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焦虑与“去中国化”——重审《新青年》的现代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性论文,焦虑论文,新青年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455(2015)03-0046-09 “船坚炮利”是晚清以来中国人对西方进入的普遍解读，暗示中国的封闭与落后，默认西方的优越感和西方的侵入是我们必须承受的代价。但是，我们很少看到这是资本主义现代性全球扩张以及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支配与操纵的必然结局，即便是民国时期影响最大的《新青年》也难逃这种视野的局限。因此，本论文以《新青年》杂志为研究对象，揭示“五四”现代性建构的复杂的文化危机语境和西方思想资源，反思批判其背后隐藏的西方中心论和东方主义思维方式。 一、不适世界之生存 在“内逼于独夫，外迫于强敌”的时代背景下，《新青年》同仁普遍充满文化焦虑和被排斥世界之外的恐惧。陈独秀说：“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削灭也。”①鲁迅亦有相同的表述：“我所怕的，是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而‘国粹’多的国民，尤为劳力费心，因为他的‘粹’太多。粹太多，便太特别，便难与种种人协同生长，挣得地位。……于是乎中国人失了世界，却暂时仍要在这世界上住！——这便是我的大恐惧。”②这是进化论的思维方式。 晚清严复译介《天演论》《原富》《群学肆言》等著作，将进化论输入中国，“严氏译《天演论》不只把达尔文的思想学说介绍到中国来，同时把斯宾塞的思想学说也介绍到中国来……并把进化的法则应用到心理学、社会学、人生哲学的社会科学上去”③。《新青年》同仁受达尔文主义影响甚深。《新青年》早期特稿作者马君武对进化论颇有研究，他在1903年翻译了达尔文《物种起源》的第三章“生存竞争”和第四章“自然淘汰”，1919年完成全译本。④ 陈独秀思想中的达尔文主义是其1915年创办《青年杂志》的指导方针。《青年杂志》1卷1号《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介绍达尔文学说，“自英之达尔文持生物进化之说，谓人类非由神造，其后递相推演。生存竞争，优胜劣败之格言，昭垂于人类。”1卷2号陈独秀在通信中回答李平，“达氏书言万物由竞争而进，不适者自处于天然淘汰(Natural Selection)之境”。1卷3号《抵抗力》谈到抵抗力之强弱与进化之关联，“万物之生存进化与否悉以抵抗力之有无强弱为标准，优胜劣败，理无可逃”。 在生存竞争、优胜劣败的世界关系背景下，陈独秀指出：“精之政教文章，粗之布帛水火，无一不相形丑拙而可与当世争衡……固有之伦理法律学术礼俗无一非封建制度之遗持，较皙种之所为，以并世之人而思想差迟几及千载……尊重廿四朝之历史性而不作改进之图，则驱吾民於二十世纪之世界以外，纳之奴隶牛马黑暗沟中而已。”⑤在《今日之教育方针》中认为：“纨绔子弟遍於国中，朴茂青年等诸麟角。欲以此角胜世界文明之猛兽，岂有济乎。茫茫禹域，来日大难。”⑥在《新青年》2卷3号通信栏，陈独秀回应毕云程的批评时说：“仆误陷悲观罪戾者，非妄求速效，实以欧美之文明进化一日千里，吾人已处于望尘莫及之地位。”陈以为，自西洋文明输入中国，在世界格局里，中国各个方面处在落后劣败之地位。”⑦ 那么怎样才能适应世界之生存呢？《新青年》提出人种改良和国民性思想改造的命题。“人种改良之说，发端于一八六八年。达尔文氏以人工改造具有奇效之说，介绍于世，乃弟遗传学者戈耳登氏创为善种论……改良其体格及精神上之种族的性质而增进其安宁幸福之科学也。”⑧也就是说从遗传角度，择其良种，歼除不良，并从肉体和精神两方面进行改造。陈独秀的诸多文章有人种改良之印痕。如《新青年》创刊号的发刊词《敬告青年》对当下青年的病夫身体极尽嘲讽，呼吁青年应练就强壮身体，才能力抗群雄。 在这种进化论的思路下，《新青年》着重评介欧美国民性思想以取镜。如对德意志之国民性之介绍，“日耳曼民族，以个人主义著闻於世。故富於独立自尊之心，而为我心之强盛，主张自己权利……遇事则坚忍不拔”⑨。对欧美国民性的推崇是为了反思中国的国民性问题。 事实上，“国民性”思想发端于晚清，大盛于《新青年》，是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中的一个极其沉重的命题，它为中国的现代性想象提供了不竭的动力。国民性的概念和民族主义概念在19世纪欧洲种族主义国家理论中首先是作为殖民者的话语使用的。它认为欧洲的种族和文化优于东方，为欧洲征服东方提供理论依据。从19世纪开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始了全球殖民活动。在此背景下，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知识分子翻译了西方国民性理论。他们在翻译时的具体情况(如何看待其中的殖民色彩或根本无视它，或用来为自己的殖民活动作依据？)我们不得而知，但在此之后，我们知道日本出现了有关西方人写作的讨论中国民族性的日译本著作，以及日本人运用西方国民性理论写作的分析中国国民性的著作，这些著作不可能不对中国知识分子产生影响。