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朝峰[1]2000年在《面向大国政治的哲学构架》文中认为本文以大国政治与小国政治的差异对比为线索，全面阐述了《吕氏春秋》的政治哲学思想。全文共分六个部分： 第一部分阐发《吕氏春秋》的政治本体论，即政治天人关系论。通过构筑政治与自然、政治与农业、政治与生命之间的和谐关系，建构政治宇宙图式，寻求政治存在的意义。 第二部分总结其政治价值论，即政治的功能要素系统。包括德治的政治统治原则、贵公的权力分配原则、爱民的阶级关系处理原则和义兵的战争原则。 第三部分集中论述其“公”利主义政治起源论。这种思想的合理性在于从人类的欲求和利益出发探讨政治的起源。其实质是社会逐利行为的反映和制度剧变的政治表态。 第四部分归纳其政治角色论，即政治的结构要素系统。包括君主的无为而治、贤臣的励精图治和群民的农本而治。 第五部分发掘其政治精英论。新兴的士阶层对大国政治系统的运行具有重要意义，吸纳新的精英是大国政治的主要任务之一。充分强调了君主在新精英参与政治中的关键作用和新入围的政治精英们本身要满足的条件。 第六部分总结其政治决策论。面向大国的新政治决策论包括：强调社会因素综合作用的政治系统观；强调要抓主要矛盾的政治矛盾观；主德民欲下通上达的政治沟通观；增强政治预测感、提高政治洞察力和人才鉴别力的政治认识论。 文章结尾简明扼要地概述了《吕氏春秋》政治哲学对现实政治的借鉴意义。
刘国民[2]2003年在《董仲舒的经学诠释及天的哲学》文中研究表明董仲舒生活于文、景、武帝三代。大一统的皇权专制政治趋于成熟，学术思想从汉初的较为自由开放而独尊于儒术。在儒家之道与现实政治权势的结合中，董仲舒部分地坚持了道与势的统一性，他以儒家之道论证大一统皇权专制政治的合理性；他更多地坚持了道与势的对立性，他以儒家之道批评现实的社会政治，更多地保持了儒家之道的独立性及其自主的人格。 董仲舒传承《公羊传》，但他不是一位传经之儒。他通过对《春秋》和《公羊传》的诠释，以建构其思想体系并为大一统的皇权专制政治建立理论根据。因此，他诠释《春秋》经传表现了相当强的主观性、时代性。他诠释《春秋》经传的根据有二。(一)“以《春秋》当新王”。《春秋》蕴含了王道大义，《春秋》为汉立法，故必须诠释《春秋》。(二)《春秋》之辞的字面义与《春秋》之义相分离，即“间距化”，因而不能通过《春秋》之辞的字面义把握《春秋》之义。这揭示了《春秋》“微言大义”的基本特征，构成了诠释《春秋》的重要根据。“间距化”是理解的障碍和误解的原因，又为董仲舒发挥其主观思想留下相当大的空间。“间距化”不是一种消极的因素，而是一种积极的建设性和生产性要素。它决定了董仲舒“推见至隐”、“见其指者，不任其辞”、“原心贵志”等解释方法，表现了《春秋》文本意义常释常新的开放性和多元性。 董仲舒的“三纲五常”思想以阴阳五行为立论的根据。天道任阳不任阴，阳尊阴卑，阳贵阴贱，阳善阴恶。君父夫为阳、尊、贵、善，臣子妇为阴、卑、贱、恶。天有“木火土金水”之五行，人有“仁义礼智信”之五常，五行配五常，天人一也。以阴阳论人性，表现了董仲舒人性论的特征。董仲舒认为，性未全善，性有善质。这为他的教化万民思想建立人性和天道的根据。德治是董仲舒对汉代社会政治的永恒期待。统治者要以德善化民，通过仁义礼乐的教化，觉醒万民内在的德性，以实现内在德性和外在德行的合一。 董仲舒建构了天的思想体系。董仲舒之天是人格神之天与自然之天的统一。人格神之天有意志和目的，自然之天无意志和目的。人格神之天支配自然之天，自然之天表现了人格神之天的意志和目的(无内在目的而有外在目的)。人格神之天具有道德理性，为人格神之天支配的自然之天也具有道德理性。道德理性是人格神之天与自然之天具有的本质特性。董仲舒建构天之哲学的根本目的是为儒家之道(人道)建立天的神圣根据，从而保证儒家之道的实现。董仲舒认为，天人同类相应。天人同类相应是董仲舒天的哲学的基本原则。首先，天人同类相应，则天人互相感应。他建立了受命之符、符瑞和灾异的理论。其次，天人同类相应，则天人同类相推。因此，天道类推到人道，天道成为人道的终极根据。董仲舒认为，天道之大者在阴阳五行，阴阳五行之天道是人道的根据。他以阴阳之天道解释人道之三纲、大一统、刑德、经权、人性、中和，以五行之天道解释人道之忠孝、五常、五官、五事。天与人、天道与人道构成了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大系统。 董仲舒“《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的经典解释理论对文学文本的诠释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这为文学文本思想的开放性、多元性提供了经典的根据。通过董仲舒的诠释，《春秋》具有微言大义的特征。文学作品须宗经。《春秋》的微言大义是文学作品“辞约而旨丰”的经典根据。《春秋》之微言、隐讳的书法也成为史学、文学创作和评价的范式。董仲舒天人同类相应的思想为天人情绪、道德的合一建立了理论的根据。他的法天道、《春秋》之道的基本原则是刘勰《文心雕龙》的《原道》、《征圣》、《宗经》思想的依据。
