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工业现代化到国家治理现代化：关于中国共产党现代化思想的文献解读
石 建 国
提 要： 实现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目标。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党中央宣布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又提出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依据不同历史阶段党和国家的重要文献，从文献的视角对党的现代化思想进行梳理和解读，将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世情国情党情的认识，进一步提升助推全面深化改革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工业 现代化 治理体系
实现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重要目标。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起，中国共产党就曾从多方面阐述过现代化，包括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交通运输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等，后来正式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四个现代化”一经提出，就成为凝聚全国人民力量的一面旗帜，一股强大力量，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岁月中，它也没有被动摇过。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与发展，制度特别是法制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遂被确立为我国的基本方略。党的十八大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式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持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探寻和梳理党的关于现代化的思想脉络，总结其经验，对于我们做好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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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轫之始：分两步走实现四个现代化
1964年12月至1965年1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根据中共中央的建议，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一个历史性的任务：就是在不太长的时期里，实现国家的“四个现代化”，即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关于“四个现代化”总目标的实现，中共中央提出可以分为两步走，即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第一步，经过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中国经济走在世界前列。
虽然中国共产党是在执政十五六年后才提出“四化”目标，但其关于现代化的探索，却可追溯至新中国成立之前。刚开始的时候还不叫现代化，而叫工业化。尽快把新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工业化国家，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夙愿。1944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举办的一次招待会上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敢于这样地欺负中国，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强大的工业，它欺侮我们的落后。”“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必需有工业；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需工业化。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① 《毛泽东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6-147页。 他进而谈到：“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②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0页。
1.1 研究对象 以中国知网(CNKI)收录的我国体育教学评价相关文献为研究对象，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着重探索1987-2017年来我国体育教学评价研究现状及热点。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国民经济尚在恢复之中，朝鲜战争爆发。如果说，战前关于我国如何实现工业化，在工业化具体路径的选择方面党的决策层还有不同看法的话，那么，在抗美援朝战争——这一东方落后大国同西方最发达国家的较量之后，党内高层的看法渐趋一致，那就是：通过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尽快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1956年8月末，毛泽东在党的八大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上讲了这么一番话：“六亿人口的国家，在地球上只有一个，就是我们。过去人家看我们不起是有理由的。因为你没有什么贡献，钢一年只有几十万吨，还拿在日本人手里。国民党蒋介石专政二十二年，一年只搞到几万吨。我们现在也还不多，但是搞起一点来了，今年是四百多万吨，明年突破五百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要超过一千万吨，第三个五年计划就可能超过两千万吨。我们要努力实现这个目标。”③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8、88-89页。 当谈到美国这个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时，他讲到：“美国建国只有一百八十年，它的钢在六十年前也只有四百万吨，我们比它落后六十年。假如我们再有五十年、六十年，就完全应该赶过它。这是一种责任。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④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8、88-89页。 毛泽东的忧患意识和加快发展的迫切心情，溢于言表。
进家门后，乔振宇举双手投降：“老婆，我错了，有比较才有高下，我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同学们的经验教训让我明白了，娶了你是我这辈子最英明伟大的壮举！”我打掉他高举的双手：“两口子之间没有一枝独秀的，齐头并进才是双赢！刚才的菜有点辣，我想喝果汁。”乔振宇一个箭步冲向厨房……