⑩中国知识分子对国民性理论的接受是为了应对民族危机和文化危机的。西方资本主义(包括日本)对中国进行的掠夺和榨取使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威胁，国民性话语便被中国知识分子用来作为扶危救亡的工具。对于晚清知识分子梁启超、严复、孙中山等人来说，中国现代最基本的任务是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因此他们都对中国国民性问题作出过深入的思考。在他们看来，中国悲剧的根源在于中国的国民性。要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不能不改造中国的国民性，这种改造国民性的思路影响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五四知识分子。 陈独秀认为救国新民关键在于改造国民性。“中国之危，固以迫于独夫与强敌，而所以迫于独夫强敌者，乃民族之公德私德之堕落有以召之耳……今其国之危亡也，亡之者虽将为强敌，为独夫，而所以使之亡者，乃其国民之行为与性质。欲图根本之救亡，所需乎国民性质行为之改善。”(11)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一文中，陈独秀全面深入地提出改造国民性的方针。他首先把东洋民族思想(亦是中国国民性)概括为以安息为本位，以家族为本位，以感情、虚文为本位，认为东洋民族种种卑劣无耻之根性正是由此造成。提出必须以战争为本位，以个人为本位，以法治实利为本位来改造国民性。如此改造的国民才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国民，才能以“共和国民自居”(12)。 光昇对中国国民性的思考比陈独秀更加理性化。他并没有对中国国民性作全盘的批判与否定，而是从中国国民性思想中发掘现代性的因子，同时又吸纳西方国民性思想来改造中国国民性。他认为中国民族“独维系团结而不散，迄于今日，此则吾国民可引以自豪者也”。光昇从种性、国性、宗教性三个方面探讨国民性，认为中国“什九皆为同一种族之民所组织，此不可不为吾国民之一大特色也。”中国国性以“春秋大一统为义”，是“吾民向心力之所寄”，中国宗教性薄弱，没有“欧洲数千年教争之血史”，“亦自有可为庆幸者也”。光昇显然对中国国民性持认同态度，但同时也意识到这些优点后面所蕴藏的缺点，“恰如在模型之中，不可转动，殆数千年如一日，而且若退缩焉”。它们分别是缺乏自由思想、缺乏法治思想、缺乏民治(国民政治)思想。在“今则改制共和”，若不改造国民性，扬长避短，“欲以争存于今之世界难矣”(13)。 可见，进化论、种族论、遗传学等思想使中国知识分子产生很大焦虑，《新青年》通过人种改良和国民性改造，以求融入世界。但这里的世界依然是以欧美霸权为中心的世界，所谓的世界史也是欧美霸权视角的进步史。正如竹内好所说，“欧洲对东洋的入侵结果导致了东洋资本主义化现象的产生，它意味着欧洲的自我保存——自我扩张，因此，对于欧洲来说，它在观念上被理解为世界史的进步或理性的胜利。……通过把东洋包括进来，世界史几近完成……”(14)在西方设立的进步和落后的话语体系中，中国是作为落后的他者而存在。为了救国新民，中国知识分子进行思想启蒙，但吊诡的是，20世纪中国思想改造史，某种意义上，亦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创伤史。如何反思这一问题，依然困扰着今天的学术界。 二、“不看中国书” 《新青年》时代有一强大的文化思潮，即“不看中国书”。为何《新青年》同仁如此厌恶“中国书”，乃至中国的一切东西？“西方书”在教育中国青年为何扮演如此重要的作用？ 《新青年》以青年教育为宗旨，陈独秀在《今日之教育方针》提出现实主义、惟民主义、职业主义以及兽性主义的国民教育方针，他所以为的教育是广义的，“凡伟人大哲之所遗传，书籍报章之所论列，家庭之所教导，交游娱乐之所观感皆教育也。”(15)他对当前国内教育界现象极为不满，认为“上焉者为盲目的国粹主义，下焉者科举之变相耳，此先生所谓伪教育也”，于是推崇西洋之真教育。(16)那么，在陈独秀等《新青年》同仁看来，青年应读怎样的书才能达到教育之目的？ 青年读者沈伟因家贫退学，曾致书陈独秀请教读书之事，“欲自修英文，茫无头绪。又苦乏相当书报……务恳指示一切”。陈独秀建议：“至应读何书，则以足下拟求何种科学为归，寻之伊文思馆可也。商务群益所印行之译解英文各书，倘购读之，亦有裨益。”(17) 在与钱玄同的一次讨论里，陈独秀指出，“全部十三经，不容于民主国家者盖十之九九。此物不遭焚毁，孔庙不毁，共和招牌，当然挂不长久”(18)。陈认为要建设民主共和国家，必须焚经书，毁孔庙。他把共和与传统的经书绝然对立起来，二者处于水火不相容之情势。不仅经书不适合青年之阅读，“即名曲如《西厢记》《牡丹亭》，以吾辈迂腐之眼观之，亦非青年良好读物”(19)。 钱玄同以为：“至于从‘青年良好读物’上面着想，实在可以说：中国小说，没有一部好的，没有一部应该读的。”陈独秀赞同钱的观点，以为“中国小说，有两大毛病：第一是描写淫态，过于显露；第二是过贪冗长”(20)。胡适留学归国后，看到市场上充斥的与欧美新思潮无关的书，发出感叹：“上海的出版界——中国的出版界——这七年来简直没有两三部以上可看的书！”(21) 在钱玄同看来：“所以二千年来用汉字写的书籍，无论那一部，打开一看，不到半页，必有发昏做梦的话。