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地利学派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诘难——文献综述及基于中国实践的一个回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诘难论文,奥地利论文,中国论文,派对论文,文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91.3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08)02-0024-06
在西方经济学界，奥地利学派是少有的持续关注社会主义问题，并对之有系统、深刻论述的思想流派之一。在其发展过程中，奥地利学派曾两次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合理性和可行性提出挑战，这在国外理论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引发了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学术争论。本文将系统总结奥地利学派关于社会主义合理性和可行性的相关论述及其影响，并基于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对之做出回应，深化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解。
一、奥地利学派对社会主义经济合理性与可行性的诘难
奥地利学派对社会主义经济合理性和可行性的第一次诘难，是以米塞斯(L.Mises)于1920年发表的一篇德文论文开始的。[1]也正是这篇文章引发了国外理论界关于社会主义合理经济计算(economic calculation)的大论战。米塞斯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从理论上来说不具有可行性。因为在任何社会制度下，生产的关键问题都在于如何最有效地利用现有生产资料来生产这些产品的问题，这就需要进行经济计算。在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经济体系中，之所以能够进行合理的经济计算，是因为在企业中的每个人都具有双重作用：作为消费者，他要对所消费的商品进行评价；作为生产者，他要把生产用的物品用于他能获得最高产值的地方。这样，这两个相互作用的过程保证了在消费和生产两方面都能注意到经济原则，使全部生产用的物品按与现有生产条件和社会需求相适应的次序来衡量。而在以生产资料国有制为基础的经济体系中，由于只有少数企业生产可供使用的商品，多数企业将生产资本品和半成品，因此虽然可以比较一下最终产品的数量，但是却很难比较生产这些产品的费用。所以，这既无法确定某一种产品是否需要，也不能确定在生产它的过程中劳动和原材料是否有浪费。而且更重要的是，只有当我们必须考虑的商品都能够以货币来计算时，我们才能够制定出系统的经济计划，但是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各种生产资料（包括劳动力）的价格并不能用货币表现，因此，社会主义就是合理经济的抛弃。[2]哈耶克(F.Hayek)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经济从现实的角度来看也不具有可行性。因为现实世界中的任何价格变化都会引发几百个相关价格出现不同程度的变动，因此中央计划当局无法像在竞争市场上那样迅速做出调整。[3]正像罗宾斯(L.Robbins)所说，即使中央计划当局已经做出调整，但是此时由于它们根据的信息已经过时，因而也需要重新计算。[4]
奥地利学派对社会主义经济的第一次诘难遭到了国外社会主义理论家的回应。泰勒和狄金森认为，任何经济体系都可以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来描述，因此从理论上来说社会主义经济是能够实现合理经济计算的。所不同的是：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瓦尔拉斯均衡解是通过市场竞争达到的；而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瓦尔拉斯均衡解是由中央计划当局通过试错过程(trial and error)实现的。[5]在此基础上，兰格(O.Lange)提出了著名的“兰格模式”，从而暂时终结了这场争论。[6]虽然米塞斯和哈耶克后来又发表了一系列论著进一步阐明自己的观点，但是由于苏联型经济事实上的存在，这些观点并没有引起国外理论界的关注。这场辩论暂时以国外社会主义理论家的胜利而告一段落。正如伯格森(A.Bergson)所说，社会主义在事实上是可以运行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兰格的分析是有说服力的。无论人们怎么说，苏联计划经济已经运行了三十年，它并没有失败。[7]
在社会主义经济计算论战中的失利，促使奥地利学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将研究重点放在对在论战中的相关论述的整理、反思上。而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对市场作为学习和发现过程的理解，不但重新整合了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理论，而且由此所形成的一系列观点再次对国外社会主义理论家的经典论述提出了挑战。
通过对米塞斯和哈耶克在论战前后著作的整理和反思，奥地利学派认为他们在论战中并没有失败。拉沃伊(D.Lavoie)指出，米塞斯和哈耶克在论战一开始就认为市场是一动态的发现过程，正是社会主义理论家在这一问题上的曲解从而错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使论战变得混乱。[8]科茨纳(I.Kirzner)指出，在米塞斯的论述中，实际上存在着两种意义上的市场，一种是指静态的均衡状态，这也正是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所描述的市场，但这仅仅是对市场的肤浅的理解。而更为深刻的理解是把市场看作是动态的发现过程。这在米塞斯后来的著作中得到了进一步的阐述。[9]在米塞斯看来，企业家的作用是通过经济计算，不断发现新的更经济的方式来生产人们需要的产品。在企业家进行经济计算时，他不仅要考虑当前价格，更重要的是预测价格的未来变动。因此，市场均衡时的价格仅仅是使各个分散决策结合在一起成为可能的一个信号，而市场不均衡时的价格才能够促使企业家寻找更经济的生产方式。[10]另外，企业家的发现功能只有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才能发挥作用，因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一个企业家的决策失败对另一个企业家来说就是其获利的机会，“企业家为了获取利润而展开的竞争不允许任何错误的定价存在”。[11]
