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中国战备与对美苏关系的研究和调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备论文,中国论文,关系论文,美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历史是不会重演的，但历史需要重温，“温故知新”。本文将以发生在1969年里最引人注目的战略工作和研究与调整外交格局为对象，试图说明中国领导人加强战备和调整外交战略的历程。
一、对战争的防御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政府迅速宣布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50年代和60年代，美国发动了将战争矛头指向中国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并派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支持和保护台湾的蒋介石集团“反攻大陆”。美国从3个方向上对中国进行战争威胁。
60年代初以后，中苏两党及两国关系持续恶化。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共新领导集团继续坚持赫鲁晓夫的对华方针，中苏关系未能得到改善。苏联不断在中苏边境大举增兵和派机械化部队进驻蒙古，中苏和中蒙边境武装冲突的次数大量增加，性质也越来越严重，中苏国家关系日趋紧张。
从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毛泽东就未来敌人的军事战略思想、敌人有可能进攻的方向以及中国战略后方建设、国防科技和人民战争等问题进行了全面思考，作出了大量富有战略远见的决策。对于苏联的军事威胁，他特别指出：我们不能只注意东边，不注意北边；只注意帝国主义，不注意修正主义，要有两面作战的准备。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主持军委工作的林彪要求全国设防重点转到北面，全军要调2／3的工程建筑团到北部设防。在此之前，林彪还针对可能从陆地和沿海对中国的军事侵略，提出了“北顶南放”、“岛重于岸”的重要防御思想；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法西斯德国对苏联成功发动突然打击、致使苏联遭受巨大损失的历史教训，他提出了要研究、重视“突然袭击”在未来战争中的破坏作用，并对预防“突然袭击”作出了具体的布置（注：据笔者采访有关人士记录。）。参加军委工作的贺龙、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同志也分别就国防工业、战略问题、东北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作战的指导原则、民兵工作、尖端武器研制、全军大比武等有关军队建设的重大问题展开了研究，提出了重要意见。
1968年8月20日，苏联出动17个师，加上波兰、民主德国、 保加利亚、匈牙利等其他东欧国家的6个师， 以捷克斯洛伐克“最近几天的发展已具有了最危险的性质。右翼分子依仗帝国主义反动派公开和秘密的支持，正在准备反革命政变”（注：《百年潮》，1998年第1期。 ）为借口，对该国进行突然袭击，苏空军在捷首都布拉格和其他5 个城市实施大规模空降，捷克斯洛伐克被全部占领。这之后，勃列日涅夫等人提出“有限主权论”、“国际专政论”、“社会主义大家庭论”，为其入侵行动寻找理论根据。中国严厉谴责了苏联的侵略行为，周恩来指出苏联此举同美帝国主义侵略越南一模一样，它标志着苏联新领导已堕落为“社会帝国主义者”。
战争是解决对抗性矛盾的最高形态，美国发动的侵越战争和苏联公然侵略社会主义国家，当然都是追求战略目标的行动。毛泽东说：看来整个世界还是要乱，问题是怎么个乱法。打世界大战，这是一种乱法；不打世界大战，打局部战争，如苏联侵犯捷克斯洛伐克。我们是不希望打的，但他们要打，怎么办？只好打了。毛泽东又说：美国在欧洲有20万兵力，在越南50万兵力，在朝鲜1万兵力， 它的两只手都伸出来了，一个在亚洲，一个在欧洲；苏联赫鲁晓夫时期经常吹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这几年他们不谈这个问题了，这样看他们正在准备扩大战争，不论美国、苏联还是其他国家。从这些情况看，似乎是要打仗了。毛泽东还说：世界上是战争呢？还是革命？是发生战争后引起革命，还是革命能制止战争？总之，现在既不打仗，又不革命，这种状态不会维持很久了。
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泽东就对党内、国内和国际共运问题作过严峻的分析，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为国内“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一次认真的演习”。现在世界也已经“既不打仗，又不革命，这种状态不会维持很久了”，在“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时，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当然不会畏惧和退缩。
1969年2月，苏联远东边防军进入一级战备状态， 苏军的行动立即引起了中方的警惕。3月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入侵黑龙江省虎林县珍宝岛的苏联边防军进行自卫还击，双方发生了激烈的战斗，中国边防军驱逐了入侵的苏军。
珍宝岛自卫反击战拉开了1969年战备工作的帷幕。
为了说明战备工作的规模、深度和特点，本文将其划分为3 个阶段。
第一阶段，3～7月，确立以防苏为主的战略防御重点。3月15 日凌晨，苏联边防军以相当规模兵力入侵珍宝岛。 中国边防部队与之激战9个小时，顶住了苏军的6次炮火袭击和3次进攻。当天，毛泽东、林彪等听取了有关汇报。毛泽东说：打进7 公里（指苏方对我的炮火射击纵深）有什么要紧，最好是打进70公里、700公里、7000公里。 毛泽东还说：我们的领导机关被打掉了，下面要照常打。东北、华北、西北要准备一下。准备好了，他不来也不要紧。大敌当前，动员、准备一下有利。我们是后发制人。原子弹基地要有准备，防止他用飞机轰炸。
