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软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软肋论文,上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许多年来，对上海的赞美成为我们一种恒定的方式，因为这座城市交织着我们的全球化情结、民族情绪和国家梦想……但是这种情绪有可能使我们患上强迫遗忘症，以致使我们的文化和社会心理出现失衡或者断裂……更可怕的是，我们有可能因为这种梦想而对发展现状的症结产生抗拒心态，甚至故意回避与遮盖经济基础和经济规律，使这座城市在定位与方向上出现过度的亢奋和焦虑。”
这是在北京出版的一家报纸的言论。哪怕是在两个月以前，这样的言论也会遭到各种形式的反对——上海本地媒体会以一如既往的大量“正面报道”给以轻蔑的“回应”，互联网上的上海拥趸则会以辛辣的措辞加以尖锐的驳斥。多年以来，与上海相关联的词汇，总是“发展”、“崛起”、“龙头”、“经济金融中心”、“国际大都市”乃至“中等发达”。在上海这个城市的意识里，中国内地已无哪座城市可与上海比肩而立；香港则已被自己“超越”；日本的大阪之被“超越”若尚不是事实也是指日可待；那些来自香港、日本和东南亚的质疑都是出于对上海的嫉妒，甚至已经有一种说法——“上海的崛起标志着西方的没落”。
上海真的拥有足够的基础来维护自己的骄傲吗？最近在上海发生的或在外地发生而与上海有着直接关联的一系列事件是在肯定还是在否定上海的这些骄傲？上海应该给出怎样的一个回答？
上海的一位经济学者说了一句话：上海松懈了危机意识，上海成了自己发展最大的敌人。
上海十大忧患
纪硕鸣 张朋
还是在2002年12月，在上海市民主党派召开的“上海发展新思路论坛”上，民革上海市委经济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邱华云的题为“上海城市发展的近忧远虑”的发言引起了与会者的注意。
邱华云指出：“今天上海树立的现代化、生机勃勃、充满活力的都市形象是在充满忧患和危机意识地同国内相关区域的经济对手的竞争中逐渐形成的。”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提出的经济中心，到九十年代亚太国际金融中心及到现在提出的世界级大城市，反映上海的目标越来越高，然而对上海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竞争也会越来越激烈。“自满和自大已使上海一部分人飘然起来，应该看到，上海还存在城市社会生态、协调发展和制度化缺陷等一系列隐患。”
邱华云强调说：“上海在取得多次竞争胜利，明确世界级城市的目标后，应看到上海的下一轮竞争对手不是伦敦、纽约、东京，而是上海自身！”
邱华云在研讨会上，并提出了上海未来发展的十大忧虑。
勿高估申博成功效应 2000年汉诺威博览会主办者在中国申博成功后给上海的建议是：“不要过高估计观众的热情。”邱华云认为，发达国家举办的世博会人数在1970年大阪的6420万人的顶点之后确实在逐年下降。1992年世博会在西班牙塞维利亚举行，有108个国家和大约4000万观众参加的世博会，亏损了2.1亿美元。2000年世博会在德国汉诺威举行，有187个国家参展，本指望可吸引4000万观众，结果只有1800万名观众到场，亏损了10亿多美元。
上海城市经济发展的“灯下黑”现象所反映出的非均衡发展 来自政府财政、外资、国内民间的各种资金对浦东和浦西中心城区的精心打造，建成了完善的具有国际一流水准的商贸配套服务设施。而与此同时，外来的投资也越过上海南翼的金山、奉贤直接进入浙江的嘉兴；西面的台资跨过青浦直入昆山、苏州；北边处于萌动的苏北、苏中，作为江苏土地和人口的半壁江山已明确作为下一步的发展重点，而长江口的崇明，还处于比较自然的状况。上海不均衡发展现状反映了一些经济学家所描述的“灯下黑”现象。
上海建立国际级大都市成为新移民城市出现的负效应 国际级大都市的形成过程也是新移民城市的形成过程。由于上海基础设施建设在中心地区和边缘发展的巨大反差，使财富和新移民出现向城市中心集聚的倾向，这同国际上一些大城市偏离城市中心的居住趋势有较大差别。近年来逐渐形成的富人区和平民区的巨大反差，在城市改造中大批原住居民向城市边缘的迁移，客观上出现了“富人进城，穷人下乡”现象。邱华云提醒，必须看到，来自国内外富人的流入可能出现的原住市民与新移民在就业、教育资源上的竞争加剧会促使社会冲突显性化。
