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初中国共产党执政机遇问题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共论文,机遇论文,党执政论文,初中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历史进入21世纪，中国共产党继续全面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在提出要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的同时，着重提出了抓住战略机遇问题。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综观全局，21世纪头20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1]2003年11月24日，新一届中央政治局进行第9次集体学习，着重学习考察人类15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国家发展的历史，强调中国要抓住新世纪头20年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加快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笔者认为，战略机遇问题对处于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实质就是执政机遇问题。执政机遇问题作为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摆在全党同志面前，我们必须引起高度重视。本文拟从三个方面具体探讨21世纪初中国共产党重视执政机遇的必要性、执政机遇的具体表现和抓住执政机遇的基本对策。
一 执政机遇问题已成为21世纪初中国共产党建设中的一个突出问题
党的执政机遇问题在21世纪初期明确提出，这有着深刻的历史必然性和强烈的现实紧迫性。
（一）从理论上看，“执政机遇”是执政党建设中的一个重要命题
在当今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绝大多数都有政党和政党组织的存在。有人统计，当今全世界各种类型的政党约有5000多个。从政党政治发展的实践看，尽管各国政党政治的具体形式不同，但其本质却是共同的，就是通过政党来执掌国家政权，因此，执政或参与执政是政党的战略目标。从政党执政的实践看，既有长期执政的百年老党，也有昙花一现的短命新党，既有一党单独执政的，也有多党联合执政的，政党执政的历史命运大不相同。这其中一个重要的、直接的因素是执政党能否自觉地抓住执政机遇发展自己，推动社会进步。执政机遇是执政党建设中的一个重要的、客观的命题。所谓执政机遇是指执政党在领导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管理社会事务中所面临的有利时机和条件。它有四个基本特征：(1)综合性。机遇的形成是历史和现实的交汇，是由国际国内的经济、政治、军事、外交和科技等各种有利因素共同孕育而成的；或者说，机遇是天时、地利、人和各种因素综合共同起作用的结果。(2)不确定性。执政机遇能否出现、在什么时间出现、以什么方式出现，都是不完全确定的。正是执政机遇具有不确定性的特点，所以执政机遇的表现又是偶然的或必然的。在汉语中，与机遇一词意思相近的词语有机会、机缘、战机、契机、运气、时运等。(3)短暂性。在事物发展过程中某个阶段短暂出现，稍纵即逝，惟其短暂，才觉珍贵。机不可失，时不再来。(4)可把握性。机遇是相对于风险而言的，机遇与风险总是相伴而生。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执政党若顺应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就可抓住并用好机遇推动国家社会的发展；反之，就会丧失机遇，不进则退，成为时代的落伍者。这也从一侧面显示执政党的执政姿态和执政能力。
（二）从历史上看，能否抓住机遇历来是事关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的重大问题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80多年、执政50多年的历史中，既有抓住机遇、推进党的事业的欣喜，也有丧失机遇的遗憾。就抓住机遇而言，在民主革命时期主要有9次。第一次是1921年建党，开天辟地。自从有了共产党，中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第二次是1924年实现国共合作，发动北伐战争，扩大了中共的影响。第三次是1928年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第四次是1931年11月在瑞金建立中央革命根据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开始了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的实践。第五次是1935年1月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这次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第六次是1936-1937年抓住“西安事变”的契机，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第七次是1937年1月，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迁驻延安，建立延安革命根据地。延安成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成为中国革命的圣地。第八次是1945年党的七大，总结党领导民主革命24年的历史经验，制定了正确的路线，通过了新党章，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选举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集体。七大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达到空前的团结和统一。第九次是1949年春，解放军打过长江，解放全中国。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使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历史开始了新纪元。丧失机遇在民主革命时期主要有2次。第一次是1927年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导致大革命失败；据中共六大的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至1928年上半年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者达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人2.6万多人。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被宣布为“非法”，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第二次是1930-1934年连续3次“左”倾错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革命根据地几乎全部丧失，红军被迫转移。
