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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高马路一怪人
澳门高士德马路和姑娘街交界处有一幢破旧的二层小楼房，门牌号：88。这一类楼房是30年代流行的样式，楼下沿马路的铺面作商业用途、二楼可以作住宅。几十年前，在当时经济不发达的澳门是很实惠的商住两用的楼房。近10年来，澳门经济起飞，这一类楼宇已经落伍，大部分都被拆除，建起了新楼。可是，88号仍像一位驼背的老流浪汉，蓬首垢面，衣衫褴褛，可怜兮兮地站在那里，与周围的新楼大厦相比，它显得那么寒酸、落魄、潦倒……
1948年时，澳门高士德马路又称为柯高马路。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傍晚，柯高马路88号二楼租给了一家从中国大陆来的住户，当时中国大陆内战局势十分混乱，许多商人和官僚举家南迁。搬进柯高马路88号那家的男主人，年过半百，满口湖北话，举止谈吐不像商人，也不像官僚，倒像是一个贫穷的教书先生。他深居简出，即使偶然出外，行踪也十分神秘、戴着一顶礼帽，帽檐压得低低的，遮住眼眉，周围的邻居始终没有看清楚他的“庐山真面目”。
88号二楼的男人一不做生意，二不打工，每天早上到附近的“三盏灯”买一叠报纸就回家，楼下的人只听到他在楼上来回的踱步声……
给周恩来发出一份电报
1949年10月初，住在柯高马路88号二楼的神秘男人作出惊人之举，他在澳门向北京发出一份电报，电文如下：
“北京人民政府周总理
恩来兄鉴：兄等以廿余年之坚苦奋斗得有今日，良堪佩慰，尚望以胜利争取和平，以和平与民更始，吊民伐罪，天下归仁也。南天引领，曷胜钦迟、一有便船，当来晤教。弟包惠僧叩。”
包惠僧，何许人也？居然与周恩来称兄道弟！当时受理这份电报的小姐肯定吓了一跳，难怪有人说：“澳门街藏龙卧虎。”
果然是藏龙卧虎之地！
“包惠僧”这个名字怪怪地，像是一个出家人的名字，对于小城澳门的市民来说实在是太陌生了。
包惠僧，何许人也？
笔者曾经问过一些澳门的青年人，他们回答是：“不知道”、“没听说过”、“算命先生”、“包惠僧大概是一个和尚吧”。
也有的反问道：“是不是武侠小说里的人物？”
当年住在柯高马路88号附近的邻居们，许多已搬走，剩下的也把包惠僧遗忘了。
谁也没有想到，包惠僧曾经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既在共产党也在国民政府中做过高官，是个叱咤风云的人物，非等闲之辈。
包惠僧是湖北黄冈人。1894年生，原名道亨；曾用过包晦生、包一宇、包一德、亦愚等笔名和化名。1917年在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教了半年书，就到武汉当记者，给《汉口新闻报》、《大汉报》、《中西日报》撰稿。后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参加陈独秀、胡适、蔡元培等人领导的新文化运动。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同年在北京大学肄业后，仍回武汉当“无冕皇帝”——记者。
“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这是骂湖北人的话，但是也反映了湖北人的精明能干。包惠僧年轻时精力旺盛，就像一双充满活力的“九头鸟”。
参加筹建中国共产党
1920年秋，包惠僧和董必武、陈潭秋等人在武汉发起组织共产主义小组，当时的名称叫武汉共产党临时支部，包惠僧被推选为临时支部书记。
1921年1月，包惠僧由武汉到上海，准备赴苏联学习。到上海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代理书记李汉俊留他在上海工作，请包惠僧任共产党教育委员会主任，负责选派优秀青年赴莫斯科留学的工作。4月份挑选了刘少奇、萧劲光等一批青年，由上海坐船到海参崴，再坐火车经西伯利亚去莫斯科留学。30年后，刘少奇当了国家主席，萧劲光任海军司令员，这是后话。
1921年5月，包惠僧到广州，与陈独秀一起参加广州共产主义小组活动，并在《新青年》杂志和“群众”社工作。在中国共产党筹备期间，包惠僧做了大量实际工作。
