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与东亚的现代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儒家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宏扬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流儒家文化，已经成为一股“热”。人们当然不是为文化而文化，而是为了国家的现代化。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借助儒家文化，在国内外一部分学者中颇有赞成者，而且这些赞成者还举出亚洲（东亚）某些国家和地区作为成功的例证。所谓“亚洲价值”便是这些国家成功地运用儒家思想于现代化的产物。
另一方面也有学者对儒家文化能够解决现代化的问题持怀疑态度。
本文作者不支持后一种看法。但也不认为，儒家文化能够解决现代化的一切问题。究竟儒家文化在那些方面能够为现代化所利用，这要做具体分析，包括分析已经在现代化进程中获得了较大成绩的东亚国家和地区。因此，本文把观察的视野从中国转向东亚国家的亚洲价值、儒家文化与现代化。
东亚经济的崛起：源头在哪里？
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亚洲崛起的时代正在到来。统计数字表明，东亚在世界生产中所占的比重已由30年前的4%增至目前的25%， 到下世纪，估计将达1/3。国际贸易中，欧盟占40%，亚太占41%， 其中北美占19%，东北亚15%，东盟5%，大洋洲2%。东亚已与北美相当。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中，1993年发展中国家占40%，而东亚是头号投资目标。（参看裘元伦《欧洲的新亚洲政策》，《光明日报》1995年3月19 日）东亚民族的主体性通过这些枯燥的数字，跃然纸上！亚洲有的企业正在呼唤一个亚洲共同市场。韩国企业家崔钟贤说：“在欧洲，有一个共同市场，到了2000年，亚洲也将结束一个国家一个市场的局面。”（引自《光明日报》1994年12月19日的报导）
如果说，东亚国家的经济发展显示的是东亚民族的主体性，那么它的“源头”在哪里？
有人认为，源头来自儒学。例如澳大利亚人雷吉·利特尔和沃伦·里德合写的《儒学的复兴》宣称：“儒学的复兴，可能成为21世纪世界文化中心”，“并且将带领世界进入21世纪”。他们认为，东北亚经济的崛起完全归功于儒学：“儒学造成东北亚经济蓬勃发展”；“东北亚的经济动力主要来自日本。但是日本的文化、社会、经济却无可怀疑地建基在中国的基石上，这才是造成西方在经济方面无法与这些国家竞争的主要原因。”（转引自曾仕强：《儒学的复兴是21世纪的管理主流》，台湾《经济日报》1994年3月31日）
上述两位汉学家的观点是可以商榷的。第一，所说的儒学是指它的整体还是某一部分？有的学者已经指出，就儒学与现代化的关系来说，可以把儒学相对地区分为三个层次：（一）心性之学；（二）封建政治制度学说；（三）伦理道德学说。其中，能够对现代化起积极作用的主要是第三部分。不做这种区分， 便笼统地宣布儒家“将带领世界进入21世纪”，是不妥的。
第二，即使把儒学限定为它的伦理道德部分，它究竟在哪一方面对经济发展，对现代化起促进作用呢？
经济是一个系统，所以经济发展受着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其中，对经济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即经济起飞的动力因素。在这方面，儒家思想（这里限定为儒家的伦理道德学说）究竟起什么作用？我在这里引用东亚四小龙之一的新加坡学者——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主任陈荣照先生的观点，作为前述两位澳大利亚汉学家的对立面。后者认为儒家思想是东亚国家与地区经济的动力，前者却认为：“新加坡的成功，儒家思想只是一个因素，并不象有些人认为的那样似乎是唯一因素。”“新加坡经济的发展自然受到儒家的影响。但对于经济起飞，儒家似乎并不构成动力因素”。“四小龙的起飞在动力上是西方的，在精神上是儒家的。”（见《光明日报》记者对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主任陈荣照的访问，《光明日报》1994年10月7日）
对儒家文化能否构成经济驱动力问题，澳大利亚学者肯定，而新加坡学者否定。新加坡属四小龙之一，当事人都不承认，可见澳大利亚学者的观点值得商榷。我以为，从理论分析看，新加坡学者的观点是正确的。
儒家思想能充当现代市场经济的动力因素吗？
陈荣照说，“四小龙的起飞在动力上是西方的”——指的是市场经济起飞的动力。众所周知，市场经济首先出现在西方国家，东亚国家与地区在起飞前长期处于传统社会阶段，它们只是在二次大战后才开始向现代化社会过渡，而市场经济是这一过渡的必经环节。陈荣照说，“起飞在动力上是西方的”，他的意思是说，儒家思想不适于充当市场经济的驱动力。