4月1～28日，中共九大及九届一中全会召开。毛泽东在会议期间发表了一系列谈话，他指出：这个政治报告（指九大政治报告）要增加几段，一个是民主党派，一个是统一战线。他说：无论哪一年，我们要准备打仗。人家就问了：他不来怎么办呢？不管他来不来，我们应该准备。他指出：主要是要有精神上的准备。精神上的准备，就是要有准备打仗的精神。不仅是我们中央委员会，要使全体人民中间的大多数有这个精神准备。毛泽东说：人家打来，我们不打出去。我们是不打出去的。我说不要受挑拨，你请我去我也不去。但是你打来呢，那我就要对付了。看你是小打还是大打，小打就在边界上打。大打，我主张让出点地方来。中国这个地方不小，他不得点好处，我看他也不会进来，要使全世界看到我们打仗是有理的，有利的。他进来了，我看比较有利，不仅有理，而且有利，好打，使他陷在人民包围中间。
“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中苏之间的军事冲突，当然是中苏之间政治矛盾尖锐化的产物。“中苏发生交战了”标志着中苏同盟已经完全瓦解，两国关系中“不过打笔墨仗而已，一个人也死不了”的状态也已彻底结束。
几十年领导武装斗争的经历，使得毛泽东首先要从战略的高度上考虑问题，在加强战备制止战争以及一旦战争爆发、如何赢得胜利这些涉及国家安危的根本问题上，他既强调要加强对战争的物质、精神准备，制约乃至最终制止战争爆发，又号召一旦反侵略战争打响，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要在捍卫民族利益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形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对来自不同方向的侵略者打一场人民战争、彻底消灭强大的敌人。毛泽东的一系列谈话体现了他指导中国革命战胜国内外强大敌人的一贯思想，蕴涵着丰富的军事辩证法，在物质与精神、进攻与防御、胜利与失败、正义与非正义等等对立统一的范畴中，毛泽东辩证地指出在这些范畴中的各种因素、各个方面、各个部分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转化的必然性。
苏联在苏中边境部署的兵力约有1百万人，2万辆坦克，3000架飞机，30多处导弹基地。如此大规模的军事部署，目标当然不是争夺珍宝岛，决定性的战斗不会在这里发生。为了解决政治问题、国家关系问题时陷对方于被动地位，中苏“双方都在抢时间”。九大以后，军委办事组召开了各大军区、军兵种及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学习毛泽东和军委领导人关于设防和防空降问题的指示，讨论准备打仗等工作。6月20日至7月4日，军委办事组为系统研究、 制订对付苏联入侵的作战方案，召开了“三北”地区作战会议。参加会议的沈阳、北京、兰州、新疆军区主管作战的领导干部和各军兵种、各总部的负责人深入研究了做好“三北”地区反侵略作战的思想准备、作战设想、战场建设、部署调整和边防斗争等问题。会议经过广泛讨论，形成了《“三北”地区作战会议纪要》。《纪要》体现了毛泽东对苏联设防和作战的一系列指示精神，经毛泽东批准后，成为在相当长时期内中国北部战备工作的指导文件，它标志着中国军事战略防御的重点转移到了对苏联的防范上。
抵抗和打击入侵之敌，当然要以稳定国内形势为前提。在全国战备重点方向的“三北”区域内，山西地处前线，战略位置极为重要。但是，由于“在太原市、晋中、晋南的部分地区，混在各派群众组织中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和坏头头”，“抗拒执行中央历次发布的通令、命令、通知和布告”，使山西局势动荡不止。为此，中共中央决定解决山西问题。7月23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布告》， 决定山西各派群众组织立即无条件停止武斗，恢复铁路、公路交通运输，逮捕法办坏头头和反革命分子，依法惩处现行犯罪分子。中共中央的坚决态度和《布告》提出的严厉措施，为结束山西的混乱局面、使之迅速转入战备状态创造了有力的条件。
第一阶段战备工作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从1964年中苏举行边界谈判以来，苏方不但不同意中方提出的谈判基础，而且始终坚持要求中国把沙俄时代和苏维埃时代超越历史上不平等条约而侵占和企图侵占的中国领土也划给苏联。苏方对我是有领土野心并且已经提出领土要求的，边境战斗极有可能演变为侵略战争，而中苏之间一旦发生侵略和反侵略战争，其结局注定是一场大战。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才指出要在全国范围内开始进行准备打仗的动员教育。其次，虽然美帝国主义发动的越南战争矛头是指向中国的，但在苏军积极准备打击中国的态势下，美国没有采取配合行动，中国南方地域辽阔，有着较大的军事回旋余地，因此，在毫不放松对美军发动战争警惕的基础上，中国军队开始调整战略防御重点，在全军树立“当前对我们威胁最大的是苏修，要把苏修放在第一位，把重点转到对付苏修方面来”的思想。将中国战略防御的重点确立于防苏，是中国领导人依据时局的变化，对以往“两面作战”的战略防御思想作出的重大调整，它为1969年的战备和以后相当长时间内中国军队的防御部署确立了基调。
第二阶段，8～10月， 将防备侵略战争的重点放在预防“突然袭击”方面。进入8月后，中苏边界继续出现流血冲突。13日， 苏联边防部队出动坦克和武装直升机在中国新疆铁列克提地区，对执行正常巡逻任务的解放军分队，实行突然袭击，造成中国军队人员伤亡。此后，苏军对中国的军事威胁呈现出更加尖锐、复杂的态势，其突出表现是企图对中国的核设施实施打击和对中国进行核攻击。苏联国防部副部长公开宣称苏“战略火箭部队”“随时准备立即行动”，“出其不意地进行打击”，“使敌人措手不及”。同时，经常透露苏联重大决策的“自由撰稿人”维克托·路易斯在英国发表文章说：过去一年的事态发展，证明了苏联恪守这样一个原则，即社会主义国家为了自身的利益或者那些受到威胁的国家的利益，有权干涉彼此的事务。文章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一直在讨论一场苏中战争的可能性；如果战争发生，世界只会在战争爆发之后才会知道。文章甚至说，苏联可能对新疆罗布泊的中国核试验基地进行空袭。
苏联自从1960年建立战略火箭部队以后，逐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火箭核战略，赫鲁晓夫多次说过，谁都别想把小小的战争保持局部化，它一旦爆发便会很快扩大为一次世界大战；任何战争，即使是由常规战争、非核战争开始，也会变成毁灭性的火箭核战争。1962年苏军总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元帅等人编著的《军事战略》一书中提出：由于火箭核武器的大量使用，未来战争具有空前的毁灭性、爆发的突然性及空间规模巨大、持续时间短暂等特点，战争初期决定整个战争的发展和结局，因而火箭核突击将成为基本的作战方法，战略防御或防御战略应当坚决摒弃。
