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市场经济条件下政治经济学的地位和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经济学论文,条件下论文,市场经济论文,试论论文,地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我国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已不能完全适应现实的需要；另一方面，反映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西方经济学（即马克思定义的庸俗经济学在当代的发展），对我国经济理论研究的影响日益扩大。在新的政治经济条件下，如何处理两种经济学的关系，怎样认识政治经济学的地位和作用都将成为我们不可回避的理论问题。本文打算就此表达一些个人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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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法国重商主义学者蒙克莱贤首次使用“政治经济学”这一术语以来，政治经济学已走过了三四百年的历史。然而，“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是在工场手工业时期才产生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04页。）。在英国， 政治经济学由威廉·配第经亚当·斯密到大卫·李嘉图，在法国由布阿吉尔贝尔经重农学派到西斯蒙第，被马克思称为古典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也承认，古典经济学是“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7页。），特别是“它的最后的伟大代表李嘉图，终于有意识的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作他的研究的出发点”（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6页。）。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之后，随着两大阶级矛盾的激化，政治经济学也发生了分化。
19世纪40年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欧各国已先后取得彻底胜利，与此同时，大工业的两大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也从隐蔽状态公开化了。在这一时期内，矛盾的激化导致了著名的三大工人运动：1831年和1834年的法国里昂纺织工人起义，1836年——1848年的英国宪章运动，以及1844年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等。三大工人运动彻底暴露了大工业的两大阶级的尖锐矛盾。工人阶级需要自己的代言人，需要运用理论武装自己。而资产阶级也需要一种新的理论来为自己粉饰太平。这样，古典政治经济学已不能同时满足两方面的需要，政治经济学的分化已不可避免。
政治经济学分化的一个方向是所谓庸俗经济学的产生。庸俗经济学在英国是从马尔萨斯开始，在法国是从萨伊开始的。到了19世纪末，在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那里，他用“经济学”取代“政治经济学”，以标榜其纯经济分析而不涉及政治因素的意图。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庸俗经济学的特征“只是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8页。），其用意在于为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辩护，政治经济学分化的另一个方向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之前，尚没有专门为工人阶级进行辩护的经济理论，以《资本论》为标志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则弥补了这一空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以后，政治经济学的这两种分化愈演愈烈，逐渐演化成两种对立的体系。政治经济学进入了空前的辩护时代，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得到了极大的体现。
资产阶级经济学被戴上了庸俗经济学的桂冠以后，政治经济学就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特称。在一定的历史和阶级背景下，这两种政治经济学无论是在辩护对象上还是在辩护方法上都各不相同（注：长期以来，人们只承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而不敢（或不愿）承认其辩护性。其实，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就是其辩护性，况且，辩护一词本身也是一个中性的概念。）。首先，从辩护的对象上看，庸俗经济学辩护的对象是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并为其永恒性和合理性谱写赞歌。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仅以工人阶级为自己的辩护对象。《资本论》就是要帮助工人阶级认清自己遭受剥削的根源何在，并引导他们如何走上自我解放道路。因此，《资本论》成了工人阶级的圣经。其次，从辩护的方法上看，庸俗经济学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注重事物现象的表面联系，热衷于使用心理分析、数量分析等分析工具。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把辩证法运用于经济分析，试图透过现象看本质，将经济分析与阶级分析紧密结合起来是其鲜明的特征。由此看来，19世纪的政治经济学表现出了鲜明的阶级性和辩护性，两种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分歧最终可以归结为对人的基本假设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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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的基本假设的不同观点反映了对人的本质的不同看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人的阶级性和社会性”的假设前提出发，认为经济理论研究的人不是超阶级超社会的个人，而是处在一定社会背景中带有一定阶级属性的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页。 ）恩格斯在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所做的评论中也曾指出：“经济学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归根结底是阶级与阶级的关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 第123页。 ）这种“人的阶级性和社会性”的前提性假设也可以称之为“社会人”假设。在这种假设下，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的个人，其行为必然受其社会背景和阶级属性的根本制约。与此相适应，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必然以阶级分析方法为其根本方法。然而，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两大行为主体——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并不是不存在共同的行为，而是这种共同的行为并不重要而被抽象掉了。由“社会人”假设和阶级分析法所决定的资本家阶级的本性必然表现为千人一面地对财富或剩余价值的贪得无厌的追求；而工人阶级由于天然地与最新生产力相联系，必然以追求自身解放为其阶级本性，从而与资本家阶级势不两立。在两大阶级的对抗中，资本家阶级无意中造就了自身的掘墓人。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的最终结果就是要揭示资本主义制度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