此等书籍，若使知识正确，头脑清晰的人看了，自然不至堕其玄中；若令初学之童子读之，必致终身蒙其大害而不可救药。欲祛除三纲五伦之奴隶道德，当然以废孔学为惟一之办法；欲祛除妖精鬼怪，炼丹画符的野蛮思想，当然以剿灭道教——是道士的道，不是老庄的道——为惟一之办法。欲废孔学，欲剿灭道教，惟有将中国书籍一概束之高阁之一法。”(22)钱玄同认为，中国书记载了孔学道教等有害思想，惟有不看中国书才能使青年学子免除其毒害。在随后与朱我农的通信中，钱继续发挥这一观点，“今后的中国人应该把所有的中国旧书尽行搁起，凡道理、智识、文学样样都该学外国人，才能生存于二十世纪。”(23)钱同时对“国粹主义”进行批评，“所以依我看来，要想立国于二十世纪，还是少保存些国魂国粹的好”(24)。对于国粹，鲁迅同样持尖锐的批评态度：“从清朝末年，直到现在，常常听人说‘保存国粹’这一句话。……什么叫‘国粹’？照字面看来，必是一国独有，他国所无的事物了。换一句话，便是特别的东西。……我有一位朋友说得好：‘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保存我们，的确是第一义。只要问他有无保存我们的力量，不管他是否国粹。”因国粹无法保存我们，所以鲁迅强调，“与其崇拜孔丘关羽，还不如崇拜达尔文易卜生，与其牺牲于瘟将军五道神，还不如牺牲于Apollo。”(25)因此可见，中国传统已失去了合法性。 在钱玄同胡适陈独秀等人眼里，青年读物只能选择外国书籍。钱玄同建议，“若是能读西文的，可以读Tolstoi，Maupassant这些人的名著。若是不懂西文的，象胡适之先生译的《二渔夫》，马君武先生译的《心狱》和我的朋友周豫才起孟两先生译的《域外小说集》《炭画》，都还可以读得。”陈独秀提出“至于普通青年读物，自以时人译著为宜。”(26)如，马克思全书(马克思传、工钱劳动与资本、价值价格与利润、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乱、资本论、剩余价值论、经济学批评、革命与反革命、自由贸易论、神圣家族、哲学之贫乏、犹太人问题、历史法学派之哲学的宣言)，列宁全书(列宁传、国家与革命、劳农会之建设、无产阶级革命、现在的重要工作、劳工专政与宪法会议选举、讨论进行计划书、写给美国工人的一封信、劳农政府之成功与困难、共产主义左派的幼稚病、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末局、第二国际之崩坏、共产党星期六、列宁文集)，康民尼斯特丛书(共产党计划、俄国共产党党纲、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世界革命计划、共产主义入门、共产主义、创造的革命、到权力之路、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共产主义与恐怖主义、国际劳动运动中之重要时事问题)等等。 从上述简略的描述可知，不看中国书是在建设民主共和国家辅导青年之修养的背景下提出的，中国传统典籍包括十三经遭到空前的颠覆，用西方书籍和西方思想来教育中国青年成为时代的流行思潮(27)。不看中国书已深入中国青年的灵魂深处，在“五四”后的今天重新检讨这一话题，显然具有特殊之意义。 三、“废汉字”与“倡Esperanto” 晚清王朝开始提倡国语统一，民元设“读音统一会”，聘吴敬恒为主任(28)，吴因此著《读音统一会进行程序》。《新青年》在书报栏对吴之著作作过介绍：“民国二年之春，教育部开‘读音统一会’创作标音符号，审定文字读音，为制造国语、合一言文之初步。延吴稚晖先生主其事。”(29)吴之观点对钱玄同等《新青年》同仁影响甚大，《新青年》同仁正是在晚清以来国语运动的背景上展开对语言文字的讨论的。 《新青年》早期读者沈慎乃致信陈独秀谈语言一致问题，陈独秀赞同“国语统一，为普通教育之第一著。”以为“宜改用罗马字母，创造新文，必如此始获收语言完全统一之效”(30)。当胡适的新文学观进入《新青年》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语言问题。 钱玄同以世界主义的眼光提倡世界语，认为世界大同之日，语言必将统一。“昔年吴稚晖先生著论，谓中国文字艰深，当舍弃之，而用世界语。章太炎师曾著论驳之。弟则以为世界未至大同，则各国皆未肯牺牲其国语，中国人亦自有同情。故今日遽欲废弃汉文而用世界语，未免嫌早一点。然不废汉文而提倡世界语，有何不可？”(31)此时钱虽对吴稚晖废汉字的主张深表理解，但认为废汉字为时尚早，对汉字还持保留之态度。过了一段时间，钱的思想走向激进。在《新文学与今韵问题》的讨论中，钱玄同致信刘半农：“我以为中国旧书上的名词，决非二十世纪时代所够用，如其从根本上解决，我则谓中国文字只有送进博物院的价值。”(32)在与陶孟和的书信里，钱在西方语音中心主义的视角下，继续坚持中国文字不适合新时代之主张，认为中国文字处于象形文字之末流，“不足与欧西诸国之拼音文字立于同等之地位，即使一旦改用罗马字拼中国音而废现行之汉文字体，然近世之学术名词，多为我国所无，即普通应用之新事物，其新定之名词，亦多不通……鄙意Esperanto中之学术名词，其语根即出于欧洲各国，而拼法简易，发音有定则；谓宜采入国语，以资应用。此为玄同提倡Esperanto惟一之目的。”(33)孟和与钱之观点相反，他认为文字不能人为创造，世界语言文字不求统一。陈独秀不同意孟和之观点，以为“世界万事，皆进化的也。世界语亦然……仆则谓世界语为人类之语言……足下轻视世界语之最大理由，谓其为人造的而非历史的也。