李昊[3]2011年在《物象与意义—社会转型期城市公共空间的价值建构（1978-2008）》文中研究表明当代中国正处于“双重社会转型”时期，传统与现代、现代与后现代，不同时期价值观念的叠合和冲突造成了典型的价值失范现象，社会缺乏整体的价值规范与标准，无论是外在的“物象”，还是内在的“意义”都处于无序状态。新的价值标准亟待确立，明确精神走向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社会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城市公共空间以公共生活为价值本体，表达了空间与人的关联和在现实世界中的作用，在转型社会背景下，同样面临着“价值失范”和“价值建构”问题。本文从中国社会的现实背景和城市公共空间的理论背景入手开展研究。首先，明确当前中国所处社会转型期的基本现实，通过对“双重社会转型”背景、历史进程、特点和根本目标的梳理，探讨作为社会转型期典型特征——“价值失范”的发生机制和总体状况，并就中国社会“价值失范”的具体情况和特征进行分析。结合人类社会在思想意识上从“绝对意识到极限意识”的总体走向，在个体与类的统一、人与自然的协调、感性与理性的结合、地域与全球的共生的基础上探讨当代中国新的价值整合运动，提出以“重塑文化模式和生活方式”进行价值建构的基本内涵。其次，从城市公共空间的本体——城市公共生活入手，分析作为公共生活核心内容的“公共性”在东西方语境下内涵差异以及中国式困境。从公共活动的发生原点探究公共生活的核心价值，揭示公共生活在政治、经济、日常生活等方面的基本样态，构建城市公共空间的理论研究框架。以政治哲学视域下的公共领域为主线梳理东西方城市公共空间的历史发展；以消费社会视域下的公共生活为主线分析当代城市公共空间的转型，以及中国近三十年（1978-2008年）城市公共空间的基本建设状况；以日常生活视域下的公共交往为主线探讨城市公共空间的内涵。在此基础上，对当代（1978-2008年）中国城市公共空间存在的问题进行全面的评述，探究造成城市公共空间“物象迷失”的深层原因。最后，针对当代中国城市公共空间的“价值失范”，以“意义重塑”为主脉，对城市公共空间价值建构的内涵、机制、策略进行深入的分析。论文主要有以下三个创新点：第一，对城市公共空间的价值内涵进行全面的探究，从政治哲学、社会学等方面入手，挖掘其在政治、社会、经济、生活等方面的内涵与价值，提出认识的基本框架，并以此为线索梳理城市公共空间的历史发展、当代转型和基本特征。第二，全面梳理1978-2008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城市公共空间建设的基本状况，建立评述框架，就城市公共空间在功能使用、社会伦理和审美取向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为今后城市公共空间的设计与建设提供参考。第三，汲取当代社会的整体价值走向，结合转型期社会价值建构的基本途径，提出当代中国城市公共空间价值建构的内涵、机制、策略，对于当代中国城市公共空间的设计与建设具有积极的促进意义。
黄英杰[4]2012年在《古典书院的终结及其对现代中国大学的影响》文中认为中国古典书院是中国文明自身生发的一种教育组织形式,它与中国古典文明是一体化的存在。随着近代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自身发展,加之西方国家携带武力与野蛮的文明入侵,古典书院在与西方现代大学制度的角逐中逐渐显露出它的弊端和弱势,走向了“终结”。“终结”并不仅仅意味着书院因其不合时宜而走向“完结”,在哲学的意义上它意味着书院这一教育组织形式以往全部能量的“聚集”,以及这一能量在新教育变革中的“转化”和“新生”。古典书院所表达的普遍教育精神既是新教育精神创生的引导性媒介,同时也会经过精神的创造性转化成为新教育精神的构成性基因。在对古典书院的教育叙事中,我们拈出了中国古典书院观,即中国古典书院是一个以文明再造精神为核心,以书院学规为基本制度构架,集文明绍继、大众启蒙、社会批判和学术研究等诸多功能为一体,和合教学与研究的高等教育组织。古典书院在“澄明”自己的基本观念体系的时候,也展示了其必然要发生转型的理由及条件。就其理由言,古典书院重德性人文精神的养成和陶冶,其课程科目是《诗》、《书》、《礼》、《易》、《乐》、《春秋》等六艺,旨在培养服务于王朝政治的有德行的从政人才,它与建立在工业社会和民主政治基础上的现代大学教育是根本不同的。与社会的专业分工相对应,现代大学的课程科目分别归属于人文、社会和自然等三个领域,旨在培养社会需要的多元人才。社会的工业性质使得现代大学教育强调实用科技型人才和各种管理人才的培养,最终导致人文道德课程的边缘化,书院转型便是其必然的教育实践选择。就其条件言,古典书院在长期的文明史发展中积聚了大量的教育能量,在“中体西用”理论的导引下,这些教育能量必然沿着文明的惯性在其制度的内部或外部,实现新教育的转型。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各种机缘,中国古典书院最终选择了现代大学所昭示的方向,渐行渐远。现代中国大学无论从理念、制度还是精神上首先主要是学习和借鉴欧美大学模式的结果,这是由大学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形式具有超越民族的普遍性格决定的。但是,一个民族的教育与其文明又具有同构性,现代中国大学对欧美大学组织的借鉴必须和中国古典书院观进行融突和合,才是有效的和可欲的。在理念上,张伯苓把教育观念归结为孔孟的真精神,发扬中国文教思想的经世致用观,以及书院教育的政治批判传统,提出了直面中国问题和经验,允公允能,服务于民主社会建设的大学理念：蔡元培则接过书院教研合一,服务于民族新文明建设的优良传统,把学术研究界定为大学的基本性质,并把文明再造牢牢的建立在学术研究和科学发明的基础之上；梅贻琦围绕大学培养一流工业建设领袖的根本任务,对中国古典大学之道进行了新阐释并将其归结为大师的思想和学术引领,开创了大学通识教育的思想体系。