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英国史研究会第六届学术研讨会”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史论文,述评论文,研究会论文,第六届论文,学术研讨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6年11月6日至8日，中国英国史研究会和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联合在河南省开封市举办了“中国英国史研究会第六届会员大会暨学术研讨会”。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特邀代表近40人。会议收到论文23篇，内容涉及英国政治制度演变、殖民主义、英国衰落、英国对外关系、英国经济发展和社会控制问题诸领域。许多论文和发言代表了当前中国大陆英国史研究的最新水平。
一 英国政治制度的演变
中国大陆学术界对英国政治制度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近代部分，现代尤其是中世纪部分相对薄弱。这次大会收到的关于英国政治制度史的论文共有3篇，虽然数量不多，但反映出近年来上述研究布局已发生明显变化：3篇论文中，中世纪部分2篇，现代部分1篇。
关于中世纪英国的政治制度，过去一般认为它是一种等级君主制，有时干脆笼统地称之为封建君主制，至于其发展变化历程，几乎没有人去深究。1995年7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程汉大教授积十数年心血而撰著的《英国政治制度史》一书，该书“上篇”依据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社会形态划分理论，首次系统地集中探讨了这个问题，在学术界引起较大反响。在这次研讨会上，程汉大教授在大会学术发言中重申了他在《英国政治制度史》一书中的基本观点，指出：从英吉利国家产生到1603年斯图亚特王朝建立期间，英国政治制度的演变大致经历了贵族君主制（11世纪诺曼征服之前）、封建集权君主制（11—12世纪）、等级—代议君主制（13—15世纪）和有限专制君主制〔都铎王朝（1485—1603年）时期〕四个发展时期。关于第四个时期，山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张跃发副教授的《都铎王朝有限的君主专制与转型时期的社会》一文，也认为都铎王朝时期英国政治体制是一种“有限的专制君主制”，可谓与程汉大教授的观点不谋而合。程汉大教授的四段式分期法，基本上理清了中世纪英国政治制度演变的历史轨迹。
程汉大教授向大会提交的《论11—12世纪英国封建集权君主制》一文，则对上述四段式中第二个时期英国在四分五裂的欧洲各国中独树一帜的封建集权君主制产生的原因、建立与发展过程以及它对英国未来历史发展的深远影响作了深入探讨和集中阐释。作者指出，英国封建集权君主制建立的社会经济基础，是英国独特的封建制度。这种独特性在于：第一，英国不像法国等大陆国家那样，“国王的附庸的附庸不是国王的附庸”，而是“国王的附庸的附庸仍是国王的附庸”，由此使国王成为名符其实的最高统治者，并进而真正实现了土地和政治权力占有上的金字塔式封建等级结构；第二，在英国，国王保持了全国最大土地所有者的地位，从而为集权君主制的建立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英国封建集权君主制建立的政治基础，是盎格鲁—萨克逊时代遗留下来的以分郡制为主干的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而诺曼征服后英国国内外尖锐激烈的政治矛盾和斗争形势，则是促使统治者强化王权、建立集权君主制的直接动因。当然，威廉一世（1066—1087年在位）个人的素质和特性与封建集权君主制的建立也有着直接和密切的关系。和任何事物都经历三段式发展历程一样，作者认为，英国封建集权君主制也经历了一个从奠定到巩固再到发展的过程。关于英国封建集权君主制的建立对其未来的历史发展进程所产生的深刻影响，作者认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巩固了英国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和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保证了国王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核心地位以及中央政府对全国的有效统治，促进了全国政治、法律和民族的统一，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二）直接影响了中世纪后期英国封建贵族与国王斗争的形式、内容和结局；（三）源于集权君主制的贵族联合反王权斗争直接促成了英国宪法和议会的产生，从而深刻影响了中世纪后期乃至近代英国政治制度的发展趋向。这种分析，与其在《英国政治制度史》中的分析相比，明显地向前推进了一步。
