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制作为民主政治的核心——克劳德#183;勒弗的政治代表理论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代表论文,探析论文,民主政治论文,核心论文,克劳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521；D0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023(2015)01-0096-07 代表制(representation)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在现代民主中几乎成为必不可少的一环，有趣的是，理论界对代表制的态度却大相径庭。近代以来，在关于民主的讨论中，代表制总是被认为或多或少地“限制”了人们对政治的参与，代表与被代表之间的距离也经常被认为妨碍了人民“自己统治自己”这一至高目标的实现①。但在最近十几年中，不断有学者质疑这种对民主与代表制之间关系的传统认识，如戴维·普洛特克(David Plotke)和娜迪亚·乌碧娜蒂(Nadia Urbinati)等。对这些学者来说，代表制并非民主政治中“不得已为而为之”的权宜之计，它对民主政治来说具有内在的、不可替代的价值②。正是在这一论辩的背景下，法国当代政治哲学家克劳德·勒弗(Claude Lefort)的代表理论具有很强的影响力，许多人因此将他与哈贝马斯并列为当代两大民主理论家③。然而勒弗并非从民主选举中的代表体制本身出发去理解代表制，他对“代表”这一概念的理解超出选举和议事体制之外，认为所有政治权力都具有“代表”这一内涵，民主政治中的代表体制只是政治权力之代表内涵在现代社会的体现之一。本文试图从勒弗关于政治权力与代表之间的关系着手，展示勒弗对代表制在现代民主中的角色的理解，从而为我们重新思考政治代表制提供帮助。 一、权力与代表 勒弗关于权力与代表之关系的系统理论阐释最早出现在他的《马基雅维利著述之道》(Le Travail de l’oe uvre Machiavel)一书中。勒弗以一种近乎人类学的视角观察马雅维利关于权力的分析，试图展示权力在人类社会中的角色和地位，而代表则是理解权力的关键。 勒弗首先用“解读”(interpretation)一词来解释“代表”的含义。在《马基雅维利著述之道》一书的开头，他用大量笔墨分析了文本解读中的“解读”到底是什么意思。勒弗认为，解读是一种对文本的把握，但这种把握既不是根据自己需要的任意发挥，也不是对所谓文本原始含义的忠实还原，它是一种解读者与被解读文本之间的一种微妙关系。事实上，几乎所有解读者都会宣称自己对文本的解读是“正确的”，即自己所读即是原作者所写，这一对文本含义确定性的声称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或必要的。但勒弗一再强调的是，阅读者与文本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距离(gap)，阅读者可以而且应该根据自己的理解和判断来解释文本，但同时也应对这一距离有着清醒的认识。文本不存在一个所谓确定的“本质性”的内涵，文本内涵必须也只能通过不断的解读才能显现出来。解读者和文本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代表与被代表的关系，解读者对文本的解读实际上是对文本含义的“代表”。解读者在解读的过程中赋予了被解读对象以“意义”，而这一意义一旦被赋予便立即与文本本身存在一个距离[7]20。这一若即若离的关系直接指向了勒弗对权力之代表维度的理解。 在勒弗那里，权力与社会的关系也是一种类似于“解读”的关系。在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中，勒弗看到的即是这一关系：权力的性质在于其对社会的“解读”，正如解读者和解读对象之间的关系一样，权力所有者与社会之间也存在一种代表与被代表的关系。在勒弗看来，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对君主权力的分析开创性地揭示了政治权力内涵中的“代表”要素。