不惟如此,张、蔡、梅三人对于大学培养学生整全人格的强调,更深一层地接续了中国古典文明人文德性传统及其止于至善的文教理念。在制度上,张伯苓以士绅社会为基础的大学董事会制度,蔡元培所确立的教授治校和学术自治制度,以及梅贻琦的清华通识教育制度,等等,无不渗透着中国书院制度的精神传统。尤其是他们身上所显示的“卡里斯马型”大学领袖人格,更是书院威权人格的现代转换。另外,古典书院在大学制度内外的探索虽然都失败了,但是它们研究高深学问的组织宗旨、“从游”的师生关系、博约结合的课程设置、以及问答研讨的治学方法等,都深刻地影响了现代中国大学学术和科学研究的相关制度。在精神的层面,现代中国大学转化书院诗教传统高扬新文学教育的大众启蒙性,把民主意识和科学精神注入到民族的心智中：通过理学的哲学化,中国古典文明的德性人文精神成功地在大学的机体里获得新生；传统知识人对现实政治批判所陶冶的大丈夫人格也成为其接受独立自由意识和精神的潜在资源。就这样,现代中国大学融合古今中西的文明精神,一举塑造了中国大学独特的精神品格,即一种和合传统孔墨精神、英国大学绅士人格的自由精神、德法大学专深研究的科学精神、美国大学服务社会的民主精神等为一体的大学新精神。古典书院和大学之间的融突和合一方面在无意间指向了一个新的文明形态：一个以仁爱为核心,以独立和自由为底色,以民主和科学为表征的知识社会。这其中包含着现代中国大学知识人对中国文教精神和传统的承续和发扬：一是把社会的改造和国家的富强立于高深学术研究的基础之上,二是在大学和政府之间建立一个发达的知识社会,作为两者之间冲突的缓冲地带,既可以保证学术的欣欣向荣,同时也使得政治可以有一个好的知识社会的基础,从而在学术和政治之间建立良性的循环关系。另一方面,它也使得现代中国大学产生了三个源发性矛盾：即中国古典文明与大学组织之间的矛盾,学术与政治之间的矛盾,以及个体的需要与大学组织之间的矛盾。这三重矛盾和紧张始终左右着现代中国大学的发展,并悄悄地改变着大学最初作为高深学术研究组织的单一本性,一种更具包容性和丰富性的大学本质,即学术性、职业性、文明性和人本性,逐渐得以澄明。大学也因其具有了中国文明的特质和风格而成为中国的,与中国未来一种新文明的发生和发展紧密的融为一体。
张莹[5]2014年在《传承与发展》文中提出民族主义,是近代以来世界上最强大的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之一,常常影响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因此它已成为学术领域近现代世界最重要的政治哲学主题之一。对于民族主义的研究跨越诸多学科,涉及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国际关系乃至文学艺术等学科相关内容的研究。本文将研究限定在对法国的民族主义上,又将对法国民族主义的研究限定在当代,尤其对全球化、欧洲一体化下的法国民族主义在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和外交等方面表现出的新的特点加以梳理。法国是一个具有浓重民族主义传统的国家,历史上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启蒙思想的传播催生了法国大革命,在革命中摧毁了王朝国家,确立了民族国家的理论原则,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民主主义的民族主义理论,这种理论同大革命带来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普世价值观紧密相连,是一种“共和的”、“开放的”的民族主义,使法国民族主义成为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其价值观,以“民主”为其基本特征的,因而是“普世”的民族主义。与此相对,另一种“排外的”、“封闭的”民族主义也往往伴随着近现代和当代法国的一些大的危机而不时涌现,如普法战争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及新世纪以来法国出现的法国民众反对欧洲宪法等。这两种民族主义并不是非此即彼,两者间往往存在着过渡、汇合甚至是妥协。这两种民族主义作用于法国近代历史上一些重要的历史时期或是历史事件,如普法战争的法国战败,19世纪末的布朗热运动和德雷福斯事件,两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后戴高乐执政,在这过程中,这两种民族主义思潮时而冲突对立,时而合二而一,时而“共和”民族主义占据优势,时而“沙文”民族主义甚嚣尘上。总而言之,它们都深刻地影响了法国的内政外交、社会面貌和思想理念。近年来,随着法国面临一系列国内国际的政治经济问题,如经济衰退、高失业问题、欧盟修宪与法国一贯坚持的国家主权之间的矛盾等难题、法国法兰西民族主义传统中“封闭的”、“排外的”诸多特点逐渐又现端倪,以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快速崛起为代表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回归为主要特征,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虽然这种潮流并未在法国形成主导国家意识形态和内政外交的主流,但是在当今全球化、欧洲一体化的新的世界形势和格局下,法国政府还是普通的法国人,都在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外交等各方各面尽力维护其民族特征、民族身份、民族利益,始终以将法兰西民族的历史文化、思想理念的推广为己任,使法兰西民族的“大国梦”生生不息,其间民族主义的政治诉求有了更多形式,文化和经济的民族主义开始占据中心位置。