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前后北京市平抑物价措施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北京市论文,物价论文,新中国成立论文,措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7 [文章编号]1002-3054(2014)12-0074-07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262/j.bjsshkxy.bjshkx.141211 “去年米贵阙军食，今年米贱大伤农”，物价问题关系国计民生，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共继续向全国进军的同时也面临着统一全国财经、制止持续多年通货膨胀的艰巨任务，而平抑物价是其中主要方面。中共进入北平后，使这里迅速成为新政权的政治中心，但治理北平却面临物价数次飙涨的困难局面。遗憾的是，目前并无对建国前后北京市政府平抑物价的研究，即使对此时期中共平抑物价措施的研究也仅有贺水金的《试论建国初期的通货膨胀及其成功治理》。①(P84-97)然该文以全国为视域，难以体现北京该段历史的丰富性。应看到，北平地区是建国前后中共最早平抑物价的城市之一，对其他地方的相关活动有示范效应。本文以北平市平抑物价措施为研究对象，以《人民日报》及《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等文献为依据，参以其他史料，力求揭示该活动背后的丰富面相。 一、“进京”之初的货币统一与物资储备工作 新中国在成立前后，即面临通货膨胀、财政枯竭的困难局面。仅1949年一年到1950年初，全国就发生了四次大的物价波动，北平首当其冲，给新政权带来了巨大压力。早在1949年1月31日解放军进城之前，就面临一项重要而又困难的任务：稳定金融，平抑物价。 建国前后，北京(时称北平)经济濒于崩溃，工厂停工，商业萧条，物价飞涨，粮食、煤炭、食油等人民生活必需品严重短缺。1948年8月19日，国民党政府实施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实行限价政策。但是由于政治腐败和内战，财政赤字有增无减，物价不但没有遏止，反而直线上升。1949年1月，北平物价比1948年8月上涨了80多倍，“小米曾涨到一千两百元一斤”。②(P25)且改革造成币制极不统一，仅“平津周围地区，流通着币值不同的各种货币即达七八种之多”，③市场紊乱。这些因素使贫民队伍日益扩大，民众生计艰难，连一些大学教授也靠典卖贵重书籍来维持全家温饱。④(P606)寒冬腊月，街头经常有人冻饿而死。 面对这样的复杂局面，中共中央采取了许多措施。早在解放军进城之前，中共领导人即注意到北平近郊丰台、长辛店一带共有东北、长城、晋察冀、冀南等八种不同的纸币，再加上其他币种，社会上流通的货币达十种之多，并筹划解决办法。④(P607)1948年12月24日，彭真向周恩来表达统一币制的决心，并请示中央：一、确定东北券、长城券与人民币、冀钞之比值。二、希望得到中央授权，随时根据当地情况规定人民币与金圆券之比值。并告“各地按北平军管会与军管分会之布告，处理北平金融问题”。④(P607)12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平津两市区货币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平津地区以人民币为本位币，冀钞与东北券为辅币，照规定比价通用”，其他如晋察冀边币、长城券、热河币及北海币等，一律不准进入两市区内行使，不论军民人等携有非通用货币而想在平津行使的，均需在人民银行兑换处照规定比价兑换人民币、冀钞或东北券。《决定》还详细规定了冀钞与东北券、人民币的比价，以及人民币与边币、长城券、北海券的比价。这些工作都统一由平津两市军管会管理。《决定》指出在平津军管初期，以压低金圆券比价逐渐达到驱逐蒋币之目的，且压低不要太猛，以免妨害贫苦人民的生活。⑤(P50-51)可见，中共稳定物价的举措与强化政权认同是同步的。 中共该项决定是在之前解放区货币统一工作基础上做出的。在1948年一年的时间里，中共已经在华北、华东、西北三大解放区进行了货币统一工作，积累了一些经验。1948年1月，中共首先在西北解放区停止了陕甘宁边区银行货币的发行，使西北农民银行货币成为西北解放区的统一货币。