庸俗经济学（包括“主流经济学”与“非主流经济学”）则以“人的行为是理性的”为假设前提。这种理性行为假设是指经济活动中的人存在着尽可能增加自身利益的动机和行为。这些人在面临若干个可选择的方案时，必然会选择使其货币收入或效用最大化的方案。所以，这种“人的行为是理性的”假设前提，又被叫做“经济人”假设。“经济人”假设从亚当·斯密以来已广泛用于经济分析之中。冯·米塞斯把这种假设当作“人类行为的基本逻辑”来看待，认为这一逻辑是不言自明的理论前提；琼·罗宾逊则把假设看作是对普遍经验的概括；赫伯特·西蒙对上述完全理性的假设表示怀疑，提出了有限理性的假设。有限理性认为，由于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以及人自身生理上的限制，行为人要了解所有备选方案及其实施后果实际上是办不到的。因此，决策过程中人们寻求的并非是“最大”、“最优”标准，而只能是“满意的标准”（注：参见赫伯特·西蒙：《企业组织的理性决策》，载《现代决策理论的基石》，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有限理性假设比完全理性假设更符合人类行为现实的复杂性，但是人们一般认为，有限理性假设只是修正了完全理性的约束条件，并没有修正理性假设本身。所以，“人的行为是理性的”或“经济人”假设仍然是庸俗经济学理论的基本假设前提。与这种假设相适应，经济分析则大量采用了功利主义和心理分析的方法。这种经济理论中的人，其阶级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为现实的人，他们具有共同的经济规律。这样，不论是资本家还是工人，作为理性的消费者，他们同样受效用最大化的支配；作为理性的要素所有者，他们同样受收入最大化的支配。因此，这里就没有对抗，财富在各阶级的通力合作之下生产出来并被分配和消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也必将和谐永存。
应该指出的是，由于对人的假设不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在研究方法和基本结论上也相差甚远。至于“社会人”和“经济人”这两种假设孰是孰非，不能一概而论。一般地，在阶级矛盾比较尖锐的时期和环境下，“社会人”假设可能更有见地，而在阶级矛盾比较缓和的时期和环境下，“经济人”假设则更符合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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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我国处于凌驾于一切经济理论之上的特殊地位。这种特殊的地位具体表现在：
首先，只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惟一科学的经济学，除此之外的经济理论都是庸俗经济学在当代的延续或变种。对于庸俗经济学可能存在的某些合理成分，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下，有批判地吸收和借鉴。
其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既是政治教育的基本内容，同时又是高等学校经济专业的必修课程。它反映了政治经济学作为意识形态和经济理论的双重身份。高校经济基础专业的学生在政治理论课上要学习政治经济学，在专业课上还要学习政治经济学。
最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被划分成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三大部分。政治经济学的资本主义部分和帝国主义部分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则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
政治经济学的特殊的地位又决定了其特殊的作用。政治经济学的资本主义部分和帝国主义部分，其作用直接服务于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并为无产阶级的解放指明道路。而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其作用在于为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提供指导，为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改革服务。然而，这样的地位却是脆弱的，其作用也未必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
本世纪初伟大的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之后，世界上诞生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社会主义事业开创之初，政治经济学向何处去曾一度引起人们的争论。以布哈林为代表的一种观点认为既然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规律，那么，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政治经济学已没有必要存在了。列宁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仍然存在着I（V+M）＝IIC的关系，仍然存在着两大部类的交换比例问题。因此，社会主义也应该有自己的政治经济学。后来，斯大林在其很有影响的小册子《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理总结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和按劳分配规律等。在实践中奉行的是计划经济、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制度。
然而这种模式在实践中经过短暂的辉煌之后，便暴露出了其内在的缺陷，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实力不但没有赶上资本主义国家，差距反而更大了。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出现了“短缺经济”的现象，而资本主义国家却成了“丰裕社会”。到本世纪80年代末，苏联就被迫解体了，东欧也发生了剧变，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在一夜之间就复辟了资本主义。与此同时，社会主义的中国则加大了改革步伐。实际上早在此之前，斯大林版本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模式就已经被动摇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学者也一直在探索怎样建立起一个科学合理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体系。人们已经不能满足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空洞的规律排队和变化不定的政策诠释方式。然而直到目前为止，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的合理体系仍然处于探索之中，而且还将继续探索下去，因为没有成熟的实践就不可能有成熟的理论。《资本论》之所以能有一个严谨的理论体系，除了马克思本人的渊博学识之外，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充分发展也不无关系。因为在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时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产生、壮大以至成熟已经经过了两百多年的发展历程，而社会主义的实践尚处在“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企望过早地造就一个完整的科学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是不切实际的空想。
