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科学观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后现代主义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60年代兴起并风行于西方的一股社会思潮，它在各种文化领域中批判了现代主义观念，欲取而代之。在现代主义体系中，理性处于核心位置，科学是理性最成功的领域，科学成为衡量是非的标准，合乎科学的就是合乎理性的。后现代主义者在批评现代主义的科学观、科学方法、科学的社会功能的同时，也提出了后现代的科学观。
1 现代科学的技术本质
海德格尔通过分析近现代的两种突出现象：科学和技术，得出了现代科学与现代技术具有相同的本质的结论。为了理解海氏所说的科学的本质是技术的，先看看海氏对技术本质的分析。
(1)近现代技术的展现与本质
海德格尔认为技术不仅仅是单纯的工具——手段，技术参与了决定人与世界的关系，参与到现实的建立中。他说：“技术不仅仅是手段。技术是一种展现（存在）的方式，如果我们注意到这一点，那么技术本质的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就会向我们打开。这是展现的领域。”[1]海德格尔对技术展现环节的论述可归纳为四点：主客两极化，功能化，统治化，加工并耗尽。技术展现的四个环节是统一的，可以用限定和强求这两个概念来概括。海德格尔说：“完全支配技术的这种展现，具有强求意义上的限定的性质。”[2]“强求”即强迫地要求某种东西进入一定的非自然的状态，达到对技术需要来说合适的内容。通过对技术展现的环节及其统一性的揭示，海德格尔提出“座架”是技术的本质。
“座架”(Gestell)取自日常用语，海德格尔赋予了新的含义。海德格尔对座架进行了规定：“强求性的要求会集人，以便把自我展现的东西（自然物）预定为持存物（原料和能源）。我们现在称这强求性的要求为座架。”[3]作为技术本质的座架是这样的一种要求：把人“会集”到技术展现中，使他只从有用性、功能性角度取用和理解自然物。人类中心主义统治自然的意志属于座架，会集起来的强求由人类的活动引发，但却不是由人类决定的。座架是一种神秘的力量，使人类踏上命定的道路强求自然。
(2)自然科学的本质与现代技术的本质的同一性
海德格尔洞察到数学方法对于近现代自然科学的重要性，认为数学的东西是近现代自然科学的本质。他对数学的东西的解释是：“在事物那里的那样一种东西，即我们实际上已经知道，因此我们并不先从事物中取来，而是在某种方式上已经带来的东西。”[4]这里，数学的东西表示的是对事物的先验了解，借助这种先验设想去规定事物。海德格尔以伽利略和牛顿对惯性定律的表述为例，认为惯性定律是一个关于想象的事物的定律，并不是建立在经验观察和实验基础上，而是先验的设想。没有任何东西符合惯性定律所要求的听认自身，惯性定律是典型的数学的东西。
海德格尔认为数学的东西（先验规定）与技术的东西（预定强求）都是统治自然，这可以通过现代技术展现的四个环节在自然科学中有所体现而得到证明：认识的主客两极化，理解的数量化（功能化），预测（现象）和控制（实验），加工（信息）和替代（寻找新信息）。自然科学并不是被动地反映存在，而是把自然对象简化为时空中的因果关系，忽视其它的特性，如同技术加工舍弃余料一样。一类自然信息的价值用尽，立刻转而去发现新东西，自然科学不断地探索新规律，从认识上去展现存在者，展现存在者的新功能。因此海德格尔把自然科学称为座架的“开路先锋”，表示自然科学虽然未实际地改变自然和统治自然，但已为此做好了准备。
2 科学的非中立性及意识形态化
现代主义科学观认为科学是中立的，即科学系统不受外部价值观和伦理观的影响，它只遵守逻辑规则和事实原则；科学只探索“是什么，是怎样的，”而不探讨“什么是好的和应该怎样”的问题；科学不对科学的应用后果负责，科学知识是客观的、普遍的，对所有人都是等效的，科学应用的后果取决于应用者。后现代主义不同意科学中立性观点，认为科学是受价值观影响的，科学与利益、科学与权力有着密切的联系，甚至认为现代科学已经成为意识形态。
(1)科学与利益
美国后现代主义神学家大卫·格里芬认为社会对科学造成的影响是实质性的。他说：“科学不是真理的不偏不倚的仲裁者，它不能无视相互斗争的社会力量，科学是一个相当偏私的参与者，利用自己的地位使某些社会、政治和经济力量合法，而使另一些力量非法。”[5]大卫·格里芬没有否认科学具有真理性，但认为科学不能摆脱科学团体的利益和价值观。“科学是发现了大量的真理，还存在着大量科学尚未发现的真理。科学世界观必定有某种真实性，这种真实性与现代科学精选的某些真理互为依据。其他的世界观同样能够发现真理，也无需否认科学有时的确发现了真理，这样才能认识到世界观、方法及科学团体的认识结论，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超科学的利益和偏见的产物。”[6]