到11月“货币统一工作的第一步已大体完成”。“接着华北、山东和西北各解放区政府协商决定，把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改组为中国人民银行，并于12月1日开始由人民银行发行新币，作为三大解放区的统一货币。”③可见，早在解放军进城之前，中共中央就已经着手整顿货币，以求营造平稳的城市经济秩序，且“有充分的信心”，相信随着解放战争顺利进行，将于1949年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统一的货币制度。③ 然而，受多种因素影响，市场形势复杂多变，币制统一工作并未改变物价猛涨势头。1948年末到1949年初的北平市场波动依然很大。各种物价，尤其是粮食价格涨幅最猛。1949年1月下旬，华北区“粮食平均上涨百分之六、七十，其他棉布油盐及日用杂货等，亦上涨百分之二、三十”。⑥原因复杂，据华北贸总商情科分析：一方面年末岁初，“正逢年关，各物消费量增加，物价呈现普遍活跃上涨”，特别是粮油需求量增加最多；⑦另一方面平津近郊新解放区物价一般表现不正常，由于金圆券的禁用，而本币筹码不足，因而市场交易出现白洋，影响物价稳定。⑥此外还有一些人为因素，如“有些商贩到各地争购物资投机”，也是造成市场混乱的原因。⑧ 当时，中共中央对物价工作总的方针是：逐渐出售物资，主动调整价格，使物价徐徐上涨，避免发生大的波动。⑨(P66)北平市政府根据本地情况，主要从调整市场供求关系和金融两方面着手整顿物价。 关于粮食问题，主要涉及两方面内容：粮食来源问题和粮价问题。中共认为当时“北平粮食的来源有三个地方：一为张家口的粮，二为罗玉川那里的粮，三为冀中的粮，共有5000万斤”。⑤(P105)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主要考虑“进城后如何掌握粮店，防止囤积居奇”，怎样“采取主动，不要被动”。彭真认为：政府必须有粮食拿出来，商人才肯拿出来，“我们如果拿不出粮食，则将陷于被动”。⑤(P105)所以，北平市委做出决定：要求“收购粮价要与当地价格差不多”，北平市粮价不能比石家庄高，也不能比城市现有市价高，但不要比四周低，这样既能让老百姓满意，又能让商人感到有利可图。⑤(P105)北平市委还计划通过采购工业品到乡下换回粮食，认为这种方式既可以促进工业品与农产品的生产，且可使农民得到便宜的工业品，城市的人能得到便宜的粮食。⑤(P105)这些措施起到了稳定物价的作用。 金融市场处理金圆券的工作也在同步进行。当时北平市私藏现金的现象较为严重：“富豪存黄金，中等人家包括一部分职员、熟练工人，则保存少数现洋(三、五元或十多元)”。⑤(P154)考虑到这是群众问题，且人民币尚未发行，所以中共对银元暂采不理政策，先解决金圆券问题。1949年2月2日《北平市军管会关于伪金圆券兑换办法的布告》发布：自2月2日起，伪金圆券暂准继续流通20天，在此期间，市民仍有拒用及议定比价之自由。工人、学生、独立劳动者、工厂职员、学校教职员、城市贫民，可按规定之办法与优待比价，每人各兑换伪金圆券500元，其限额以外及其他市民所持伪金钞一律按银行挂牌之比价进行兑换，或自行封包出境。《布告》确定以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之钞票(人民币)为本市本位币，一切公私会计与交易，均需以人民币为计算单位，并确定暂以冀钞及东北券为辅币。上述各币之比价为：人民币1元等于冀钞100元，等于东北券1000元。其他各解放区所发行之各种地方币，均不准在本市流通，但可持向中国人民银行北平分行所设立之兑换所兑换。⑤(P133) 北平市委从1949年2月4日开始对金圆券以1∶3比值进行优待兑换，决定优待工人、职员、学生、苦力及其他劳动人民，并于2月6日起以1∶10比值进行了普遍兑换。至2月16日，共兑入金圆券约8亿，其中优待兑入4.85亿，普遍兑入3.1亿，优待兑换到2月15日截止，享受优待兑换人口约100万(全市人口据国民党政府统计为235万)。⑤(P152)为方便易行，优待兑换主要采取工人、学生、职员以工厂、学校为单位集体兑换的方式；对于贫民与其他劳动人民则以“保”为单位，派工作团办理，原则是宁可稍宽些多优待两户，避免因太严而有所遗漏，因而也没详细划分阶级。⑤(P152)至此，金圆券问题基本得到解决。此次兑换的弊端是规定的优待比值和普通比价差额大，导致了黑市(1∶8)的产生，使金融产生波动。到2月18日，市面上仅剩三四亿金圆券还没有兑换，而银元仍在大量流通。