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科学”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管理科学论文,中国论文,特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读了最近发表的潘承烈同志《自成一家，走向世界》一文，颇受感动，尤其令人感动的是有的领导看了此文后指出，读了此文，感慨颇深，作为一名在企业界工作多年的工作人员，深感没能在实现宝华同志提出的“自成一家”要求上作出些许贡献。现在需有人把中国企业管理的经验归纳、整理、上升，供后世之用。由谁来做呢？学会做可不可？请商。批文的文字不多，但思想内涵十分丰富厚重，不仅包含着对宝华同志所提出的十六字方针的重视和尊敬，而且还包含着向往和自责，诚恳地请中国企联同志考虑可不可以做这件事。中国企联领导同志对此自然会有其考虑。由于20年来，我在中国企联倡导的“古为今用”的工作中有持续不断的接触，也帮着做了些工作，因此，我想就中国如何做到“自成一家，走向世界”的目标，谈几点个人的看法。
一、重温袁宝华提出的十六字方针意义重大
潘承烈同志的文章已经把袁宝华同志提出的十六字方针的精神说透了，我想补充一点的是现在重温20年前提出这个“自成一家”的意义就在于提醒人们，现在应该是实现“自成一家”的最好时机。它让我们回顾20年来为“自成一家”所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不足，使我们知道今后继续努力的方向。
我记得，在宝华同志提出十六字方针的第二年即1984年冬天，由当时国家经委的经济管理研究所在北京香山饭店主持召开的一个“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座谈会”，宝华同志和彦宁同志亲自听取与会的教授、学者和企业家代表的意见，最后宝华同志做了座谈会的总结发言。原来，1983年提出的十六字方针是针对如何正确借鉴国外企业管理经验而提出来的，而1984年的座谈会上，宝华同志根据与会代表的论点，最后归结为“我国古代管理思想确是一个丰富的宝库”，“我们要在总结自己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一方面洋为中用，一方面古为今用，树立信心，迎头赶上，敢于创新，这样来建立有我们自己特色的管理科学”。因此，袁宝华同志所说的“自成一家”其准确的意义就是要求我们在总结实践经验基础上“洋为中用”、“古为今用”，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科学而努力奋斗。
20年后的今天，我国国民经济发展运行良好，政治稳定，国家实力大大增强，2002年我国实现加入世贸组织，事事都要与“国际接轨”的呼声愈来愈高，要求也愈来愈严，这当然是无可厚非、应该顺应世界潮流从容应对的，但决不可以忘记“自成一家”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科学的历史任务。际此党的十六大胜利召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号角吹响的时刻，重温宝华同志“自成一家”和“建立有我们自己特色的管理科学”的思想，对长期工作在企业界和教育界的工作人员来说，意义特别重大。
二、如何正确理解“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科学”这个重大的历史任务
20年来，我们在中国企联古代管理思想研究会的组织和领导下，头10年主要做普及和推广的工作，发动会员撰写论文，挖掘和整理中国自先秦以来的优秀管理思想，从1984年到1994年，我们基本上能每两年开一次年会，出一部论文集，前后共出了7部。其中，第一部论文集《中国古代思想与管理现代化》（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曾起到很好作用，还有《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新探索》（企业管理出版社，1988年）和《历史与企业家对话》（改革出版社，1992年）也对当时国内全盘西化思想比较流行的情况下让大家听到不同的声音，起到了一种“争鸣”的作用；1994年以后，因为没有活动经费，无力召开会议，我们通过部分在北京的理事出版了两部著作：《振兴中国的管理科学——中国管理科学引论》（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和（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今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最后两部书的学术品位显然较以前的论文集有很大的提高，同时也明显表现出我们迈向“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科学”的意向。但这两部书只能算作走向建立中国特色的管理科学长征途中起步走的一个记录，切不能看作是建立了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科学。因为早在1984年，袁宝华同志就说过：“发掘、研究我国的古代管理思想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工程。现在，我们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毕竟还是‘浅层开发’，刚刚起步，繁重的任务还在后头，我们要努力加强各方面的工作，进行‘深入挖掘’，以取得更大的成绩。”20年过去了，弹指一挥间，现在确实到了正确理解“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科学”这一伟大历史任务的时候了，我们这一代人很快就要成为“昨夜的星辰”，不知哪一天要陨落到无限的历史长河中去，如果不能把自己在20年来的感受明白表达出来，那既对不住提出“十六字方针”的长者袁宝华，也对不住后世的有志者，他们将不知道从何处着手去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科学，从而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科学必将成为一句空泛的口号，因此我认为，首先必须把“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科学”这个原则要求具体化，它究竟是一门科学，还是由多门学科组成的一个学科体系？如果这一点弄不明白，也就无从知晓如何去建立，所以必须把这个原则要求具体化为若干个单元（或课程），才能使我们有志从事这门科学研究的人有一个明确的方向和目标；才能使我们今后的工作有一个检验进程的依据。