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在把握执政机遇问题上，是成功和失误交织在一起。1949年3月的七届二中全会，是党探索执政规律的开始。1956年党的八大，正确认识中国国情，制定了正确的路线，但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未能贯彻下去。从1957年开始反右，1958年树立“三面红旗”，1966-1976年进行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文革”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文革”期间，恰恰是世界范围内新科技革命迅速发展时期，中国拉大了同发达国家的距离。“文革”之后，中共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在3个重大的历史关头抓住了历史机遇。一是1978年12月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否定“两个凡是”的方针，确立了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作出了实现改革开放的新决策。事实上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这次全会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二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发生严重政治风波，国际上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面临空前巨大的困难和压力。在此关键时刻，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了重要谈话，从理论上深刻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同年秋天召开的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新的阶段。三是1997年党的十五大确立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地位。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逝世，中国能否继续沿着邓小平开辟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下去，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对此，1997年9月十五大明确宣布，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党的十五大在世纪之交的关键时刻，继承邓小平遗志，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为中国的跨世纪发展提供了根本保证。正是由于党在这几个重大历史关头牢牢抓住了历史机遇，因此，改革开放20多年来，全党思想统一、目标明确、工作扎实，取得了重大的历史性成就。
（三）从世界范围看，一些主要大国都在强调要抓住发展的“战略机遇期”
当今世界各国的关系，特别是大国之间的关系，集中表现为包括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在内的综合国力的较量和竞争。目前，各主要大国都已瞄准未来10-20年，将未来10-20年视为自己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时期。
美国官方和学界近年来一直有一种共识性观点，认为21世纪头20年是一个重要的战略间歇期，是建立以美国利益为核心的世界新秩序，巩固和加强美国世界霸权的最佳时期，因为在此期间世界不会出现实力与美国相当、有可能挑战美霸权地位的国家或力量，而在此之后则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因此，布什总统说：“我们得到了百年不遇的最佳时机。”[2]
俄罗斯将今后15-20年视为实现国家复兴、重振大国雄风的关键时期。普京总统在2003年5月的国情咨文中提出，要在未来10年内实现俄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的战略目标。
印度官方人士和学者则声称：21世纪将成为亚洲世纪，而未来一二十年是印度崛起的战略机遇期。有些印度学者甚至提出，印度的国家利益是在2020前后，使印度成为亚洲的一个力量中心，在经济和军事力量上都成为亚洲最强大的国家。2004年1月，印度副总理拉尔·克里希纳·阿德瓦尼说宣称：如果说20世纪属于西方，那么，21世纪将属于印度。我们的短期目标是成为像新加坡那样的发达国家，我们的长期目标是要与美国平起平坐。
英国首相布莱尔1997年一上台就提出“新工党、新英国”的口号，声称要重振英国在欧洲乃至世界的雄风。
日本领导人多次强调日本不仅要成为经济大国，而且要成为政治大国，要谋求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
二 21世纪初中国共产党面临非常难得的执政机遇
经过80多年的发展，中国共产党所处的地位和环境，肩负的任务和自身队伍状况，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新党员的数量大幅度增加，干部队伍新老交替不断进行，一大批年轻干部走上领导岗位。这表明，中国共产党所处的“世情”、“国情”和“党情”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给21世纪的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提出了新挑战，更带来了新活力。关于挑战和风险，笔者曾撰写长篇理论文章《中国共产党执政安全问题》[3]作过详尽的分析。事物的发展充满辩证法，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在面临严峻挑战的同时，也面临着非常难得的执政机遇。这种重要的执政机遇可以国际和国内两个方面作具体分析。