他曾和毛泽东平起平坐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市望志路106号开幕。参加会议的代表有7个地区13名代表，包惠僧和陈公博、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张国焘、刘仁静、王烬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周佛海。还有两名外国人：第三国际代表马林、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李克诺斯基。一共15人。在这次会上，中国共产党正式宣告成立。身在广州的陈独秀被选为中共总书记。在中国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包惠僧和毛泽东地位相同，表现各异。27岁的包惠僧发言活跃，28岁的毛泽东则沉默寡言。
中共“一大”结束后，包惠僧回到武汉，担任湖北共产党的领导；毛泽东回到长沙，主持湖南共产党的工作，两人为了党务也常有书信来往。1922年春，毛泽东遭湖南警方通缉，避居武昌黄土坡包惠僧的办公室，他们同住了十余天，朝夕相处十分融洽，工作之余，包惠僧陪同毛泽东游览逛街，包惠僧还请毛泽东下馆子吃饭。给当穷教书匠的毛泽东留下深刻印象，直到30年后，毛泽东对武昌的鱼和豆皮还是念念不忘，赞不绝口。
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众所周知，在历史上，周恩来曾经担任黄埔军官学校的政治部主任，可是包惠僧担任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却鲜为人知。
1925年2月，蒋中正、周恩来率黄埔军校教导团和部分学生参加第一次东征。留下校本部的学生无人管理，其间，廖仲恺曾给蒋中正发了电报，要周恩来回黄埔，蒋覆电报说前方工作重要，周恩来不能回来，于是廖仲恺任命包惠僧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前方主任周恩来，后方主任包惠僧，6月，派军校留校学生参加粉碎“杨刘叛乱”。平定“杨刘叛乱”后，军校学生全部回校复课，周恩来调任党军第一师党代表。于是，整个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全部由包惠僧负责，那时他才31岁。
黄埔军校为中国培养了大批军事人才。中共十大元帅中四位：叶剑英、徐向前、林彪和聂荣臻，在黄埔军校都工作和学习过，当时他们都是包惠僧的部下和学生。
他脱离了共产党
包惠僧当了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之后，官运亨通，历任黄埔军校高级政治训练班主任、黄埔军校教导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武汉新闻检查委员会主席、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筹备主任。1927年1月，出任独立第十四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可是好景不长，1927年上海“四·一二政变”、5月“夏斗寅叛变”。跟着“马日事变”、国民党“清党”，包惠僧被“清”了出来，先后到湖北老家黄冈、江苏高邮、上海等地避难，当时，他看不到共产党在中国前途，不久就脱离了共产党。
为了生活，包惠僧在上海帮助贺耀组办《现代中国》杂志；后到国民党湖北省主席何成濬幕下任参议。1931年，借助他与蒋中正在黄埔军校时共事过的关系，任蒋中正的陆海空军总司令部的参议。“九·一八事变”后，蒋中正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任命包惠僧为军委会秘书，兼任中央军校政治教官。
因为包惠僧过去曾经是共产党员，所以国民党并不信任他。包惠僧在国民革命军内官阶为中将，也算高级将领，但没有什么实权，只担当幕僚的角色。
急流勇退 栖身澳门
1936年，包惠僧由军界退役，转任文官，先任内政部参事，后任内政部户政司司长。1947年改任内政部人口局局长。
人口局是一个清水衙门，没有油水，也没有权势，每月领官饷混日子。中国毕竟是一个大国，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包惠僧做中国的人口局长，掌握四万万人口的花名册，尽管资料不全，统计不准确，但是名义上，这个局长还是很威风的。
虽然做了人口局局长，但是包惠僧对人口问题没有什么研究，政绩平平。他当然做梦也没有想到40年后，中国“人口大爆炸”，达到近12亿人口的天文数字。