⑤(P153) 此后，银元处理问题摆上日程。由于不法商人投机操纵，银元不断涨价(人民币240∶1，相当于华北解放区公价之4倍)，冲击金融秩序。⑤(P154)为使人民币完全统治市场，中共北平市委于1949年2月19日决定集中力量打击银元：禁止银元流通，但仍允许人民保藏，使用时须向银行兑换；禁止银元流通后银价将下跌，待跌至相当程度，如1∶150以下即由银行挂牌收兑。⑤(P154)此政策出台后，市面上银元数量迅速减少。3月19日，北平市委重申禁绝银元，违者将予严惩。经过努力，银元已基本在北平市场消失。⑤(P168)“银元之战”为人民币占领金融市场打下了坚实基础。 至此，国民党政府发行的金圆券被收兑，银元禁止流通，金银与外币交易也被取缔，北平市货币趋于统一，金融市场暂趋平稳。同时，政府从张家口、罗玉川处、冀中等地调运粮食，并通过采购工业品的方式到乡下换回粮食，平抑了人民生活必需品价格。但是，导致通货膨胀的因素仍然大量存在，北平市随时可能爆发物价上涨风潮。 二、调配物资与平抑四次物价上涨风潮 1949年4月16日，受天津物价上涨的影响，北平市的布、纱、粮、油等价格相继上涨。“各货价格平均上涨了一倍上下”。⑩粮、油上涨最多，粮食以大米上涨最烈，十天内涨了35.38％。(11)这是中共进入北平后遇到的第一次大的物价波动。虽在进城之前中共已从周边调集了大量物资，但面对汹涌的物价涨潮，仍有些措手不及。 中共一直把打击不法商贩作为平抑物价的工作重点。进入北平后，中共成立了国营贸易公司和各种专业贸易公司，向市场大量抛售物资，以达到稳定物价的目的。1949年2月5日，北平市贸易公司成立。(12)该公司掌握充足的物资，在对付投机奸商的行动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保证了北平市民的正常生活。1949年4月，北平市贸易公司连续多日向市场抛货，甚至降低物价抛售。(13)对合作社(人民政府批准者)按照低于批发价4％供给，机关、团体、公营企业、学校等按低于市场2％供给。(14)然而，抛货奏效甚微，不法商贩依然横行。如平津两市的国营贸易公司所委托的许多私商代销店中，有一部分在物价上涨时，不但不依贸易公司规定的粮价大量抛售，反而趁机抬价，囤积居奇，以达其投机渔利的目的。拿平津两市四百万人口计算，国营贸易公司每日抛售二百万斤粮食，即可保持粮价的平稳，但当时“国营贸易公司有时竟一天中抛售五百万斤粮食，而仍不能保持粮价的稳定”。⑩出现此困局原因在于中共一直将目光集中于不法商贩，而没有注意到冀中部分地区上一年水灾导致粮食歉收，且4月正值青黄不接之时，加上春旱的叠加影响，农民出于对饥荒的恐惧不敢出售手中余粮，遂使平津两市粮食逆向外流到周边农村，出现粮价倒挂现象，农村粮价竟高于城市。⑩这也是平津物价波动及贸易公司抛售无效的重要原因。 事实上，这些反常的经济行为与严重通货膨胀有关，这次物价波动是通货膨胀的直接体现。平津解放后，解放军在大举入关南下的过程中，为获得财政和物资上的补给，向市场投放大量的货币，(15)(P70)使市场中流通的货币大大超过了实际的市场容纳量。据1949年2月24日华北人民政府第二次委员会议通过的1949年华北国民经济建设计划预计，全区可容纳人民币35-40万元。而人民币的实际发行量，据华北局计算，4月底全区比1948年底增加了2.28倍……比预计的数字高出14.2-16.3倍。(15)(P70)中共认为，市场上的“大量资本转向投机事业”，“投机资本在市场上的活动”是调剂供求、平抑物价工作的一个最大阻力。⑩实际上，投机资本的存在正是通货膨胀的外在表现，并非仅仅是国民党政府统治后遗症。在这场斗争中，中共的做法对于国营经济逐渐占领市场起到了推动作用，为以后的经济工作打下了基础。但其对一些情况的认识存在简单化的倾向，亦为以后物价波动留下了隐患。 此后，市政府和国营公司采取多种手段平抑物价。首先，对带头涨价的粮食、棉纱等商品进行抛售，如1949年4月23日至31日9天时间内共抛售粗、细粮983万斤；其次，对职工实行低价供应粮食等物的政策；再者，疏通物资流通渠道，抢修受损铁路干线，促进物资流通；同时，成立专业公司，吸收游资。在中央统一安排下，北平市政府实行“折实储蓄”的方法促进储蓄，即以货币存入期的规定实物为参照，支取时再以当日物价折成货币。此项措施既能保护储户的利益，又能吸收市场上的游资。再加上此时华北地区普遍降雨，旱情缓和。上海解放，“南货北运可期”，人心振奋之下市场需求随之缓解。(15)(P81)这次物价涨风于1949年5月下旬终于平息。 1949年5、6两月，北平物价回落。