中世纪欧洲许多国家都出现了议会这一封建机构，但在大陆各国，随着封建制度的结束，封建议会也相继退出了历史舞台，后来出现的议会，并不是在中世纪的基础上直接演变而来的。唯独英国在中世纪诞生的议会在进入近代时仍保留了下来并直接过渡为资产阶级代议制机构。原因何在？程汉大教授在大会学术发言中对此谈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中世纪英国的议会虽说也是一个封建性机构，但它具有不同于法国等大陆国家议会的独特性，即具有代议性质。从结构上讲，英国的议会也不是一个严格的等级机构，其下院代表的是全体民情，而不是某个特定的封建等级。他认为，中世纪英国议会只是以两院为形式的贵族与平民两个等级的松散的结构。造成直接过渡的内因，正是中世纪英国议会这种独具的代议性及其结构的特殊性。
英国政治结构的一个最大特点，同时也是英国人通常引为自豪的，是它至今没有形成一部成文的宪法。“所谓英国宪法，是由许多历史文件如1215年的大宪章、1628年的权利请愿书、1679年的人身保护法、1689年的权利法案以及各种改革法案、各项法令、司法成例、无数不成文的惯例构成，永未固定。”[1]虽然如此，其中却还是有一些基本的原则。在大会学术发言中，程汉大教授指出，英国的宪法尽管载体繁多，但它实际上是由最基本的原则组成的，其中核心的一条是“王权有限，法律至上”原则。这一原则不仅源远流长，而且早在15世纪以前就已经确立起来了。
工党的崛起是现代英国政党政治发展史上最为引人注目的事件，吸引了各国学者的研究兴趣。我国在80年代也有学者对此问题作过初步探讨，近年来这一问题再次激起国内有关学者的研究热情。据了解，有的博士研究生已经在做这一课题的博士论文。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后高岱提交的《论一战与英国工党的崛起》一文，同样对此问题表现出极大的兴趣。高岱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从根本上改变了工党长期以来一直作为“自由党的尾巴”而存在的状况。在大战期间，工党不仅摆脱了对自由党的依附地位，还以此为起点迅速发展壮大，直至取代自由党，成为现代英国政治舞台上的主要角色。这种变化当然不是一蹴而就的。对此，高岱指出，工党在战时脱离自由党的控制而独立发展，是有一个思想认识过程的，特别是与战争进程的发展和工人阶级自主意识的增强以及工党领导人因此而逐渐改变自己的立场等因素密切相关。但文章未能再向前进一步，去深入探讨这几种因素是如何结合在一起共同促成工党势力发展壮大的。尤为重要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对于工党的崛起来说，到底是属于一种偶然性因素（时间上的偶合），还是属于一种必然性因素？或者说一战在多大程度上促成了工党的崛起？恐怕尚需进一步探讨。
二 英国殖民主义问题
英国是近代最大的殖民帝国，在某种意义上讲，一部英国近代史就是一部英国海外殖民扩张史。殖民主义问题是英国近现代史上诸重要问题之一，又因英国至今仍占据着零星几块殖民地，所以这一问题也是一个当今国际政治中的现实问题。特别是随着现代化理论研究的深入，殖民主义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问题更是一个不容回避的理论问题。然而，对殖民主义问题的研究，并不尽如人意。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上，深受“左”倾思想的干扰，出于某种现实政治需要，片面理解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理论中的有关论述，对马克思提出的西方殖民主义对非欧洲社会的发展所具有的“双重使命”这一命题，只突出强调其中的“破坏的使命”这一观点，而对与这一观点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建设性的使命”的观点略而不谈。基于这种片面的思想认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只使用马克思使用的道德判断的标准，而将马克思在使用道德判断标准的同时使用的历史评判标准束之高阁。因此，对西方殖民主义问题的研究一直是道德上的谴责多于甚至全部代替了历史的客观肯定。这样做，既缺乏应有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同时也严重丧失了学者应有的独立的学术人格。在这种大的学术气候下，对英国殖民主义问题的研究也难脱此厄运。改革开放以后，学术环境逐渐宽松，人们的思想也逐渐解放，但对殖民主义的研究实际上仍未完全摆脱旧思想旧观念的束缚，反映到实际研究中，大多数学者仍视之为最易触礁的学术禁区，一些专业性学术期刊也不敢贸然刊发此类选题的文章，由此使得对殖民主义的研究仍基本停留在原有水平。进入90年代，有个别学者在构筑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理论体系的过程中，触及殖民主义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这一理论问题时，从马克思、恩格斯原著出发，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重温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使用过的双重判断标准，既历史地肯定殖民主义对非欧洲社会产生了社会变化和现代化效应，同时又在道德上对殖民主义者以及产生殖民主义的资本主义的罪恶动机予以无情的、严厉的谴责[2]，但这一做法实际上至今仍只是一种空谷足音，应者寥寥。这次大会有幸收到了3篇专门探讨英国殖民主义问题的论文，也许可以看作是这种空谷足音的低弱回音。这3篇论文分别探讨了英国早期殖民扩张的动力、殖民政策之演变及客观影响、殖民撤退等重大问题，在分组讨论中与会者还共同探讨了英帝国的历史地位问题，从而在时间跨度上正好涵盖了整部英国殖民扩张史。
