宗即位后。
就内廷而言，蔡王集团的最大干将莫过于都知梁从政。韩忠彦等上奏：“从政意在党附章惇，今在君侧，理所未安。”（注：《宋会要辑稿》职官67之33。）建中靖国元年三月，梁从政被解职，与外任宫观。其罪名是：“佐佑章惇。（注：邹浩《道乡集》卷15《入内都押梁从政降官制》，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至于蔡王本人，在蔡王府狱后，更是心灰意冷，讲究实际，过着极其堕落的生活。他“与本位使臣等穿邸第后墙，不冠带，私出宫门，步历廛市，与宗室相见饮酒，买宗女为妻。”据说，徽宗由于“笃于友爱，不忍致法于（蔡）王”，“已诏有司，更不根治。”其真实原因并非“笃于友爱”，或许倒在于蔡王生活越堕落，对其皇位越不会构成威胁，完全可以听之任之。蔡王“出入有从行之卒，垣墙有擅穿之吏，饮食有请召相见之人，邸第有提按监临之官。”这些官吏均为朝廷指派，徽宗是否有意引导蔡王荒淫，也未可知。蔡王物质生活富有，精神生活空虚，在花天酒地的生活中短命。崇宁五年三月，蔡王死去，年仅24岁。徽宗“辍朝七日”、“四临其丧”，（注：《宋会要辑稿》帝系2之17、1之40。）只是行礼如仪。所谓蔡王集团，更是烟消云散。
就外朝来说，徽宗即位后，章惇集团即四分五裂。蔡卞一再在徽宗、向太后近前“斥（章）惇定策事”，并表白：“元不曾商量。”曾布进谏：“卞与惇为死党，今相失，故讦扬如此。”蔡卞力图划清界线，已无济于事。他在元符三年五月即被解职，早于章惇。安惇的态度比蔡卞更积极，大有与章惇决裂之势。他“闻禁中有此议”，当即向徽宗表示：“欲率台中击章惇，且云俟袝庙后。”徽宗怒不可遏：“当击则击，何禀之有？此岂是奏禀事！”安惇“更无语，亦唯喏，面赤而去。”他在当年四月即被解职，又早于蔡卞。与北宋后期政局反复，犹如翻烧饼一般有关，当时士大夫大多“反覆不常，唯利是附。”最典型的人物是杨畏，“昔人谓之杨三变，今（人）谓之杨万变。”最“经典”的语言是：“东也是吃饭，西也是吃饭”；“姓张的来管着，是张司空；姓李的来管着，是李司空。”（注：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79，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本。）蔡卞、安惇这类变色龙出现于徽宗时期，不足为奇。元符三年九月，章惇“为山陵使，灵舆陷泽中，逾宿而行。言者劾其不恭，罢知越州（治今浙江绍兴），寻贬武昌军节度副使，潭州（湖南长沙）安置。（注：《宋史》卷471《奸臣传一·章惇传》。）这只不过是借口，其要害在于先前串通宦官，反对徵宗，图谋拥立蔡王为帝。蔡京则因向太后挽留他在朝廷完成神宗国史，并“毅然不可夺”，迟至当年十月才解职。至此，章惇集团一扫而光。作为个人，他们此后或许还有东山再起之机，但既非以章惇为首，更非党附于蔡王。 徽宗初年“内外皆有异意之人”，除上层的蔡王、章惇集团而外，还有中下层的太学博士赵谂及其同党。他们与章惇虽非同伙，甚至对立，但反叛朝廷，图谋割据，拟“起兵据蜀”，“借姓孟起兵，以从蜀人之属望”。对于徽宗来说，赵谂集团无疑也是一大威胁。然而在崇宁元年二月，朱太妃去世夕，“赵谂伏诛”，其“家属分配湖广”。（注：《九朝编年备要》卷26崇宁元年二月“赵谂伏诛”。）所谓“异意之人”，几乎全部翦除。向太后在元符三年七月“虽归政，犹预政事”，（注：陆游《家世旧闻》下，中华书局1993年点校本。）但她在建中靖国元年正月即去世。徽宗从此既无反对者，又无制约者，压力已解除，一片赞颂声，大权在握，为所欲为。徽宗当初“惧人言”，此后置舆论若罔闻，以为“人言不足恤”。（注：周煇《清波杂志》卷2《玉盏玉卮》，中华书局1994年校注本。）徽宗“初即位，思节冗费”，此后认为，身为天子，“当享天下之奉”，“视官爵财物如粪土，累朝所储扫地矣”。（注：《宋史》卷179《食货志下一·会计》；卷472《奸臣传二·蔡京传》。）或许这正是徽宗由初政博得好评却被历史最终定位为亡国昏君的重要原因之一。足见，对于任何最高统治者来说，如若既无反对者又无制约者，仅生活在赞扬声中，是何等的危险。徽宗在很大程度上是被赞歌唱垮的。
如果说神宗时期的新党与旧党之争主要是政见之争，那么徽宗初年的政争纯属权力之争。当年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党和以司马光为代表的旧党，其政治主张各不相同，或激进有余或稳重过分，或不切实际或鼠目寸光，但出发点大体一致，“其本心，欲救民”。（注：黎靖德《朱子语类》卷130《本朝四·自熙宁至靖康用人》，中华书局1994年点校本。）如今徽宗、向太后与蔡王、朱太妃，双方为皇位而争夺，其政见无差异。士大夫卷入其中，多为爵禄而已。对于民众来说，赵佶或赵似称帝，韩忠彦或曾布或章惇执政，都一样。这时的士大夫已丧失“以天下为己任”（注：《宋史》卷314《范仲淹传》。）的社会责任感，无理想，太实际。虽仍有新党、旧党之名，无非旗号而已，其界限已模糊。作为执政阶层的士大夫竟堕落到如此地步，实乃北宋王朝的不祥之兆。
金宝祥先生是我1961-1964年在西北师大历史系读研究生时的导师，先生当初指引我走上习史之途。师恩难忘，谨以此文庆贺我师九十华诞。
［收稿日期］2003-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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