经济发展中传统古镇和传统文化活动的衰落 内地古镇常见的萧条现象也在上海著名水乡百年古镇练塘镇出现。大白天，四分之三的沿街铺面是关闭的，古街只见稀少行人和晒太阳的老人。曾以群众文艺活动的广泛参与而闻名遐迩的浦东新场镇，文化活动特色难见，其城镇的发展水平同周围发展相比已显较大反差。
过分夸大以“富人”为中心的服务意识反映出浮躁的社会心态 上海市中心的许多区域频频出现消灭某某以下房价的豪言壮语；对富人（精英）群体导入城市网开一面，热情有加，以显区域身价，反之，要求平民（穷人）的迁出，为城市改造作出牺性。这在政策导向上存在明显问题。
如何预防可能发生的经济周期和房地产泡沫崩溃 有关专家已经预言，上海将面临着经济周期性波动的挑战。1990年代以来上海CDP的年均增长率超过百分之十，近年以房地产为主带动的增长模式能否再继续维持下去？房地产业已经出现对发展预期的透支，假如大势发生逆转，应对之策是什么？
在长江三角洲经济一体化中如何体现上海作为大都市的胸怀 崇明发展和江苏南通的关系目前已经显示出各自地方利益诉求的龃龉。江苏南通，占据半壁江山的苏中，还有苏北地区，下一步发展的重要路径是打通海门、通过崇明而进入上海。而上海面对长江三角洲一体化的趋势，是否能拿出龙头地位的胸怀，采取主动沟通和大度妥协的姿态来达到双赢的结果呢？
建立世界级大都市对大多数上海人有什么好处？ 经济学“增长悖论”告诉我们，即使经济有较快的增长，也可能出现社会中的大部分人并未从中受益的局面；但是如果没有一个较快速度的增长的话，社会中的大部分人又肯定会从中受害。这意味着上海未来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大多数老百姓的收入之间存在着非一致性，上海如何在策略上避免“增长悖论”的发生？
在国内户籍制度改革完成之前，上海单向的人口导入的副作用 这也许是追求效率的社会发展进程中必然会碰到的问题，但目前上海单向开放的人口流动政策导致一方面通过吸引外地精英来提高上海本地运行效率，另一方面使累积的本地原籍竞争失败者缺乏异地创业意识，不能形成向外迁移通道，这种情况长期延续对上海城市社会结构可能形成很大的副作用。
面对新形势下强势政府行政的完善 被国内外称道的“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战略策划之一”的上海经济改革模式实现了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但上海面临下一步建立世界级大都市的定位和要求，如何增强公民对政府决策的监督、如何定期对政府管理方式与后果进行评估？这个问题已显得越来越重要。邱华云认为，这实质上是面对市场经济如何实现科学化行政和民主化行政的问题。
强势政府和“起吊机经济”
上海市长韩正今年2月在出席上海政协会议时坦承，他注意到不少传媒将上海缺乏企业家的原因归结于“政府太强”，今后希望通过“强势政府＋强势企业”，形成上海的“强势经济”。
与中国其他经济发达地区相比较而言，上海的政府行政管理力量之强是十分突出的。不论什么行业都离不开政府，民间的发展空间很小。在结构上，国有经济势力依然占据控制性地位，民营经济还相当弱小。在增长模式上，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政府推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张军教授指出，上海经济的成绩单主要靠城市建设加上外资投入，与江苏、浙江、广东经济的增长模式、原动力都不一样。这十年是外资进入最集中的十年，同时是城市建设变化最大的十年。城市建设、旧城改造的大量资金靠政府主导的土地批租获得资金，这是上海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方面，而不是靠企业做强、做大的创业机制来推动成长，这是上海“强势政府”的显著特点。
上海经济以地产业的带动近年越来越明显，产生的惯性冲力越来越大。1990年，上海房地产增加值占上海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仅0.5%，而2001年已经达到6.4%。2002年，上海房地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同期增长14.5%，增幅超过同期国内生产总值3.4个百分点。