本文重点探讨了法国现当代以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快速崛起为代表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回潮；并围绕20世纪末法国国籍法几度修改探讨了法国关于民族性和同化问题的争论；以及实力逐步衰弱下的法国面临的挑战及在内政外交中如何维持他的“独立”和“权威”；再其次是针对欧洲一体化下的法国民族主义特征,即所谓“后民族主义”(Post-nationalism,哈贝马斯Habermas)的分析研究,这是冷战后在世界许多地方较为明显的后民族主义背景下具有法国特色(说明法国在“普世”、“共和”——也就是说,法国人认为大革命后的法兰西民族是代表着“自由、平等、博爱”价值观的,因而其民族主义是普世、共和的民族主义)的一种“扩大的民族主义”,我们还研究了欧洲一体化过程中法国民族主义同欧洲联合的矛盾以及双向互动；最后我们指出,法国频频利用其“软实力”方面的优势在世贸组织或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组织或是多边合作机制中捍卫民族文化,从“法兰西例外”到“文化多样性”是法国民族主义抵御美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浪潮的浓重一笔。后民族主义时代的法国民族主义价值观及其表现形式植根于法国传统的民族主义,在传统民族主义弱化之时得以萌生,在继承传统的民族主义的某些特征的同时,受到法国国内和国外多重因素的影响,处于动态的发展中,本文选择了一个跨学科的分析视角,试图将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国际关系乃至文学等学科的相关内容与方法结合起来,在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理论指导下,探讨新的国际格局和新的世界形势下的法国内政外交所体现出的民族主义的新表现、新特点以及新趋势。
张键[6]2011年在《冷战后中国东亚外交战略的学理分析》文中指出本文所研究的中国东亚地区战略主要是从地区战略的角度展开的。本文对地区战略的理论定位、要素以及地区战略环境判断、地区战略竞争对手分析、地区战略决策、地区战略评估、地区战略实施以及对影响地区战略的主要变量进行了分析。地区战略作为一种特殊的外交战略,既具有外交战略的共性,同时又具有自身的理论独特性。从国家战略的层次来看,地区战略属于国家战略层次的第四层次。因此,地区战略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国家整体战略和外交整体战略。地区战略是战略理论在地理和区位上的具体运用和体现。地区战略的理论支撑一般包括地缘理论、区域一体化理论以及地区主义理论。具体地说,地缘战略理论包括地缘政治因素、国际地缘经济因素、国际地缘文化因素三个方面。本文着重探讨了开放地区主义及其对中国东亚外交战略的指导。“立足亚太、稳定周边”区域战略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其形成有着深刻的国际国内背景。由于“立足亚太、稳定周边”战略方针的指引,整个90年代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相对稳定,为中国国内的改革开放事业的不断深化和经济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周边国际环境,为中国进入21世界经济的持续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可以说,“立足亚太、稳定周边”的战略是成功的,在新世纪里仍然可以作为我们的外交战略指导思想。21世纪初中国推行的区域合作地区战略是对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睦邻外交的延续和拓展。进入新世纪以来,周边地缘政治和地缘安全环境呈现出很多新的地区安全问题,实施新的睦邻地区战略势在必行。从战略内涵来看,中国面向新世纪的“睦邻、富邻、安邻”地区战略思想有着丰富的中国以“和”为贵的传统文化思想的支撑和深厚积淀。“睦邻”,是一种政治层面的和睦共处,是一种“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政治发展战略,即强调平等协作、共同发展。“富邻”,主要涉及经济合作领域。具体地说,“富邻”就是强调与周边国家加强经济上的交往、联系、对话以及战略协作,不断拓宽经济贸易领域的合作渠道,扩大相互贸易和投资,逐步形成优势互补,积极推进地区经济一体化,从而推动实现互惠互利、实现共同发展、走向共同繁荣。“安邻”,主要指的是政治安全领域的互信合作和共同安全。具体而言就是在安全领域同周边国家共同营造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积极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通过加强对话、增进互信、以及和平谈判的方式,而不是诉诸武力的方式去处理地区分歧与争端,从而为地区的发展营造和平安定的有利地区环境,进而在地区范围内实现共同安全。