(2)科学与权力
法国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福柯集中探讨了知识与权力的关系，认为科学是伴随着权力一道产生的，科学亦施行权力，权力亦能产生知识。他说：“在人文科学里，所有门类知识的发展都与权力的实施密不可分。当然，你总是能发现独立于权力之外的心理学和社会学理论。但是，总的来说，当社会变成科学研究的对象，人类行为变成供人分析和解决的问题时，我相信这一切都与权力的机制有关——这种权力的机制分析对象（社会、人及其他），把它作为一个待解决的问题提出来。所以人文科学是伴随着权力的机制一道产生的。”[7]“科学同样也施行权力，这些权力迫使你说某些话，如果你不想被人认为持有谬见，甚至被人认作骗子的话。科学之被制度化为权力，是通过大学、通过实验室、科学实验这类抑制性的设施”。[8]
科学为什么会被化为权力的一部分，是因为权力的运用需要真理，而科学能最有效地生产真理。福柯认为：“我们受权力对真理的生产的支配，如果不是通过真理的生产，我们就不能实施权力。权力从不停止它对真理的讯问、审理、登记：权力把它的追求制度化、职业化，并加以奖励。”[9]从而使科学在权力的支持下，“（科学）作为对真理的约束、契约、和对真理生产的仪式化的程序，千百年来已经横贯全部的欧洲社会，如今已经被普及为所有文明的普适的法则”。[10]
(3)科学成为意识形态
科学主义认为科学知识是不断进步的。库恩对此提出挑战，他认为科学的发展模式是范式的转换，而不是知识的进步。因为范式并不是知识体系，而仅是科学共同体持有的一套信念，研究的框架。费耶阿本德进一步发展了库恩的科学观，主张科学理论之间是不可比的，“科学与非科学的划分不仅是人为的，而且对于知识的进步也是有害的”。[11]他称只承认科学知识而否认宗教神话为知识的观点是“科学沙文主义”。他进一步认为科学已成为现代社会的宗教和意识形态，因为科学宣称自己是真理的化身或唯一来源。“一旦击败所有对手，科学就成了现代社会的霸主，于是科学就从一种解放思想的力量变成了压制思想的力量，科学或其他任何意识形态中并不内在地具有本质上产生解放的力量，意识形态可以退化并成为愚蠢的宗教。”[12]
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和马尔库塞已经提出了科学技术执行意识形态功能，哈贝马斯继承了他们的观点，并给予很大的发展。哈贝马斯认为科学技术发挥意识形态功能，是在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之后，可以将政治问题变形为技术问题。社会把经济增长当做优先的目的，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加强，而科学技术是保持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力量，则科学必然成为证明现存政治秩序和政治统治合理性的意识形态。哈贝马斯说：“当今那种占统治地位的、在幕后起作用的、把科学变成偶象的意识形态，较之旧式的意识形态更加无孔不入和不可抗拒，因为随着对政治问题的掩盖，它不仅仅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特殊的阶级利益辩护和压抑另一阶级的局部的解放要求，而且还侵袭了人类要求解放的旨趣本身。”[13]
哈贝马斯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功能表现为鼓吹“科技治国论”思想。“科技治国论”源远流长，如果把它的含义仅仅理解成智者专家掌权的话，可以在柏拉图的《理想国》和F.培根的《新大西岛》中找到线索，在孔德和圣西门的社会治理方案中也有所体现。只是到了60年代，“科技治国论”才成为一种有影响的思潮，成为晚期资本主义国家的官方意识形态。“技术统治论作为意识形态，其作用不可小看，它服务于与技术问题相适应而对（政治）实践问题加以排斥的新政治。”[14]
3 生态学是后现代科学的楷模
后现代科学的倡导者认为，现代科学方法基本上是还原论的。还原论的方法要旨最初是由笛卡尔表述的：“把所研究的每个问题，都尽可能地分成细小的部分，直到能圆满地解决问题为止”。这一方法在现代自然科学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后现代主义者批评还原论的方法把事物看成是完全外在的、机械作用的，无视内在的和整体的联系，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者主张科学应将其方法建立在整体的有机性基础之上。这种方法论是从生态学中产生的。
