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竹书文化简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竹书文化指竹作为书文化的载体而形成的一种特殊文化现象，而广义的竹书文化则超出这一范围。虽然竹简使用早已停止，但竹作为造纸原料在我国一直未变，而且竹书考订整理研究前途广阔，因而可以肯定，中国竹书文化将继续被弘扬光大。此外，本文以公元前8世纪、公元前1世纪为两个分界，对中国竹书文化的三个历史时期作了简略的考察。
关键词 竹文化 书文化 竹书文化 中国竹书文化
一、引论
中国竹文化源远流长，而且其内涵十分丰富。竹文化涵盖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诸方面，涉及到资源、生态、材料、药源、工艺、商贸和民俗、音乐、美术乃至人品气节等各个领域。竹在中国是既可作为自然对象物又可作为人文对象物进行考察的少数典型。中国书文化发端之初即与竹结下不解之缘。“竹书文化”这一概念，就是指竹作为书文化的载体而形成的一种特殊文化现象，而广义的竹书文化则超出这一范围。“竹书文化”在书籍发展史中占有重要地位。书史研究者认为，图书的发展曾经历三次大变革：第一次由原始状态进入竹木书阶段，第二次为纸书阶段，第三次即现代以电子计算机为中心的现代技术的应用。从书的加工技术而言，上述论证无疑十分中肯。不过，从书的载体和书文化含义的外延而论，在中国，竹与书文化的关系仍未断绝，中国竹书文化仍在发扬。因而可以这样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竹书文化的研究是一个广义的课题。
二、中国竹书文化的历史考察
狭义的中国竹书文化指竹原件为载体的书文化，按照其发展历程可分为三个阶段：公元前8世纪以前的初始期，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的兴盛期，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5世纪初的持续与终止期。
（一）公元前8世纪以前的中国竹书文化。中国竹资源丰富。历史地理学研究证明，中国历史时期气候曾出现四次大的冷暖变化期。在温暖期，竹的分布北界远至黄河流域的关中、冀南豫北、山东半岛北部一线。在关中，经C[14]年代测定为距今5600－6080年前的西安半坡遗址中发现大量以竹笋、竹根为食物的竹鼠[①]。在西安稍南的秦岭大巴山地，几千年前曾有茂密的北亚热带森林和竹林。在冀南豫北，约公元前14世纪至公元前17世纪的河南安阳殷墟遗址中发现竹鼠遗骨[②]。在山东半岛北部的山东省历城县龙山文化遗址中发现竹的遗物，因年代久远，该竹实物已炭化。竹资源广泛分布于黄河中下游地区为中国竹文化的开端提供了物质基础。
文字的出现到书文化的发端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关于书籍的概念，大多数学者认为是人们为了传播知识，介绍经验，阐述思想，宣传主张而自觉地以文字写在具有一定形式的材料上的著作物[③]。按照这一解释，甲骨刻文、青铜铭文和石刻经文是中国的早期书，而正规的书籍则始自以竹木为材料的“简策”。
简策即竹书。《说文解字》云：“简，牒也，从竹，间声。”“牒，从札也”。策，同册，“编连诸简谓策”。王充《论衡·量知篇》所称“竹生于山，木长于林，截竹为筒，破以为牒，加笔墨之迹，乃成文字”，就是对古时竹书的概括介绍。
竹作为中国文字的记录材料应早于竹书的出现。据梁思永《小屯龙山与仰韶》称，仰韶文化时期的彩陶花纹系毛笔所书，虽未出土该时期的毛笔实物，但是，根据早期笔为竹竿以及同时期关中地区有竹资源的事实进行分析，可见上述毛笔应为竹杆无疑。另外，从甲骨文、金文、石刻文和简牍长期共存进行分析，不能排除在史前时代竹成为早期文字记录的载体的可能。只是由于竹易腐朽，不象甲骨那样能长期保存罢了。
殷商时期甲骨文出现“典”“册”字样可看作竹书文化的开端。《尚书·多士》云：“惟殷先人，有册有典。”甲骨文的“册”字如同两绳编连的一札简书，甲骨文的“典”字象几上放置的书简。可见商人已有意识地收藏典籍。目前发现在商代帝中丁——帝祖庚（约公元前1400年至约公元前1200年）时的甲骨文中出现表示笔的“聿”，并发现当时用毛笔和墨汁书写的尚未契刻的文字。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也称“刻辞涂以殷朱和墨以及刻兆，都盛于武丁（约公元前1271年至约公元前1213年）之时。”
西周时，简策多用于周王政会、训诰、祝祷和法律等重要文献的记录。金文对册、典的应用有系统记述。《逸周书·尝麦解》称武王四年（约公元前1066年）“太史