任何人类社会活动都有其特定的促成这一活动的内在动力机制，英国早期殖民扩张活动（即16世纪初到18世纪60年代这一历史时期）肯定也有其特定的动力在推动。那么，这种动力究竟是由哪些基本力量构成的？这些基本力量之间又是如何结合在一起，——即形成一种“合力”，从而共同致力于殖民扩张活动的呢？这正是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李季山的《英国早期殖民扩张的动力初探》一文所探讨的两个基本问题。关于第一个问题，作者认为，商人、政府和移民，即殖民扩张的“好处的获得者”，是英国早期殖民扩张的基本动力源。也就是说，以商人为代表的商业资本主义、以政府为代表的国家、移民，这三个方面所提供的力量是英国早期殖民扩张的基本动力。那么，随之而来就必然产生第二个问题，即这三方面所提供的推动力量，究竟是如何在殖民扩张活动中结合在一起而发挥其“合力”作用的？对此，作者指出，它们之所以能结合在一起，是因为有一个共同的利益基础。就商业资本主义与国家之间关系而言，它们之间存在着一种互惠互利的关系。一方面，商业资本主义需要政府保护和支持它在海外的贸易；另一方面，政府需要商业资本主义为财政依托。就移民与商业资本主义和国家的关系来说，由于移民就其整体而言是在英国社会没有找到满意位置的人，他们渴望在新天地（海外殖民地）能找到自己的更好的位置，因此，他们能够同商业资本主义和国家一道致力于殖民扩张。但这仅是移民与商业资本主义和国家之间关系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由于商业资本主义需要大量移民去开发殖民地，国家更把海外移民当作是缓解国内社会矛盾的“安全阀”，因此，都乐于让移民徙居海外殖民地。正是在这种共同利益基础上，三种基本力量结合在一起，共同推动英国从事早期殖民扩张活动。作者最后强调指出，英国早期殖民扩张的这种动力构成及其三种基本力量的结合，对英国的殖民地政策和殖民地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文章的缺陷在于作者在剖析以政府为代表的国家力量时，国家本身的力量（即由军事、经济实力等因素构成的国力）虽有所涉及，但还重视不够。应该说，只有这种力量才是最基本的，而且是其他几种力量起作用的基础。
近代各个历史时期英国殖民政策的演变情况及其对世界政治文化产生的客观影响，是咸阳师专历史系刘行仕副教授的《试论近代英国殖民政策的演变及影响》一文所探讨的问题。关于近代英国殖民政策的演变，作者指出，大致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期，并同资本主义的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在1763年以前的英国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即“大英第一帝国”时期，它参加殖民战争，建立海上霸权和海外帝国；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即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的“大不列颠第二帝国”时期，因其成为“世界工厂”，所以实行自由贸易政策，殖民统治较为放松；19世纪70年代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垄断发展阶段后，为了对付后起的资本主义强国的挑战和殖民地民族民主运动的高涨，它又局部恢复了特许公司和关税保护政策，并加紧殖民扩张，但旧模式的帝国难以为继，因此“英联邦”初露端倪。关于英帝国殖民统治的客观影响，作者指出，由于英国在近代世界历史上的特殊地位，因此，在世界近代历史上，可以说无处没有受到英国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其客观后果是巨大的、深刻的、无法抹掉的。在经济上，它极大地冲击了世界各地原始的自然经济生活；在政治上，英国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理论深刻地影响了近代世界各国的政体形式，并且随着殖民主义的发展，又必然地引出非殖民化运动；文化上，英吉利民族的语言（英语）、生活方式等对人类的进步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最后，推动了世界一体化进程。很显然，作者主要使用了历史判断标准来分析英国殖民统治的客观影响，因此，难免有片面之嫌。