1948年国共内战激烈，局势急转直下，国民党政府从南京撤往广州，包惠僧见势下妙，申请遣散，带着家眷逃到澳门避难。栖身于柯高马路88号二楼，静观国内政局变化，有时闷得发慌，包惠僧就到新马路中央酒店的赌场里转一圈玩两铺。那时候还没有葡京赌场，当时澳门最大的赌场就在中央酒店。
冤家路窄 赌场巧遇
包惠僧到中央酒店里的赌场碰运气，可是他的手气不佳，输多赢少。一天他刚玩完，离开赌台站起来想走，抬头看到一张熟悉的圆脸——许克祥，真是“冤家路窄”，当年共产党的死对头、发动长沙“马日事变”的许克祥团长原来也在这里赌钱。
许克祥原是军阀唐生智的部下，“马日事变”之后投靠了蒋中正，在北伐军中，许克祥是“右派”；包惠僧是左派，21年前兵戎相见，21年之后赌场相聚，当年在战场上拚个死活，今天在赌桌上决一雌雄。北伐路上的“左派”和“右派”在澳门都变成了“逍遥派”，这种戏剧性的转变是对中国现代政治最大的讽刺和嘲弄。
中国现代史上有不少自封的“政治家”，他们把战场当作赌场，把人民和士兵当作赌注，他们的政治资本一旦输尽，就逃到澳门继续搏杀，赌城澳门成为中国社会的缩影。
许克祥投靠蒋中正后，从团长升为师长、副军长、总指挥，后来他的军队打光了，就收拾细软，带着老婆儿女到澳门买了房子，置了产业当寓公，日子仍然过得十分舒服，在赌桌上一掷千金。相比之下，包惠僧益发显得穷困潦到，为此，包惠僧深受刺激，感到忿忿不平。
其实这不算什么，更大的刺激接踵而来。
他原来可以登上天安门
收音机传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讲话的声音，报纸了登着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董必武的照片，包惠僧百感交集、彻夜不寐。
28年前，和包惠僧一起创建共产主义小组和共产党的朋友、同事、部下和学生，居然当上了全中国的主席、总理、部长、司令……大权在握，呼风唤雨。
而眼下栖身于赌城——澳门的包惠僧，既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真是像俗话所说：“猪八戒照镜子，两面不是人。”
一念之差押错了宝
凭包惠僧的资格和才能，他原本是可以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董必武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扶着栏杆检阅三军。可是命运居然和他开了这么大的玩笑，唉！阴差阳错，一失足成千古恨，谁让他在1928年“一念之差押错了宝”？如今他只能心惊胆战地躲在澳门柯高马路88号这破旧的小楼上，他从大陆带出来的钱不多，坐吃山空，捉襟见肘，整天为全家柴、米、油、酱、醋、茶而操心，惶惶不可终日。台北他不想去，北京他不敢去。落到这般地步，他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但是残酷的现实使他不得不吞下这口气。包惠僧左思右想，终于提笔起草了给“恩来兄”的电报。
大陆出现了一个“栖梧老人”
自从包惠僧在1949年10月给“恩来兄”发了一份电报之后，11月份包惠僧全家从澳门柯高马路88号二楼悄悄搬走了。
邻居不知他们去了哪里，日子一久，邻居们逐渐把这一家人淡忘了，包惠僧似乎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但是，研究中国问题的西方学者和专家并没有忘记包惠僧，他们不断地搜寻包惠僧的踪迹。1957年，北京出版的《新观察》杂志上刊登了一篇署名“栖梧老人”的文章，题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的见闻”。这篇文章和作者引起了专家们的关注。经过海外专家的分析、判断和考证，确认“栖梧老人”是包惠僧的笔名。
西方专家的判断没有错，“栖梧老人”就是包惠僧。
忍痛烧毁陈独秀来信
包惠僧回到大陆后，先安排他做内务部参事，后任国务院参事，都是没有权闲职，主要工作是写回忆录。因为他年轻时当过记者，参与了中共筹建工作，又参加过中共“一大”以及1927年7月之前中共上层的重要活动。因此他的回忆录具有历史价值。
回大陆后，周恩来和董必武看在老朋友的面子上，还请他吃饭叙旧，可是包惠僧一直有自卑心理，甚至于不敢提笔写作，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直到1957年才用“栖梧老人”的笔名第一次发表回忆文章。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包惠僧受到很大的冲击，“革命派”不仅贴了他的大字报，还用拐棍将他打了一顿。从此他一蹶不振，精神崩溃，吓得连夜将珍藏40年的陈独秀写给他的100多封信塞进火炉中焚毁，这一批重要的历史资料顷刻之间烧成灰烬，化作一缕青烟。