生态学家在研究生命体与其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时，发现生命体间以及生命体与无机界之间存在着一种极其复杂的相互关联。生态学家认识到仅用分析方法是不够的，还需以一种整体论的方法包含和超越分析。后现代主义者从生态学中得到启发。美国后现代主义者科布认为生态学教导给我们的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是：事物不能从与其他事物的关系中分离出去。当事物从一组自然的关系中被转移到一组人为的关系中（例如实验室），由于后者中关系的性质与前者中的关系相比改变了，事物本身亦发生了变化。[15]科布反对源于希腊人的原子论观念，认为原子的存在是由它与其环境之间的关系所决定的，“我们不应当将分子视为机械，而应当将它们视为生态系”。[16]费雷认为“生态学可以成为后现代科学的楷模，它既不是还原论的，也不是反理性的”，[17]如同物理学在现代科学中的地位一样，后现代主义者认为生态学是后现代科学的基础学科。
4 分析与评价
后现代科学观是从与现代主义不同的角度来理解和评价科学的。后现代主义对科学的本质和社会功能提出的观点，有合理之处，也有偏激片面之论。
(1)认识自然与改造自然的本质
数学和物理学是现代科学中非常成功的基础性的学科，但是这两种知识形式有着根本的区别：第一，在数学上，公设和演绎的逻辑一致性限制定理的慎重发明，只有逻辑矛盾才使数学系统失效。但在物理学上，公设的选择不能是纯粹的“我想象”，想象的自由受知觉观察和精确测量结果约束，观察和实验决定事物是否与我们的概念相符合。第二，数学演绎系统总是导致必然的确定性，即只要接受了公设的真理性，推导出的定理（结论）就必然是真的；但物理学原理与它们所描述的世界之间就没有必然的一致性，即使被实验证实了的定律也只是近似地描述了实在，其可靠性不象数学定理那样是必然的，而高度概率性的。因此，物理学（自然科学）的本质不是数学性的，而是实践性的，即其本性是理性与经验的有效结合。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通过技术与自然之间进行物质能量交换，把自然环境改造成技术环境（人工自然）。从这个意义上说，技术不仅仅是单纯的工具，的确参与了决定人与世界的关系，参与了现实的建立中。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受生产力发展水平制约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后，科学加入了技术实践中，人类控制自然环境的能力大大增长，才出现了海德格尔所说的座架，即有计划地系统地强求自然。座架并不是技术的本质，座架揭示的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行的特征及其科学技术应用的特征。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是靠资本进行剥削的制度，技术意志实质上是资本的意志，资产者也不过是人格化的资本，因此技术应用的本质确实不是由人（资本家）决定的，而是由资本主义制度决定的。
海德格尔认为现代科学与现代技术的本质具有同一性。问题不在于是否同一，而在于同一于何处，是同一于座架，还是同一于实践。自然科学（认识自然）和现代技术（改造自然）是实践的两种基本形式，认识自然（自然科学）是改造自然（现代技术）的条件之一，改造自然是认识自然的根本目的，由于现代社会分工的发展，认识自然（科学探索）和改造自然（技术实践）逐渐形成了两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子系统，仿佛是不相关的或关联不紧的两类活动，但作为社会实践系统中的两个部分，二者具有相同的实践本质。
(2)科学、科学家集团与社会的关系
科学家具有双重身份，他即是科学工作者，又是社会上的公民，他的双重身份在现实中是不能分离的。科学家作为公民是受一定的利益、价值观、伦理道德影响的，这些影响对科学家选择研究项目是举足轻重的。科学在研究课题的选择上并不是自由的，不可能做到中立于社会，尤其是在今天科学成为国家的事业，政府对科学研究的影响巨大。科学虽然在选择研究项目时受社会影响，一旦研究课题确定后进行研究探索，外部价值观的影响即停止，科学为了获得客观知识必须只遵照内部价值原则——逻辑的、方法的、实事的原则，只有这时才可能说科学相对于外部价值观而言是中立的。科学家自己加入其结论中的非科学成份（宗教的、偏见、党派的等）是可以被后继的研究者剥离出来的，比如牛顿的第一推动、以太说、燃素说等。因此，科学知识不能说成是科学家的利益和偏见的产物。