苏军的核战略和核打击力量的发展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惕，他曾经指示总参谋部研究《军事战略》的重要思想以便中国军队防范。尽管中国军事机关在分析了各种情况以后认为苏方“不太可能”对我打核战争，但毛泽东仍然从最坏的情况出发，发出“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是要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全世界人民就应以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从现在起就要有所准备”（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66页。）的号召。
“到了9月，苏联军队的规模、兵力和组成已经达到这样的程度， 提醒人们：苏联有可能向中国发动进攻，特别是攻击中国的核生产装置”（注：霍尔德里奇：《1945年以来美中外交关系正常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42页。）。9月11日， 周恩来在北京机场会见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周恩来说：你们说，你们要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来摧毁我们的核基地，如果你们这样做，我们就宣布，这是战争，这是侵略，我们就要坚决抵抗，抵抗到底。（注：《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4期。）
苏军打击中国是经过长期准备的。首先，削弱中国使其成为苏联的附庸，符合苏联的现实利益和长远利益，中国在50年代末拒绝苏联有损中国主权的建议后，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演变剧烈，苏联开始把中国视为争夺世界霸权的障碍，颠覆中国逐步成为其战略目标，制造边界纠纷和军事冲突当然是为之服务的；第二，苏军大批作战部队布置在对我进行战略行动的方向上，部队的装备和兵力具备迅速行动来达成突然性军事打击的能力；第三，虽然中苏总理进行了会晤，但柯西金在谈话中并没有回答周恩来提出的苏方扬言摧毁我们核基地的问题，更未保证不向我发动核战争，在柯西金返回莫斯科时，苏联主要的政治人物均未出面迎接，如此反常的礼宾安排，表明柯西金访华时所作的若干缓和承诺不代表苏联决策者的意见；第四，苏方为鼓吹中国威胁进行了大量的舆论准备，苏方还为此提出了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建议，将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缅甸、新加坡和柬埔寨列为成员国，为形成对中国的包围圈作出安排。
中方在准备对苏作战的同时，也与美帝相互为敌，虽然美军没有配合苏军的行动，但我们不能希冀美国因“不愿苏修在中、苏战争中取胜，建立资源、人力超过美国的大帝国”而反对苏军对中国发动打击，以此避免战争爆发。因为美国默许甚至支持苏军对中国发动打击，以此分散和消耗苏军有生力量，增强美国的实力的可能性也是同时存在的。毛泽东指出：“这个美国，按照过去两次世界大战的规律，它都是要别的国家先打，打个两年后它才动手，它才参战。”
中国面临的形势极为危险。由于极左思潮的冲击，中国外交工作在一段时期内偏离了正确的轨道。中国同建交或半建交的40多个国家中的近30个国家都先后发生了外交纠纷。在国际舞台上，毛泽东指出：“我们现在孤立了，没有人理我们了。”从国内情况看，在政治上，“文化大革命”严重混淆了敌我界限，包括刘少奇在内的一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受到诬陷和迫害，党的各级组织普遍受到冲击并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各地群众组织林立，对立严重，武斗不断，社会秩序极不稳定；在经济上，国民经济遭到巨大破坏，工农业生产连续两年出现负增长；在军事上，大批部队指战员被派到地方“支左”，军事工作受到严重影响。
面对苏军的战争叫嚣，中共中央继《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布告》之后，又于8月28日发布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命令》， 这是中央为继续扭转“三北”地区及全国的混乱局面、使其迅速转入战备状态而采取的重要措施。同一天，毛泽东批准成立人民防空全国领导小组，周恩来任组长。9月20日，军委办事组召开全军战备工作会议。各军区、 军兵种司令员、政治委员参加会议，会议研究了苏联的战争动向和对付苏军突然袭击的措施。周恩来在会议上讲话说：现在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是国际形势紧张，我们要准备打仗，准备打仗，这是一个新的战略部署。他还说：要真正做到有备无患，从这点上说，边疆、三线、公海均更重要，均更急迫。周恩来明确指出：特别要防止敌人突然袭击。（注：《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4期。）
就在我方加紧战备工作的同时，对苏军种种迹象和有关情报的分析显示，苏军正在策划一项针对我重要城市和目标进行“阉割式打击”的计划。9月26日，柯西金就周恩来18日的致函（注：1969年9月18日，周恩来致函柯西金，确认在两国总理会谈时提出的关于解决中苏边境冲突问题的四项原则，并表示这四项原则并不影响双方各自对边界问题的立场和争议地区的归属。）回信，信中“没有提到中苏边界存在争议地区和双方武装部队在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的问题”，（注：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275页。）只“表示苏联方面已指示边防部门保持同中国边防部门的正常关系，维持边界现状，避免使用武力，保证边境居民的生产活动，出现问题由双方协商解决”。柯西金在信中说：我方已任命以库兹涅佐夫为首的谈判代表团，建议自10月10日起在北京开始中苏边界问题谈判。柯西金显然是在有意回避中苏双方当时最为重要的侵略和反侵略问题，苏方的态度从双方总理在机场会谈时所达成的谅解上倒退了。