就在全面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后不久，毛泽东领导全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大跃进”运动，至于为何发动“大跃进”，原因很多，其中一点就是他认为中国实力还不行，处在被轻视的地位，就是钢铁不够，年产钢才1300多万吨，看不起你是应该的。他豪迈地讲到：“等我们年产一亿吨钢，看得起的看得起，看不起的也要看得起。”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四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73-374页。
1986年1月，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还是我们过去的想法，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只有一手是不行的。所谓两手，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党有党纪，国有国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为什么要有一条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只有人民内部的民主，而没有对破坏分子的专政，社会就不可能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不可能把现代化建设搞成功。”⑥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4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通过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我国经济发展迅速，工业化步伐快速推进，社会活力大大提升。但与此同时，商品交换原则也逐步渗入党内，自由主义、享乐主义、金钱至上的观念大行其道；经济犯罪愈演愈烈，丧失国格人格的现象时有发生，特别是一些高干子女违法犯罪，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关注。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邓小平提出，抓四个现代化要有两手，不仅建设这一手要强，法制这一手也要强。同时，为了使国家保持活力、长治久安，他还努力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带头建立退休制度，努力实现领导层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
至于“大跃进”为何“以钢为纲”，这就和世界工业化的演进阶段密不可分。20世纪五六十年代适逢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无论是国防还是民用，现代化的产品和装备归根结底都离不开钢铁。在当时，它是一切机器的原料，也是“现代化”的代名词，钢铁产量更是一个国家强大与否的重要标志。也正因为如此，“大跃进”运动中把钢铁作为牵引经济跃进的牛鼻子，“钢铁元帅”升帐自然就顺理成章了。
搞现代化，没有两手不行，速度太慢也不行。能否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如期实现中国现代化的“三部曲”，是邓小平晚年的牵挂。面对苏联的猝然解体与国内姓社姓资的激烈争论，1992年初，88岁高龄的邓小平先后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考察，发表了振聋发聩的南方讲话，他指出：“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 “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 “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5、375页。
教育数据挖掘中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学习结果预测。通过对学生学习行为和学习过程的分析预测未来的结果事件，例如哪些学生可能存在辍学的风险。也可对不能直接采集的数据属性进行预测，如学生的学习成绩。在[6]中，等人开发的Purdue Signals project项目即是采用预测模型进行学生学习结果预测的典型案例，实践证明该系统能够明显的改善教学效果。
对于这篇文章，林运娘的家人也多有不认同之处。苏碧辉称：“文章说我们未提起上诉，但这是因为过了上诉期才将我老伴收监，不然我们肯定会上诉的。”但有关法律专家却表示，正是由于林运娘未上诉，法院的判决才到期自动生效，而判决生效后，理应解除取保手续，对被判实刑的林运娘依法收监。如此看来，林运娘一家人是吃了不懂法的亏。
“大跃进”运动，给毛泽东以深刻的反思，也促使他更加努力地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规律，对国家工业化及其长期性也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1959年末到1960年初，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他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巨任务，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过早了。”④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0-341、116、302页。 在七千人大会上，他告诫全党：“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⑤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0-341、116、302页。 此前，在同英国元帅蒙哥马利的谈话中，毛泽东也反复提到工业化建设的长期性问题。
一群九六式攻击机飞走了，又有几架零式战斗机摇着翅膀高速晃了过来，它们沿着石廊山石廊山阵地低空掠地而过，七点七毫米7.7机枪子弹在地上溅起一排排白烟，接着，又传来几声航空弹沉闷的爆炸声。
简言之，在中国现代化行进的关键时期，邓小平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以自己的崇高威望，以不负人民的初心使命，不仅拨正了中国巨轮实现现代化的航向，而且加速了它驶向现代化的速度，使中国现代化呈现出光明灿烂的前景。
本调查的研究方法包括：①访谈法：访谈法是目前比较普遍使用的一种方法，主要是通过与被调查对象进行面对面的实地沟通，通过语言交流来直接进行资料收集，访谈法在一定的程度上有较高的准确性。本研究通过对高校团委老师、团委学生干部以及在校大学生进行的针对性访谈，为研究得出更为准确的事实依据。②文献法：文献法是指通过查阅、整理、分析已有的文献资料，了解教育事实，探索教育现象的研究方法。本研究采用文献研究法，参考国内硕、博论文、权威期刊论文、相关书籍及权威网站文章和国外重要期刊的论文、著作等，对其进行筛选、分类、整理，为论文的研究提供基础。
二、擘画新路：“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
本研究组前期发现AIS患者两侧椎旁肌的肌容积和脂肪浸润率不对称［4］，本研究结果提示两侧椎旁肌中与骨骼肌再生相关的miRNA表达存在差异，推测在应力或青春期各种内外因素的作用下，两侧椎旁肌的miRNA表达发生改变，异常表达的miRNA通过调控特异性靶基因的表达而引起肌细胞生长发育和其他功能的变化，导致两侧椎旁肌收缩性能出现差异，最终引起侧凸的出现或加重。miRNA在AIS患者两侧椎旁肌中差异表达的机制仍需进一步研究，以解释其介导椎旁肌不平衡改变的作用机制。