仆则以为重历史的遗物，而轻人造的理想，是进化之障也……良以世界语之根本作用，为将来人类必需之要求。”(34)陈独秀从进化论、人为性等方面论证世界语为人类之语言。显然，陈钱二人观点在这个方面是一致的。 在《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钱玄同指出，“中国文字，论其字形，则非拼音而为象形文字之末流，不便于识，不便于写；论其字义，则意义含糊，文法极不精密。论其在今日学问上之应用，则新理新事新物之名词，一无所有。论其过去之历史，则千分之九百九十九为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记号，此种文字，断断不能适用于二十世纪之新时代。……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在钱看来，中国文字在字形、字义、文法以及表达新事物方面都存在缺陷，且充斥孔教道教之腐朽思想。只有废弃汉文，才能挽救国家危亡，使民族更新。陈独秀同意钱之观点，“然中国文字，既难传载新事新理，且为腐毒思想之巢窟，废之诚不足惜。……当此过渡时期，惟有先废汉文，且存汉语，而改用罗马字母书之。”(35) 对于钱之观点，任鸿隽、朱我农等持不同意见。任认为钱废灭汉字并非根本办法，带有情绪化倾向。钱玄同则以为“铲除旧文字”，是使混乱的历史文字思想不存留于将来的子孙头脑里。也就是说，中国文字野蛮，载野蛮之思想，应废弃之(36)。另一方面，在他看来，“中国文字不足以记载新事新理，欲使中国人智识长进，头脑清楚，非将汉字根本打消不可……但文字易废，语言不易废，汉语一日不废，一日不可无表汉语之记号，此记号自然以采用罗马字拼音为最便于写识。”(37)此主张即废除汉字，以Esperanto取代之。 《新青年》自4卷到6卷集中讨论Esperanto。钱倡Esperanto，以为世界大同，必有统一的Esperanto。朱我农则反对Esperanto，认为私造一种文字，“要世界的人拿它当作日常应用的语言，是万万做不到的；所以Esperanto断不能当作世界通用的语言。”(38)其实，朱我农抓住了Esperanto作为人造语的关键所在，它缺乏语言所具有的群体性、习惯性、民族性等特点。钱玄同在《对于朱我农君两信的意见》中提出汉文汉语必须被取代，或者用外国语，或者用Esperanto，“我以为与其制造罗马字母的新汉字，远不若采用将来人类公用的Esperanto，即退一步说，亦可采用一种外国语来代汉文汉语”(39)。在这个讨论里，钱不赞成用罗马字母拼汉语，而主张注音字母。在《新青年》5卷5号通信《中国文字与Esperanto》，钱对自己废汉字，倡Esperanto的主张作了进一步的说明，“我固然是主张中国当废汉文而用Esperanto之一人……以便青年学子可以由一种外国文直接看新书，求新理，实为必要之图……所以中国现在就使Esperanto即日通行，亦不能不取一种外国文以为辅助。我虽极力主张Esperanto，然事实如此，不能讳言。我亦无奈何也……我以为Esperanto语根精良，文法简赅，发音平正，是人类文字而非民族文字。” 《新青年》同仁在倡Esperanto问题上存在一些分歧。鲁迅先生认为“灌输正当的学术文艺，改良思想，是第一事；讨论Esperanto，尚在其次”(40)。胡适之也不是很赞成Esperanto。在《新青年》后期的讨论里，区声白、凌霜等参与进来，他们都认同钱之观点，钱将其引为同志。在6卷1号通信《中国文字与Esperanto》钱玄同回答区声白引用了吴稚晖《新世纪》第四十号的观点，以为“这是提倡Esperanto最切要最适当的办法”，并强调”汉语一日未废，则汉文只可暂时沿用，而旁注音读仿日本人的办法，此法在现在最为合宜。若标准音，只可用普通音，即俗所谓‘官音’者是”。可见，钱主张注音而非拼音。在6卷2号通信《Esperanto与现代思潮》钱玄同回答凌霜再次强调，“所以我现在便承认Esperanto为人类的公共语言，中国人也是人类之一，自然就该提倡人类的公共语言”。如果说，陈独秀等人所理解的人类共通的语言是世界语，所讨论的Esperanto不一定具有世界语的资格，可是，在钱玄同这里，世界语被置换成Esperanto。在他看来，Esperanto即是世界语。 在语言文字的讨论中，钱玄同是重要的参与者，也是讨论栏目的编辑者，主持回答读者问题，与同人展开讨论。钱玄同提出废汉字倡Esperanto主要基于如下原因：其一，认为汉字是记载传统思想的工具，难以表达新事、新理。其二，用世界语可以“看新书，求新理”。其三，世界语是人类主义、世界主义、人类大同思想的产物。另外，钱在《新青年》5卷4号主张用外国语代汉文汉语，提出废汉字甚至废汉语。 “废汉字”是从文字体系来讲的，汉字是书写的词，它是表达汉语的，汉语是可以离开汉字而独立存在的。但世界语，如Esperanto是从语言符号体系来说的，语言可离开文字而独立。另一方面，Esperanto是人造的一种文字，体现出人类主义、世界主义的特点。索绪尔在研究语言符号的不变性与可变性时指出，“能指对它所表示的观念来说，看来是自由选择的，相反，对使用它的语言社会来说，却不是自由的，而是强制的。语言并不同社会大众商量，它所选择的能指不能用另外一个来代替”(41)。因此，所指与能指的关系是任意的。根据索绪尔的观点，我们知道汉语是历史的产物，是符号任意的，意味着是固定的，不可创制的，是独立于文字之外的口耳相传的传统，也就是说不可废弃的。