在把市场理解为一个动态的发现过程方面，哈耶克通过从知识的角度强调竞争的作用对此作了更为清晰的阐释。他指出，社会经济问题的实质并不在于如何配置“给定资源”，而是在于如何运用有关各种情势的知识(the knowledge of the circumstance)。由于这种知识仅仅是作为所有彼此独立的个人所掌握的不完全的而且还常常是相互矛盾的分散知识而存在的，因此在众人共处合作的社会中，个人进行经济计算在一定程度上都必须以最初并非为其所知道的、而是由其他人所掌握并以某种方式传递给他的知识为基础。毫无疑问，只有上述知识能够得到最为充分利用的制度才是更具效率的制度。因此价格体系的真正作用，就在于它提供了一种更为经济、简洁的交流信息或沟通信息的机制，使涉入这个体系之中的个人只需要知道很少的信息便能够采取正确的行动。[12]哈耶克进一步指出，竞争的真正含义就在于它是一种形成意见的过程：通过传播信息，竞争使经济体系达致了同一性和一贯性。而正是由于竞争使人们对什么是最好的和什么是最便宜的这两个问题形成自己的看法，并且使人们有可能知道的各种可能性和机会至少会与他们事实上所知道的一样多。[13]
基于以上认识，哈耶克对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中央计划当局或经委会是否有能力使人们在价格等于最低边际成本之点上生产商品提出质疑。他指出，在缺乏价格竞争压力的情况下，社会主义经济将难以使成本降至最低。因为在由中央权力机构定价的情形下，某人是否能够根据变化的情势对生产技术做出某种改进或调整，将取决于他是否使中央计划当局相信他的能力。这样对于社会主义管理者来说，他是不会冒着失败的风险去尝试更为廉价的生产方法的。而对于中央计划当局或经委会来说，由于并不掌握所有由个人分散掌握的知识，因而它们更多地只能靠专断的方式来制定计划，从而决定生产什么以及如何生产。[14]
哈耶克对社会主义管理者和中央计划当局或经委会行为的分析，启发了经济学家在此基础上对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作进一步的分析批判。首先，哈耶克对社会主义企业管理者行为的分析说明他已经看到了社会主义经济所面临的激励问题，这被博埃特克(P.Boettke)认为是打开了苏联型经济的“黑箱”。[15]但是正如卡德威尔(B.Caldwell)所说，哈耶克并没能建立起一个系统的不对称信息条件下的分析框架，[16]在这方面的进一步研究是在信息经济学发展的基础上展开的。[17]斯蒂格利茨(J.Stiglitz)认为，以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为基础的标准新古典模型中有关完全信息的假设是一个严重的失误。由于在现实生活中，不仅个体搜集、吸收和处理信息的能力是有限的，而且信息的传递是有噪音和不完全的，因而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价格机制的有效性和普遍性是值得怀疑的。事实上在非对称信息条件下，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轻微的不均衡变化将彻底改变标准模型的所有重要结论。因此，由于采用了错误的理论范式，以标准新古典理论为基础的兰格模式必然是错误的。当然，斯蒂格利茨认为即使在市场经济中，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也使代理问题日益突出，他认为代理问题能否解决的关键在于竞争而不是所有权，同时发挥政府在提供公共物品、治理外部性和协调私人投资方面的作用，并在日德式的银行体系基础上建立一套监督体制。[18]
其次，如果说对社会主义经济所面临的激励问题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由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所引发的代理问题的话，那么哈耶克对社会主义经济中中央计划者行为的分析则说明他看到了社会主义制度中的官僚体制问题。在这方面的进一步研究是在公共选择理论发展的基础上展开的。博埃特克和利森(P.Boettke and P.Leeson)认为，在奥地利学派打开了苏联型经济的“黑箱”之后，正是公共选择理论对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制度中的激励结构以及由此所产生的严重后果进行了更为深入的分析。[19]施莱佛和维什尼(A.Shleifer and R.Vishny)认为，兰格及其以后的社会主义理论家所提出来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都暗含着一个共同的假设前提，那就是认为政府和计划者总是以实现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为目标。而事实上无论是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还是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这个假设前提都是不现实的。但是他们也指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由于政府和计划者具有更大的能力来控制和影响产出水平，因而一旦其政治目标与经济效率相冲突，由此造成的危害要大大超过资本主义经济。也正因为如此，他们认为相比之下，民主资本主义更为可取。[20]
二、市场社会主义者的相关研究及基于前苏、东国家实践的一个评价
从以上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奥地利学派对社会主义经济合理性和可行性的诘难一直是以市场经济作为参照系的，他们的共同主张是认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无法实现市场经济规律下的资源配置效率。而在这一问题上，市场社会主义者给出了完全相反的答案。市场社会主义是在20世纪20-30年代国外社会主义理论家与奥地利学派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计算大论战的基础上，随着“兰格模式”的提出而产生的。在这之后七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市场社会主义因主张社会主义经济可以实现市场经济规律下的资源配置效率而成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一股重要思潮。
