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粮食产地转移中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产地论文,粮食论文,粮食安全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的粮食生产条件不同，粮食消费习惯各异，保障粮食供需的地区间平衡是与保障供需总量平衡同等重要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我国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变，工业化与城市化快速推进，中国粮食生产的地理重心发生了历史性的变迁，同时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地区间的商品粮流通格局也出现了很大变化。这种变化的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引起变化的原因是什么？这种变化给我国粮食安全带来了怎样的挑战？在这一背景下粮食安全政策应当做出哪些选择？为了探明这些问题，本文将在整理中国商品粮产地移动实态的基础上，对产地移动的原因及其影响进行分析，并提出政策建议。
一、我国主要粮食作物生产区域变迁
总的来看，我国主要粮食生产向主产区集中，地理上重心由南向北移动。从品种上看，稻谷产区东南萎缩、东北扩张，小麦产区向黄淮海集中，玉米产区向华北和东北集中。
（一）粮食生产向主产省区集中
1985-2011年，全国粮食播种面积仅增加了1.6%，产量却增加了50.7%。这一增产成绩的取得，与粮食主产省区的粮食增产贡献密不可分。从在粮食产量中的地位上看，1985年13个粮食主产省区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67.3%，2011年这一比例增加到76.0%；从对粮食产量的贡献上看，13个粮食主产省区产量从26458.7万吨增加到43421.7万吨，对全国粮食增产贡献率高达88.3%。
（二）粮食产地重心总体沿由南到北的方向移动
具体从地理上看，1985-2011年，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4个东南沿海省份的粮食总产量减少了1034.7万吨，占全国粮食产量的比重从18.9%下降到10.7%，其中，仅江苏略有增产；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4个东北省区的粮食总产量增加了8954.3万吨，占全国粮食产量的比重从11.1%上升到23.0%；河南、山东、河北、山西4个华北省份粮食产量增加5696.9万吨，占全国粮食产量的比重从22.8%上升到25.0%；安徽、江西、湖北、湖南4个华中省份粮食产量增加2084.3万吨，占全国粮食产量的比重从22.2%下降到18.4%；四川、广西、云南、贵州4个西南省区粮食产量增加1749.8万吨，占全国粮食产量的比重从14.6%下降到12.7%；新疆、陕西、甘肃、宁夏4个西北省区粮食产量增加1674.3万吨，占全国粮食产量的比重从5.6%增加到6.6%。
（三）稻谷产区呈现东南萎缩、东北扩张态势
稻谷是我国第一大粮食作物，在全国各省市区都有种植。1985-2010年，浙江、广东、福建3个东南沿海省份稻谷播种面积分别减少146.5万公顷、165.3万公顷和62.2万公顷，产量分别减少709.6万吨、500.8万吨和173.2万吨，这一地区的稻谷产量占全国的比重从21.4%下降到11.3%；黑龙江、吉林、辽宁3个东北省份稻谷播种面积分别增加237.9万公顷、34.9万公顷和19.7万公顷，产量分别增加1681.0万吨、384.4万吨和194.6万吨，这一地区的稻谷产量占全国的比重从3.6%上升到14.7%；湖北、湖南、江西3个华中省份稻谷播种面积分别减少50.0万公顷、减少21.6万公顷、增加5.4万公顷，产量分别减少13.9万吨、增加167.2万吨、增加382.5万吨，这一地区的稻谷产量占全国的比重从32.0%减少到30.3%。