刑书九篇……乃藏于盟府，以为岁典”。《周礼注疏》称西周有五史之设：大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国之治”，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执国法及国令之贰（副本）”，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书，掌达书名于四方”等，御史“掌邦国都鄙及养民之诏令”。
（二）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的中国竹书文化。春秋战国至西汉中期是中国竹书文化的鼎盛繁荣时期，今存竹书实物主要是这一时期的遗留。华北竹林分布的北界继续在关中至冀南豫北一线，为竹书文化的兴盛提供竹材资源。公元前1100年至公元前850年为我国第一个短暂的寒冷期。至西汉时，我国气候又进入第二个温暖期，文献记载称自渭水流域至豫北均有竹林分布。《诗经·秦风·终南》云：“终南何有？有条有梅。”条指何物？有可能指包括竹条在内的北亚热带灌木丛枝条，这与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中关于经济林木地理分布的记述“渭川千亩竹”是一致的。冀南豫北长期以来有丰富的竹资源。《诗经·卫风》云：“瞻彼淇澳，绿竹猗猗。”按卫地原为殷故都，周武王灭纣后，以其京师沫（今河南淇县北）附近封纣子武庚禄父，并设三监：北为邺（今河南汤阴东南），以管叔监之；东为卫（今河南淇县附近），以霍叔监之；南为庸（今河南汲县东北），以蔡叔监之。后来武庚合三监叛，周公东征，乃杀武庚、管叔、霍叔，放蔡叔，合三地为卫，封康叔。卫地多竹，直至汉代仍有文献记载根据：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黄河在瓠子（河南）决口时，动员民工砍伐淇园（今河南淇县西北）竹林取材编筐盛石用以堵口。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促进了竹书文化的繁荣。孔墨显学的崛起揭开了百家争鸣的序幕，孔子在发展中国竹书文化中作出了重大贡献。《史记·孔子世家》称，“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大艺者七十有二人。”孔子编订典籍，均写于简策之上。据称孔子晚年读易，反复琢磨，“韦编三绝”。韦者，皮绳也。孔宅竹书曾于西汉武帝末年出土，实物今已无存。据《汉书·艺文志》称，鲁恭王破孔子宅，发现壁中有大量竹简，计《古文尚书》、《礼》、《论语》、《孝经》等数十篇，称孔壁古文。
战国中期，诸子蜂起。刘歆云：“凡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诸子十家（指学派），其可观者，九家而已”[④]。诸子著书立说，大多以竹书为之。中国竹书文化达到空前鼎盛时代。文献记载和近现代发现的竹书大都是这一时期的制成品，其中“汲冢书”的发现是最为著名的一批战国竹书。汲冢书又名汲冢古文，是对西晋初年在汲郡发现的战国竹书的称呼。西晋时汲郡属司州，治汲县（今河南汲县西）。《晋书·束晰传》：“太康二年（281）[⑤]，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厘王冢，得竹书数十车。”按魏襄王于公元前368年至公元前296年在位，魏安厘王于公元前276年至公元前243年在位。此批竹书当是公元前4－3世纪的实物。汲冢古竹书现已无存，据《晋书·束晰传》称汲冢竹书计有《竹书》13篇。《穆天子传》5篇，另有《易经》、《国语》等共75篇。除孔壁竹书和汲冢竹书以外，迄今已发现的这一时期的主要竹书实物中，出土战国竹书的地点有湖南长沙五里坡、仰天湖，湖北江陵望山一、二号墓，随县曾侯乙墓，河南信阳长台关。出土秦汉竹书的地点有湖北云梦睡虎地，甘肃居延，安徽阜阳，湖北江陵张家湾。另外，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西汉墓出土竹简达4942枚，大多为兵书，其中有著名的《孙膑兵法》，一时轰动海内。
（三）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5世纪初的中国竹书文化。本文把公元前93年前后鲁恭王破孔子宅得竹书作为这一时期的起始，在于这是文献记载的第一次出土竹书的事件，从此，开始了对前人竹书的研究整理。与此同时，关于竹书的工艺研究也受到学者的重视，标志着中国竹书文化发展到新阶段。这一时期文献记载材料仍继续使用竹材。公元2世纪初，蔡伦改进造纸工艺，纸本书逐渐成为图书的主要形式。到了公元403年桓玄代晋下令废除简策，竹书才不复使用。
公元前93年（汉武帝太始四年）前后，鲁恭王刘余为了拓广王宫建筑用地，坏孔子宅，得古文竹书多种，从而引发今古文经学之争，导致考据学兴起。孔宅壁中所得古文《尚书》，较今文《尚书》多16篇，此后又从民间发现古文典籍。为了辨伪解释古文，建立了系统的训诂方法，并涌现诸多名家，此即汉代考据学。来源于考据学的考证研究方法，以后突破了仅对汉代经文训诂的局限，从校订经书扩大到史籍和诸子，从解释经文扩大到考究历史、天文、地理、典章制度等方面。中国考据研究连绵不断，至清代乾嘉时期达到高潮。当时“多为义疏之争，直欲越六代而接两汉”[⑥]。