有人把上海的经济增长模式形象化为“起吊机经济”——通过修桥修路盖房子的固定资产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最显著的例子是在未来的7年中，上海将为世博会投入2000多亿资金用于展会场馆以及交通建设，“起吊机经济”还将隆隆作响。但已有经济学家指出，这种通过外延资金投入支持增长的经济，并不能完全激发内在有效的投资需求，一旦建设投资放缓，发展也就面临挫折。
张军对强势政府主导下的“起吊机经济”的一个质疑是：“土地批租加上中心城市外移、世博效应等，再增长十年、二十年没有问题。问题是十年、二十年后怎么办？
种种分析表明，上海距离世界级大都市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上海离国际大都市还有多远？
王泠一
最早质疑上海不具备国际大都市素质的是香港经济学家和媒体精英人士，他们列举上海和香港种种数据，并进行发展经济学意义上的对比，其结论是，香港仍是全球最自由竞争的城市，上海在短期内根本无法超过香港，而且上海和香港在城市管理软件上也有着巨大的差距。这当然是对的，问题是上海的研究机构和经济学家从未论证过上海已经超过香港，或者说上海在几年内全面赶超香港，相反，我们一直承认上海与香港存在着明显差距，并愿意为弥补这种差距做出不懈的努力。
另一种质疑来自于北京的文化界和经济学界。北京是中国文化的中心，也是所有对华建交的160多个国家设立使馆的必选之地，其他非政府组织也往往把驻华办事处设立在北京。因此，北京具有对外文化交流的先天优势，相比较而言，北京比中国任何城市都具有文化积淀的素质，所以在北京的不少学者看来，上海缺少国际大都市的文化品味。类似的话我十年前在评价上海和香港的角色对比时也说过，我当时认为，香港虽然是亚太地区的中心城市，但却是文化沙漠，而现在我已放弃对香港的这种评价。因为经过10年观察，也跑过不少国际大都市，我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即一个城市如果不是这个国家的首都，特别是大国的首都，它很难在文化领域取得超凡脱俗的成就。最近北京的经济学家中有一种观点认为，上海还不具备国际大都市所具有的经济实力，其中包括一流的企业和市场运行机制。这当然也是对的，因为上海只不过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中心城市，而这个发展中国家的人均GDP不过1000美元。没有哪一个国际大都市会离开综合国力而傲然于世。所以，上海目前并不具备国际大都市的经济实力是整个中国综合国力尚不强大的真实写照。
还有一种尖锐的批评源自上海的竞争对手，像台北市和神户港就是其中的例子。台北本来也有东方小巴黎的美称，在台湾经济巅峰的上个世纪80年代，台北远比曼谷和马尼拉红火，它每年吸引的西方游客都超过1000万之巨，桃园国际机场整日灯火通明，旅游业是其支柱产业，忠孝东路是亚洲人的精神寄托之地，台北的校园歌曲一度还风靡祖国大陆的各大城市，台北客商也一度赢得了世界各地商会的普遍尊敬。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前，此后台湾经济就萧条不前，台北也逐渐黯淡下去。目前，台湾的6万多家客商已有5万多人移师祖国大陆，并且视上海为新一轮的发展基地。零和效应之下，台北自然要比上海逊色很多，于是来自台北的批评就骤然升温，包括龙应台在内的文化界名人，都能指出上海的浅薄之处。与此同时，日本的神户港也面临着经济衰退的危险，自1994年神户大地震之后，神户港的集装箱吞吐量逐年下跌，要想恢复昔日东北亚枢纽港霸主地位的希望已极其渺茫，而上海港的吞吐量正在与日俱增。因此，对上海港不具备国际素质的批评往往来自于神户。从这个意义上讲，台北和神户的批评对上海更有谴责色彩。