在政治史组讨论英帝国历史地位问题时，这种片面性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克服。与会者一致认为，英国在其殖民扩张的过程中，一方面给亚非拉的民族经济、民族文化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奴隶贸易更是惨绝人寰。但另一方面，作为率先进行工业革命和第一个工业化国家，它将先进的工业文明传播到世界各地，为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打下了基础；其科学技术方面的发明创造为人类进步作出了贡献；其文化语言方面的成绩同样是有目共睹的。在讨论中，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阎照祥教授和刘行仕副教授一样认为，英国的政治民主制度对近现代世界各国政治制度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而且他还列举了1901—1980年间获得诺贝尔奖金的英国学者的人次（77人次）和100个历史伟人中英国人所占的人数（18人），来具体说明英国在科技文化领域对人类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英国的殖民统治从18世纪70年代北美独立战争爆发起，开始遇到越来越强烈的所谓“非殖民化运动”的挑战。随着殖民地民族民主运动的发生、发展和蓬勃高涨，英国被迫不断进行殖民撤退，这一过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为迅速。在殖民撤退过程中，英国为了维护自身的各种利益，与其殖民地或前殖民地签订了一系列军事条约和协定。这些条约和协定在英国与前殖民地相互关系中起着一种什么样的作用？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张顺洪副研究员的《英国殖民撤退过程中的军事条约和协定》一文所考察的一个问题。作者首先根据其内容将英国在二次大战后与其殖民地或前殖民地签订的军事条约和协定大致分为三种类型，即关于共同防御、军事基地和驻军、协助管理和培训新生国家的军队三个方面的条约与协定，然后在对这三类条约与协定分别进行详细考察的基础上指出：这些条约和协定的签订有着广泛的作用与影响，有利于维护英国国际战略地位与各种利益。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同盟条约或共同防御协定的签订把新生国家纳入了英国国际战略体系之内，同时也纳入了西方阵线，从而阻止新生国家转入社会主义力量之中。关于这一点，作者虽未明言，但其实可进一步概括为一种“免疫”作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历来把共产主义看成是一种可怕的“瘟疫”），而且很明显地与当时正炽的“冷战”这一战后国际关系大背景密切相关。第二，各地军事基地的存在有利于英国控制国际战略要地与交通要道。这有利于英国在各地采取军事行动，进行武装干涉。第三，有利于英国影响与控制新生国家的军队和干涉其内部事务。作者最后总结道，英国殖民撤退的过程，实际也就是旧的殖民体系转化为新殖民主义体系的过程。它与其殖民地或前殖民地签订的军事条约和协定正是实施这种以“转化”为目标的撤退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其推行新殖民主义的一种体现。作者的这一结论，揭示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与其殖民地或前殖民地签订的一系列军事条约和协定的实质。
关于殖民主义造成的恶劣影响，在政治史组讨论香港问题时，汕头大学萨本仁教授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殖民心态”概念。他指出，英国在香港的殖民统治造成了香港居民的殖民心态，突出表现在民主意识差，民族和历史观淡漠，重英文轻中文，崇洋媚外等等，最终酿成了90年代初的移民潮——香港居民纷纷徙居海外。关于“殖民心态”问题，目前尚无人进行深入细致的探讨，萨本仁教授在此也只是提出这一概念并初步列举了几种表现。但是，这一问题恐怕每一个历史上曾经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国家和地区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应该说它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重要的历史和现实问题。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特别是人的现代化和文化现代化，若不彻底根除殖民心态，将是很难实现的。所以，对“殖民心态”问题的研究，亟待加强。
三 英国衰落的问题
英国的衰落问题，由于它实际上关系到以西方为代表的工业文明的命运问题，因此从19世纪末以来一直吸引着各国学者的研究兴趣，至今其热情仍未衰减。在这次研讨会政治史组的讨论中，英国衰落问题同样引起与会者的热烈探讨。
讨论英国的衰落，首先遇到的是关于“衰落”的标准问题。对此，在讨论中与会者大多认为，所谓的英国衰落，只是相对衰落，是相对于过去的辉煌和其欧美伙伴的发展速度而言的，而不是绝对衰落，因为现在的英国虽不像过去那样是第一流国家，但至少还是个第二流国家，其国力在世界排行榜上仍位居前五名，就其国土资源、人口在世界总人口中的比重来说，能取得这种成就已属非易。