从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演进来看，学者们最初所主要关注的，是在传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保证国有制占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如何实现市场经济规律下的资源配置效率。对此，兰格认为这可以通过采取“计划模拟市场”的办法来实现的。兰格也认为要进行合理的经济计算，价格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他认为米塞斯所指的价格仅仅是狭义上的价格，即在市场上两种商品的交换比例。但只有广义的价格——“提供其他选择的条件”才是解决资源分配问题所必不可少的，而这在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体系中，只要制定某种规则使生产经理用可能最好的方式满足消费者的偏好，中央计划当局不必掌握需要解几百个或几百万个方程的全部信息，就可以通过泰勒所说的试错过程来确定。因为消费选择自由和职业选择自由的存在会保证产品的生产会满足消费者的偏好。并且，由于中央计划当局对整个经济体系中正在发生什么事情的知识比任何私人企业家能够有的知识宽广得多，因此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可以用一个短得多的系列的试错过程来得出瓦尔拉斯均衡解。兰格甚至认为即使在消费选择自由和职业选择自由都不存在的社会主义制度中，合理的经济计算也是可能的，只不过此时计算所反映的是中央计划局官僚集团的偏好，而不是消费者的偏好。进一步地，兰格还指出，与竞争资本主义相比，社会主义经济还有其更为优越之处。这表现在：第一，只有社会主义经济可以实现更为合理的收入分配，使社会福利达到最大。第二，社会主义经济能够把基于私营企业的经济制度难以考虑的一切不同选择，如工人的生命、安全和健康等计入经济计算。这可以避免许多由外部性而引发的社会浪费。另外更重要的是，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私营企业制度下，随着资本所有权与企业家职能的分离以及垄断的形成，保持已有投资价值的倾向会放慢技术进步的速度，并进而导致垄断和限制主义，因此，当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私营企业制度越来越与经济进步不相容时，社会主义将是能有的唯一答案。[21]
但是正像兰格所指出的那样，“社会主义的真正危险是经济生活的官僚化，而非不能解决资源配置问题”。[22]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中，由于缺乏对官僚体制的监督和制约，因而无法有效避免中央计划当局对手中权力的滥用，这大大妨碍了资源的配置效率。从这个角度来说，斯大林式计划经济体制的主要问题不在于中央计划，而在于官僚和特权阶层对经济的控制。也正因为如此，在兰格之后，在1950-1960年兴起的东欧改革经济学，试图通过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局部引入真正市场机制的方法来进一步解决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的资源配置效率问题。这使市场社会主义的发展达到了一个高峰，先后出现了由布鲁斯(W.Brus)提出的“导入市场机制的计划经济模式”，由奥塔·锡克(O.Sik)提出的“社会主义计划性市场经济模式”，由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J.Kornai)提出的“在计划经济内导入市场机制的模式”，等等。但是他们所主张的通过分权的方法来缩小国家干预范围从而防止中央计划当局权力的滥用，却造成了对国家能力的严重削弱，从而使前苏东国家逐渐丧失了对社会经济的控制力。其结果，这些国家最终放弃了社会主义，走上了全面自由化的道路。这被法国学者贝尔纳·夏旺斯称之为“市场社会主义的黄昏”。[23]
社会主义改革在前苏东国家逐渐走向失败并没有动摇市场社会主义者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合理性和可行性的信念，而是使他们更加关注市场社会主义背后更为深刻的问题，即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能否结合以及如何结合的问题。学者们都注意到了对国家职能的分析，试图建立一个既能够坚持社会公平正义，又能够实现市场规律下资源配置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是英国经济学家诺夫(A.Nove)在英国工党改革的背景下提出的“可行的社会主义”模式，[24]以及由云克(J.Yunker)提出的“实用”市场社会主义、由罗默(J.Roemer)提出的“银行中心”市场社会主义等种种模式。罗默和巴德汉(Roemer and Bardhan)将这一时期西方理论界对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进展作了较好的汇总，[25]而云克则从“利润导向”的角度对这一时期所出现的有代表性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作了述评。[26]
但是它们的研究更多的是基于资本主义国家而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实践展开分析的，因而研究结论也往往缺乏针对性和现实性。
长期以来，奥地利经济学派对社会主义合理性和可行性的研究是基于前苏东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展开分析的，因此他们能够看到现实世界中社会主义所存在的一些问题，其研究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和现实性。但是市场社会主义学者的研究却更多地侧重于理论上的规范分析，其重点是想解决社会主义“应该是什么样”的问题，而能够紧密结合实践的发展来研究社会主义的论著却并不多见。可以说，与实践的发展相脱节——或者说日益脱节是长期以来市场社会主义学者所提出的种种社会主义模式日益具有“乌托邦”色彩，从而没有真正回应奥地利学派的诘难的重要原因。只有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实践出发所进行的研究才能够推动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和发展。
三、超越市场社会主义：基于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一个回应
我们认为，对社会主义经济合理性和可行性的理解，关键在于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作用。长期以来，理论界普遍根据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对未来社会的构想，把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看作是对社会主义性质的保证。我们对此并不否认，只是想指出，历史并没有像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设想的那样发展。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没有出现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首先出现在生产力并不发达的非西方国家。这样，对于新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它们必须面对更为严峻的国际形势和可能发生的国家间对抗。而这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中是被忽略掉的，因为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将首先出现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国家，这就决定了它们会在可能发生的国家间对抗中占据优势地位。