（一）国际机遇
1.政治多极化的趋势给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有利条件
冷战结束以后，以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争霸世界为特征的政治格局被打破，世界出现了政治多极化的趋势，维护和平的力量在增长，世界开始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这有以下几个判断：一是在可预见的时期内，新的世界大战打不起来。冷战时期，只有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有资格打世界大战。当今世界只剩下一个超级大国。目前，各大国从实现本国21世纪长远发展战略考虑，都在努力争取一个于已有利的和平国际环境，大国之间发生直接全面对抗的可能性不大。和平因素的增长总体上超过了战争因素的增长。一些地区热点虽然出现反复，甚至发生武装冲突或局部战争，但不会酿成新的世界大战。二是大国关系已明显进入以磋商、协调、合作为主的新的发展阶段，出现冷战结束以来相对稳定的时期。最近，10多年来，发展以高新科技为先导、以经济为基础的综合国力，是各大国的政策取向。各大国从维护本国根本利益出发，一般采取务实态度处理相互关系，既相互借重又相互制约，既相互合作又相互竞争。“9·11”事件成为大国关系重新调整的转折点。美国反恐需要其他大国支持和帮助，而其他大国也希望借此机会来改善同美国的关系。当前大国处理相互关系是努力寻求共同利益汇合点，力求通过磋商解决分歧。总体看来，国际形势对我国有利。不存在对我国发动大规模军事入侵的危险，我国也不可能被近卷入周边局部战争。同中国对抗不符合其他大国的利益，不可能出现大国联手对华的局面，我国在大国关系的新一轮调整中继续处于主动有利地位。争取一个较长时期的和平国际环境和良好周边环境是可以实现的。
2.经济全球化作为一个客观进程具有两重性，为中国加快发展也带来机遇
经济全球化作为一个客观进程，具有两重性，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也是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1)有利于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在国际形势总体趋向缓和的背景下，一国国际地位的高低主要取决于三种因素：一是国家的综合实力；二是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作用；三是国际形象。中国加入WTO对此三个方面均具有积极意义。中国加入WTO后，将在这个“经济联合国”的大舞台上占有一席一地。特别是在当前国际经济秩序仍不合理的背景下，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加入WTO，将极大增强发展中国家在WTO中的阵营和力量，对于防范西方发达国家以强权政治为基础的利己主义和实用主义经济政策，倡导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也必将进一步提高我国的政治经济地位。(2)有利于中国经济全面融入世界经济的主流。中国在没有入世前，被排除在WTO所代表的世界经济主流规则约束体系之外，在对外贸易中经常遭到一些不平等，甚至是歧视性的待遇。中国加入WTO，不仅拿到了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入场券”，而且获得了一系列的权利，如平等对话的权利、平等贸易的权利、平等合作的权利等。(3)有利于全面推动中国改革的进程。中国加入WTO被人们称之为第二次改革开放。首先，将加快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来看，入世至少可以产生两大效应：一是外力推动效应，为中国解决政企不分、部门垄断、地方保护、重复建设等问题提供强有力的外部推动。二是融合效应，会大大提高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融合度。其次，将极大促进政府体制改革。“入世”有利于中国政府在WTO规则框架下对自身运作体制作出调整和变革，切实转变政府职能、理顺政企关系、加强宏观调控、提高政府决策和行为透明度、优化机构设置。(4)有利于促进人们尤其是党政机关干部转变思想观念，切实增强效率观念、法制观念、竞争观念、质量观念和服务观念。
3.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给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可能
在人类发展史上，每次重大的科技革命，都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飞跃与发展，都促进了人类社会的文明和进步。第一次科技革命从英国发端，英国一跃成为当时世界最强大的国家，第二次、第三次科技革命从美国发端，美国成为20世纪最为强大的国家，亚洲地区“四小龙”承接了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这些国家和地区也迅速地提高了综合实力。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为核心的现代化科学技术迅速发展，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日益增强。近些年来，世界经济的年均增长率在2%-3%左右，而信息技术及相关产业的增长速度是经济增长速度的2-3倍。飞速发展的信息技术已成为当代最先进、最活跃的生产力。正是由于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使我国有可能在21世纪的现代化建设中实现工业化与信息化的有机结合，加快先进生产力取代落后生产力的进程，实现跨越式发展。
4.外交上的努力使中国树立了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牢牢地掌握着国际事务的主动权