在这里，君主担当着一个社会的“解读者”角色，他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最恰当的途径不是工具性地增强自身的力量(force)，而是为社会赋予一个合适的意义，对社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为社会提供一个指导性方针。君主建立和维护自身权力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其臣民接受他给出的“解读”的过程，亦即臣民接受君主为其“代表”的过程。《君主论》全书的主旨即在于展示不同类型的君主如何有效地建立这一代表与被代表的关系[7]189，为此，君主需要在必要时成为狮子或狐狸，其目的在于使人们接受其对社会的解读[8]84。 然而，矛盾在于，每当一个君主(或任何形式的政治权力)给予社会一个貌似“确定”的意义时，这一意义本身马上变得“可疑”，变得与社会相脱节。《君主论》中的君主面临的一大问题即是如何维持统治，如何维护政治体的统一，其原因在于每当君主为社会提供一个统一的意义、从而谋求确立政治权力时，这一被赋予的意义立刻变得不稳定，变得与现实脱节。勒弗称这一距离为“真实”(the real)和“象征”(the symbolic)之间的距离[9]118。在勒弗看来，社会并不存在一个确定的一成不变的意义(或本质)，任何对社会本质或意义的声称只能是一种“代表”，它与社会本身之间有一个无法弥合的裂痕[7]181-182。所谓“社会的意义”只能在不断地对这一意义的“代表”中显现，它体现了社会本身的历史性和不确定性。 这一分裂在《君主论》中主要的表现为君主追求统一的需要与社会的分裂倾向之间的矛盾。事实上，任何形式的政治权力都本能地追求政治体的统一，以及用一个统一的意义来为社会提供指导和规划。但是，政治权力作为“代表者”与社会本身存在距离，二者之间的代表与被代表关系不可能是完全的和绝对的，政治权力事实上无法对社会进行确定性的把握。一方面，社会本身是在不断变化的，任何时刻都会有新的社会关系产生，因而社会的“意义”不可能一成不变；另一方面，社会在任何时候都可能产生不同的多样的“解释”，都可能被赋予不同的含义，不同的政治权力之间的角逐主要即是在“社会应该获得什么样的意义”这一点上的竞争。《君主论》中的君主需要不断调整自己的行为和政策，以避免权力崩溃，原因正在于此。因此，在勒弗那里，统一和分裂之争即是意义之争，即政治权力追求确定的社会意义与这一确定性并不存在之间的矛盾。 勒弗在《马基雅维利和有效真理》(“Machiavelli and the Verità Effetuale”)一文中指出，马基雅维利的革命性正在于他对这种确定性的消解：“他(马基雅维利)宣称要摧毁这样一种思想，这种思想认为存在以自身为条件的美德和正义——或许事实上人们无法获知它们，但据说它们构成了人们行为和社会组织的标准。”[9]122在这里，马基雅维利对“以自身为条件的美德和正义”的批评正是勒弗所说的对社会意义之确定性的消解。对勒弗来说，这一意义只能在被代表中存在。勒弗在其关于马基雅维利的著作中说：“对确定性的必要的追求需要经过这样一种经验，即一种对所有政治都无法填补的空虚的经验；也需要经过这样一种承认，即国家不可能将社会纳入统一。”[7]140马基雅维利笔下作为社会的代表者的君主永远不可能与被代表者合而为一，永远不可能“占有”社会的意义。而在《论李维》(Discorsi)中罗马的成功也正在于，作为共和国，它能在制度上保证权力所有者对共和国的代表是多元的。共和国的政治原则建立在贵族和平民两个群体持续的、和平的对抗之上，他们既是共同的统治者，也是共同的代表者，因而罗马能不断地改变自己政治组织的原则，从而不断地成功应付社会内部产生的分裂和矛盾[7]266-267。 二、代表制与现代民主 勒弗代表理论的重点是其对现代民主政治中代表制的重新解释。勒弗对现代民主的理解受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影响极深，现代民主指向的不是一种政治制度，而是现代社会中的政治可能性之一[10]9-20。要理解勒弗的民主理论，必须首先从其关于现代社会与前现代社会之间的区别开始，而代表这一概念在这其中同样扮演着关键的角色。 勒弗认为现代社会最重要的特征在于政治权力不可能再像前现代社会中那样永久性地宣称自己是社会的惟一代表。