邓小平不仅努力为推进四个现代化提供制度保障，而且还使现代化的蓝图更加丰富、更加清晰了。1987年4月，他在会见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副总书记、政府副首相格拉时，第一次明确提出我国现代化的“三步走”战略。他的这一思想，被同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大所接受，并写入党代会报告。“三步走”的第一步，是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到1987年底，这一任务提前完成。第二步是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接下来的是第三步，即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对中国现代化作了积极而稳妥的规划，既体现出中华民族的雄心壮志，又从实际出发，切实可行，向世界展示出中国现代化的清晰路线图。
子宫瘢痕妊娠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异位妊娠,指孕囊着床于既往剖宫产术后子宫下段瘢痕处。当前临床上关于子宫瘢痕妊娠的发病机制尚不明确,一般认为孕妇的前次剖宫产术导致子宫内膜缺损、肌层连续性被破坏,由此而出现的缝合错位、愈合不佳等情况使得子宫出现空洞或是缝隙,一旦受精卵和绒毛在此位置着床形成妊娠即为子宫瘢痕妊娠[4]。
毛泽东为何如此急切地想尽快实现工业化目标，这同他们那一代人“落后就要挨打”的惨痛经历是分不开的。他不止一次地强调：“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应当以有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力求在一个不太长久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①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0-341、116、302页。 毛泽东这种不甘落后、奋起直追的忧患意识和民族担当，源自他对中国历史与现实的深刻把握，也是同党和人民的普遍愿望相一致的。
除了强调加快改革步伐以外，在南方谈话中，围绕改革判断标准、社会主义本质、计划与市场关系等重大问题，邓小平都做了鲜明有力的阐释和回答。南方谈话澄清了当时困扰人们思想的一些重大问题，给当时陷入困境的改革开放事业猛推一把，为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创造了很好的条件。后来，江泽民对此评价道：“很多话，小平同志当时不说，我们这些人是很难说的。”③ 《江泽民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36页。
正是在经过上述曲折探索的情况下，中共中央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在1964年末的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正式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并提出“两步走”的设想。“四个现代化”是改革开放之前，党领导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也是凝聚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的强大精神力量，也为后续的现代化探索之路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行远升高：国家治理法治和德治缺一不可
2001年1月，江泽民同志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和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二者范畴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① 《江泽民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00页。 江泽民同志发表此番讲话时，距离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已经八年，经过这些年的探索，党中央对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推进中国现代化建设，有了更加深切的体会和认识。
其实早在1996年，党中央就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究其原因，大致有二。其一，第一代、第二代中共中央领导集体成员大多为职业革命家，他们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洗礼，在党内外、国内外享有崇高威望。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员与之相比，其绝大多数成员是在新中国的建设中，在党的培养下从各自专业领域中脱颖而出的，是学有专长的政治家。因此，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他们对制度建设的重要性有着更加深刻的认识。其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与以往计划经济时期发红头文件、批条子不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监管主要靠制度，靠法治。正因为如此，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治理经济过热的过程中，江泽民同志反复强调：“宏观调控要规范化、法律化、制度化，而不要靠批条子。再靠批条子，我们的经济改革就无法成功。”② 《江泽民文选》（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67、91页。
当然，毛泽东所思考的工业化，并不仅仅局限于工业领域。他对农业的重视，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表现得淋漓尽致。“一五”计划完成以后，毛泽东更加注重发展农业，他强调：“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农业就是工业。要说服工业部门面向农村，支援农业。要搞好工业化，就应当这样做。”②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0、310页。 “必须实行工业与农业同时并举，逐步建立现代化的工业和现代化的农业。过去我们经常讲把我国建成一个工业国，其实也包括了农业的现代化。”③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0、310页。