因此从更现实的层面来看，目前的社会主义理论家都忽视了一个重要事实，那就是现实世界中每个国家各自不同的体制之间并不是孤立的、毫无联系的，而是通过竞争联结在一个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整体，因此我们不应该脱离开世界体系来考察一个国家的经济体制（或经济模式）的选择问题。对于传统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它们都是在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中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的，这就决定了它们不能脱离开世界体系而实现独立发展。换句话说，建立中央集权计划经济体制从而试图与世界体系脱钩来封闭地发展社会主义是不现实的。奥地利经济学派对社会主义合理性和可行性的批判所针对的也主要是这种社会主义模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对社会主义的批判是有一定合理成分的。只有改变原来的在与世界体系的对抗中来发展社会主义的错误观念，才可能在与世界体系的良性互动中重塑和发展社会主义。
由于在世界体系中，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具有不平衡性，因此如何实现后发国家的发展问题是一个有生命力的社会主义必须面对并加以解决的问题。对处于劣势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为了应对世界范围内的竞争，就必须具有较强的国家能力。而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不仅可以在财政汲取能力方面为国家能力提供保证，更可以加强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和影响能力，这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在应对世界范围内竞争方面的主动性。因此，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要目的不在于经济方面的资源配置效率，而在于政治方面对国家能力提供保障，即不仅在一般的意义上利于保持一个民族国家的自主性，而且也有利于社会主义国家贯彻和倡导其价值取向。
但是也应当看到，社会公有制的政治目的确实有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对资源配置效率构成妨碍。前苏东国家在20世纪50-90年代所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革表明，像市场社会主义所倡导的那样，在不改变公有制的实现形式的情况下，无论是采取“计划模拟市场”的办法，还是通过局部引入市场机制的方式来实现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外部结合”，从而实现市场规律下的资源配置，其正常运行都依赖于有效但有限的国家能力。而这一假设前提与现实情况相距甚远，从这个角度来说，市场社会主义在理论上是不现实的，这也就决定了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社会主义实践具有过渡性和不稳定性，这也正是前苏东欧国家最终走向了“市场社会主义的黄昏”，并最终导致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而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所以能够开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其原因也就在于通过探索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实现了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内部结合”，从而更有效地解决了国家能力与资源配置之间的矛盾，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成为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超越。
通过将中国与前苏东国家经济转型绩效加以对比，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到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中国在保持社会主义制度不变的情况下来推进经济转型，其所建立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所有制结构，既保证了中国打开国门承接西方发达国家的技术转移，以实现技术进步，又保证了中国在这个过程中避免被边缘化的结果。而在通过放弃社会主义制度来推进经济转型的前苏东国家中，东欧国家所形成的外国资本占主导的所有制结构虽然提高了企业绩效，使东欧国家实现了经济复苏，但是其工业发展受到处于经济世界中心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技术垄断所左右，形成了一种以跨国公司投资为基础的依附形式，其结果，外国资本攫取了本国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大部分成果；俄罗斯所形成的官僚垄断资本占主导的所有制结构，在从原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对经济的高度垄断转变为现在混合经济体制下私人官僚资本的高度垄断的过程中，不但没有带来技术进步，却加剧了对原有体制的破坏，使俄罗斯滑落至全球产业分工的最下游，从而被边缘化。其结果，国内少数垄断资本攫取了大部分国有资产，大部分人民却承担了经济衰退造成的痛苦。可见，只有保持社会主义制度不变，才能避免后发国家在世界体系中被边缘化，从而使最广大的人民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表明，对于转型国家而言，社会主义更具有合理性。
收稿日期：2008-0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