关于衰落的原因，历来众说纷纭。在讨论中，与会者基本赞成综合论，即英国的衰落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促成的。例如，殖民地的相继独立使它丧失了工业霸权赖以存在的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场，英帝国大厦由此失去了支柱；工业技术因投入不足而趋落后；教育改革进程缓慢乃至迟滞，等等。关于近代英国教育相对落后与英国衰落之间的关系问题，在社会经济史组的讨论中，杭州师范大学历史系李冈原讲师指出，教育既是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标志，也是一个国家经济腾飞的基础；教育现代化主要体现在教育的理性化、世俗化和科学化三个方面，然而直至19世纪中叶，英国的教育在这三个方面仍滞后于经济发展的要求，特别是教育仍主要掌握在教会手中，世俗化目标迟迟未得实现，这是造成英国在第二次技术革命中落伍并进而导致英国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南京大学历史系陈晓律副教授在政治史组的讨论中则指出，到19世纪中后期，德国已实现了教育的企业化管理，从而使人才的培养犹如工厂的产品生产一样层出不穷，日新月异，进而推动了德国的跳跃式发展。言下之意，英国教育的落后，是其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在提交的《英国衰落的历史启示》一文中，陈晓律副教授认为，尽管经济因素、社会结构因素、文化与生活的因素、政府的因素以及既得利益集团的因素等都在英国衰落过程中不同程度地起作用，但任何一种因素都不能完全起决定性的作用。他认为，英国的衰落和它过去的辉煌一样，都是历史的必然；在某种意义上，它兴起的原因也正是它日后衰落的原因[3]。具体地说，英国毕竟只是一个面积不大的岛国，只是由于它最先开始了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抢占了不少殖民地，而一度在世界上发挥了与它实际能力极不相称的作用，成为一个所谓的日不落帝国，即超级大国。但这种过渡的膨胀本身就是不正常的，“消肿”只是时间的早迟而已，现在英国的地位在某种意义上只不过是回到了它应有的位置上。就此而言，每一个民族国家都不可能长久地“受惠”于历史的机遇，它只能也只应该发挥与它实际所拥有的能力相称的作用。在讨论中，陈晓律副教授进一步把导致英国衰落的根本原因概括为“霸权功益主义”。
从对英国衰落的原因探讨中，我们可以得到什么样的重要启示呢？这正是陈晓律副教授的论文所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作者指出，我们至少可以从中得到如下两个重要启示：第一，任何一个民族的发展都需要一种精神的动力和支柱，否则任何发展都难以持久。而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原有的艰苦奋斗精神总会逐渐消退，这是一种不以任何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趋势。要保证原有的奋斗精神不致丧失，在制度化层面上的变革就不可避免。换言之，一个民族的创新活力既取决于它的精神层面，也取决于它的制度层面；而从巩固胜利成果的角度看，制度层面的变革尤为重要。第二，任何国家在当今世界上要想凭借某种优势长期地为本民族捞取不适当的利益，即使一时可以得逞，也是很难持久的，这是历史的辩证法。因此，一个国家如果不能正确地给自己定位，总是试图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把国际事务看成是自己的国内事务，捞取不适当的利益，承担不适当的义务，任何强国都会衰落，在这个意义上，“超级大国”只是一个即将衰败的代名词。在讨论中，陈晓律副教授更把“超级大国”看作是“超级衰落”的代名词。基于这种科学的、深刻的、冷静的历史分析，他在论文的最后热情讴歌我国领导人宣称的中国现在不作、将来永远也不作超级大国，是一种具有深刻历史眼光的明智决断。
四 英国的对外关系
关于英国对外关系，与会者除集中探讨了前述英国殖民主义问题外，还考察了中英关系和60年代英国欧陆政策的调整问题。
在近代中英关系史上，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一职达48年之久（1863—1911年）的罗伯特·赫德，无论就其对清政府的内政外交所产生的重大影响还是他在推行英国政府的远东政策过程中的特殊作用而言，都扮演了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长期从事英国远东政策问题研究的江苏教育学院历史系王宇博副教授在提交的《中日甲午战争期间赫德与英国远东政策》一文中，对赫德这一特殊历史人物在甲午战争期间的外交活动及其与英国政府在推行其远东政策过程中的合作与矛盾关系进行了考察和探讨。他指出，在中日甲午战争期间，赫德贯彻和执行了英国的远东政策，为维护英国在华殖民利益使出了浑身解数。但是，在对待英国远东政策上，他与英国政府之间是有很大的意见分歧的。产生分歧的根源在于英国政府在此期间调整了其远东政策：在甲午战争期间，根据中日两国力量对比状况，英国政府放弃了用“中国牌”来抗日拒俄的一贯原则，不再把中国视为可为英国扼制其他列强在远东发展的力量，而是通过采取制造列强之间的牵制或者直接出面的方式来维护其远东利益。这种新的远东政策一直延续到20世纪30年代。但是王宇博同时指出，赫德与英国政府之间的分歧不是绝对对立的，而是可以调解的，所以，在战争期间，赫德与英国政府不仅始终保持步调一致，而且他对英国政府新的远东政策所表现出的种种困惑和费解也都一一化解、消逝在他们对共同目的的追求和对共同利益的追逐中，特别是，他利用自己的双重身份毫无顾忌地支持清政府的卖国活动，从而保证了英国远东政策的转变和外交意图的实现。