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中，中国政府沉着应对，开拓进取，本着“周边是首要，大国是关键，发展中国家是基础”的原则，采取一系列重大外交行动，在发展与周边国家、世界大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等三个层面均取得突破。(1)周边外交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十六大报告第一次提出“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2003年，中国领导人又相继提出了“睦邻、安邻、富邻”的思想，受到周边邻国的欢迎。第一，中俄政治互信达到新高。2003年5月，胡锦涛主席访问俄罗斯，进一步深化了两国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第二，中印关系取得突破。2003年6月，印度总理瓦杰帕伊访华期间两国签署了《中印关系原则和全面合作的宣言》这一纲领性文件，印度首次正式明确承认西藏是中国的领土。第三，新东亚区域合作呼之欲出。2003年10月初，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发表《中日韩推进三方合作联合宣言》。(2)大国外交取得主动。在中美关系上，中国始终坚持以两手对两手，在存有共同利益的领域扩大合作，在有分歧的领域坚持原则、坚持斗争、把握策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继续深化，通过两国首脑互访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机制，双边关系全面发展。中欧全面伙伴关系不断加强，双方共同点增多，互利合作加强。中日关系总体向前发展，经贸合作保持良好势头。(3)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取得新成效。在2003年9月的坎昆会议上，中国同发展中国家密切合作，增强了发展中国家在世贸组织中的地位和作用。
（二）国内机遇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始终牢牢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开创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形成了1949年以来最为有利的执政的国内环境。
1.“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载入《中国共产党章程》并深入人心，中共执政有着深厚的思想理论基础
2000年2月，江泽民在广东考察工作时，首次提出“三个代表”要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继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又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为此，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通过修改《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样，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表明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理论高度。“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载入《中国共产党章程》，极大地统一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
2.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大幅度跃升，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水平，中共执政有比较雄厚的物质基础
(1)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持续快速发展。1978-2001年，国内生产总值连续23年以年均9.5%的高速度增长，居同期世界各国年均经济增长率之首。2001年国内生产总值已达到95933亿人民币，经济总量由世界第10位跃升至第6位，2002年突破10万亿大关，2003年达到11万亿，正向世界经济大国迈进。(2)国家财政收入和外汇储备大幅度增长，这是经济实力显著增强的综合表现。1989年全国财政收入只有2665亿元，2001年为16386亿元，增长5.15倍，年均增长16.3%。全国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值的比重由1994年改革开放初期的11.2%提高到2001年的17.1%，增加了中央宏观调控能力。(3)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
3.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成效显著，中共执政有坚实的政治基础
在推进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1)公民的政治参与扩大。参加普选的公民占18岁以上公民总数的99%。直接选举人民代表的范围扩大到县一级。(2)政治制度得到健全。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依法履行职能，保证立法和决策充分地体现人民意志。(3)政党制度得到完善。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共同致力于振兴中华的伟大事业。(4)法制建设取得重大进展。确立了建设法治国家的战略目标，以宪法为核心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正在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初具规模。(5)政治决策水平提高。改革开放以来一系列的重大决策符合国情，反映民意，做到了科学化和民主化。(6)政治控制能力增强。我党依靠自身的力量，从容应对了一系列关系我国主权和安全的国际突重大进展。确立了建设法治国家的战略目标，以宪法为核心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正在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初具规模。(5)政治决策水平提高。改革开放以来一系列的重大决策符合国情，反映民意，做到了科学化和民主化。(6)政治控制能力增强。我党依靠自身的力量，从容应对了一系列关系我国主权和安全的国际突发事件，战胜了在政治、经济领域和自然界出现的困难和风险，经受住一次又一次考验。(7)公民政治权利得到尊重和保护。1997年党的十五大首次提出“人权”的概念，十六大再次强调要尊重和保护人权。(8)政治局面稳定。从1989年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的10多年间，中国对外没有战争，内部没有动乱，我国社会长期保持安定团结、政通人和。
4.精神文明和科技文化建设取得巨大成绩，民族凝聚力极大增强，中共执政有较好的文化科教基础