而在前现代社会，政治权力之所以能这样宣称，是因为人们将自身的存在想象为超越世俗社会之上的秩序的一部分，而统治者则被认为在这一神圣秩序中占据着特殊的位置。勒弗利用中世纪史学家恩斯特·康托洛维兹(Ernst Kantorowicz)关于国王的两个身体的比喻[11]，将前现代社会的政治秩序描述为一个以国王为首的有机秩序。国王有“两个身体”，一个是他的自然的会死亡的身体，另一个则是象征性的不会死亡的身体，即作为王国统一性的象征。勒弗说：“同时处于法律之下和超越法律之上，国王将孕育国家秩序的原则内化在他那既是凡俗的又是不朽的身体之中。他的权力指向一个绝对的、超世的点，同时，他自身又是国家统一性的保障者和代表者。”[10]17换而言之，国王的权力来自于上帝，国王代表上帝统治社会，而其身体又直接象征着社会的统一。现代社会正是这一有机体形象在人们心中的瓦解，标志性事件是法国大革命中路易十六的被斩首。与前代所有弑君事件不一样，这一斩首既是国王肉身的被斩，又是国王象征性之“首”的被斩，它标志着国家有机体的形象不复存在，一个确定的超越性的秩序不能再在人们心中找到共鸣[10]244-246。 现代社会正是传统社会有机体之“首”被斩之后的存在。首已不存，秩序将如何维持?社会还如何成为一个整体?勒弗将这一状态称为“权力的空位”(“lieu vide du pouvoir”或“empty place of power”)，意即没有一个权力能像以前的国王那样永远占据社会之首的位置，社会之首将永远处于象征性的空置状态。而现代民主则正是解决这一“权力的空位”所带来的困境的结果。在没有人能以上帝的名义统治社会的情况下，社会并不会四分五裂。大革命之后“人民”取代国王成为新的主权者，正如托克维尔所说，人民的统治是“法律之法”(law of law)[12]62。但人民以及人民的意志都是抽象的存在，人民作为整体不可能像国王一样统治，人民意志的不确定性正是“权力的空位”的一个象征。勒弗说，“民主将两个看上去互相矛盾的原则结合在了一起：一方面权力来自人民；另一方面，权力不属于任何人。”[13]281 人民需要“代表”来进行统治，代表和人民之间的关系构成了现代社会中政治权力的基础，政党或政治家因对人民的代表而获得权力。然而，在勒弗看来，并不存在所谓真正的人民的意志，也不存在一个能够被客观理性认知的“人民”这一主体。人民是谁?人民的意志是什么?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被给定的，民主政治中的代表机制正是通过人为地给定“人民”和“人民意志”的内涵而存在。勒弗这样定义他的“代表”的概念：“我用‘代表’来指出，权力的本质在于将一种社会组织的模式展示(present)出来，并使之可见(visible)。”[13]284在勒弗看来，现代社会政党正是起着这样的作用，他们作为人民的代表，将人民的意志用可见的方式展示出来。更为重要的是，这种“代表”或“展示”是多元的，并不存在一个所谓绝对正确的人民的意志，人们也无法声称对一个绝对正确的人民意志的把握。 在这里，勒弗的观点显然不同于我们一般观念中对代表制的认识。传统上，我们倾向于将民主政治中的代表制理解为政党或政治家对选民利益的代表，前者是后者利益的代理人，正如基金经理对投资者的代表关系一样。但在勒弗那里，首先，代表显然具有更多的独立性，政党或政治家事实上是定义人民及人民意志的主体，在这一定义之前，并不存在人民及人民的意志。其次，政党或政治家对选民的代表并不局限于后者的利益，也不局限于某一特定部分的选民。事实上，任何一个政党或政治家要掌握权力，都必须声称代表全体人民。而根据勒弗的观点，他们是在为整个社会给出一种可见的组织模式的过程中代表着人民。至关重要的是，民主政治中存在一个隐而未彰的“规则”，即任何一个政党或政治家对人民的代表都是暂时的、可替代的，因而其权力也是有限的。政党和政治家之间通过和平竞争的方式交替进行对人民的代表，而这一和平的冲突凸显了本文所要强调的勒弗代表理论的重点：代表和被代表之间永远存在、无法弥合的距离。 极权主义则正是在现代政治权力中代表和被代表之间距离消失的结果。在勒弗看来，极权主义只有在现代社会才会出现，它的性质是试图在现代社会恢复前现代的有机体政治，为不确定的人民的意志强行赋予一个确定的定义。勒弗在《身体的形象与极权主义》(“L’image du corps et le totalitarisme”)一文中说：“极权主义的基础是人民作为一个整体(People-as-One)，分裂之内在于社会组成的事实被否认”[13]297。