“突然袭击”是现代战争的一个突出特点，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很多局部战争，包括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都是在政治、外交等一系列假象伪装下，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在极短的时间内实现的。“不宣而战”是现代战争的另一个特点，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之所以能成功轰炸珍珠港、重创美国太平洋舰队，对美“不宣而战”和利用节日美军缺乏警惕是两个重要的条件。中国即将庆祝建国20周年，苏联总理的信件内容使得本就怀疑苏方进行外交谈判真实目的的中国领导人更加警惕。同时，根据苏军的战争准备和动向，它还引起我方进一步怀疑苏联是把谈判作为向我“不宣而战”、“突然袭击”的一种烟幕。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领导人不得不作出两种准备，一方面要坚持原则准备谈判，另一方面则是预防战争的突然爆发。就在柯西金回信的当天，毛泽东指示：“军队不要松动。”（注：《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5期。 ）27日，毛泽东、林彪等接见参加全军战备工作会议的代表。毛泽东说：不留同志们在北京过国庆节了，大家回去抓紧做好战备工作。林彪提出：全军当前的中心任务就是加强战备，准备打仗；“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
根据苏军的战斗特点以及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况，中国军队调整全军的战略部署，中央命令驻防在南方的若干部队调入北方预定的防御地区。9月23日， 中国进行首次地下核试验。29日，中国进行氢弹爆炸试验。中国进行原子武器爆炸试验的行动，显示了中国领导人保卫祖国的坚强决心和中国拥有的物质力量。
在中国军队紧急部署的同时，9月29日， 中方“口头通知”苏联驻华代办，建议将边界谈判改到10月20日开始。
国庆节前夕，林彪视察北京卫戍区和西苑机场的战备工作，他指示黄永胜、吴法宪、温玉成和阎仲川等军队领导人：这个仗看来八成打不起来，但要作八成可能打起来的准备。要特别警惕敌人趁我们过节，来个突然袭击，要采取必要措施。他指着地图说：这是我们的弱点，敌人从外蒙下来，直下兰州、西安，全国震动。（注：据笔者采访有关人士记录。参见张云生：《毛家湾纪实——林彪秘书回忆录》，春秋出版社1988年版，第307页。）
林彪的视察和指示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其一，这一行动是在战争有可能突然爆发的形势下，林彪对卫戍区和空军等重要单位贯彻毛泽东关于国庆节期间抓紧做好战备工作指示情况的检查；其二，林彪的指示既指出了苏军打击可能引发“全国震动”的政治危机，又明确了我方战备的弱点和防止“突然袭击”的战略方向，是对防备“突然袭击”、保卫祖国安全的具体军事部署。军委办事组随即发出关于在国庆节期间各级首长均应进入自己的指挥位置，前沿部队和驻大城市部队的车辆和石家庄、张家口方向的部队适当向附近农村疏散，并在6 时完成的紧急指示。解放军驻“三北”地区的机关、部队在接到命令后全部进入了一级战备状态。
国庆节后，中国军队仍然以防备苏军依靠绝对优势兵力迅速夺取首都、进行政治改组为首要任务。张家口是北京的门户，如果张家口失守，北京将因失去屏障而面临危险。林彪报经毛泽东同意，9 日乘飞机视察北京军区重点区域。林彪在视察中向北京军区领导强调要控制咽喉、制高点，要充分利用现有装备延缓敌人进攻的时间。他还在张家口接见驻军领导干部，强调指出：在当前，搞好战备就是最大的政治。（注：据笔者采访有关人士记录。参见张云生：《毛家湾纪实——林彪秘书回忆录》，春秋出版社1988年版，第314页。 ）林彪视察北京军区重点区域的行动，坚定了前线指战员抵抗苏军在西北、东北两个战略方向上的“大打”、防备“突然袭击”和保卫国家的信心。
10月20日，中苏两国边界谈判将在北京恢复。根据苏军的战略动向，毛泽东作出了“国际形势有可能突然恶化”的判断。为了避免遭受损失，中国军队进一步提高了战备水平。首先，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战备疏散的决定，要求一些老同志在20日或稍后从北京疏散到外地，毛泽东指定陈毅到石家庄，叶剑英到长沙，徐向前到开封，聂荣臻到郑州，“四人去的地方都是战略要地”，“如果战争爆发，协助当地军政首脑指挥作战”（注：熊向晖：《中国共产党若干历史问题写真》，中国言实出版社1998年版，第1071页。）；10月15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前往武汉，17日，林彪离开北京前往苏州；同时，中共中央、国务院、军委办事组、总参谋部等重要机关成立的战时指挥机构进入京郊战备工事。其次，全军进入战备状态。10月15日，总参谋部发布《关于传递警报信号的规定》，明确了全国、全军警报通信网的组织和联络方法，并确定各级警报通信网均于25日零时开通工作。16日，中央军委发出组建全军战略预备队的命令，决定由若干陆军军、空降军和坦克师、地炮师、高炮师组成战略预备队。18日，林彪作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下达全军执行。22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布《关于部队调动使用权限的规定》，为了预防边境地带有可能造成的军事冲突，要求对中苏、中印边境地区，无论大小部队的作战行动，均需报中央军委经毛泽东批准后方可行动。
第二阶段战备工作的特点表现为，在苏军发出打核战争的威胁下，中国军队冷静判断可能出现的战争规模和局面，在继续坚决制止“三北”战略前线混乱形势、准备“大打”的基础上，将防备侵略战争的重点放在预防“突然袭击”方面。经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批准，中国军队新建、扩建了一些步兵、坦克、炮兵部队；调整了战略和战役部署方案；集中人力、财力，新建了一批阵地工程、机场、海军基地、导弹阵地、后方基地；新建和扩建了一批具有重要国防意义的铁路和公路；人民解放军的员额有了大幅度的增加；“三北”地区的防御部署更趋合理。以国庆节和10月20日中苏边界谈判为标志，中国方面连续作出一系列政治和军事决定，避免军事打击可能引发的政治危机和明确防止“突然袭击”的战略方向，显示了中国军队充分的物质准备和严阵以待、捍卫祖国的决心。