汉字作为符号表意系统也是历史的产物，“废汉字”代之以Esperanto显然是不切实际的。《新青年》同仁在讨论时，有时将Esperanto作为语言符号，体现出语音中心主义的倾向。 事实上，汉语和汉字体现了中国人的观看方式、思维方式、表达方式以及存在的方式，蕴含着中国的文化基因和生命的精神性存在。因此，当我们重新反思“废汉语”“废汉字”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时，必将使我们意识到，在全球化语境下怎样捍卫中国的语言，如何说好写好“中国话”仍然是令人困惑的问题。 四、“文”的隐没与被译介的“文学” 《新青年》的翻译给人们带来了怎样的新观念，对语体文的形成又产生何种影响？建立在翻译基础上形成的现代白话文应该作出怎样的检讨，这一切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对译介外国文学极为重视，他在1卷2号《意中人》记者识中强调，“兹译此篇，光宠本志。吾国文艺复兴之嚆矢，女流作者之先河，其在斯乎”。他去信留学美国的胡适，“足下功课之暇，尚求为《青年》多译短篇名著若《决斗》者，以为改良文学之先导”(42)。这实际上反映出陈独秀等对于中国文艺的现状极为不满，“本志文艺栏，罕录国人自作之诗文”(43)，因今日文艺充满“浮华颓败之恶风”。胡适认为现今“押韵”“夸而不实，滥而不精，浮夸淫琐”的诗文难以称得上“文学”(44)，钱玄同以为当今学“选体”宗“桐城”之文章“止可称为‘事类赋“八股文”’之重儓，断断讲不到‘文学’二字”。傅斯年说，“现在流行的旧戏，颇难当得起文学两字”(45)；欧阳予倩断定中国无戏剧，甚至认为中国从无剧本文学(46)；罗家伦将“代圣人立言”的文章、江赋、海赋、某生某翁的小说等都归入非文学(47)。由此可见，在陈独秀等人的理论视野里，中国的“诗文”不算“文学”。在这里，西洋的“文学”观念取代了中国“文”的观念。 在《新青年》同仁看来，西洋文学的发展趋向被认为是文学发展的普遍规律。陈独秀认为欧洲文艺的发展沿着从古典主义到写实主义到自然主义的历程，而写实主义自然主义是在科学潮流的刺激下产生的，“十九世纪之末，科学大兴，宇宙人生之真相，日益暴露。所谓赤裸时代，所谓揭开假面时代，喧传欧土。自古相传之旧道德旧思想旧制度一切破坏。文学艺术亦顺此潮流，由理想主义再变而为写实主义(Realism)更进而为自然主义(Naturalism)。”(48)关于科学，陈独秀界定为“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想象者何，既超脱客观之现象，复抛弃主观之理性，凭空构造，有假定而无实证，不可以人间已有之智灵明其理由道其法则者也”(49)。在他看来，“科学”具有三层涵义。首先“科学”是与“想象”相对的“理性”，与“客观性”“实证”密切相关。因此，“科学”是相当于理性的一种综合分析的能力，亦是一种对自然社会之客观现象求诸实证的方法。其次，“科学”是指不同的知识门类，如农、工、商、医以及社会科学等。最后，“科学”追求真理，是一种形上信念。因此，陈独秀认为，“写实主义自然主义乃与自然科学实证哲学同时进步”(50)，傅斯年赞同陈独秀的观点，认为“写实表象诸派。每利用科学之理，以造其文学，故其精神上之价值有迥非古典文学所能望其肩背者。方今科学输入中国，违反科学之文学势不能容。利用科学之文学，理必孳育”(51)。在这种科学主义的视域下，中国传统的“文”失去存在的价值。 陈独秀主张中国文艺必须遵循西洋文学的发展规律，“吾国文艺犹在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时代，今后当趋向写实主义”(52)。胡适在《历史的文学观念论》《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等文章中提出历史的、进化的变迁的文学观念，认为“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今时代有今时代之文学，这个文学即白话文学。他的白话文学结论来自于对西洋国语文学发展规律的总结，并以此来规范中国文学，认为中国文学也应该走欧洲国语文学发展的路子。周作人亦认为现今欧洲式的文学样式是人类文明发展阶段必然出现的事物，每个国家都要经历这个阶段，只是时间有先后。他说：“其实将他国的文艺学术运到本国，决不是被别国征服的意思，不过是经过了野蛮阶级蜕化出来的文明事物在欧洲先发现，所以便跳了一步，将他拿来，省却自己的许多力气。既然拿到本国便是我的东西，没有什么欧化不欧化了。”(53)在这里，周作人将欧洲式的新戏作为普适性的东西来看。 从上面的分析可知，胡适、陈独秀等把欧洲文学的问题当作普遍的文学问题来看待，并从欧洲文学的期待的观点出发去理解中国文学，以西方文学的演变规律来框定中国文学，以西方文学的概念来裁定中国“文”的概念。 因此，在他们眼里，只有译介的外国文学才是真正的“文学”，这种“文学”观念取代中国“诗文”的概念而成为普适性的标准。 对外国文学的译介被统一在“写实主义”(或称自然主义)的大前提下。陈独秀说：“现代欧洲文艺，无论何派。悉受自然主义之感化。作者之先后辈出，亦远过前代。”(54)与自然主义不相符的则被予以排斥，胡适说：“大概都是些十八十九世纪的书。内中有几部十九世纪的书，也不过是欧文，迭更司，司各脱，麦考来几个人的书，都是和现在欧美的新思潮毫无关系的。”(55)《新青年》同仁对写实主义、自然主义的译介是为了建设新文学，创建新的文学范式。