（四）小麦产区向黄淮海地区集中
小麦在我国除海南岛之外的其他省市区均有分布。1985-2010年，东北的黑龙江和西南的四川小麦播种面积分别减少175.9万公顷和73.4万公顷，产量分别减少184.3万吨和197.9万吨；位于黄淮海优势产区内的河南、河北、安徽等4省小麦播种面积分别增加71.2万公顷、6.8万公顷和41.1万公顷，同处于该地区的山东小麦播种面积减少39.0万公顷，这4个省的小麦产量分别增加1554.0万吨、486.3万吨、600.8万吨和562.5万吨，这一地区的小麦产量占全国的比重从51.0%增加到65.8%。
（五）玉米产区向华北地区和东北地区集中
玉米在我国各省市自治区均有种植。1985-2010年，河南、山东、河北、山西4个华北省份玉米播种面积分别增加128.2万公顷、86.8万公顷、125.9万公顷和105.2万公顷，产量分别增加1097.5万吨、994.4万吨、829.8万吨和556.2万吨；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4个东北省区玉米播种面积分别增加279.2万公顷、136.7万公顷、89.5万公顷和205.2万公顷，产量分别增加1912.6万吨、1210.9万吨、702.4万吨和1306.0万吨；东北和华北两大产区玉米产量占全国的比重从65.4%上升到72.1%。
二、我国粮食产地移动的原因分析
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导致东南沿海土地等生产要素流出粮食生产领域，科技进步促使我国北方粮食增产，农业基础设施的不平衡性加速了产地的北移，消费结构升级拉动了北方粮食生产，人地关系格局也促进粮食生产重心由南向北移动，在粮食产地移动过程中，政策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一）工业化、城市化导致东南沿海粮食产量下降
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使得土地大量流入城市和第二、三产业，从而导致粮食播种面积迅速下降。将东南沿海省份的第二产业增加值对其粮食播种面积进行回归分析，可以粗略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工业产值每增加1万亿元，粮食播种面积就减少87.1万公顷。而且，工业化为农民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种粮机会成本上升，很多农民可能会将粮食生产作为副业，从而减少投入，进而导致粮食单产下降。此外，工业化、城市化带来了人们食物消费模式的改变，加之经济发展带来了生活水平的提高，植物纤维消费呈现高级化趋势，居民对蔬菜、水果等的消费需求增加，导致种粮的比较效益降低，农民开始改种园艺作物或者其他经济作物。
（二）农业科技进步促使北方粮食产量增加
粮食新品种、新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在促进粮食单产提高的同时，也加速了粮食产地重心的北移。一系列品种的改良和栽培技术的进步，扩大了部分粮食的适种范围，使得北方粮食播种面积和单产迅速增加。例如，20世纪80年代，黑龙江等地引入日本水稻旱育秧技术，迅速推广，并成为我国东北水稻的主要育秧技术，促进了该地区水稻产量的增加。又如，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优质小麦品种在华北地区获得大规模推广，期间地膜小麦栽培技术也在华北地区迅速推广，促进了小麦向优势产区集中。再如，杂交玉米的培育和推广，大大提高了玉米的单产水平，也促使玉米向华北小麦-玉米轮作区集中，并且加速了东北玉米播种面积的扩大。
（三）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加速了粮食产地重心北移