第三阶段，11～12月，中国军队面对新威胁，继续严加戒备。11月18日，苏联又在与中国新疆接壤的地区建立了中亚军区，包括此前主要针对中国而建立的苏联16个军区中唯一拥有20个师以上兵力的远东军区，共有两大军区指向中国。由于苏联新建中亚军区，使得苏军对新疆发动肢解性战争的可能性日益突出，苏军对中国新的战略威胁已经形成。
面对苏军越来越大的军事压力，中国领导人针锋相对，11月12日，中央军委发出《高度加强戒备防止苏修突然袭击》指示，指示说：中苏谈判五十余天毫无进展，目前“三北”地区江河封冻，装甲车辆皆可通过，圣诞节又临近，是苏修发动突然袭击最有利时机，为此要求一线部队严加戒备，加强侦察，掌握敌人动向，纵深地区要继续抓紧战备工作的落实。16日，根据中央军委决定，军委办事组组长、总参谋长黄永胜率“三北”地区各大军区主要领导人和“三北”七省区地方负责人赴东北地区检查和学习战备经验。同时，中央军委遵照毛泽东关于“一个县成立一个团，全国都要搞。大县三个营，中县两个营，小县一个营。平时坚持地方，战争起来了就补充野战军”的指示，为加强战备作出关于普遍建立民兵独立营、团的决定。12月11日，军委办事组继续召开全军战备工作会议。29日，针对防御作战的薄弱环节和地点，中共中央决定在内蒙古实行军管，成立北京军区前线指挥所。31日，军委办事组向中央报送《全军战备工作会议纪要》。毛泽东当天批示：照办。
第三阶段战备的形势更为复杂，在苏军建立指向中国的大军区指挥机关和冬季更有利于敌人机械化部队行动的情况下，中国军队不得不在东北和新疆两个战略方向上继续加强战备措施。同时，中国军队还不得不防备敌人利用我较长时间高度戒备之后可能产生的松懈，对我进行突然打击。在全军毫不放松战备工作的基础上，中国政府在战备动员、按战时要求组织指挥机关、在全国抢修防空工事、疏散城市人口等等方面抓紧进行了大量工作，力争将战争爆发造成的损失减少到最小。
战争历来是统治阶级为解决尖锐矛盾、达到政治目的而采用的手段，苏联赤裸裸地侵略社会主义国家，使得中国确信社会帝国主义与帝国主义同是现代战争的策源地。在敌我双方军事力量对比悬殊，“如果战争发生，世界只会在战争爆发之后才会知道”的情况下，1969年的中国战备是被迫进行的。饱受百年外敌入侵苦难的中国人民深知独立与自由的珍贵，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他们牢固地树立了抵抗侵略战争是正义战争、为彻底战胜强大敌人打人民战争的物质和思想基础，“准备好了，他不来也不要紧”，中国人民绝不允许历史悲剧在中国重演。正是因为全民皆兵、中国军队战备充分以及世界政治格局的演变，才最终制止了苏联踏上战争之途的脚步。中国军人没有辜负历史赋予他们的使命，捍卫了祖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领土完整。
二、对美苏关系展开研究和调整
正确的行动来自于对事物进行正确的分析和认识，1969年的战备和对外关系的调整当然也不会例外。60年代，美、苏在世界各地激烈争夺。美国在扩大侵越战争陷入困境之后，全球战略利益受到影响，美国统治阶层出于自身利益需要开始试探调整对华政策。1966年3月， 美国副总统汉弗莱表示，美国对“共产党中国”的政策是“遏制”的政策，但未必把北京孤立于国际大家庭之外。（注：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9卷（1960～1969），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376页。）在同月举行的中美大使级会谈中，美方代表第一次使用“中国政府”来称呼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1968年1月，中美举行第134次大使级会谈，虽然会谈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但美国总统在会谈前曾称美国愿与中国“和谐相处”。
苏联也在全球战略的范围内考虑苏美、苏中的矛盾变化。1967 年1月，苏联外交部在给苏共政治局的报告中指出：“不用说，我们应该避免不得不在两条战线上作战的局面，即一方面反对中国，另一方面反对美国。”苏方在其后的行动中，威胁中国的活动变本加厉，而与美国的关系却更加关注“将苏美关系维持在一定的水平上”。（注：多勃雷宁：《信赖》，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726页。 ）毛泽东当然也在关注世界局势，他深入研究了美国前副总统尼克松在1967年以后发表的有关中国的一系列言论。他非常重视尼克松在《越战之后的亚洲》一文中提出的观点，即“从长远来看，我们简直经不起永远让中国留在国际大家庭之外，在这个小小的星球上，容不得十亿最有才能的人民生活在愤怒的孤立状态之中。”1968年，美国开始第37届总统竞选，尼克松在竞选演说中说，未来的美国总统“都必须从这样一个假设出发：到头来必须同下一个超级大国共产党中国的领导人谈判”。尼克松还在与记者的谈话中表示“将会访问中国，如果中国肯发给我签证的话。我认为我们今后八年内将看到同中国的对话。在今后八年内，中国问题一定得到解决”。
在苏美争霸的战略形势下，西方的政治家分为几派，其中右派主张对苏强硬，左派主张对苏妥协；右派为了抗苏，就主张改善对华关系，左派为了妥协，就不愿或不敢接近中国。尼克松是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代表，他在竞选中发表的言论，表达了他执政后美国对华政策的动向。毛泽东在1972年会见尼克松时指出：我的问题是哲学问题，就是说，你当选，我是投了一票的。我是喜欢右派的。人家说你们是右派，说你们共和党是右派。说英国的希思首相是右派。说德国的基督教民主党也是右派。我喜欢右派，比较高兴这些右派当政。 （注：《党的文献》， 1996年第3期。）
1969年1月20日，尼克松宣誓就任美国总统，在其就职演说中， 尼克松特别有意识地对中国说到：“我们寻求一个开放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国家无论大小，它们的人民都不能生活在愤怒的孤立状态之中。”毛泽东在研究过尼克松的言论后指出：“从49年起到现在，他们尝到了我们这个愤怒的孤独者给他们的真正滋味”。（注：吴旭君：《缅怀毛泽东》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44页。 ）他批示公开发表尼克松的就职演说。