权力是社会发展的产物，起源于人类协作中的组织与管理需要，权力是社会实践的要素之一。从人类的社会性的实践来看，权力和真理都是不可或缺的。权力的运用如果要达到其目的，如福柯所说需要真理，权力也可以对发现真理的活动（如科学）有促进作用。科学因其对实践的贡献，的确获得了某种权力。但是说科学和真理是权力的产物，是为权力服务的，这夸大了权力在认识活动中的作用。人类需要科学和真理，是由于实践的需要，而不是权力的结果，权力也是实践的一部分。权力可以利用和歪曲真理，但权力并不能决定真理。由于对真理的发现和应用都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进行的，这些社会条件中包含了权力的因素，因此对真理性认识的探索和评价要受权力的影响。
(3)科学与意识形态
在现代西方思想学术界，意识形态是指特定的社会集团用来解释世界的概念框架、以及支配他们行动的观念体系，是与作为客观知识体系的科学相区别的东西。后现代主义者说科学变成了意识形态，其意有二：一是指科学不再是客观知识体系；二是指科学成为某一阶级、阶层、集团维护自己利益压制异己的手段。说科学是非客观知识体系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显然是错误的。意识形态是封闭的，其教条是容不得改变的，而科学是开放的、可以补充、修正、发展。库恩所说的“范式”的替换在某种意义上符合科学发展的历史，两代科学家可持不同见解，科学家之间所使用的理论概念框架有可能不相同，但他们所研究的如果是相同的客观对象，他们所使用的概念的含义还是可以比较和检验的，理论的正确与否通过实践是可以检验出来的。认为范式之间或理论之间不可比或不可通约，这是由于只在思维中寻找真理，在思维的层面上同时满足逻辑一致性的理论的确是无法确定哪一个更真。
科学和意识形态都具有一定的社会功能，可以对信仰它们的人起到指导作用。对科学的信仰也可能成为意识形态，例如科学主义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科学观或对科学的信仰不能等同于科学，评价一种科学观的正确与否也应根据实践原则。哈贝马斯说科学技术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发挥了意识形态功能，我们认为这是符合事实的。在资本主义社会，科学通过技术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为资本带来了利润，资本把科学和技术变成了自身的一部分（比如，知识经济中的智力资本），科学与技术的发展从属于资本的目的。科学以其真理性在利润增长上为资本所利用，在精神统治上也可以被资本所利用。科学作为知识既可以应用于生产，也可以影响人们的观念。科学在创造财富上的巨大成功，不仅给资本家带来了丰厚的利润，也提高了工人阶级的福利待遇，科学完全可能被宣传为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所有人都有好处的。被资本加以改造和利用的科学，对维护资本的统治是有利的，可以说科学被意识形态化地利用了。
(4)生态学方法的启发作用
生态学作为一门学科，并不属于后现代，现代科学框架中有生态学的位置。现代科学首先在研究非生命的无机自然界中获得成功，用还原方法发现的自然定律被证明是真实的。机械还原论方法在生物领域受到挑战，生物的活动仿佛是不可还原的，整体论的或系统论的方法作为还原论的对立面而产生。现代系统论就是首先从生物学中发展出来，然后扩展到工程领域。整体论或系统论方法仍然是现代科学方法的一部分，与还原论方法是互相补充的，系统论方法仍然需要分析方法来确定系统的各部分。现代科学并不是机械还原论的，也不是整体论的，只强调一方都是片面的，勿宁说科学是各种方法并用的，在方法论上是多元论的。
生态学观点对现代科学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事物之间是普遍联系的，自然界是分层次的，在不同层面上起主导作用的规律是不同的。把生命科学还原成物理学是错误的，把社会科学还原成生物学或生态学也是错误的。生态学对生物领域而言是一门基础学科，社会学规律不能违背生态学规律，但社会学规律包含了生态学中所不涉及的东西，用生态学统一科学同用物理学统一科学一样都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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