但是到了7月份，物价再次上涨。这次波动7月初自上海开始，中旬已发展到平津地区，仍以粮价上涨为先，纱布及其他日用品价格也随之猛涨。 上海解放后，中共在军事上进展迅速，支前任务也更加紧迫。而且，新解放区的地方财政还需要中央拨款支援，而中央财政和部队的收入不足以支撑。因此，货币的发行投放比过去有较大的增加。7月底，人民币发行额达2800万元，是1948年底发行额的15.1倍。(15)(P84)加上解放后拒用银元的群众性运动展开后，银元基本上在城市绝迹；但在较多农村地区，银元尚在流通。这造成整个市场的人民币集中在城市，导致城市的通货集中、物价上涨。1949年7月10日平沪通车后，上海游资大量北来，造成北平物价上涨。到7月下旬以后，北平物价已超过上海。这是外地游资与北平本地游资叠加作用的结果。(16) 针对这些情况，中共一方面利用国营公司和专业公司大量抛售物资，另一方面利用行政力量限制投机倒把等行为。7月20日人民银行北平分行配合公安局对私营行庄进行重点普查，将查获的不法商贩送交法院。同时，贸易公司在市场上抛货，“仅8月1日一天便抛出粮食二百四十万斤，布六千一百二十八匹”。从8月4日起，物价便开始跌落平稳。(16) 虽然此次物价上涨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如1949年7月华东、华北的暴雨导致的水灾以及交通封锁、物流不畅等，但是游资及通货集中仍是困扰中共的重要问题。中共把问题的关键定位在“奸商投机”，一再打击不法商贩、制止投机倒把，但总是无法根治物价暴涨，致使每次国营公司集中抛售都只能暂时缓解困局，过一段时间，又一轮物价波动就会兴起。 1949年7月召开的上海会议，确定了全力支持解放战争彻底胜利和维持新解放区首先是大城市人民生活的方针，并针对统一财政经济、控制市场物价提出了具体措施和步骤。(17)(P706)但市场并未归于平静，1949年8、9两个月份北平市物价平稳，10月初物价开始上涨，并且这次物价猛涨是全国性的，以津沪为先导，华中、西北跟进。(18)(P80)自10月27日京绥路封锁，北京市(1949年9月27日北平更名北京)粮价猛升，11月10日至13日尤为明显。“大米10日每斤价580元，11日700元，12日1000元；通粉10日每袋21500元，11日23500元，12日25000元；小麦10日每斤400元，11日480元，12日640元；小米10日每斤440元，11日560元，12日800元；玉米10日每斤320元，11日420元，12日580元”。⑤(P898)此轮粮价上涨，形势十分严峻。上涨幅度为中共进京以来之最。 聂荣臻分析此次物价上涨的原因：①粮源阻塞。东北为有计划地征粮购粮以便有效地支援华北，10月15日起，暂禁粮商前去购粮；西北自鼠疫发生后，京绥线及热河省交通断绝致粮源中断；北京东南各地区均系灾区，原来所能供给京市的粮食，亦均因灾减少，且有部分灾区群众因粮缺价高，竟有到京市买粮回去的现象。②政府因战争需要增发货币，为使棉农不致因棉价过低而蒙受损失，在产棉区大量收购棉花，而棉农出售产棉以后，又到市场购买粮食，反而提高了产棉区粮价，进而影响北京粮价。③10月初物价开始波动以来，不法商贩手中的游资即乘机投向纱布、粮食，囤积拒售哄抬物价，希冀牟取暴利，人为使粮价发生猛烈波动。④群众对物价心有恐慌，争相抢购助涨了粮价。⑤(P825-826)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聂荣臻的分析是较为客观、全面的。 1949年11月24日，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召集华北局、河北省委及京津主要负责人讨论粮食问题。3日后，在《关于粮食情况及解决办法向毛主席的报告》中预计，从当时至次年10月底，京津唐三市需粮14亿斤，灾区需8亿斤，产棉区需5亿斤，共27亿斤。为了解决上述粮食，中央当即拟定解决计划：①贸易部拟从华北区调集公私商品粮11亿斤，调拨东北运来公粮12亿斤，此外尚缺4亿斤，提议东北开放山海关粮禁，由合作社和私商运关内日用品去东北交换，否则即须公家负责运入。②提议成立粮食委员会，任务是制定京津及灾区粮食供应计划，掌握粮食配售工作，检查粮食供销情况，提出掌握粮价意见。为保持京津粮食的经常供应，并防止意外，京津应有3个月的存粮。③在京津粮食供应委员会领导下，以当时的华北粮食公司为执行上述粮食运输、保管及批发等之总机构，在京津各设一粮食零售公司，办理零售工作，防止奸商囤积，直接配售粮食给劳动人民。