关于20世纪的中英关系，汕头大学萨本仁教授向大会提交了题为《20世纪中英关系的回顾与展望》一文，并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作了题为《20世纪的中英关系》的专题学术发言。萨本仁教授的论文及发言实际是对他与南京大学历史系潘兴明副教授合著的洋洋34万余言的《20世纪的中英关系》一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的高度提炼和浓缩。他指出，从鸦片战争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100余年中，英国作为第一个以坚船利炮叩开中华帝国大门的资本主义侵略者，在列强环伺、争相瓜分在华权益的种种罪恶活动中，始终充当着主凶或帮凶的角色；新中国成立以来，中英关系走过了一条在旋转中向前推展的缓慢而曲折的道路；香港回归中国后，中英关系将进入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未来的中英关系虽仍有可能再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周折，但和平、稳定和发展将是其主流。
20世纪60年代是英国外交政策从全球外交政策转到以欧洲为重点的外交政策的大调整时期。对此，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郭家宏的《论六十年代英国欧陆政策的调整》一文，在考察了英国欧陆政策大调整的国际背景和调整过程后指出，英国政府从60年代起开始的对欧陆政策的调整，是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经历了从最初的对于蓬勃发展的欧洲一体化运动采取“不介入”政策向后来的竭力争取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转变；这一转变不仅是方针性的，而且是历史性的，因此对于英国来说，堪称是个外交上的革命。通过加入欧共体，英国步入了欧洲一体化行列，从而在纷繁复杂的国际舞台上重新找到了适合于它自己的位置。
五 英国经济和社会史诸问题
社会经济史组的讨论主要围绕与经济增长要素相关的一些问题和社会控制问题而展开。
（一） 资本
湛江师范学院历史系舒晓昀在讨论中结合其硕士学位论文指出，资本的增长对于经济增长的速度具有很重要的影响作用，而且资本在各生产部门中流动和配置是不一样的，其变化对经济增长所起的作用就更为关键。在18世纪末英国经济起飞时期，资本在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中的流动是一种双向流动，即工业部门积聚的资金季节性地流向农业部门，农业中积聚的资金也通过乡村银行季节性地流向工业部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近代早期的英国工业家大多是双重身份：既是工业资本家，同时又是农业资本家。这种情况下，资金的流动尤为复杂。因此，考察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宜采用短时段分析法，而应运用长时段分析法。与会者对此深表赞同。山西师大历史系张跃发副教授在此基础上对资本市场概念作了界定，并指出，从资本市场发育来看，都铎王朝时期是一个重要时期，因为此时出现了资产阶级化的新贵族，这一阶层的形成对英国资本市场的发育起着推动作用。
在讨论农业中资本积聚在英国工业化中的地位与作用问题时，与会者出现了较大的意见分歧。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是由《历史研究》1995年第3期发表的徐正林、郭豫庆的《近代英国“大农业”体制新论》一文引起的。文章认为，英国的“圈地运动”和随之建立的“大农业”体制不但没有为英国的工业发展提供资本积累，反而给工业资本积累带来了诸多不利[4]。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所王章辉研究员持反对意见，指出：第一，“大农业”体制不能排除家庭农场；第二，英国农业革命是在工业革命期间完成的，而非在此之前；第三，新贵族通过圈地运动积聚了大量资本，并大量投资于交通运输业和采矿业，成为工业投资的重要资金来源，因此农业为工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是可以肯定的。第四，19世纪末英国农业衰落原因是很复杂的，不能简单归咎于“大农业”体制。南京大学历史系杨豫教授对上述第三点表示异议，认为在英国工业化过程中，在资金支持上，农业的作用不大。他指出，分析农业在资金支持方面对工业化的作用，关键要看制造业从农业渠道获取了多大成分的资金。很显然，王章辉研究员与杨豫教授之间的意见分歧，根源在于对“工业”概念的理解不同：前者从广义上去理解工业，因此把交通运输、采矿等属于经济基础设施的部门也包括在工业部门中；而后者从狭义上去理解“工业”，认为根据现代经济学理论，“工业”主要是指制造业。
（二） 劳动力