这里的“分裂”即对人民的代表与人民本身之间的分裂。勒弗对极权主义的分析以斯大林主义的前苏联为对象，他指出，前苏联斯大林政权与德国纳粹政权没有本质区别，甚至在极权统治的手段上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分析斯大林政权的本质时，勒弗所用的标准仍是代表与被代表之间的距离。在斯大林政权下的前苏联社会，这一距离被强制性地否认，勒弗说道：“在这里可以发现一系列的代表，其逻辑我们不能忽略。从人民到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到党、党到领导层、领导层到独裁者的等同，在每一时刻，一个组织同时既是整体又是组成整体的部分”[13]299。 因此，勒弗实际上为现代民主政治中的代表体制赋予了新的含义。在他那里，代表制不但不是对民主政治的限制，而且是定义民主政治的关键。勒弗认为，在前现代社会，社会的意义存在于超越社会之上的神圣秩序中，社会的意义与社会本身之间的“原始的分裂”并不可见。现代民主政治第一次使这一分裂变得可见，而代表制正是此过程中的最重要因素。代表者的权力来源于对人民的代表，但二者之间永远存在一个距离。正如一枚硬币的两面，现代社会有可能走向民主，也可能走向极权主义，而政治权力与社会之间的代表关系则是理解这两种可能性的关键。 三、革命政党的政治代表困境 勒弗关于代表的思考实际上与其早年的政治活动有关，对此有必要略加阐释，以便更为全面和准确地理解其代表理论。在从事理论研究之前，勒弗曾经花了十年左右的时间参与法国的工人运动。从现有资料来看，这一时期困扰勒弗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为什么革命政党在领导民众争取政治解放的过程中，自己却往往成为专断性权力的来源?这一问题日后又贯穿其理论思考的始终。 勒弗早年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在1943年(勒弗时年19岁)即参与组建了托洛茨基主义的政党——国际主义共产党(Parti Communiste Internationaliste，PCI)。该党对前苏联斯大林主义持批判态度，认为斯大林领导下的官僚体制实际上扼杀了无产阶级革命，官僚阶层从无产阶级的代表变成压迫无产阶级的一个新的力量。但是，在此组织内部，勒弗与来自希腊的活动家科内利乌斯·卡斯托里亚迪斯(Cornelius Castoriadis)都认为虽然托洛茨基主义对前苏联官僚主义的批判非常中肯，但他对前苏联政权的批判远远不够。在他们看来，托派实际上是对前苏联政权持“批判+正面评价”(critical-positive)的态度，即认为虽然苏联政体缺乏民主，但仍然应该被看做是资本主义的对立面，它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阶段”，因此需要批判性地维护。而勒弗和卡斯托里亚迪斯则对这一立场持强烈的怀疑态度，在他们看来，前苏联作为一个社会类型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并无本质上的区别，都是一种带有强烈压迫性的体制。由于这一分歧，勒弗和卡斯托里亚迪斯等人逐渐从国际主义共产党中淡出，先是成立一个反对派“查留—蒙塔派”(Charlieu-Montal Tendency)，随后分裂出来组建了著名的活动小组“社会主义或野蛮”(Socialisme or Barbarie)，并同时出版以该名字命名的学报[14]7-12。 “社会主义或野蛮”并非是一个完全脱离社会主义运动的组织，它仍然以无产阶级的解放为目标，但是它关心的一个核心问题与先前许多社会主义运动的政党和小组都不同，即如何看待政党在领导革命运动过程中自身权力的问题。在部分托洛茨基派和“社会主义或野蛮”成员看来，无产阶级运动的一个悖论在于：运动往往需要一个政党来领导，以达到共同解放的目标，但该政党却经常以“代表”或“先锋”的名义自身集聚起强大的权力，最后政党本身反而成为实现革命目标的最大阻力。这一议题是导致托洛茨基派在前苏联斯大林政权下成为异端的原因，也是“社会主义或野蛮”小组脱离国际主义共产党的起由。同样，在“社会主义或野蛮”中，这一争论仍在继续，并最终也导致它的分裂。 “社会主义或野蛮”内部的争论主要发生在卡斯托里亚迪斯和勒弗之间。