配售数目北京拟为130万人，天津140万人，唐山20万人，定量每人每日1斤。除配售外，仍准许私人粮商自由买卖，并由华北粮食公司掌握粮食市场，进行吞吐，以平稳物价。⑤(P875-876)在中央的指示下，北京市开始采取措施。 北京市政府采取了多项措施：①疏导粮源：加大京绥线粮食收购的数量，并加强运输，东北方面亦大量增调粮食来京，同时，政府在防疫期间，积极协助粮商将西北存的粮食运京。②紧缩通货：公私营贷款投资除特殊批准者外，一律暂停，并缓发或减发各部门经费，预征营利事业所得税和营利税的一部分，以回笼货币，减少通货的流通量。③从1949年11月1日到18日，粮食公司共供应粮食2716万多斤(包括批发与零售)。粮食公司为了照顾市民生活，始终以较低价格出售，如11月19日粮食公司面粉批发价每袋33000元，零售价每斤800元，而私人市场价格则每袋在50000元左右，每斤在1000元左右。④政府几次召集粮商开会，解释物价情况及政府稳定物价的措施。⑤(P826-827) 正在北京市政府努力采取各项措施的时候，有不法商贩把政府在市场上抛出的用以平抑物价供应市民的粮食，拿去囤积拒售或高价出售。市政府召开粮商会议解释物价情况和稳定物价的措施，不但没有缓解奸商的疯狂囤积，反而加剧了其囤积哄抬，致使“一般正当工商业的经营，亦感到很大困难”，⑤(P826-827)市民的生活更加艰难。 北京市政府遂采取进一步措施，“逮捕了16家奸商，除其中情节较轻者4家取保释放外，其余12家已送法院依法惩处”。⑤(P826-827)同时，北京市政府在全市扩大与加强粮食零售工作，将国家贸易公司的食粮直接供应给市民。零售店的数量计划从已有的64处(包括合作社在内)增至170处。⑤(P826-827)到11月20日，已得到供应的机关、学校、工厂及劳动市民约在60万人口以上，并计划扩大到120万人口。此外，为回笼一部分货币，减少市面游资，北京市还开征营利事业所得税、营业税和房产税，并计划于12月开征地产税，同时暂停公私贷款投资，缓发或减发行政经费。⑤(P898) 11月14日以后，粮价趋稳。延至17日又有跳动现象，政府于18日召集北京市粮栈业、米面粮业、机制面粉业等粮商负责人开会，说明目前粮食情况，宣布粮价不应再涨。这一措施使得粮价呈现平稳。到1949年年底，全市从外地调进粮食四亿七千万斤，食盐二十一万担，棉布三十五万匹，棉纱三十万捆，保证了市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19)(P566)北京市物价终于进入平稳的状态。 此次粮价的猛烈上涨，对一般市民特别是劳动者群体损害极大。有些方面中共及北京市政府没有及时考虑到，聂荣臻强调“事先对此种情况估计不足，准备工作做得不够，对市场管理、奸商取缔不严，我们是应当负责的”。⑤(P826-827)另外，北京市委“没有预储相当数量之物资，特别是粮食，以应剧变，事前没有根据通货发行指数稳步上涨。其次是合作社和零售商只平价解决了工人、学生的粮食，未适当解决其他劳动人民和贫民的粮食(合作社、零售商在打击奸商投机和稳定物价方面有很大作用)”。⑤(P773)在几次平抑物价的过程中，中共一直在试图扭转被动的境况，并逐渐全面地认识市场规律。 三、平抑物价措施的经验与教训 随着解放战争的推进中共逐步接收大城市，控制市场，这是一个控制资源的过程。任何一个政权要想稳固，必须有雄厚的资源作为基础。这几次物价波动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物资短缺，并且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造成物资分布不平衡，加之大量投放货币导致通货膨胀，物价出现短时间数次上涨。中共在占领大城市的过程中采取了以国营贸易公司和专业公司占领市场的方式，在平抑物价的过程中，是中共的国营贸易力量逐渐占领主要的工商部门。所以说，稳定物价的过程也是中共全面掌控经济领域的过程。 中共在平抑几次物价上涨的过程中，取得较好的成绩，积累了丰富的市场经验。但是，其工作思路中也存在些许简单化倾向。如在控制不法商贩的过程中，从以国营公司抛售到利用行政手段直接调查商户、从召集粮商开会到直接将不法商贩移交法院，这些措施表现出中共以政治手段管理经济问题的取向。在国民经济几近瘫痪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和北京市委采取措施，集中全国财力，统一调配资源，短期内达到了很好的效果。这对于经济规模比较小，经济结构比较简单的某一城市或地区来说，适用性很强。