王章辉研究员的《英国工业化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一文，集中探讨了英国工业化对劳动力分布变化的决定性影响。作者指出，18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中叶，英国随着工业化的实现，劳动力分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农村人口和农业劳动力不断向城镇和工矿区流动，城市人口比例急剧增加，农村人口相对地和绝对地减少。导致这一巨大变化的原因，一是社会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的改变；二是圈地运动和农业革命；三是农村手工业的衰落；四是法律限制的松动；五是交通条件的改善。其中，社会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的变革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作者归纳的这五个方面因素，实际上可进一步概括为“推”和“拉”两类因素。关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人口流动的方式，作者认为是多种多样的，既有短距离和波浪式流动、地区间的流动，也有季节性和常年流动以及向外移民，其中主要是短距离和波浪式流动，从趋向看一般是从不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对此，南京大学历史系钱乘旦教授在《20世纪英国的人口、职业和阶级》一文中也指出，19世纪英国在人口的分布与流动方面的趋势，是人口大量向工业区流动，农业区人口骤减，大城市人口膨胀。关于农村人口转移的特点，王章辉研究员指出，英国农村人口转移具有开始时间早、流动规模大、女性流动多于男性和对外移民多这样几个特点。
关于圈地运动为英国工业化提供了劳动力资源问题，在分组讨论时，杨豫教授表示异议。他在发言中指出，18世纪后英国的圈地运动主要是改造农田，所以对农业人口的减少作用不大，直至19世纪末叶以后英国农业人口才大量减少，其原因是工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
南京大学历史系潘兴明副教授在研究英国移民过程中提出一个以前很少有人注意的问题，即不仅存在着向外移民，而且存在着移民的回流现象。在《试论英国的回流移民》一文中，他指出，英国移民运动中的回流移民现象早在英国北美各殖民地建立之初就开始出现了。导致回流的原因是相当复杂的，但主要是经济和心理因素。回流移民由于从海外带回了异国的文化观念和生产、生活方式，因此对自己的家庭、村镇和国家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对国际文化交流同样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作者的研究无疑在中国世界史研究中开拓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三） 能源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刘波讲师的《邱吉尔与英国海军现代化》一文，对一战前夕身任海军大臣的邱吉尔为确保英国海军的绝对优势而对海军能源动力系统所进行的调整及其与英国海军现代化之间的关系作了初步探讨。作者指出，邱吉尔所进行的调整，不仅使英国海军能源动力系统完成了从煤向油的转变，从而推动了英国海军现代化进程，而且使英国政府较早地意识到了石油的战略意义，确保了英国在二战前的石油霸主地位，延缓了英国的衰落速度。
（四） 国有工业改造问题
国有工业一直是英国经济和政治争论的焦点。过去国内也有学者探讨这一问题，但主要强调英国国有工业改造的私有化道路，而忽视了还有一部分国有工业企业依然保留国有形式，即实行自由化改造。杨豫教授和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王皖强的《论英国国有工业的改造》一文对上述偏差进行了纠正。作者指出，撒切尔政府改造国有工业的政策，是由两个基本内容组成的：一是私有化，一是自由化。前者意味着使用发行股票或出售经理权的方式将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全部或部分地转移给私营部门。后者是指采取放宽法规的限制，对保留下来的国有工业施加财政压力，迫其降低成本，以提高经济效益。国有工业改造的主要目标是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两位作者认为，这个目的基本上达到了。
（五） 社会控制