东方传统社会的经济基础是自然经济。在自然经济条件下，每一个生产者（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耸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是封建主义的政治统治。封建主义压制商品经济的发展，因为商品交换一旦发展起来，农民小生产者就要向两极分化，直接动摇封建主义的统治。何况与广泛经济商品化俱来的，必然是对一切人的平等与自由的呼唤和对等级特权的否定。因此，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正统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必然在伦理道德上反映封建统治者这种“重农抑商”（重本轻末）的要求，从而注定自身不可能成为市场经济（即发达商品经济）的驱动力。
对市场经济来说，经济起飞的动力因素是人们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利益驱动是市场经济之所以比非市场经济（自然经济和产品经济）提供更大效益的根本原因。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主体是多元的。每一个市场参与者的个人需求、个人欲望和个人利益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动力。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迫使生产者不停顿地追逐最大限度的利润，市场的繁荣就建立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不断地实现自己日新月异的物质欲求之上。然而，儒家文化在本质上是与此相抵触的。
不能说，儒家完全不讲经济利益。但他们所讲的经济利益是完全从属于儒家的“王道”的，是“仁政”的一个组成部分。孟子对梁惠王谈论仁政时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所以“王道之始”就是使老百姓“养生丧死无憾”。儒家只是在实行王道的前提条件这个意义上，才关注一点老百姓的利益（恒产）。但这决不是放纵个人的欲望，更不允许重利轻义。恰恰相反，儒家传统是贬低人的欲望而高杨“天理”（封建道德）。所谓儒家的“天人合一”的理想，无非是让天理（神圣化了的封建道德）来压抑人欲。这一点，到了宋明理学就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朱熹认为人性就是天理，因为每个人的人性中皆有太极（至高无上之“理”其中首要的是仁义礼智）。太极即道心，只是因为人欲所蔽，太极或道心才不能全然显示。只有圣人才能做到太极完全显示，成为“人性本明”之人。而要做圣人，就得“存天理、灭人欲”。与朱熹理学不同的王阳明心学也同样鼓吹存天理，去人欲。只不过他讲的天理不在人心之上，乃人心本然之理，是合心与理为一。王阳明之理仅指人伦道德之理而已。王阳明认为，七情不可有所“着”，否则谓之“欲”，为“良知之蔽”。总之，儒家思想给我们提供的是一个灭绝人欲的人，一个无情感、无意向、抽象空洞、干枯的人。这样的人自然不可能成为现代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动力因素。
“在精神上是儒家的”——关于现代化与亚洲价值的讨论
陈荣照先生在否定儒家构成四小龙起飞的动力的同时，指出四小龙“在精神上是儒家的”。所谓“在精神上”，大概指的是价值观和文化观念，例如新加坡人提倡最力的“亚洲价值”。
近年来，在亚太地区展开过一场关于亚洲价值与西方价值观的争论。争论的实质是：东亚国家和地区在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需要有亚洲人自己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本质上是儒学价值观。实践证明，这种价值观能够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起积极推动作用。
李慎之先生撰文介绍亚洲价值时说：提出亚洲价值的人，其主观意图是想表明：“一、我们亚洲人有自己的价值观或价值标准；二、亚洲人的价值标准要比近几百年来主导世界，也主导了亚洲的西方标准为优越；三、今后人类的价值观应当以亚洲人的标准为标准。”（李慎之：《亚洲价值与全球价值》，《东方》杂志1995年第4期）
所谓亚洲价值，其具体内容很不确定。原因是亚洲的种族多、宗教、历史、文化、政治、经济情况复杂，难以形成一种统一的价值。此外，谈论亚洲价值的人，其动机和出发点也极不统一。不过，如果我们只从实现现代化建设的角度来看“亚洲价值”，那么它实质上指的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处理社会与个人的关系上的价值取向。价值观是现代化的要素之一。帕森斯认为，西方现代化的三个要素是：个体主义价值观、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这种价值观起初对西方社会起过进步作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兴起时，它把旧时代一切人身依阶关系扫除干净，使个人从群体的附属物变为有独立人格，追求自己利益的个人。当时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认为，在市场经济正常运转的条件下，从个体利益出发，反而能使社会利益与之相协调（所谓主观为自己，客观为社会）。但是到了现代，这种个体优先价值观被推向极端，变为只顾自己，不顾社会的极端个人主义了，这必然导致瓦解社会和反社会。现在甚至西方文明内部也出现反省的思潮：西方国家的政界要人和学者名流纷纷对现代西方价值观产生怀疑，或者号召人们向东方人的价值观学习。东亚国家的领导人正是针对西方的这种社会病而提出“亚洲价值”作为西方价值观的代替物。