(1)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断加强。最主要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共在十五大和十六大分别确立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为党在21世纪的发展确立了旗帜，明确了方向。(2)实施科技兴国战略成效显著。教育方面，高等学校在校人数，1978年研究生和大学生分别为1.1万和85.6万，到2001年分别上升到39.8万和719.1万。科学研究方面，通过实施国家“973”计划、“863”计划和重大科技攻关计划等一系科技计划，在许多重要领域取得重大创新成果。特别是2003年10月“神舟五号”载人航天飞船发射成功，极大地振奋了民族精神，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我国科技实力总体上已居于发展中国家前列。
5.祖国统一大业取得新进展，中共执政有广泛的社会基础
1997年7月，我国政府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1999年12月，我国政府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洗刷了百年耻辱。我国始终坚持“一国两制”方针，严格执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香港和澳门社会经济稳定。海峡两岸人员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不断加强。反对“台独”等各种分裂图谋的斗争深入开展。
6.党的自身建设全面加强，中共执政有坚强的组织基础
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和制度建设得到全面加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顺利实现新老交替，产生新的中央领导集体。革命导师列宁早在1920年就强调过领袖对政党的重要性，他说：“群众是划分阶级的，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之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5]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风风雨雨也表明无产阶级政党领袖的产生有时又有曲折性。以往，国际共运领袖人物的去世往往伴随着严重激烈的政治权力斗争，留下了惨重的教训。1924年列宁逝世后，斯大林采取“连根拔除和粉碎的方法”[6]（斯大林语），错误地开展对托洛斯基、布哈林的批判斗争，造成严重的冤假错案。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与马林科夫开展斗争，马林科夫仅当上10多天的领袖就被赶下台。邓小平1989年6月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说，中国共产党在1935年遵义会议前“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有能力的党中央”[6]。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毛泽东1943年担任中央政治局主席。此后由于各种不同的特殊原因，中央历届主要领导，都不是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由新的中央委员会选举产生。2002年11月，党的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新一届中央委员并选举产生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表明中央领导层的变动更加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更加成熟。这为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提供了重要的组织保证。
三 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紧紧抓住难得的执政机遇
中国历史再次赋予中国共产党以历史重任，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也再次给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以难得的历史机遇。执政机遇已客观形成，能否牢牢抓住并且大有作为则根本上取决于执政主体的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对策。
（一）加强学习，深入把握社会发展规律特别是共产党执政规律，增强抓住执政机遇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世界在深刻变化，新事物、新问题不断出现，对人类的自身学习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在着力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科学文化学习的同时，应加强对历史知识尤其是优秀历史文化智慧的学习。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人类不断在以往基础上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的历史。中华民族历来就有治史、学史、用史的传统。我们不仅要学习中国历史，还要学习世界历史，不仅要有深远的历史眼光，而且要有宽广的世界眼光。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的历史就是强国的历史。不同历史时期所涌现的强国，呈现出横向竞存和纵向嬗变的状态，既数强并立、犬牙交错，又此消彼长、各领风骚[7]。上古时期的强国有：第一个奴隶制大帝国古埃及，两河文明的骄子古巴比王国，绑在战车上的波斯帝国，欧洲文明的发祥地古希腊，将地中海变成内湖的罗马帝国，强大的印度古国孔雀帝国。中古时期的强国有：异军突起的阿拉伯帝国，金戈铁马的奥斯曼军事帝国，南美洲的太阳之子印加帝国，欧亚新航路开辟者葡萄牙帝国，拥有无敌舰队的殖民强国西班牙，“海上马车夫”荷兰。近现代强国有：“日不落帝国和世界工厂”的英国，将启蒙思想播遍欧洲的法国，迅猛崛起的德国，沧桑巨变的北方强国俄罗斯，腾飞的岛国日本和当今世界惟一的超级大国美国。考察以上这些强国尤其是近现代强国兴衰发展的历史，我们可领悟到几点共同的规律：其一，一个国家要想强盛，统一的民族国家是前提。做不到这一点，不要说强盛，连生存都有问题。其二，以国家的力量推动重商主义，是富强的一个重要方式。其三，现代化的道路有多种模式。其四，注重抓住难得的发展机遇。无论是从中国社会的发展历程看，还是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发展历程看，能不能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是一个国家能不能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胜利的关键所在。历史一再表明，机遇极为宝贵，稍纵即逝。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把握住了机遇，落后的国家就有可能实现跨越式发展，成为时代发展的弄潮儿；而丧失了机遇，原本强盛的国家也会不进则退，成为时代发展的落伍者。