由于东南沿海粮食生产比较效益下降，水利建设力度减小，农田基础设施建设比北方明显减缓，加速了粮食产地重心的北移。例如，浙江省有效灌溉面积从1985年的152.8万公顷减少到2010年的145.1万公顷，同期，黑龙江的有效灌溉面积则从68.0万公顷增加到387.5万公顷。水利建设对北方粮食增产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例如，河南、山东两省引黄灌区粮食平均亩产多年保持在500千克以上，为两省保持稳产高产奠定了坚实基础。
（四）市场需求变化拉动了北方粮食产量增加
我国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升级，导致粮食需求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体现在稻谷上尤为明显。我国北方居民偏好消费粳米，并且南方居民也由消费籼米为主转向消费粳米。而我国适宜粳稻生长的地区多分布于东北。更多的粳米消费，使我国东北粳稻需求增大，引致东北稻谷播种面积迅速增加。与此同时，南方部分籼米需求减少，市场竞争力下降，导致农民生产的籼稻难以出售，从而致使南方稻谷播种面积下降，这一点在早籼稻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
（五）人地关系推动了南方粮食产量减少
我国南方地区人多地少的情况尤为严重。例如，2010年，黑龙江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经营耕地面积达到11.7亩，而浙江农户人均经营耕地面积仅有0.6亩，甚至作为稻谷总产量最高的省份——湖南，农户人均经营耕地面积也不足1.3亩。经营规模小使得种粮收益偏低，促使农民放弃种粮，转向其他作物或者其他产业。而且，较小的经营规模导致机械化等现代生产方式难以展开。此外，我国南方耕地多处于丘陵地带，灌溉和机械化作业有一定困难，进一步加剧了南方粮食播种面积的减少。
（六）农业政策促进了粮食产地的移动
1993年以来的粮食流通政策改革，基本遵循了市场化的方向，使得我国国内不同区域的比较优势得以发挥。东北地区种粮比较优势明显，而东南沿海地区具有工业生产比较优势，区域之间的粮食贸易从而促进了“南粮北运”到“北粮南运”的变迁。2004年之后，我国放开了粮食市场，将针对流通环节的补贴转向直接补贴种粮农民，各种补贴往往以土地承包经营面积为标准发放，这对经营规模较大的东北地区农民种粮积极性有极大的鼓舞作用，同时也能够促进这些地区的粮食增产。
三、我国粮食产地移动对粮食安全造成的影响
粮食产地移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粮食优势产区的集中，有利于资源的集中利用。尤其在财政转移支付方面，使得政策更加有的放矢。但是，粮食生产重心的转移也给粮食安全带来了水资源约束、工业化与粮食安全矛盾、跨地区流通障碍、省区粮源争夺等一系列挑战。
（一）粮食主产区面临水资源瓶颈
粮食产地向北移动，首先面临的问题是水资源短缺。从绝对量上看，到2030年，我国农业缺水量将达到434亿立方米，全国农田灌溉缺水量将达到391亿立方米。从水资源分布上看，我国区域性缺水和季节性缺水情况较为严重。东北、新疆南部等粮食主产区和潜在粮食增产区，水资源严重缺乏。即使在以水资源丰富著称的湖北、湖南以及江苏境内，也存在区域性缺水的问题，而这些地区正是我国水稻的重要产区。华北地区地下水资源严重透支，已经为国家粮食安全的整体战略做出了生态上的重大牺牲。我国大部分地区普遍存在春旱夏涝的情况，全球气候变化引发冬季降水减少，更加重了季节性干旱对粮食生产的不利影响。
（二）北方地区发展工业化有可能挤压粮食生产空间
北方粮食产地多属于工业化的后发地区。全国第一大产粮县吉林省榆树市年产粮食275万吨左右，商品粮200万吨以上，但其年财政收入只有4亿多元，与全国百强县排名第一的江苏省昆山市财政收入相差近100倍。种粮比较利益偏低会影响地方的产业发展选择，也会影响地方政府抓粮的积极性。目前，中部地区亟待崛起，东北老工业区需要振兴，这些都会带来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然而，根据东南沿海的经验，工业化往往伴随着粮食产量的下降。这造成了地区发展工业化和国家保障粮食安全的矛盾。
（三）粮食跨地区流通存在障碍