新世纪初以睦邻地区战略为依托的区域合作战略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化解了“中国威胁论”,进而有力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形象,也有利于中国以周边为依托走向世界。当前东亚战略环境比较复杂,东亚战略安全环境尤其严峻,尽管如此,当前东亚战略环境中仍存在不少机遇。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如何构建自己的东亚外交战略,这不仅关系到中国自身的国家利益,而且与东亚地区的发展和未来也息息相关。具体地看,中国的战略优势可以分为地缘优势和大国优势两种。战略上的弱势主要体现在中国周边大国太多,存在诸多地缘上的制约,并且中国存在诸多地缘困局,领土争端以及中国所处的东亚区域内各国文化及价值观差异较大等。中国由于长时期保持了平稳较快发展,因此拥有很多战略机遇。中国的战略威胁是与美国密切相关的,因为美国是中国在东亚地区真正的战略对手。具体地说,中国受到的战略威胁和战略压力也主要是来自美国“重返东亚”以及美国利用制度性参与和领土争端挑动东亚国家对抗中国。中国未来的东亚地区战略选择应该立足于地区一体化理论和开放地区主义的理论指导,坚持一种开放性的东亚共同体(Open East Asian Community)。坚持开放性的东亚共同体应该是中国在新形势下着眼未来东亚地区战略的核心主张。未来中国东亚战略需要一系列理论的指导,这些理论框架具体可以包括地缘重心论、区域合作一体化理论、开放地区主义理论等等。未来中国东亚外交战略的战略部署应该注重循序渐进,先易后难的原则,加强多样性的多边区域合作,同时将东亚地区构架明确化。
王煦[7]2012年在《陆象山心学美学智慧研究》文中指出从历史的和逻辑的双重维度来考察象山心学以儒学为主干,对释、道思想的兼综,对孟学的继承与发展。本文选择象山心学的美学智慧作为考察的切入点,考证象山心学美学智慧形成的历史背景与理论背景。以“本心”与美学本体、“发明本心”与审美工夫、“本心”与审美境界作为研究的视角,较清晰地展现象山心学的美学智慧。性理或心性之学既是中国哲学的理论核心,也是传统儒学尤为宋明理学的重要内容。因此,宋明理学作为一种主流文化形态表现了性理化趋势,即以“性理”为本体,以涵养、磨练心体为工夫的理论求索。这种主流文化注重的不是物质世界及其规律性,而是人的存在、意义和价值,以及必须超越有限的自我而实现“大我”或“真我”,终极目标为人生境界。一个有着最高人生境界即审美境界的人,势必追求审美人生—诗意的人生、创造的人生、爱的人生。有这种人生境界的人,其心灵超越了个体生命的有限存在与意义,得到一种自由和解放,回归了自己的精神家园,进而确证其存在。这种主流文化的特有旨趣是关注生命,生命在心上闪光,性理是存在之本体,体认与滋育是澄莹的工夫。象山的性理思想主要源于孟氏之学并有发展,在对孟学做了哲学整合的基础上,从“心”处承接孟学向下说,提出“心即理”的命题,其理论贡献是将“理”这一本体概念范畴置于孟子的“心”论。它通过“心即理”这一命题的转换,将自己哲学体系的基点确立于“心”而非“理”上。此“心”称为先验的道德本体,进而建立了其本体概念即“本心”。象山完成了本体论的建构,就为其工夫论确立了哲学的基点。“本心”这一超验本体的建立,就直接包含、规定了道德实践的途径和方法。象山的工夫论是环绕“发明本心”而展开的,即在“心”上做工夫。这就是“心”包摄“物”、以“本心”为本的本体论和工夫论。本文具体地分析了象山心学美学的本体与工夫理论。象山以“本心”为本体,以“发明本心”为道德实践功夫。此两项乃象山心学的根本命题。象山的本体论哲学完全是从心理经验的自我提升而来,从道德本能上升而成,故此,其本体论和性理论完全合一,更具道德本体论之特质。象山的本体工夫论特点系体用合一,本体就是工夫,二者本不可分,本体的先天设定是工夫的出发点和前提,工夫为本体现实性品格之显现。“本心”作为吾心先验的道德本体,“发明本心”是后天证成之工夫,它表现着本体与工夫的同一性,结构的和合性。此本体工夫论,无先天的完全和已成的处于相对的情况,所有的皆在具体的境界里活力呈现。这种理论宗旨同样浸润于心学美学,其本身就具有生机勃勃的美学精神。本文重点分析了象山心学美学智慧,即美学本体、审美工夫和审美境界所凸显的心学美学智慧。这智慧正如象山所言：“我无事时,只似一个全无知无能底人。及事至,方出来,又却似个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之人。”这是象山以其证验后的本体“本心”为核心之展现。在象山处,吾心自己跟自己“对置”,如同“镜中观花”,“明镜”(“吾心”)变异为“花”(“万物”),“花”(“万物”)通过“明镜”(“吾心”)而显现出来。美的本体即“本心”,“本心”的显现就是美；审美乃对“本心”之美的体认,“本心”之美也在体认中澄莹,其一切皆在人生社会日常事为活动中“落座”,以人生境界为目的。其理论旨意和最高理想追求,即要完成高度的艺术人生,在精神上获得一大解脱；要进入“圣贤乐地”,在精神上获得最大满足与最大享受,即“大自在”的快乐、“与天地合其德”的快乐、“大世界的快乐”。由此显见,象山心学美学的逻辑结构应是本体—功夫—境界。