陈独秀说：“吾国无写实诗文以为模范。”(56)“弟意此时华人之著述，宜多译不宜创作。”(57)胡适以为创造新文学，“只有一条法子，就是赶紧多多的翻译西洋的文学名著做我们的模范”(58)。周作人同样认为：“目前切要办法，也便是提倡翻译及研究外国著作。”(59) 周作人、胡适等都清楚地意识到中国现有的文学形式和翻译文体，还是多用旧形式。周作人说：“《玉梨魂》派的鸳鸯胡蝶体，《聊斋》派的某生者体，那可更古旧得利害，好像跳出在现代的空气以外，且可不必论也。”(60)胡适曾指出中国翻译界的问题，他说：“又看见一家书目上有翻译的萧士比亚剧本，找来一看，原来把会话体的戏剧，都改作了《聊斋志异》体的叙事古文。”(61)钱玄同在《新青年》4卷2号刘半农翻译的王尔德悲剧《天明》后的“玄同附志”专门炎到对翻译的看法，“但是我看了这篇文章，却引起我对于中国译书界的两层感想：第一，无论译什么书，都是要把他国的思想学术输到己国来，决不是拿已国的思想学术做个标准，别国与此相合就称赞一番，不相合的，就痛骂一番。……第二，文字里的符号，是最不可少的，在小说和戏剧里，符号之用尤大，有些地方用了符号很能传神，改为文字便索然寡味……然而如大文豪辈，方且日倡以古文笔法译书，严禁西文式样输入中国，恨不得叫外国人都变了蒲松龄，外国的小说都变了飞燕外传杂事秘辛，他才快心。一若更能进而上之，变成某生某翁文体的小说，那就更快活得了不得。”在这里，钱玄同对采用中国传统的古文笔法，某生某翁文体进行翻译的方法进行批评，提倡输入西式文体以及西方的现代性思想。 其实，《新青年》一至三卷翻译戏剧一般用近口语(白话)，翻译诗歌小说一般用文言。在胡适的文学观进入后，这种趋向还在继续，四卷后慢慢有所改变，开始采用西方文体本来样式进行翻译。 周作人等人为了输入外国文学文体，对翻译用力甚深。他在翻译方面提出：“不像汉文——有声调好读的文章——因为原是外国著作，如果同汉文一般样式，那就是我随意乱改用的胡涂文，算不了真翻译。”“口语作诗，不能用五七言，也不必定要押韵，止要照呼吸的长短作句便好，现在所译的歌，就用此法，且来试试，这就是我的所谓‘自由诗’”(62)。可见，周作人的翻译是一种离开中国旧诗歌模式依照自由体形式进行的再创造。刘半农尝试直译文体，“两年前……尝以诗赋歌词各体试译，均苦为格调所限，不能竟事。今略师前人译经笔法写成之，取其曲折微妙处，易于直达，然亦未能尽惬于怀，意中颇欲自造一完全直译之文体，以其事甚难，容缓缓尝试之”(63)。刘半农通过翻译无韵诗、俚曲体诗、散文诗以进行新诗创作。胡适同样提出用白话译书，“全用白话，韵文之戏曲也都译为白话散文，用古文译书，必失原文的好处。”(64) 在小说翻译方面，周作人用欧化的语体文进行翻译，具体而言，就是直用西洋的语法、文法、句式进行翻译。钱玄同曾这样评价周作人，“周启明君翻译外国小说，照原文直译，不敢稍以己意变更。他既不愿用那‘达旨’的办法，强外国人学中国人说话的调子，尤不屑像那‘清室举人’的办法，叫外国人都变成蒲松龄的不通徒弟。我以为他在中国近来的翻译界中，却是开新纪元的。”(65) 通过对《新青年》的文学译介进行统计，我们发现《新青年》的文学翻译远远超出文学创作，通过翻译，西洋现代性的历史属性被译介到中国，也促使了白话文的写作。也许傅斯年的《怎样做白话文》代表了当时语体文变革的一般要求。傅认为做白话文关键要用西洋的句法，也就是“直用西洋文的款式文法词法句法章法词枝(Figure of speech)……一切修词学上的方法造成一种超於现在的国语欧化的国语因而成就一种欧化国语的文学”。傅所构造的“欧化的白话文”，文际上在《新青年》的文章里早已形成一种语体模式(66)。因此可见，《新青年》的白话文是建立在翻译的基础上形成的。它的文法句法等与文言文有很大差异，且与西洋文颇多相似之处。这种直译的或通过西洋的文法句法所造成的欧化的白话文实际上是语言的非中国化趋向，如逻辑文，繁复的句子结构、层次等，传统语句的审美特点被消解。 从这可以看出，翻译是一种新的语言形式，思维方式的形成，是为了创建一种新的文学范式，以此来建构中国新文学。但在翻译基础上所构建的白话文，从今天的视角来看，应进行深入的检讨。“五四”早已离我们而去，但我们如何说话怎样说话，仍然是困扰我们的话题。 五、结语：反思与批评 从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新青年》同仁立论更多从文化的现代潮流或现代性，很少从文化的特殊性或民族性方面着眼，对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却摧毁了民族的文化根基。因此，我们重新反思的问题是，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知识分子一开始就将西方文化作为一普适性、绝对性、真理性尺度来裁定贬抑非西方之外的一切？是如何将此内化为一个绝对的前提，换言之，是什么导致他们将西方作为优越性的东西来认同？ 清王朝溃败以来的现实使中国万事不如人的意识形成了国民的集体无意识。西方的东方学研究借助殖民的霸权确立了西方的无与伦比的地位以及东方主义思维模式的影响。资本主义全球化带来全球东方主义化，即东方人的东方主义可能因认同西方或自我东方主义化而内化了东方主义的历史前提，进一步巩固了西方的霸权地位；也可能以对抗西方霸权为借口确立民族主义叙事的合法性而成为压制内部差异的霸权，即内部殖民——认同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看法，甚至自己不自觉认为中国文化处于劣败之途，西方文化具有优越性。