那么，上海离客观意义上的国际大都市有多远呢？这似乎成了必须回答的问题。就东亚地区而言，称得上国际大都市的城市实际上并不多。从综合竞争力的角度衡量，能够和上海相提并论的国际大都市分别是日本的东京和大阪，韩国的汉城和釜山，台湾地区的台北和高雄，泰国的曼谷或马来西亚的吉隆坡，以及新加坡和香港地区。再远一点的话，印度的新德里及孟买、加尔各答也可以和上海进行一番比较。不过，现在国际社会公认，东京、香港、新加坡目前的综合竞争力高于上海，汉城则与上海相当，而其余城市则或多或少与上海有差距。而从全球范围来衡量，伦敦、巴黎、纽约等世界级城市又明显在上海之上。于是，人们自然而然地会想到，上海和这些世界级的大都市存在着相当的差距，对于这种差距，上海社科院的《上海经济发展蓝皮书》课题组也做过具体的研究，其结论是主要差距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人均GDP的水平存在着明显的差距。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即人均GDP是衡量一个社会或一个经济体系经济发展水平的主要标志之一。据2002年统计，上海人均GDP只不过为4909美元，只属于中等发展水平，不仅离人均GDP10000美元的发达水平相距甚远，而且与国内一些城市如深圳、昆山等地也有一定的差距。假设上海经济发展能够行进在快速通道上，并且保持年均两位数的增长率，那么上海达到人均GDP10000美金（相当于汉城）的年限最快也要在2010年，而这一年正好是世博会的举办之年。
2、上海目前还处于货币兑换的管制时期，与国际大都市通常拥有的货币自由兑换有着鲜明的反差。无论是纽约、东京、伦敦这样世界级的国际大都市，还是悉尼、新加坡、曼谷这样的区域性国际大都市，货币的自由兑换以及由市场来决定汇率的升降幅度，都是其经济发展和对外交流活跃的一个基本前提。上海目前已经成为国际资本的集聚之地，下一个目标应该是能够成为货币自由兑换的金融中心城市。当然，人民币的自由兑换是牵涉全局的战略性选择，而目前我们看不到这一战略性选择的时间表。
3、上海目前还没有形成强大的对外投资能力，这里的“对外”是指对海外投资，而且是对海外的直接投资。最近几年来，上海一直在努力改善自己的投资环境，力图抓住国际直接投资新一轮的转移，使自己成为外商愿意选择的发展福地。就是在SARS蔓延期间，上海也没有放松过和外商的信息联络和感情联络。预计上海今年协议吸收外资的金额仍将突破100亿美元。这种能力，城市经济学上往往把它称为“集聚”，而一个城市要成为国际大都市就必须具备“辐射”能力，即强大的对外投资能力。目前，上海正实施企业的“走出去”战略，今年的对外投资金额已达5亿美元，预计上海的“集聚”与“辐射”能够达到对称的地位，才是上海赢得国际社会普遍尊敬的时候。
4、上海尚缺少世界一流大学。上海的企业家代表在论证上海要成为国际大都市的基本特征时，往往会强调上海应拥有几个能够进入世界排名500强的企业，从目前的发展趋势来看，用不了10年时间，他们的愿望就能实现。我不反对上海拥有能排名世界500强的企业，但我更主张上海应该拥有几所世界一流大学，这是上海得以提升核心竞争力、谋求自主知识产权成果、促进研发与产业交融以及集聚一流人才的关键所在。这一过程和上海成为国际大都市的进程应该是同步的。我判断上海出现令国际教育界公认的一流大学的时间表还是在2020年左右，而此时，上海应全面建成国际经济、贸易、金融和航运中心。
美国学者眼中的上海城市竞争力
1998年，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的丹尼斯教授提出一个国际大都市竞争力的分析框架：大都市地区国际竞争力(C)=f［当地城市环境(U)，国民经济中影响国际竞争力的要素(N)，对国际贸易协定的服从(T)，大都市当地企业和产业的国际竞争力(F)］。利用世界经济论坛等国际机构的数据对纽约、法兰克福、旧金山、伦敦、香港、新加坡、东京、汉城、曼谷、上海、北京等11个城市进行竞争力的比较研究发现：这11个城市共分三类，其中纽约、法兰克福、旧金山、伦敦、香港、新加坡、东京为竞争力较强类，汉城为竞争力一般类，曼谷、北京、上海为竞争力较弱类。
丹尼斯还对上海的国际竞争力进行了点评。上海的国际竞争力因为与北京相同的几个原因还显得较弱。即中国的国际竞争力相对较弱，国际贸易标准削弱了上海在与贸易相关的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得分，较低的对外交往和对外文化的开放，和较高的商务和生活成本。从1990年开始，上海市政府努力重建上海作为中国首要贸易、金融、制造业中心的大都市区的角色。尽管上海正以蓬勃增长的中国经济的国际贸易和投资中心而发展着，但在这个报告中它的国际竞争力排名却处在这11个城市的第十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