李云霞[8]2007年在《中印现代化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和印度是世界上两个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两国拥有悠久的历史和辉煌的古代文明,又在战后摆脱了内忧外患的历史遭遇,在同样贫弱的基础上,走上现代化道路去追赶现代文明。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印两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都取得了相当的建设成就,而今天又面临着改革和发展。比较分析中印这两个有着极大相似性的后起发展中大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成败得失,对我们今天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建设具有启示意义。但目前国内外学者的研究都不尽人意。本文从分析中印两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入手,对中印两国的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和文化现代化进行比较研究,总结出两国现代化的发展规律和经验教训,以期获得新的认识。本文的研究对象决定本文必须采用比较研究法和多学科整合法。本课题从现代化的概念出发,通过对各种现代化理论的评析,确立中印现代化比较的内容。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比较研究方法和现代化理论的比较研究方法,从人类历史发展演化的角度,对中印两国的现代化进程进行比较研究,并对两国的现代化模式进行深入诠释与剖析。本文除了对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理论和方法的有机运用之外,还必须对法学、教育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进行整合运用。本文致力于中印两国现代化的比较研究。论文首先阐述了中印两国现代化的初始条件。通过自然条件、人口条件、社会组织结构和文化传统等条件的比较分析,从而得出中印两国现代化具有相对不利的初始条件,决定了中印两国独立后现代化的任务更加艰巨。由于两国国情不同,其起始条件也有所不同。但根据本国国情,各国有权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然而在高度发达生产力的基础上,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却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无法跨越。然后,根据现代化内容的界定,对中印两国的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和文化现代化进行了比较分析。关于中印两国的经济现代化。通过比较两国的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从而得出结论:确定工业化道路必须要立足本国国情,扬长避短;确定工业化道路必须要放眼世界,突出特色;改革开放是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器;土地改革是农业现代化的前提;科技兴农是农业发展的根本出路;三农问题是重中之重。关于中印两国的政治现代化。通过分析两国的国家结构、政治构架、政党制度等,总结两国政治现代化的发展特点和经验教训。从而得出结论:政治制度的选择必须立足本国国情;政治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大局;不同的政治制度提供不同的现代化国际环境。关于中印两国的文化现代化。通过分析两国的科技教育的发展以及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从而得出结论:科技发展是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教育是实现现代化的前提条件;文化转型是实现现代化的普遍规律。本文研究表明,科学发展观是中印两国现代化的战略选择。现代化进程从根本上说是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是—个以经济为主,同时也表现在政治、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变化的多方面进程。经济、政治和文化,在任何社会都是一个辩证的统一体。其中,经济是社会发展的基础,政治是社会发展的保障,文化是社会发展的主导。若要保持现代化进程的可持续性,则各个领域必须能够协调发展。因此,科学发展观是中印两国现代化正确的战略选择。社会现代化关键是人的现代化。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社会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社会的现代化意味着人的现代化,同样,人的现代化也意味着社会的现代化。二者之间的关系是社会现代化决定着人的现代化,而人的现代化又推进社会的现代化。当前人类社会已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任何国家的现代化发展都必须转换为人力资本型发展模式,即实现人的现代化已经成为其他一切现代化的基础。