我个人认为“管理科学”应该是一个庞大的学科群体系，它由众多的部门管理学科所组成，例如国土资源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社会治安管理、城乡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国家税务管理、企业经营管理、进出口贸易管理和社区物业管理等等，不一而足，每一部门、每一地区、每一种业务的管理都可以写一部书——《XXXX管理》。这种部门或专业的管理学科内容一般都包含该部门或专业的管理理论和方法，在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指引下，我相信我国各部门或专业管理理论与方法具有中国特色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按着时序的观点看待管理科学，那就是历史的和现实的两部分。历史的部分就是中国管理思想史的研究，现实的部分就是当代中国管理学理论（或管理思想）的研究。我个人认为，这两个研究领域应该成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科学”的主攻方向，其研究成果将表现为《中国管理思想史》和《中国管理学概论》这样两部专著。
三、“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科学”的目的和途径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科学从纵向上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专业的管理技术和方法，第二个层次是专业的管理理论，第三个层次是中国管理思想史和中国管理学概论。头两个层次的知识是专业的，甲专业的学生可以不学乙专业的知识，同样乙专业的学生也可以不学甲专业的知识。但是，第三个层次的知识——中国管理思想史和中国管理学概论（或原理）则是所有管理专业学生的共同必修课程。《中国管理思想史》讲授自先秦至民国二千多年间产生于中国的优秀管理思想，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应该使它形成一个知识体系，形成一门管理专业学生必读的课程；而《中国管理学概论（或原理）》讲授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独创的一些管理理论和原则，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在管理理论和原则上有创新的东西。我国高校里现在讲授的《管理学概念（或原理）》的内容和理论框架基本上是采取拿来主义，从西方引进的，需要认真加以充实和改进，使之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科学的一门共同基础课，这应该成为中国管理科学界同志们共同努力的方向。
如此说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科学”不仅仅是企业界（以中国企联为代表）的事，与教育界（以教育部为代表）、社会科学界（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为代表）、自然科学界（以自然科学基金会管理科学部为代表）都有密切的关系。如果没有教育界、社会科学界和自然科学界有关部门领导同志的关怀与参与，可以肯定“自成一家”也好，“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科学”也好，将始终成为只能是某些领导同志的期望和号召而结不出果实。据我所知，20年来除了袁宝华同志最早提出管理科学应“自成一家”和“建立有自己特色的管理科学”外，1996年朱镕基总理专门讲过“管理科学，兴国之道”，指出“要大力提倡振兴中国的管理科学，要总结中国管理实践的经验”。这次，国务委员、国务院秘书长王忠禹同志又提出基本相同的要求。我希望能引起企业界、教育界、社科界、自然科学界领导同志的重视，通过各自所掌握的基金会，加大支持力度，投入适当资金，使“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科学”成为立项的科研项目，而不只停留在口头上响应领导同志的“号召”上。
四、我对编写《中国管理学概论（或原理）》的一点思考
1998年出版的《振兴中国管理科学——中国管理学引论》里，我在该书的“前言”曾表达了一种强烈的愿望：我们必须继续努力，编写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管理学》的教科书。当时我说：“在21世纪到来之前，如果我们不能做到未雨绸缪，拿不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管理学概论》之类的教科书，我们将愧对国家新的专业设置。”从那时以来，我一直有这样的看法，我国近年来虽然建立了不少管理专业的院系，也不是开不出《管理学概论》类的课程，但它们最大的缺陷就是缺乏“中国特色”。我曾重点查看过孔茨的《管理学》和罗宾斯的《管理学》，发现西方的《管理学原理》一类教科书大体上都是以工商企业的管理实践为依据，进行理论概括的，他们的管理学确切地说称之为工商管理学也许更为贴切，国人编著的《管理学原理》一类教科书也不少，他们的原理框架大致都模仿西方，这就是等于把工商企业管理理论提升为一般管理理论，这种情况应该尽快加以改变。我们的基本观点是：我国的管理学理论应该从我国的管理的实际出发，以毛泽东《实践论》中有关实践与理论关系为指导，总结我国的管理实践，如果我们中国的管理学亦步亦趋，那绝对不能反映我国管理的实际情况。我认为中国的管理学最突出的“特色”应该以中国共产党领导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管理实践为主要对象，而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工商企业管理这一方面。最近，我正在阅读美国彼得·F·杜拉克于2002年7月出版的新书：《下一个社会的管理》（或译为《未来社会的管理》），这位国际上素以企业管理大师著称的管理学权威也突破了“企业”的范围，把眼光投放到社会的管理上了，他在该书的前言里指出：“从50年代到90年代，非共产主义自由世界的公司及其行政总裁把社会看作是‘既定的’，事实上，信息革命的到来，意味着下一个社会将会发生根本的变革，为了帮助管理者成功地在下一个社会里进行管理，这就是本书的目的。”在书中还谈到许多并非企业管理的问题，诸如：新经济时代并未到来，发达国家的官僚制、人口管理、劳动力管理、城市的文明化、金融服务、社会事业单位等等问题，总之，除了传统的企业管理(Business)之外，大量篇幅探讨了政府管理(Goverment)和社会管理(Social)。杜拉克看到了西方社会的变革，在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扩展他的管理学视角，如果我们不能根据中国社会转型的实际，创立我们自己的管理学，能有什么出息呢？把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的课程全盘移到中国大学里开，我们顶多也只能算二流货。只有突出中国特色的，总结中国实际的，才能成为世界一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