卡斯托里亚迪斯在很大程度上接受党在革命运动中的组织和领导的角色。而勒弗则对政党组织无依赖的感情，勒弗甚至在“社会主义或野蛮”期间表现出无政府主义的倾向[14]17。因此两人在“社会主义或野蛮”这样的小组如何起作用的问题同样发生了争执。“社会主义或野蛮”初衷是为反对官僚主义，反对不受限制的政党权力，然而看似荒谬的悖论在于，这一反对本身仍然需要“领导”，需要一定的“权力”。两人的共同点在于他们都认为工人阶级自身——而非“政党”本身——应该在反抗运动中起主要作用，但两人在“社会主义或野蛮”是否应该是一个“先锋”政党上产生了分歧。卡斯托里亚迪斯坚持认为工人阶级的组织性反抗仍然需要像“社会主义或野蛮”这样的小组作为“代表”，来领导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和官僚制国家机器的革命任务④。但勒弗认为，问题的焦点不在于政党领导的革命，而在于如何增强工人自身的权力。勒弗的立场是：必须通过加强工人的自我组织能力来增强他们的权力，从而使工人阶级“自身”，而不是他们的所谓“先锋”政党在与资本主义与官僚制的斗争中起主要作用，在这一过程中，“社会主义或野蛮”这样的小组应该主要起宣传、协调、收集并分析无产阶级“经验”，以及提供理论支持的作用⑤。 勒弗与卡斯托里亚迪斯的立场进一步分化，最终使“社会主义或野蛮”陷入分裂。勒弗和白领工人亨利·西蒙离开“社会主义或野蛮”组织了“工人信息与联络”(Informations et Liaisons Ouvrière)小组。不过，同样的悖论仍然纠缠着新的小组，勒弗与西蒙之间还是因为小组的政治代表角色问题而产生分歧。但与前次分歧不同的是，这一次勒弗意识到无论如何，小组与工人阶级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分裂”。或者说，任何以工人阶级为“名”、声称“代表”工人阶级的小组，无论它以何种形式存在和活动，都必然与被代表的工人阶级存在隔阂，产生某种形式的权力和“等级”。仅以出版刊物、收集工人阶级的经验或提供理论分析而言，并非所有工人都能顺畅地表达或阅读，只有一部分(或少数)受过教育的人有此能力。在这一点上，西蒙认为小组组织的“理论”分析和辩论也是不可接受的，因为它们在无形中拉开了在工人阶级运动中的等级距离，发言(speech)本身即创造了在发言者和听众之间的权力关系，在西蒙看来，权力关系即压迫关系，所以应该彻底避免。而勒弗则认为这一代表与被代表之间的“距离”是无法消除的，甚至是必要的。在1975年他所接受的一次访谈中，勒弗针对西蒙的立场说道：“发言的权力使发言成为权力的表达，这的确是事实，但同样是事实的是，这一问题无法通过沉默来解决。”[16]244 至此，勒弗的立场其实已经逐渐超出马克思主义范围内政党的角色问题，权力拥有者与它声称代表的对象之间不可弥合的“距离”成为一个更为普遍，也更为重要的问题。显然，针对这一距离，勒弗认为既不能像斯大林主义或一些托洛茨基主义者那样假装它不存在，顽固地认为某一“真正”能体现马克思主义精髓的政党与人民的最终利益是一致的，也不能像亨利·西蒙那样用取消权力的极端方式来回应。相反，勒弗认为，这一始终存在的距离应该被放在可见的位置，使它成为可辨别、可理解的东西。在上面提到的那次访谈中，勒弗说道：“这一矛盾⑥是可怕的，但我认为它不可能被解决。当你认为政治是关乎所有人的事时，你会忍不住想为所有人而写作；但你的语言必然地使你脱离大多数。我只是相信这一矛盾不应被掩盖。马克思主义者总是谈论社会实践，但他们必须接受一个非透明且暗示着文化空间分裂的领域。”[16]235 这一早年的结论实际上已经给出了勒弗后来在权力与代表之间问题上的核心观点。革命政党的权力来自于它对群众的“代表”，作为代表者的政党需要告诉群众革命应该如何展开，或者用勒弗自己的话说，它要为革命运动赋予一个“意义”(meaning)。但微妙而又关键的地方在于，在勒弗看来，这种意义的一旦被赋予，便立刻与革命运动本身产生一个不可弥合的距离。政党一方面必须为革命运动如何展开提供知识，但它永远不可能获得关于革命运动应该如何展开的最终知识，这二者之间的距离也正是代表者和被代表者之间的距离。革命政党在先锋队和专制者之间角色转换的困境正是来源于此。 四、结语 代表制是现代政治的基本要素，如何理解代表制，特别是代表制在民主政治中的角色和地位，是现代政治学的一个重要议题。勒弗的主要贡献之一即在于为理解代表这一政治现象提供了新的具有洞察力的视角。