一个国家只有当它的人民是现代人,它的国民从观念到行为都转变为现代的人格,才可被称之为现代国家,中印两国也不例外。虽然中国和印度在发展战略模式和经济体制等分面有许多相似之处,但由于两国采取了不同的社会制度,中国建国50多年现代化发展的成就从总体上看是大大超过印度的。这一判断是建立在对中印两国现代化的初始条件、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和文化现代化等各方面的比较基础之上的。印度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相对缓慢,无疑是归之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以及印度特有的社会文化制度(如宗教等)。虽然印度的总体发展水平低于中国,但其在追求发展的可持续性、公平性、和谐性和社会稳定方面却有诸多经验可供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认真学习。中印两国现代化的比较给我们一个最重要的启示是:两国现代化的发展各有自己的优势,只有互相学习,互相借鉴,才能尽快实现社会现代化。
尹占文[9]2011年在《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思想研究》文中指出国际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正如列宁曾经说过的:不同的社会政治形势会使“马克思主义这一活的学说的各个不同方面不得不分别提到首要地位”一样,当今时代全球化这一“经济社会政治形势”使马克思主义这一活的学说的一个方面---国际主义思想---不得不提到首要地位。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问题,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单独应对,国际协调与合作已成为时代潮流,倡导一种兼顾本国和他国利益、承担更大国际责任的开放心态和政策取向,是世界各国发展的需要,因而世界正进入一个必要的“国际主义时代”。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思想有自身的延展逻辑,从发生发展的自然逻辑来看,国际主义具有很强的“问题”针对性。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资产阶级把在国内统治所造成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现象扩展到世界,形成世界性的阶级问题和民族问题,于是,阶级问题和民族问题就成为资产阶级时代世界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的中心问题,马克思恩格斯致力于解决这一时代的两大“问题”,酝酿产生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国际主义思想,并在工人运动中付诸实践,但马克思恩格斯的整体思路在于对资本主义“根本问题”的彻底解决,所以,“阶级问题”的思路一直处于统领地位,而“民族问题”的思路处于从属地位。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帝国主义国家连续发动大规模战争瓜分和重新瓜分世界,建立了世界性的殖民体系。但是“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这个规律必然导致整个资本主义的压迫链条上存在薄弱环节。列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解决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处于薄弱环节中的俄国的民族问题,实现了“阶级方法”和“民族内容”的有机结合,形成了“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国际主义新形式,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国际主义统一于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中。斯大林在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进程中,发扬国际主义的同时也膨胀了大国主义和大党主义,在“布尔什维克化”的口号下更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推向了反面,使原本解决问题的国际主义本身成为一个富有争议的“问题”。对中国来说,国际主义思想产生和发展的主要思想轨迹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以俄为师,走自己的路”和“以苏为鉴,走自己的路”。前者是战争与革命年代中国国际主义思想和实践发展的主要根据,后者是社会主义建设年代中国国际主义思想和实践发展的主要根据。