圈地运动和工业化造成了社会关系的紧张和阶级结构的深刻变化，并造成了社会贫困问题。通过采取某种社会控制模式来缓解这种社会紧张关系，减少社会贫困，就成了政府面临的一项艰巨任务。现代国家进行社会控制，主要通过实施社会福利制度。在前工业社会，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不是很高，因此一般采取纯粹的济贫模式。在英国，从纯粹的济贫向一种较为全面的社会福利政策转变的分水岭是1834年《新济贫法》的颁布。关于1834年以前的英国社会济贫的发展，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社会学系姜守明副教授在《英国前工业社会的贫困问题与社会控制》一文中指出，都铎时代英国社会救济原则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即从单一的济贫转为了济贫与惩贫相结合，导致这一变化的原因是贫困的扩大和蔓延极大地威胁到了现存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以及社会上层集团将大量存在穷人的现象归咎于穷人“懒惰”的恶习。与这种变化相伴发生的，是社会控制的主体从社区和教会慈善机构转为了政府，统治者的社会控制政策从以惩罚为主开始转向惩罚与救济并重。济惩结合的原则贯穿于英国济贫法改革的全过程。在小组讨论中，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丁建定补充指出，在都铎时代，教会在社会济贫中依然起着重要作用，政府通过济贫来进行社会控制，也主要是依靠教区和教会来完成的。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吴致谋则从社会道德方面进一步作了补充，指出济贫与惩贫是与教会的某些观念和对基督教某些教义的解释相契合的。当然，社会控制与教会对基督教教义的解释之间的关系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在讨论中，也有同志提出，社会控制应包括意识形态方面（如广告导向、文化宣传等）的无形控制。
（六） 20世纪英国的人口、职业和阶级变化
钱乘旦教授的《20世纪英国的人口、职业和阶级》一文对此问题作了探讨。关于人口变化，作者指出，由于出生率下降，20世纪英国人口增长速度减缓甚至成负数；在性别结构上，女性一直超过男性，但从60年代起性别的比例开始出现逆转；在人口的分布与流动方面，20世纪下半叶出现了两个明显的新趋势：一是由城市向农村移动；二是人口由北向南移动；从种族构成来看，非白种少数民族人口大量增加。关于人口的职业分布，钱乘旦教授认为，20世纪的变化相当大，其总的趋势是：非技术职业比例缩小，技术职业比例扩大；体力劳动人数减少，非体力劳动人数增加。从生产部门分类的职业分布来看，在服务业部门工作的人员总数急剧增加，而农业部门就业人员和工业部门工作人员总数都在减少。关于阶级结构变化，钱乘旦教授认为，20世纪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工人阶级的缩小和中等阶级的扩大。此外，在20世纪，尽管人们对阶级的意识仍旧非常强，但阶级间的界线却日渐模糊，财产和收入的方式都不再是阶级的明显标志，人们越来越强调一些非经济的因素。
这次大会是一次非常务实的、取得丰硕成果的会议。在短短的3天时间内，与会代表广泛地讨论了英国政治、外交、经济、社会史等领域的许多问题。分组讨论时，代表们都能踊跃发言，各抒己见，甚至针锋相对，据理力争，从而把问题引向了深入，达到了充分交流意见的目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英国史研究长期以来偏重于政治制度史，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主要围绕工业革命而进行，这次研讨会却专门分出一个社会经济史组，与政治史组分庭抗礼，这表明中国英国史研究的范围已大大拓宽。当然，社会、经济发展是错综复杂的问题，关于于英国社会史、经济史的研究，也只是刚刚起步。加强社会史、经济史研究，是整个史学发展的大势所趋，中国英国史研究自不例外。不仅应加强英国经济史、社会史的研究，而且还应加强英国史其他领域的研究，如：英国政治思想史、英国殖民扩张史、英国对外政策史和外交思想史、英国军事史、英国文化史、中英关系史、英国城市史和郡史、中国英国学史……等等，都相当薄弱，有的领域至今无人涉足。
尽管中国英国史研究还存在着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但就这次研讨会而言，毫无疑问，是一次非常成功的会议，许多与会代表深感时间短促，意犹未尽；通过这次研讨会的胜利召开，中国世界史学界对英国史的研究必将向前推进一步。我们坚信，只要全体会员矢志奉献，尽心敬业，勤奋探索，勇于开拓，中国英国史研究就一定能在不远的将来实现与国外同行一争高下这一宏伟目标。
注释：
[1] 蒋孟引：《现代英国的政治结构》，见《蒋孟引文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98页。
[2] 参阅钱乘旦主编：《现代文明的起源与演进》，第一章“马克思主义与现代化理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罗荣渠著：《现代化新论》，第四章“马克思主义与新的现代化理论的建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3] 国内学术界最早提出这种观点的，可能是已故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英国史研究会第一任会长蒋孟引先生。见《蒋孟引文集》，第484页。
[4] 见《历史研究》1995年第3期，第1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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