但是，这种做法排斥商品货币关系，用产品分配来代替商品交换，堵塞了市场价值规律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国民经济，必然有对政治手段的依赖。实践证明，排斥商品经济，由高度集中的行政管理来塑造社会化大生产，是不成功的。传统的用指令性计划配置社会资源的办法，难以避免主观随意性和盲目性，难以适应社会日益复杂多样的需要。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市的平抑物价措施主要是靠调拨物资和统一货币金融市场来实现。遵循市场化的原则是经济战取胜的法宝。这个原则就是要使货币流通量与商品量相适应。通货膨胀的最主要原因就是货币流通量大于商品流通量，而要控制物价必须提供充足的物资，并通过税收和货币政策使市场达到供需平衡。最原始、最朴素的经济理念才是最有效的治理策略。 本文展示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应对北京市物价疯涨的措施和境况。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共平抑物价实际过程的复杂和处境的艰难。可以说，中共的成功是逐渐地由被动转为主动，在一步步的试错及危机应对中逐渐取得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共党史也是一部危机应对的经验史。 注释： ①贺水金.试论建国初期的通货膨胀及其成功治理[J].史林，2008(4).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文集(第二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③一年来敌我地区的货币和物价[N].人民日报，1949-01-03. ④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彭真传[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 ⑤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档案馆编.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48(12)-1949[M].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1. ⑥一旬商情(一月十七日至二十七日)[N].人民日报，1949-02-09. ⑦一旬商情(十二月十五日至二十七日)[N].人民日报，1949-01-09. ⑧对稳定物价的几点建议(批评与建议)[N].人民日报，1949-01-12. 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商业卷[M].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1995. ⑩杨波.平津物价波动的分析[N].人民日报，1949-05-19. (11)一旬物价[N].人民日报，1949-04-22. (12)市贸易公司昨日成立[N].人民日报(北平版)，1949-02-06 (13)经贸易公司连日抛售，物价步入平途[N].人民日报，1949-04-12. (14)平市贸易公司再度降低物价[N].人民日报，1949-04-07. (15)新中国若干物价专题史料编写组.新中国若干物价专题史料[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16)王敬.平市物价与反奸商斗争[N].人民日报，1949-09-11. (17)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文选(第一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18)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19)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北京历史(第一卷)[M].北京：北京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