在认真总结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中成败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认真分析新时期新阶段世情、国情和党情的基础上,中国式微无产阶级国际主义、高扬民族国际主义并转换实现方式,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思想从经典时期的阶级?革命?解放范式到全球化时期的国家?发展?责任范式的转换和创新,把国际主义思想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对“全球问题”作出了既属于马克思主义的、又属于时代的回答,不断强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认识和科学发展,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继续发展。
罗崇敏[10]2006年在《中国边政学新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试图探索广义边政学的思路和构架。在充分借鉴以往边政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坚持立足现实实践，理性考察历史，面对未来发展的学术精神，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对边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进行系统研究，并突出边疆发展、边疆和谐和边疆安全这三个重点。 本文在学习借鉴中，对边政学历史沿革进行梳理和反思，把边政学发展过程进行历史和逻辑性的归纳，提出边政学研究和发展的四个阶段，即：边疆史地研究阶段、边疆史治研究阶段、边疆民族研究阶段、边疆发展研究阶段。而四个研究阶段之间是相互交叉、相互融汇、相互促进的。在肯定以往边政学的积极贡献后，指出了以往边政学研究的特点是：诠释性强、政策性广、单一性多、狭义性明显、人本性不突出。对广义边政学的理论框架进行了探索，提出广义边政学是关于边疆地区以人为本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管理和发展及其规律的科学。研究的对象是国内陆地疆界内地区各民族经济、政治、文化的管理和发展。它具有六个特性：人本性、发展性、集成性、统筹性、和谐性、前瞻性。研究的逻辑起点和逻辑终点都是围绕这一思路展开的。广义边政学的主要范畴包括：边疆史地范畴、边疆政治范畴、边疆经济社会范畴。研究的主要内容是：边疆发展战略、边疆经济发展战略、边疆城市化演进、边疆新农村建设、边疆文化建设、边疆和谐社会构建、边疆治理方略、边疆安全建设等问题。 关于边疆发展战略。分析了边疆发展的基本特性和以往边疆发展战略的特点，提出加快边疆发展战略转变的思路。在探讨边疆发展战略的本质和方式的基础上，提出了实施社会要素良性互动集成的边疆发展思路，即以人为核心要素、以梯度推进与中心辐射相结合的方式，形成社会要素良性互动、集成发展的思路。我们处在信息和知识时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经济全球化日趋加快。城乡、区域、经济社会、人与自然、国内与国外成为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一个系统。边疆地区的发展应以社会系统论思想为指导，探索良性互动集成发展的战略思路。边疆地区实施良性互动集成发展的战略思路，一个基本的要求是促进“三个转变”和“五个良性互动”。“三个转变”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农村发展方式转变和社会管理方式转变。“五个良性互动”是：经济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区域之间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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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董仲舒的经学诠释及天的哲学[D]. 刘国民. 首都师范大学. 2003
[3]. 物象与意义—社会转型期城市公共空间的价值建构（1978-2008）[D]. 李昊.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11
[4]. 古典书院的终结及其对现代中国大学的影响[D]. 黄英杰. 西南大学. 2012
[5]. 传承与发展[D]. 张莹. 武汉大学. 2014
[6]. 冷战后中国东亚外交战略的学理分析[D]. 张键. 外交学院. 2011
[7]. 陆象山心学美学智慧研究[D]. 王煦. 浙江大学. 2012
[8]. 中印现代化比较研究[D]. 李云霞. 东北师范大学. 2007
[9]. 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思想研究[D]. 尹占文. 电子科技大学. 2011
[10]. 中国边政学新论[D]. 罗崇敏. 中央民族大学.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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