《新青年》4卷4号傅斯年《中国学术思想界之基本谬误》，立论以英国杂志名《十九世纪与其后》中论“东方民性之文”一文作基础。英国杂志中研究东方文明文章实乃西方的东方学研究，该文末节厚非东方文明，傅以此归纳中国学术之谬，“今日修明中国学术之急务，非收容西洋思想界之精神乎？”可见，傅乃典型的东方主义思维。 西方文明的输入以及传教士所办的教育灌输而成，这些被国民尤其知识分子所认同。陈独秀在《吾人最后之觉悟》对此作了说明，“自西洋文明输入吾国，最初促吾人之觉悟者为学术，相形见绌……”鲁迅的随感录四十二亦是典型的东方主义思维，以英国人和英国殖民者的观点看中国人亚洲人等。如，鲁迅称中国人为土人，认为中国社会的种种病象，如吃人、灵学等都是土人的表现。 殖民术取得普遍主义话语的地位。根据刘禾的研究，随着殖民的推进，西方列强通过《万民法》等手段，赋予自己殖民权力同时突出文化的优越性，并以之作为普遍主义话语。刘禾发现，“依据万民法，西班牙人拥有了(维托里亚)所谓的‘社会的权利和自然交通的权利’”，“欧洲的各个帝国把美洲土著人和欧洲以外的种族叫做‘savages’(接近‘兽类’)或‘barbarians’，在认识论上维持了殖民地他者的文明低劣等级，而欧洲人的文明等级的普遍秩序所依据的标准是种族、文化、技术、语言和所有权等”(67)。《新青年》大量译介的19世纪的文化知识状况难以避免带有殖民主义的文化色彩，或者说，非西方国家在吸收知识时有可能把知识中隐藏的文化殖民主义也接受过来，如西方视角、文化优越论、种族歧视观等，这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以及穆勒等人的著作中表现得很突出。这亦可从萨义德《东方学》的研究中取得以佐证，萨指出十九世纪以来西方文化中的意识形态含有强烈的殖民意识、文化优越论、欧洲中心论、霸权视角等。 历史叙述的霸权。“中国是被置于世界中的——由于资本主义的扩张、帝国主义以及知识和实践的全球流通，中国被明确和暴力地置于世界之中”(68)。陈独秀在《敬告青年》将欧洲历史说成解放历史，而中国历史则是奴隶历史，这里将欧洲历史描述为普遍的历史目的论的实践，进入世界史，预设着中国历史文化的落后，在历史叙述中，中国文明只有进入博物馆的价值。 我们认识到西方文化的霸权面目并非意味着对其拒斥而封闭自我，西方现代性对中国展开现代化的影响是无可质疑的。因此，我们更应理性地看待西方现代性，以一种开放的姿态继续吸纳现代性思想，警惕其中的霸权视角以及西方中心论。其实西方现代性只是现代性中的一种，它并不代表现代性的多样性及不均衡性。 中国的现代性并非与中国的传统绝然对立，也不必由西方来规定。以今天的视角来看，我们必须检讨不看中国书、废汉字、废中国戏、去中国“文”等“去中国化”思潮，我们应该重建自己的观看方式，建立中国文化、文学、认识论的主体性，以寻找中国文化(学)的自我定义和自我表述方式。这也许是“五四”现代性主体性缺失带给我们的启示意义。 ①陈独秀：《敬告青年》，载《青年杂志》1915年1卷1号。 ②唐俟：《随感录三十六》，载《新青年》1918年5卷5号。 ③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第25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④[美]蒲嘉珉：《中国与达尔文》，第305页，钟永强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⑤陈独秀：《敬告青年》，载《青年杂志》1915年1卷1号。 ⑥陈独秀：《今日之教育方针》，载《青年杂志》1915年1卷2号。 ⑦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载《青年杂志》1916年1卷6号。 ⑧⑨李亦民：《欧美人种改良问题》，载《新青年》1916年2卷4号。 ⑩例如，鲁迅在留日期间，看了亚瑟·斯密思的《中国人的气质》日译本文后，才开始认真思考经由文学途径改造中国国民性。参阅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第80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 (11)陈独秀：《我之爱国主义》，载《新青年》1916年2卷2号。 (12)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载《青年杂志》1915年1卷4号。 (13)光昇：《中国国民性及其弱点》，载《新青年》1917年2卷6号。 (14)[日]竹内好：《近代的超克》，第184页，李冬木、赵京华、孙歌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 (15)陈独秀：《今日之教育方针》，载《青年杂志》1915年1卷2号。 (16)《通信——陈独秀复胡晋接》，载《新青年》1916年3卷3号。 (17)《通信——陈独秀答沈伟》，见水如：《陈独秀书信集》，第18页，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 (18)《通信——陈独秀复钱玄同》，载《新青年》1917年3卷4号。 (19)《通信——陈独秀答胡适之》，载《新青年》1917年3卷4号。 (20)《通信——钱玄同致陈独秀》，载《新青年》1917年3卷6号。 (21)胡适：《归国杂感》，载《新青年》1918年4卷1号。 (22)《通信——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钱玄同致陈独秀)，载《新青年》1918年4卷4号。 (23)钱玄同：《对于朱我农君两信的意见》，载《新青年》1918年5卷4号。 (24)《通信——中国文字与Esperanto》(钱玄同复姚寄人)，载《新青年》1918年5卷5号。 (25)唐俟：《随感录四十六》，载《新青年》1919年6卷2号。 (26)《通信——钱玄同致陈独秀》，载《新青年》1917年3卷6号。 (27)《新青年》后期主要以马克思和社会主义思想来教育青年。 (28)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第50、107页，上海书店出版社影印本1992年版。 (29)吴敬恒：《读者统一会进行程序》，载《新青年》1917年3卷3号。 (30)《通信——陈独秀复沈慎乃》，载《新青年》1916年2卷1号。 (31)《通信——钱玄同致陈独秀》，载《新青年》1917年3卷4号。 (32)《通信——钱玄同致刘半农》，载《新青年》1918年4卷1号 (33)《通信——Esperanto》(钱玄同致陶履恭)，载《新青年》1918年4卷2号。 (34)《通信——陈独秀答陶孟和》，载《新青年》1917年3卷6号。 (35)《通信——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陈独秀复钱玄同)，载《新青年》1918年4卷4号。 (36)《新文学问题之讨论》(钱玄同复朱经农、任鸿隽)，载《新青年》1918年5卷2号。 (37)《革新文学及改良文字》(钱玄同复朱我农)，载《新青年》1918年5卷2号。 (38)《通信——反对Esperanto》(朱我农致胡适之)，载《新青年》1918年5卷4号。 (39)《通信——反对Esperanto》(钱玄同对于朱我农君两信的意见)，载《新青年》1918年5卷4号。 (40)《渡河与引路》(唐俟致钱玄同)，载《新青年》1918年5卷5号。 (41)[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107页，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 (42)《通信——陈独秀致胡适之》，见水如：《陈独秀书信集》，第26页。 (43)《通信——胡适之致陈独秀》，载《新青年》1916年2卷2号。 (44)《通信——钱玄同致陈独秀》，载《新青年》1917年3卷4号。 (45)傅斯年：《戏剧改良各面观》，载《新青年》1918年5卷4号。 (46)欧阳予倩：《予之戏剧改良观》，载《新青年》1918年5卷4号。 (47)罗家伦：《什么是文学？——文学界说》，载《新潮》1919年1卷2号。 (48)陈独秀：《现代欧洲文艺史谭》，载《青年杂志》1915年1卷3号。 (49)陈独秀：《敬告青年》，载《青年杂志》1915年1卷1号。 (50)《通信——陈独秀答张永言》，载《青年杂志》1916年1卷6号。 (51)傅斯年：《文学革新申义》，载《新青年》1918年4卷1号。 (52)《通信——陈独秀答张永言》，载《青年杂志》1916年1卷6号。 (53)《论中国旧戏之应废》(周作人致钱玄同)，载《新青年》1918年5卷5号。 (54)陈独秀：《现代欧洲文艺史谭》，载《青年杂志》1915年1卷3号。 (55)胡适：《归国杂感》，载《新青年》1918年4卷1号。 (56)(57)陈独秀：《致胡适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5，3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58)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载《新青年》1918年4卷4号。 (59)(60)周作人：《近三十年来日本小说之发达》，载《新青年》1918年5卷1号。 (61)胡适：《归国杂感》，载《新青年》1918年4卷1号。 (62)周作人：《古诗今译》，载《新青年》1918年4卷2号。 (63)刘半农译：《我行雪中》“译者导言”，载《新青年》1918年4卷5号。 (64)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载《新青年》1918年4卷4号。 (65)《通信——关于新文学的三件要事》(钱玄同复潘公展)，载《新青年》1919年6卷6号。 (66)傅斯年：《怎样做白话文》，载《新潮》1919年1卷2号。 (67)刘禾：《帝国的话语政治》，第31、89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 (68)[美]卡尔·瑞贝卡：《世界大舞台》，第3页，高瑾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标签：新青年论文; 陈独秀论文; 钱玄同论文; 去中国化论文; 世界语言论文; 青年杂志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观点讨论论文; 现代性论文; 文学论文; 国粹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