资本主义世界也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性的大危机的爆发，使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本矛盾得到了集中的体现。资本主义世界不得不从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作出调整。在实践上，首先是美国“罗斯福新政”的出台。“罗斯福新政”大规模地采用了国家干预经济的措施，为此，罗斯福总统还被政敌指责为“社会主义的倾向”。通过“罗斯福新政”，美国率先走出了经济危机的阴影。在理论上，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于1936年发表了《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该书从理论上阐述了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干预经济的必要性，从而在庸俗经济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各国普遍采纳了凯恩斯主义。这两方面的调整，使得资本主义并没有进入“总危机”，而是沿着相对平稳的道路继续发展下去，资本主义的社会与阶级背景和19世纪相比，也有了很大变化，阶级矛盾已大大缓和。这一方面与资本主义国家日益强大的工会组织有关，另一方面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福利政策有关，特别是一些“福利国家”通过高税收、高福利的政策已将收入差距大大缩小了。在这种背景下，无论工人阶级还是资本家阶级都已适应了以议会为战场、以选票为武器来实现自己的政治要求和主张，并借此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必须以发展的观点来面对现实，并正确地看待自己的地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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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确立政治经济学的合理的地位，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就必须进行以下三个方面的改进。
首先，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惟一科学的经济学的观念应转变。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本身就是在吸收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合理成分的基础上产生的。在19世纪阶级矛盾比较尖锐的背景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发展成了两大对立的体系。但是，在阶级矛盾趋于缓和，社会主义国家也实行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再把庸俗经济学一概排斥在科学的经济学之外，就显得不合时宜了。况且庸俗经济学对市场运行机制的研究实际上比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更深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虽然也研究市场运行，但更多的是从批判的角度进行的。因此，要更好地研究市场，必须更多地借鉴庸俗经济学关于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理论。
其次，将意识形态和经济理论区分开来。传统上政治经济学既是意识形态和思想教育的材料又是高校经济专业的基础课程，这种作法已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需要了。意识形态方面的内容应由政治学和哲学来反映，而关于市场经济的经济理论应该是通用的。也许有人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本质的不同，前者是以私有制为主体而后者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其实不论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还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在涉及公用事业、基础设施、高新技术等领域时，公有制经济（国有经济）都同样具有不可替代的明显的优势。对于一般竞争性的行业，社会主义国家从改革的起点来看，的确是以公有制为绝对主体的，但是随着改革的进展，公有制经济逐渐收缩而非公有制经济不断壮大则是不争的事实。当前我国经济改革的难点和重点仍然是国有企业如何摆脱困境的问题。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也并非天然排斥公有制经济。资本主义国家也有过“国有化”运动，在高峰时期，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国有经济比例也曾高达20—30%。不过，当国有经济一旦出现活力不足、效率低下，资本主义国家便又果断地重新“私有化”了。总而言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以有具体的差异，但是关于市场经济本质的经济规律应该是通用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治经济学应能有效地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
最后，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帝国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的三分法应该打破。传统上政治经济学的三分法主要是体现了意识形态上斗争的需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这样做已不能自圆其说了。因为政治经济学的资本主义部分作为马克思《资本论》的通俗版本，是一种批判的政治经济学。它批判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及其学说，目的是要号召工人阶级彻底打破这种市场经济制度以获得自身解放。而在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我们又要努力探讨怎样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前边反对市场经济，后边又要建立市场经济，这就形成了自相矛盾。所以说，政治经济学的三个部分的划分已经难以为继，需要探索新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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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阶级矛盾趋于缓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相互融合的时代背景下，政治经济学的阶级分析法已不再是最重要的分析方法了。政治经济学的对资本主义的研究应该紧密结合当代世界的最新发展，不时地做出调整，不能固守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过时的结论和方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背景下，除了合理地吸收庸俗经济学关于市场经济的微观经济理论和宏观经济理论之外，政治经济学还应该在哪些方面发挥作用呢？
首先，政治经济学应当研究公共选择过程和政治市场。中国改革开放20年来，改革基本上是在经济领域内展开的，而政治体制改革则相对滞后，在许多方面它已经构成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瓶颈制约。这说明在中国运用经济学的方法分析政治市场，研究政治过程是必要的。另一方面，公共选择学派在经济理论上的成功则从另一角度说明了用经济方法研究政治市场是可行的。
其次，政治经济学应该研究改革过程和制度变迁。中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时期。转轨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制度变迁的过程，传统政治经济学并不是不研究制度，它研究制度是从批判的角度进行的，《资本论》研究资本主义制度是为了最终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我们这里所说的研究制度是从成本——收益分析的角度来说的。中国的改革过程构成了渐进改革方式的独特形式，而且具有丰富的实践背景材料。这就为我们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改革过程提供了现实的支持。另一方面，以诺斯等人为代表的制度变迁学派已在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的理论分析方面颇有建树，这些必然能为我们的政治经济学的重建提供借鉴。
恩格斯说过：“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89页。）任何以僵化的观点来对待政治经济学的作法只能是断送政治经济学。在探讨政治经济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地位和作用时，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精髓——批判精神，马克思《资本论》的副标题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所以，只有批判，才能继承；只有怀疑一切，才能相信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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