党的十五大将“依法治国”确立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并且提出：“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③ 《江泽民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9页。 应当说，依法治国作为党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依法治国是在国家制度层面，依靠国家机器来强行贯彻实施。但这并不能很好地解决全部问题。仅仅如古人所言“民免而无耻”是不够的，在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民众还应该“有耻且格”。于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发展，江泽民同志遂提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法治”强调的是原则性、普适性，而“德治”更多强调的是灵活性、多样性。诚如江泽民同志所言：“法治以其权威性和强制手段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德治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认识和道德觉悟。”④ 《江泽民文选》（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67、91页。 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紧密结合。只有把这两个方面的工作都抓好，才能保证社会的良好秩序，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随着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目标。胡锦涛同志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坚持实施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在全社会进一步树立宪法意识和宪法权威，切实保证宪法贯彻实施”⑤ 《胡锦涛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4-15页。 。
总之，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全面展开，中国共产党开始以全新的角度来考虑现代化问题，特别是事关国家长治久安，带有制度性、根本性、全局性问题，在国家治理特别是领导制度、组织制度方面都做了多方面的探索，为保障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尽管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一再强调，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要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建设，但历史之路还是充满荆棘和曲折。20世纪80年代末，世界局势发生很大变化。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面临困境，许多国家政局动荡，政权更迭，西方国家扬言对社会主义要“不战而胜”。反观中国国内，自由化思潮不断蔓延，加之改革开放中不断累积的矛盾和问题，使得很多人对中国改革的方向产生质疑，对中国现代化的信心发生动摇。正是在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的交互作用下，促使中国共产党更加冷静地思考中国的未来发展，特别是中国的现代化目标。对此，邓小平明确回答：“我们的一些基本提法，从发展战略到方针政策，包括改革开放，都是对的。”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5、375页。
四、一语破的：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512、547页。 对此，2014年2月，习近平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这两句话是一个统一整体，前一句规定了根本方向，中国的方向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是其他什么道路。后一句，规定了在根本方向指引下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鲜明指向。两句话都讲，才是完整的、全面的。为何在这个时候提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② 简而言之，国家治理体系就是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治理能力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 对此，习近平同志明确指出：“这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要求，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义。”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512、547页。
要回答好这个问题，还需从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历程来看，这样才能看得更加清楚。从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看，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前半程已经走过了，前半程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历史任务是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改革，现在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后半程，其主要历史任务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
从理论逻辑来看，要达到后半程的目标，提供一整套更完备的制度体系，而且使其更稳定、更管用，即实现所谓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必须全面深化改革。而要做好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做到两点：一是自信，二是自省。
所谓自信，就是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特别是坚持制度自信。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次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行得通、行得稳，就是因为它是从中国的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过去和现在一直生长在中国的社会土壤之中，其未来要继续茁壮成长，也必须深深扎根于中国的社会土壤。
所谓自省，就是清醒认识到我国改革所面临的矛盾和问题。党的十八大以后，我国进入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虽仍是兴国之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但由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由于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致使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所触及矛盾的广度、深度都是以往所不能比拟的。
就广度来讲，要求改革观照总体性。较之以往，当下社会各领域之间的关联性和互动性明显增强，以往单兵突进式的改革成效不彰，其教训要求全面深化改革必须讲求总体布局，讲求系统性、协同性。因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并在总目标统领下明确了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深化改革的分目标。这既涉及生产力又涉及生产关系，既涉及经济基础又涉及上层建筑，每一项改革都会对其他方面产生影响，每一项改革又需要其他改革协同配合。坚持总体性改革，这是改革进程本身向前拓展提出的客观要求。