自1920年以来，包惠僧40年中几乎走遍了中国各地，历经变幻沧桑，但他始终把陈独秀的信带在身边，精心装裱好作为传家之宝，没想到“文革”之初竟毁于一旦。
岂止烧掉一百万美金
中共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和包惠僧私交甚笃，20年间书信来往不断，陈独秀被中共开除党籍之后，晚年隐居在四川江津县，门庭冷落，贫病交加，临死前，包惠僧是唯一去探望他的老朋友。
陈独秀不但是创建中共的元勋，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著名的学者、教授，还是精通日、英、法三国语言的大学问家。陈独秀的墨宝传世不多，有极高的文物价值，在目前的国际文物市场上，陈独秀的100封亲笔信，至少值100万美元。
包惠僧在“文革”中烧掉的不仅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文物和物质财富，实质上是将他年轻时代的理想、事业、友谊和精神财富全部付之一炬。包惠僧就像“红楼梦”尾声中的林黛玉，“焚了诗稿，断了痴情；泪哭干了，债还完了”，真正到了“人去梁空巢已倾”的时候，他不想，不怨，不恨，不忿，完全是失魂落魄的样子，眼光呆呆的，恍惚若梦……在他身上再也找不到35年前那个“无冕皇帝”的一丝气息。
包惠僧在“文革”中大难不死，居然熬过了十年浩劫，但已经是元气殆尽，只剩下一个多病的躯壳。
“老不死的，你瞎了眼”
大约是1978年的夏天，我和学生时代的挚友在北京新街口大街散步，看到一位年迈的男人穿越马路时因为动作缓慢差一点被汽车撞死，汽车司机急煞车后，探出脑袋大声咒骂那位老人“老不死的，你瞎了眼…你找死啊，你活腻了趁早去八宝山……”
老人默不作声，承受着年轻司机刻毒的污言秽语，头也不回，仿佛没有听到。
我和挚友以同情的目光注视着这位默默远去的老人。良久，挚友回头对我说：
“你知道这个老头是谁吗？”
“谁？”
“他就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包惠僧。”
“什么？他就是包惠僧……可怜的老头！”
由于匆忙，包惠僧的五官我都没有看清楚，记记中只留下一个抖抖索索的背影，消失在芸芸众生的一片灰蓝色尘埃之中……
一年之后，听说包惠僧因病去世，终年85岁。成为中共“一大”13位代表中第12位离世者。
我离开北京时，在新街口和挚友告别，无意中提起包惠僧，我的挚友说：
“包惠僧曾经在澳门住过两年，那两年是他的人生道路上的低谷和转折点。你在澳门不妨找一找他住过的地方，去亲身体验和感受一下，也许能写出一篇有意思的文章。”挚友很认真地向我提了一个建议。
“几十年前的房还在么？可能都折掉了，试试看，也许时光能倒流。”我没有把握地回答。
小楼的启示
几年前，我在报社当记者的时候，曾经为寻觅、考证包惠僧在澳门的住所奔波了一阵。今天，当我找到这所陈旧的小楼，欣喜之余，突然又感到十分悲哀，因为包惠僧不是孙中山；也不是蒋中正；更不是毛泽东，包惠僧住过的小楼不会被当作文物保存下来。他死的时候，既没有华丽的悼辞；也没有降重的葬礼，没有人为他树立纪念碑。
我曾经问自己，这样辛辛苦苦的考证包惠僧在澳门的足迹，究竟有多少价值？在这个世界上，人们总是为英雄树碑立传，我认为包惠僧虽然不是英雄，但他是一个特殊的人，有必要为这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写一篇文章，立此存照。
经过40多年的风风雨雨，虽然柯高马路88号这幢楼房依然存在，但是他的寿命也屈指可数，迟早会被推土机铲除。在尚未夷为平地之前，它能不断地提醒路过这里的澳门居民，特别是年轻一代，温故知新，应该更多的了解中国历史和澳门历史。
自1911年辛亥革命以来，中国历史的发展，就像黄河东流，经历了无数曲折，走了许多弯路。千千万万热血青年成为黄河神坛的祭品，为此失去了宝贵的青春和生命。中华民族为了认识一些简单的道理，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沉重太昂贵了！
柯高马路88号二楼的一位神秘人物——包惠僧，他坎坷的一生，不仅为笔者提供了一充满离奇情节、带有悲剧色彩的报告文学素材，还给后人许多有益的启示。
（1991年6月初稿于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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