如果说，西方价值观是个人优先于社会，那么亚洲价值观是社会优先于个人。亚洲价值观体现在新加坡提出的五大原则中的第一项：“社会、国家比个人更重要”。亚洲价值最雄辩的发言人李光耀也把亚洲价值概括为：“社会第一、个人第二”（1994年9月16 日《今日美国报》）。
在今天，高扬亚洲价值有多种意义。
第一，从突破西方文明的意义上说，它体现了东亚民族主体性的发扬，东亚的勃兴，不是仅仅表现在该地区经济的繁荣上，它首先是文化观念上的复兴。在文化观念上，欧洲中心论者自近代以来就认为，东方文明早已经退出世界历史舞台了。典型的代表是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据他说，世界精神的发展路线大体上是同太阳行程相一致：升起于东方，沉浸于西方。亚洲是世界历史的绝对起点，欧洲日耳曼民族是世界历史发展的绝对终点。亚洲作为最初的“世界历史民族”，就象花朵一样，只能开一次。它已经开过了，凋谢了。
历史没有理睬黑格尔的预言。在20世纪下半叶，东亚民族的花朵又再次盛开。这不只表现在“如日中天”的东亚经济繁荣，更表现在亚洲价值的提出是对近现代西方文明的挑战。在许多人看来，近现代的文明似乎只能是西方文明。因此亚洲价值一出笼，就受到西方新闻界的攻击。1994年底，美国的“自由论坛”和香港外国记者俱乐部在香港举行“亚洲新闻论坛”，讨论“亚洲价值”与媒体在社会的角色。会上，西方新闻界代表攻击亚洲价值是政府压制民主、控制舆论的口号。而亚洲新闻界的代表则强调新闻自由并非放任无度，不要承担社会责任。争论的热点是能否把个体至上的价值观灌输到新闻自由的内涵之中。这样的争论当然是不会有结果的。但争论本身的意义恰恰就在于：它突破了西方文明是现代文明的唯一载体的观念。
第二，从寻找现代化途径的意义上说，亚洲价值意味着现代化并不等同于西方现代化。人们可以扬弃西方式现代化，为东亚国家现代化开创一个新局面。这样做是十分必要的。亚洲价值还是西方价值观的争论，涉及到人类社会如何继续在现代化道路上前进的问题。在历史上，现代化首先在西方发达国家实现。在20世纪下半叶，东亚国家和地区跟着走上现代化之路。人们发现，西方的现代化并不那么令人向往。因为那里出现的是物质财富积累甚多，而人的精神却受到窒息。问题出在西方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观。亚洲价值的提出，意味着人类社会现代化要求运用东方文化传统（其核心是“社会高于个人”）消除几百年来西方个人主义价值观为核心的工业文明的弊病，为其它民族的现代化开辟一条新途径。亚洲价值之所以能够另辟蹊径，因为儒家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强调群体意识，它使人注重人际关系，注重伦理道德，注重人际和谐，注重合作。这样的价值观有利于社会秩序的保持，有利于整个社会的长治久安、社会稳定。众所周知，亚洲国家的现代化是“赶超型”的。为了赶超比自己强大而且早已进入现代化行列的西方发达国家，为了在国际市场上能与这些发达国家抗衡，东亚国家必须选择这种注重群体意识的亚洲价值观。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价值观是不利于赶路的。
第三，从企业内部管理的视角看，以亚洲价值为基础可以建立起一套不同于西方价值观的企业管理体制。人们都很熟悉日本企业内部所推行的那种大大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企业管理，如日本的质量管理、终身雇佣制、发红奖励、支配雇主与雇员之间关系的强烈的家族观念等。这一整套企业管理体制，深深打上了亚洲价值观的群体意识印记。比如说，个体主义价值观根深蒂固的美国员工，会把东方的终身雇佣制鄙视为“终身奴隶制”。又如，西方企业中雇主与雇员之间纯粹是通过契约结成的商品（劳动力）买卖关系，一旦市场不景气，雇主就会象扔掉旧衬衣那样大批解雇员工。但许多日本企业却尽可能不这样做，从而换取了雇员对企业的忠诚，而这种忠诚就会在全体雇员中间产生一种有利于企业生存、发展的向心力，凝聚力。这样的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显然会比每个雇员都受个人主义价值观支配，与企业离心离德，一有机会就跳槽的企业更占优势。
综上所述，本质上是儒家文化的亚洲价值对东亚国家、地区的现代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正如在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由于文化背景的细微差异，就出现了不同的资本主义模式（一位法国经济学家阿尔具在其新著《资本主义对资本主义》中把它们概括为较少注意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的美国式的资本主义模式即“社会市场经济体制”），东西方在文化背景上的巨大差异自然不可能不在现代化和市场经济体制上反映出来。因此亚洲价值观指引下的东亚国家、地区的现代化途径是一个值得人们关注的课题。