从深度而言，要求改革呈现生命力。以往也制定了许多制度，如环境保护、产业结构调整、防范金融风险等，但制度本身的执行效能并不理想，有些地方、有些时候，制度往往成为一纸空文。进入新时代后，我国制度执行力、治理能力已成为影响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能否充分发挥、党和国家事业能否顺利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让制度活起来，让它管用，让它成为有生命力的东西，尤为迫切。
如果我们把社会主义实践后半程的改革，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看成是一项工程的话，那么，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说：“这项工程极为宏大，零敲碎打调整不行，碎片化修补也不行，必须是全面的系统的改革和改进，是各领域改革和改进的联动和集成。”①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人民日报》 2014年2月17日。 总之，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的要求相比，与当今世界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相比，与实 现国家长治久安相比，我国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还有许多亟待改进的地方，制度体系还没 有达到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要求，有些方面甚至成为制约我们发展和稳定的重要因素。所以，必须适 应国家现代化总进程，努力提高执政党科学执政能力，提高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的能力，实现 执政党、国家、市场、社会之间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不断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
五、启示与思考
回顾我国现代化的探索历史，梳理不同历史时期的探索焦点，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现代化探索呈现出诸下特点，给我国今后的改革以启示与思考。
第一，中国现代化的外延不断扩展，改革要求越来越高。从最初强调某些领域的四个现代化到全面、综合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我国现代化的外延在不断扩大，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呈现出总体性和关联系的特点。也正因为如此，改革的难度、关联度也就越来越大，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言：“中国改革经过三十多年，已进入深水区，可以说，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51页。 因此，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一定坚持好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的良好互动，坚持蹄疾步稳的正确方法论，才能行稳致远。
第二，执政党对各时期现代化的探索皆有参照，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越来越深刻。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现代化的探索主要是对照苏联的。新中国成立初期是全方位学习苏联，到党的八大前后，开始以苏为戒，独立探索工业化道路。1978 年以后，随着市场化取向改革的深入，我国对日本、亚洲“四小龙”的发展道路有很多的参考和借鉴。邓小平曾对地方领导人讲：“日本人说搞现代化要从交通、通讯上入手，我看有道理。”③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5页。 他还鼓励广东力争用二十年时间赶上亚洲“四小龙”。进入 21 世纪后，特别是在我国即将基本实现工业化之际，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时期，如何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努力处理好执政党、国家、市场、社会之间关系，中共在坚持独立自主探索的同时，对于国外特别是拉美国家的治理经验与教训都有不同程度的研究与借鉴。
第三，中国现代化始终映衬着关乎人类发展的大视野、大格局。毛泽东曾满怀豪情地指出，到21 世纪的时候，中国应当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如果社会主义建设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中国的球籍。邓小平曾充满自信的预言，到 21 世纪中叶，如果能够接近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社会主义中国的分量和作用就不同了，就可以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江泽民在哈佛大学演讲时说，中国人民之所以要实行一次又一次的伟大变革、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归根到底就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争取对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① 《江泽民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3页。 胡锦涛在担任国家主席后的讲话中说，我们朝着“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不断迈出新的步伐，我们一定能够胜利到达现代化的光辉彼岸，中华民族一定能够对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② 《胡锦涛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8页。 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郑重指出，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而且，他所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不仅助推中国现代化步伐，而且也是为了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③ 习近平：《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 》，《人民日报》2017年12月2日。 由此观之，中国现代化的目标从来都不是仅仅局限于本国视域，而是有着人类命运担当的格局与视野。这也表明，中国将与世界共同进步，共同发展，在努力实现本国现代化的同时，也将为构建一个幸福的人类世界而不断努力。
作者石建国，男，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法学博士（北京 100080）。
责任编辑：周佳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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