2月19日，毛泽东对远东苏军战备表示了疑虑， 他说：“国际问题有些怪，美英报纸经常吹苏联要出兵问题。苏联要在远东搞演习，又不声张。”出于担心苏联在“远东搞演习”的战略目的，毛泽东指示说：由陈毅挂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参加，你们这几位老总研究一下国际问题。（注：《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4期。）
3月22日，毛泽东再次对陈毅等人研究国际问题表示关注。
4月19日，毛泽东第三次对陈毅等人研究国际问题表示关注， 希望他们就国际、国防问题提出意见。（注：《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4期。）
尼克松政府执政后，面对美苏核均势并且在美苏争夺中美国没有绝对优势的局面，开始了对美国军事战略进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全面的研究”。尼克松是清醒的资产阶级政治家，他知道怎样制造矛盾、利用矛盾来捍卫美国的战略利益，在军方提出4种军备方案和3项战略方针供其选择的情况下，尼克松政府选择了“一个半战争”的军事战略，将原来针对中苏打常规武器的“两个半战争”（注：王辉青：《二十世纪西方大国战争计划研究》，国防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01页。 ）军事战略调整为“一个半战争”，即准备在欧洲或亚洲打一场大战，同时准备在世界其他地方打一场规模较小的战争。由于苏美争霸、矛盾不能调和的现实，“一个半战争”的对象显然是指向苏联和其他地区的。美国改变“两个半战争”的军事战略，预示着它将调整美国在全球的战略目标。
调整军事战略绝不是美国单纯的国内需要，时刻在“警觉地注意维护中国的安全”的毛泽东敏锐地捕捉到了美国调整军事战略的巨大意义。毛泽东明确地指出“中苏发生交战了，给美国人出了个题目，好作文章了”。他说：“美国的全球战略理论不是已经提出了信号吗，他要打‘两个半战争’，如果他缩减到了一个半战争，你联系起来想想他们会怎么样？”毛泽东在回答“中苏分裂，大大减少了欧亚两个大国对美国的压力及联合向美国进攻的可能性。这就会改变美国现有的战略理论，从而最终会影响其外交政策及对中国的态度。中、美、苏三国看来不可能搞等距离外交？”的问题时指出：“又等，又不等。随机应变。这是需要由双方的利益来决定的，不能脱离现实。”（注：吴旭君：《缅怀毛泽东》下册，第644页。）
毛泽东是深刻理解美苏利益矛盾、冲突的政治家，他对美国统治阶级选择尼克松担任总统和改变“两个半战争”军事战略的行动的分析和认识是：在美中、美苏关系中，美国统治者根据“中苏发生交战”的现实，从美国的利益出发“好作文章了”，将原来针对中、苏打常规武器的“两个半战争”军事战略调整为“一个半战争”，说明美国统治者已经随机应变地改变了原有的认识，从美国的战争打击对象看，美中、美苏关系的确有可能存在“又不等”的战略区别。
然而，单从美苏矛盾出发，即使作出美苏矛盾更为复杂、更为尖锐的分析和结论，也仅仅是毛泽东认识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军事战略进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全面的研究”和采纳“一个半战争”的战略，势必直接涉及、影响中国的安全利益，中国不再被认为是美国的一个主要威胁，“如果他缩减到了一个半战争”，当然会改变中国“一手对付美国，一手对付苏联”的被动局面。
虽然如此，只将毛泽东上述谈话的意义归纳为由于美国调整战略、中国军事即将改变“两面出击”的被动形势，显然还不能概括其谈话的全部内容。要深刻理解毛泽东的思考，我们必须从整个国际形势的历史变化来认识美国军事战略调整的重要意义。美国军事战略调整蕴涵着这样的基础和发展趋势，即在苏美争霸、苏攻美守的战略形势下，因为抗苏，以尼克松为首的美国右翼势力需要强调改善对华关系的重要作用；由于强调改善对华关系的重要作用，尼克松政府需要首先改变美国政府长期坚持的以中国为敌的政策，尤其是必须调整和解决中美之间一直存在着的美国从中国领土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一切武装力量的问题；美国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一切武装力量，势必为中美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创造条件；中美两国关系一旦走向正常化，势必为中国外交反对“两个中国”、维护祖国统一奠定基础。同时，中美两个大国关系走向正常化，又不可避免地要对世界战略格局产生巨大影响，为维护世界和平提供重要保证。
毛泽东谈话的重要意义在于，他从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中，将中美两国可以而且应该解决台湾问题的时机已经来临这一历史性的分析和判断，牢固地置于历史发展的必然基础之上，为中国确立外交战略尤其是调整中美关系的战略思想奠定了基础。
虽然毛泽东预见到世界的格局发生改变的决定性条件（如“中苏发生交战了，给美国人出了个题目”、“如果他缩减到了一个半战争，你联系起来想想他们会怎么样？”等情况已经出现了），但他深深知道国际斗争错综复杂，他不会被苏联的军事威胁所吓倒，更不可能对美国抱有任何幻想，在“需要由双方的利益来决定的，不能脱离现实”的基础上，虽然美国调整军事战略，“现在不存在我们两个国家互相打仗的问题”（注：《党的文献》，1996年第3期。）， 但美国是在“同苏联对话时，也可能需要在中国问题上为自己找个可以依靠的有利地位”的情况下调整对华政策的，它绝不意味着中美的利益完全一致，更不证明中美追求的目标完全相同。相反，美苏争夺世界霸权的战略利益和侵略行径，必然与中国一贯奉行的维护独立和主权、坚定不移地支持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的基本原则相矛盾。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才提出要清醒地认识到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是一致的，中国无论在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方面，对美苏必须保持“又等”的战略警惕；同时，又要充分利用美苏争霸、美国调整军事战略的时机，在世界格局变动还未成熟、中国还处于极端不利的形势下，对中国与美苏的关系进行“随机应变”、“又不等”的战术调整，以为中国争取目前和未来的战略主动。