超越东西方的传统价值观——走自己的路
社会主义中国同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一样，拒绝西方传统的个人主义价值观，拒绝文化观念上的全盘西化。但是对所谓亚洲价值（即传统的儒家价值观）我们也要持批判态度。
宏扬传统文化是一件复杂细微的工作。简单地把儒学区分为三个组成部分（心性之学、封建主义政治制度学说、伦理道德学说），只撷取其中的第三部分直接用之于现代化的做法，未必真能达到撷取者的初衷。因为这三部分本是一个有机整体，它们之间的内在关系是这样的：封建统治者的利益通过“心性之学”把体现、维护封建主义的伦理道德升华为形而上学的本体——“天理”。在“存天理”、“去人欲”的名义下，普通人的欲望、需要和利益这一切构成现代化的动力因素则被压抑，被禁锢。因此儒家的伦理道德首先要从自身清洗掉它所体现的封建主义关系的属性。在这之后，对它们仍然要以批判态度来审查。以儒家的群体意识为例，即使我们剔除掉在儒家典籍中“群体”所代表的宗法家族和封建等级、朝廷的内涵，儒家文化所宣扬的群体意识在许多场合往往还是集积极面和消极面于一身。从它与个体主义产生的社会瓦解力相比较这一维度看，它的积极面在于为社会提供向心力、凝聚力。从它忽视、束缚乃至压抑个体的个性这一维度看，它又是一种忽视人的个性的整体主义，使社会活力受到销蚀。
由此看来，作为儒家价值观的整体主义未必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所需的价值观的最佳选择。在以高扬团队精神、家族主义为特征的日本的企业管理制度下，整体主义那种严重忽视人的个性的弊病和阴暗面不时透露出来。例如日本的公司、企业长期存在所谓“过劳死现实”就是一例。据报导，近来日本一家广告公司的雇员大岛一郎因过分劳累而自杀。其父母向法庭起诉，法庭判决该广告公司赔偿死者父母220万美元。 这一判决第一次将雇员劳累致死的责任归咎于公司企业，从而震动日本社会。据日本警方以近年为例作出的统计，一年中因工作压力造成的自杀或患精神病后自杀的超过2万人。 由于积劳成疾的死亡不一定是在短期内发生，因此尚有大量案例未被统计在内。
可能是意识到整体主义的不足，新加坡领导人历来鼓吹社会优先于个人的亚洲价值，近来他们也开始重视个人的存在和发展。例如新加坡吴作栋总理在展望新加坡未来时，十分强调“我们的个人发展情况如何”，强调新加坡“首先要重视个人的发展”（见《亚洲新闻》1996 年5月3 日的文章：《展望未来——新加坡总理勾勒出走向全面发展道路的未来方向》）。这应当对我们有启迪意义。
儒家文化，特别是这种文化的核心——群体意识对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还是有可借鉴的因素，能够起某种积极作用。但传统终究是旧时代的东西，对今人来说，古代的优秀传统始终是现实的传统（为现实所需的传统。这里的“现实”应指体现社会发展必然性的现实，而不是急功近利，只求眼前实惠的那种“现实”），准确地说，人们需要的只是为指向未来理想的现实所需要（所“解读”）的传统。因此，现实的人生注定不能无条件地照搬传统的价值观，而只能汲取蕴含于其中的那些有益的成份。为此，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我们，就要在价值观上既超越西方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又超越儒家的整体主义。我们所倡导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价值观应当是综合整体（社会）与个人。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思想不是用社会（整体）排斥个人，更不是用个人反对社会（整体），而是综合个体与整体的利益。只是在必要时才要求个人牺牲自己以保障整体的存在和发展。马克思以辩证的思维方式解决个体与整体的关系，这就是他关于未来理想社会的基本原则：“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整体）自由发展的条件”——这里就已经表达出整体（社会）与个体的和谐统一。这就是说，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所需的价值观上，我们的选择应当是超越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具体说，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合理部分的有机结合，作为构建我们价值观的前提和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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