如果说孔壁竹书的发现只是推动经学之争的话，那么，汲冢书的发现推动的则是贯穿直到现代的竹书文化研究之风。汲冢书被盗发时，“初发冢者烧策照取宝物，及官收之，多烬简断札，文既残缺，不复诠次”[⑦]晋武帝司马炎令简勖、和峤、挚虞、束晰、卫恒等整理考订，写定为15部27卷，共10万余言。惠帝（290－306）时，挚虞、卫恒、束晰等又将汲冢竹书整理，束晰编定为16种75篇。汲冢竹书重要部分是《竹书纪年》和《穆天子传》。《竹书纪年》“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厘王之二十年（公元前259），盖魏国之史书，大略与《春秋》皆多相应”[⑧]。但所书史事多与传统之说有异，如“益干启位，启杀之，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有共伯和者摄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等等。《竹书纪年》一书宋时已佚，清人朱右曾有《汲冢纪年存真》，王国维据朱书撰有《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近人汲冢竹书的研究仍在继续。
竹书制作工艺规范的研究工作也有长足进展。西汉刘向《别录》对竹书工艺记述颇多。该书称“杀青，直治竹作竹简书耳。新竹有汁，善朽蠹，凡作简者，皆于火上炙干之。陈楚曰汗，汗者去其汁也，吴曰杀，杀者治也。以火炙简，令汗去其青，易书复不蠹谓之杀青，亦称汗简”[⑨]。故“汗青”又为史书别称。宋人文天祥《过零丁洋》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千古名句。《别录》又云：“孙子书，杀青简，编以缥丝编。”缥丝是青白色丝绳。先秦古简多用丝作编绳，此外还有麻绳和皮绳。东汉时刘熙撰有《释名》[⑩]，对竹书编册也有论述：“札，栉也，编之为栉齿相比。”指的是编简如梳状。另外编成竹帘状的则称竹帘式。梳栉式编简仅用一绳，故而多用耐磨之皮绳，称“韦编”。
关于简牒的长度，到西汉时也有定制。先秦时简长者三尺，法律令文书于长简，称“三尺法”、“三尺律令”。《左传》称郑献公十三年，国人“杀邓析，而用其竹刑”。竹刑即书写于竹简上之法令。汉武帝尊儒，儒经为重要典籍，规定儒经写于长简。《论衡》云：“二尺四寸，圣人之语。”指的就是这种定制最长之简牒。汉制二尺四寸等于古尺三尺。
西汉中期以后，竹书仍为正式典籍形式，民间也仍通用，迄今发现的古简中仍有许多这一时期的实物，如1973年河北定县西汉晚期墓出土竹简一批。东汉时竹简仍为正规典籍。应劭《风俗通义》称“光武车驾徙洛阳，载素、简、纸经凡二千两（辆）”。东汉及其以后的竹书出土者也不少，如1111－1118年（宋政和中）陕西出土东汉古籍，其中有保存完好的安帝永初二年（108年）讨羌檄文。1959年，甘肃武威磨咀子六号东汉墓出土竹木简404枚，内容为儒家经典《仪礼》，1964年有《武威汉简》一书公布其研究成果。最近，湖南长沙走马楼22号井出土三国孙吴简牍17万余枚，竹简都用竹笥包裹并用白膏泥密封。
公元2世纪初，蔡伦改进造纸术成功并获得推广，纸逐渐成为书籍的重要材料，但竹简仍为官方正规文典，士大夫和上层社会仍以用竹书为荣。403年年底，桓玄代晋自立，曾颁布谕令停止竹简使用。令曰：“古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于是，竹书使用时代结束。
三、余论
竹简使用停止并不意味中国竹书文化已不存在。目前至少可从两方面认识这一问题。
一是竹作为书的载体虽已不复存在，纸已作为书的新载体，然而，竹作为造纸原料在我国一直从未改变，可见竹与书文化仍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尽管图书已进入现代化技术阶段，纸已不再是图书的唯一载体，但是，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纸作为图书的主要载体的地位仍不会动摇。竹在纸的发明和制作中占重要位置。《说文解字》对纸的诠释说明纸的发明源于漂丝的竹席上沾连的絮片之发现。竹作为造纸原料是蔡伦改良造纸术以后的事。竹林生长迅速，产量高，且竹的纤维长，有韧性，所以很快成为造纸的重要原料。竹纸从宋代起使用渐广。竹纸品位高，需更高工艺水平。
二是竹书考订整理研究历史久远，前景广阔。自从公元前1世纪初孔壁竹书出土引发了中国考据学，以及公元3世纪后期汲冢竹书的发现进一步促动竹书研究之后，中国竹书研究长期一项课题成为很多学科的组成部分。如敦煌简、居延简、武威简的研究在敦煌学作为丝路学中的地位；孔壁简、汲冢简在历史学、考古学中的地位；山东临沂银雀山简在军事学方面的地位，等等。可见，竹书的文化内涵并不会因为竹作为书籍的躯壳的时代之结束而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