勒弗从政党的权力出发理解代表制，在他看来，我们无须也不应避免权力中的代表机制这一话题。他认为，政党在代表人民或革命运动的过程中必然会建立起权力结构，问题不在于权力是不是必要，而在于权力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其代表是开放的还是封闭的。在现代社会，政党或政治家通过为人民提供定义的方式形成对人民的代表，但代表和被代表之间存在一个无法弥合的距离。在勒弗那里，这一距离是否可成为开放的民主社会和极权主义社会之间的关键区别。显然，有着马克思主义背景的勒弗最终走向了对西方民主政治的重新理解。 在这一理解中，传统自由主义对代表制的理解显然也受到了挑战。以密尔为代表的传统自由主义者认为代表制是公民人数众多条件下保持政治参与的不得已之计，这一判断至今仍影响着人们对民主与代表制之间关系的看法。包括本杰明·巴伯(Benjamin Barber)在内的许多当代民主理论家都认为代表制至少限制和阻碍了民主政治的全面展开[2]145。但在勒弗那里，代表制则内在于现代民主政治之中，成为现代民主政治的核心制度要素，这一全新的认识对后来的许多政治理论家都有着很深的影响⑦。另一方面，勒弗的代表理论也并非没有缺陷。从广义上说，勒弗将国家视为社会的代表，而且认为这里的代表和被代表之间存在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即国家一方面通过为社会“赋予意义”的方式代表了社会，另一方面它又不能同社会合而为一，这正是勒弗区别于其同时代人和英美传统中的自由主义的重要方面。然而，这是否过度地削弱了社会本身所可能具有的自主性?勒弗是否在理论上给予了政治主体(主要是国家)过多的主动代表的功能?⑧当代著名代表理论专家迈克尔·萨沃德(Michael Saward)即指出，在现代政治中，无论代表的主体还是代表的形式都正在趋向多元化[19]1006-1009，勒弗的理论理应得到相应的修正和完善。 注释： ①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即曾指出，理想的政府应是所有人都能参与的政府，代表制是对政治参与的限制，代表制之所以必要仅仅是因为外在环境，如人口数量的限制，其本身对民主参与来说不具有内在的价值[1]412。另外，《强势民主》(Strong Democracy)的作者本杰明·巴伯(Benjamin Barber)也认为，最好的民主应是所有公民都参与的条件下“自我立法”的民主，而代表制则“与自由不符，……与平等不符，……与社会正义不符。”[2]132 ②普洛特克的论述在表达上或许是最为直接的，在其著名的《代表制即民主》(“Representation is Democracy”)一文中，他指出，“代表制的反面不是参与，而是排斥；参与反面是不在场。”[3]19-34。乌碧娜蒂则从历史的角度证明了民主在近代的“生长”过程正是选举中“被代表”的范围不断扩大的过程，代表制和选举制的结合不仅使得选民能够定期以和平的方式“驱逐”他们不喜欢的政府，而且也意味着他们在事实上参与了政治过程[4]194-222。 ③例如可参见Stefan Rummens的文章[5]383-408，以及Wim Weymans和Andreas Hetzel的相关文章[6]26-43。 ④凡·德·林登(Marcel van der Linden)总结卡斯托里亚迪斯的立场道：“政党必须成为领导，目的在于摧毁自身。”[14]17 ⑤关于“社会主义或野蛮”小组，还可参见Stephen Hastings-King[15]69-84。 ⑥此处“矛盾”与“距离”当做一致解。 ⑦典型的如当代法国著名政治理论家皮埃尔·罗桑瓦隆(Pierre Rosanvallon)，参见Pierre Rosanvallon[17]4-15。 ⑧此类争论可参见，Wim Weymans[18]278-279。标签：马基雅维利论文; 政治论文; 领导理论论文; 权力距离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人民民主论文; 君主制度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君主论论文; 现代社会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