就在毛泽东思考、分析世界局势的同时，周恩来和中国其他领导人也对国际形势的发展作出了极为深刻的分析，取得了非常重要的认识。周恩来指出：美苏两国领导集团敌视中国是差不多的，但这并不等于说他们在敌视中国的行动上会一致起来。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认为反华大战不致轻易发生，四位元帅从矛盾的高度提出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苏美“双方针锋相对，彼此都要争夺对方的东西。真正的、现实的利害矛盾还是在它们之间。它们的斗争是经常的、尖锐的”。我们“对美、苏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也包括用谈判方式进行斗争。原则上坚定，策略上灵活”。陈毅还向周恩来提出了“从战略上利用美、苏矛盾，有必要打开中美关系，这就必须采取相应的策略。我有一些‘不合常规’”的设想。陈毅建议：在华沙会谈恢复时，我们主动重新提出举行中美部长级或更高级的会谈，协商解决中美之间的根本问题和有关问题。只要举行高级会谈，本身就是一个战略行动。
经过如此全面、深入地研究国际问题，中国领导人基本掌握了世界战略格局发展变化的趋势，无论是在现实政治发展的客观进程上，还是在对外交策略调整的主观考虑上，都具备了开始调整中国外交战略策略的基础。“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以此为起点，中国调整对外关系的战略行动付诸实施。
首先，为了改变“我们现在孤立了，没有人理我们了”的局面，中国开始消除外交上的某些不正常状态。1969年“五一”劳动节，毛泽东会见一些国家驻华使节，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实际上是传达了中国愿意同世界各国改善和发展关系的信息。不久，中国开始重新派出一批又一批驻外使节。对于过去主要由于中方的极左行动而损害两国关系的事件，也在公开场合或通过内部接触，向对方承担责任，主动进行修复关系的工作。
其次，世界战略格局正在变化，既然中苏交战给美国人出了题目，那么，如果中苏交战之后再谈判，难道不会继续“给美国人出了个题目”吗？如何利用继续“给美国人出了个题目”这一机遇改善中国的不利地位，变被动为主动，我方开始“从战略上利用美、苏矛盾”。 6月18日至8月8日，中苏国境河流第15次航行例会在苏联伯力举行，“中方增派外交部苏联东欧司专员刘述卿参加，苏方增派外交部司长聂霍罗舍夫等参加，这就使这次‘例会’带有政治性质”。周恩来指示“例会”要争取达成一两条协议。（注：熊向晖：《中国共产党若干历史问题写真》， 第1061页。）7月26日，苏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约见中国驻苏代办，面交苏联部长会议给中国国务院的信，信中建议举行中苏高级会谈，讨论两国国家关系中的原则问题，就全面和缓两国紧张关系的途径交换意见。 9月11日，周恩来与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会晤。两国总理一致同意，中苏之间的原则争论不应该妨碍两国国家关系的正常化，中苏两国不应该为边界问题而打仗；中苏边界谈判应该在不受任何威胁的情况下举行；双方为此应该签订一个维持边界现状、防止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边界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的临时措施的协议，并进而谈判解决边界问题。两国总理还就恢复两国高层领导人之间的电话联系、恢复两国年度贸易谈判和签订年度贸易议定书、恢复两国互派大使等问题达成了协议。10月20日，中苏在北京举行关于边界问题的外交部副部长级的谈判。中苏外交部副部长级的谈判保持了中苏之间的联系渠道，改变了“三年来，在中苏两国首都都没有苏联和中国大使，外交途径的接触已经减少到最低限度，通常只是表现在相互间发表否定性的声明”（注：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第274页。）的局面。
中国领导人非常清楚美国的战略利益要求“他们在中苏之间挑拨，想叫中国和苏联打起来”，这不仅由于中苏和平、中苏联盟蕴涵着威胁美国的危机，而且因为使中苏“两败俱伤”、削弱自己的敌人，是美国的一贯策略。中方为“有利于增强我在对美斗争中的地位”，“采取相应的策略”使得中苏关系连续出现新变化，尤其是中苏两国总理的机场会谈，使得美国非常担心中苏改善关系。正如毛泽东所预期的“好作文章了”，7月21日， 美国国务院宣布放宽对美国旅游者购买中国货物的限制；放宽美国公民去中国旅行的限制。26日，西哈努克亲王转交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曼斯菲尔德6月17日致周恩来的秘密信件， 曼斯菲尔德称中美“二十年长期交恶”的状况不应该继续下去了，他要求访华并会见周恩来总理，就中美关系进行接触。8月1日，尼克松总统要求巴基斯坦总统向中国转达信息，即：美国对结束中国的孤立状态感兴趣。 2日，尼克松总统再一次请罗马尼亚总统向中国转达同样的信息。 8日，美国国务卿发表演说，声称“台湾的中华民国和大陆上的共产党中国都是生活中的现实”，“大陆中国终有一天会在亚洲和太平洋事务中起重要作用”，“这就是我们一直寻求打开来往渠道的一个原因”。9月7日，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到达北京，罗马尼亚部长会议主席毛雷尔说：尼克松明确地无保留地表示愿意寻求同中国关系正常化的途径。如果苏联打算侵略中国的话，美国绝不支持苏联，美国不参与苏联想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这一游戏。尼克松还说，美国得出的结论是，越南问题不可能通过军事途径解决，只能政治解决。尼克松准备寻找这种解决办法。（注：《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4期。 ）周恩来表示：关于中美关系，关键就是台湾问题和联合国问题。他们想解决，有渠道嘛！渠道就是华沙谈判。11月14日，美国通过巴基斯坦总统秘密传话，通知美国已由台湾海峡撤出两艘驱逐舰，并希望同我建立最高级的、秘密的联系和接触。12月3日，美国驻波兰大使向中国外交官表示， 尼克松总统要和中国进行重大的、具体的会谈。7日， 中国政府释放两名误入中国海域的美国人，由新华社发布消息，同时我驻波兰使馆以代办名义通知美驻波大使，以此暗示中美会谈渠道仍然有效。11日，中国驻波兰代办主动邀请美国大使到使馆做客，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美接触中第一次发出的这种邀请。“会晤时，美大使按事先拟好的稿子作了发言”，“美国‘不想就老的意识形态论据作无益的重复’”。“他建议在1 月12日至16日之间举行两国政府代表的正式会谈。美大使最后重申，美国愿意改善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他声称，这是美国政府最高级官员的观点。”（注：《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4期。）12日， 毛泽东同意周恩来对中美会谈提出的“拟搁一下看看各方反应，再定如何回答”的建议。（注：《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338页。）29日，毛泽东同意周恩来关于“中美华沙会谈，拟在一月初答复：‘定在2月20日恢复会谈’”的报告。