粮食产地重心移动后，粮食的跨地区长距离运输不可避免。我国早已形成了粮食“北粮南运”的格局，东南沿海发达省份从外地调粮过程中，运输成本已经不是最大的问题，而交通运力则形成了很大的瓶颈。更为严重的是，主产区与主销区之间的地区经济差距已经对粮食运输造成严重影响。例如，浙江发一火车皮的义乌小商品在黑龙江销售，再运回粮食，可以平摊粮食运输成本，但是黑龙江省内的小商品市场容量有限，无法及时将这些小商品消化，所以无法实现物流的对流运输，从而导致浙江只能发空火车皮赴黑龙江运输粮食回来，造成了“去空”，大大提高了粮食物流的成本。
（四）省区之间粮源争夺隐现
2010年，粮食企业普遍对粮食市场看涨，形成粮食抢购，主销省区的粮食企业纷纷加入粮源争夺，进一步加剧了粮食市场的紧张。粮食主产省本身也有粮食供求地区不平衡的问题，这在突发事件发生时尤为突出。2003年“非典”疫情较为严重的时期，杭州粮食供应发生紧缺，浙江、杭州省市两级政府赴其他省区组织粮源，但是其他省区地方政府为保证本省粮食供应，立即出台了禁止粮食外运的紧急措施，导致杭州市场供给一度偏紧。
四、我国粮食产地移动过程中的粮食安全政策选择
粮食产地重心移动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在这一进程中，除了加快科技创新及推广、千方百计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之外，还需要针对产地移动，采取多种措施，保护水资源，提高用水效率，科学应对气候变化，落实国家粮食安全责任，严格耕地保护制度，健全产销区利益衔接机制，完善粮食物流体系，降低粮食流通费用，规范粮食市场，加强突发事件应对能力。
（一）节约水资源，提高种粮用水效率，科学应对气候变化
实现水资源供给管理模式向需求管理模式转变，研发并推广发展节水灌溉技术，通过水权明晰和合理水价等经济手段激发终端用水农户节水行为；落实农田水利建设的政策和资金投入，建立农田水利建设投资的长效机制；强化国家水资源宏观管理调控体系建设，协调好流域之间、流域之内以及工农业之间的用水关系；加强农业与气候部门的合作，制订应急预案和长期应对机制，提高对极端天气尤其是持续干旱天气的预警和防控能力。
（二）落实国家粮食安全责任，严格保护耕地，健全粮食产销利益联结机制
坚持和完善“米袋子”省长负责制，分地区制定标准，将粮食生产纳入县市领导班子绩效考核体系，并将相关内容纳入正在征求意见的《粮食法》；切实保护耕地资源，坚持“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基本农田保护制度；规范地方耕地占补平衡，不仅在数量上保证18亿亩红线不可逾越，还要在质量和生态方面保护土地生产力的可持续性；在北方工业化后发地区，科学规划工业集中布局，集约利用工业用地；主产区和主销区要充分合作，促进现有产销区合作平台的健康发展，大力促进主销区企业通过订单农业、自建基地等方式与主产区农户建立稳定的购销合作；粮食主产区要加大对主销区市场的调研和服务力度，进一步提高粮食品质；粮食主销区可以拿出部分财政资金建立粮食调入补偿基金，主要用于运费补贴和粮食收购价外补贴，也可以用于支持产区大中型育插秧机器、稻谷烘干设备等农机具的购买和租赁补贴。
（三）完善粮食公路运输体系，协调铁路运输，降低粮食流通费用
完善粮食水路、公路运输网络，降低税费，可以借鉴先进地区经验，建立粮食运输服务信息登记发布中心，平摊粮食运输费用，降低粮食物流成本；统筹协调铁道部门配合稻米调运，减少运力的浪费，必要时再次启动东北粳稻（米）入关运费补贴；在大中型城市建立粮食物流中心等流通节点，发展联合配送，降低粮食产品到达销售终端的流通费用。
（四）规范粮食市场，避免恶性竞争，加强突发事件应对能力
国家从宏观层面上进一步统筹粮食产销衔接，避免省区之间的恶性竞争；各级政府要加强执法力度，在保障粮食经纪人合法权益的前提下，打击以次充好、囤积稻谷等扰乱市场的行为；县市级政府之间要做好协调工作，规范区域内粮库、加工企业等稻谷购销主体在主产区的购买行为；加强突发事件应对能力，完善省、县两级储备，在粮食需求较大的大中型城市，对保持一定数量经常储备的商户进行补贴或者以奖代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