1969年的外交调整是激动人心的，它划分了时代，并创造了时代，尽管它还不是新时代本身，但它已是新时代的起点。在这一年里，新中国诞生后僵持20多年的中美关系开始缓解了，毛泽东在深刻分析世界矛盾之后，把握住了历史发展的趋势，并顺应历史发展“执行正确的外交政策”。陈毅元帅曾经说过：“只有主席才会下这个决心，只有主席才敢于打美国这张战略牌。主席下了这着棋，全局都活了。”（注：熊向晖：《中国共产党若干历史问题写真》，第1074页。）周恩来作为外交工作的领导者，深刻领会了毛泽东对国际形势展开研究的战略思想，直接参加了与柯西金的会谈，领导了中苏边界谈判和打破中美关系僵局的工作，他要求4 位元帅在研究国际形势时“对原来的看法和结论要及时作出部分的甚至全部的修改。所以你们不要被框住”，研究的根本目的是“协助主席掌握战略动向”。（注：《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302页。）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对战略格局改变的可能性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对未来世界的发展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为打开对外工作新局面，提出了战略性的意见和建议。历史不可抗拒地证明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领导人对世界发展的分析、判断并不是遥远的预言，而正是历史发展的现实！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在全力以赴建设国家的同时，从来没有放松对国家安危的警惕。50年代初，中国百万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面对技术装备占绝对优势的美帝国主义，敢于斗争，敢于胜利。60年代以后，“苏联领导人挑起中苏论战，并把两党之间的原则争论变为国家争端，对中国施加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的巨大压力，迫使我们不得不进行反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正义斗争”。（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18页。）从60年代中期起， 由于国际形势和中国周边环境的急剧恶化，中国军队的战略方针开始向“早打、大打、打核战争”上转移，立足帝、修、反一齐进攻，准备四面八方作战。军事作战历来重视“攻其不备，出其不意”，1969年，苏联对我国进行战争叫嚣和战争威胁，在判断是否爆发战争以及战争打响后预防苏军可能进行的全面战争、肢解性战争、突然袭击等多种类型、规模的战争中，我们将防御重点放在预防苏军打全面战争的基础上，在毛泽东和周恩来、林彪等负责人的直接领导下，无论从敌人的入侵方向到未来战争的战场建设，无论从预防敌人打常规武器的战争到可能使用原子武器的战争，无论从对中方最为薄弱环节的防护到组建战略预备队，中国军队完成了将军事防御重点转向苏联的战略转移。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布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命令》、《中央军委关于组建全军战略预备队的命令》和《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四个重要决定和进行原子武器的爆炸试验的行动，更从稳定战略要地形势、全军加强戒备和防止核战争爆发等方面奠定了保卫祖国安全的物质基础，是中国军队执行“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完整体现。“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注：《孙子兵法·变篇》，《中国古代兵法》， 军事学院军事资料室， 1982年10月编印。）一个高度戒备、充分动员起来的中国是能够应付任何战争、并必定埋葬一切侵略者。
既然战备关系着祖国的安危，而祖国的安危又影响着世界的格局，那么，在分析和研究世界战略格局之所以得以建立、中国外交在70年代后进入“大踏步前进的时期，在世界舞台上，中国更加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注：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15页。）产生的原因时，难道不应该更全面、 更深刻地认识外交战略的调整与加强战备之间存在着相互呼应、相互联系的必然关系吗？换言之，1969年“人民解放军仍然英勇地保卫着祖国的安全”，难道不是为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提供了牢固的物质基础吗？！更进一步说，对美苏关系的研究与调整，难道不是中国军队战备工作的必然延续吗？！
既然辩证法认为事物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包含着一切先行的阶段，预示着一切未来的阶段，那么，还有谁会怀疑1969年中国外交和军事上的历史性变化不是建国20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尊严的必然结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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