为此，中国共产党人要十分珍惜我国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经验，也要认真研究和借鉴其他国家历史发展提供的经验教训，站在世界文明发展的历史高度，把握好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增强抓住执政机遇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二）把握大局，牢记执政要务加快中国发展，找准抓住执政机遇的着力点
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发展是硬道理。在21世纪初变动的世界大局中，中国能否掌握主动权，能否有效抓住执政机遇，着力点在于能否加快中国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应着力建构科学的发展观。(1)发展的地位。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2)发展的内涵。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3)发展的主体。相信和依靠人民，要集中全国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4)发展的途径。坚持和深化改革，推动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新等四大创新。(5)发展的战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经济结构调整战略、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战略、“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开放战略。(6)发展的要求。贯彻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7)发展的切入点。基本实现工业化，大力推进信息化，加快建设现代化。(8)发展的目标。到建党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建国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9)发展的道路。走“和平”崛起的道路。(10)发展的目的。提高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随着经济发展不断增加城乡居民收入。(11)发展的状况。坚持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在构建科学的发展观中，要特别突出两点：一是坚定地走“和平崛起”的道路，尽量避免处于世界重大冲突的焦点。在世界历史上，强国崛起的途径大致有两条，或是发动战争、搞军事扩张、经济掠夺，或是缔结军事同盟。当今时代，客观上没有扩张的条件，主观上，中国社会主义本质、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爱好和平的传统决定了中国不能走以上的道路，必须走和平崛的道路。中国是个发展中的大国，我们的发展必须也只能把事情放在自己力量的基本点上。我们要在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更加充分和自觉地依靠自身的体制创新，依靠开发越来越大的国内市场，依靠把庞大的居民储蓄转化为投资，依靠国民素质的提高和科技进步来解决资源和环境问题。二是在全面发展的基础上，做到持续、快速发展。据有关专家测算，偌美国经济年增长3%，中国年增长8%，需要68年才能实现人均GDP与美国相同；如果美国增长4%，中国增长7%，中国需要118年才能赶上美国[8]。发展速度问题对中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世界近代史上，有三次成功的经济追赶。第一次是美国对英国的追赶。从19世纪开始直到1913年，英国的生产力水平都居欧洲所有国家之上。但到1913年，英国经济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则让位于美国。第二次是日本对美国的追赶。日本被视为世界上最成功的追赶国家，它创造了从1820-1992年人均GDP提高28倍的世界记录（年均增长率为1.95%）。第三次是韩国对西欧国家的追赶。1965-1992年，韩国GDP平均增长率为8.8%。因此，中国应确保每年经济增长率不低于8%，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达到35万亿美元左右，从而使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
（三）抓住关键，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为重点全面推进党的自身建设，为抓住执政机遇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
党应科学地判断所处的历史方位和肩负的历史使命，正确认识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执政遇到的新情况，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为重点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构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全新的执政观。(1)突出执政本质，始终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人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盛衰的根本因素。不断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党全部奋斗的最高目的。(2)大力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我们党是执政党，党的各方面建设的成果最终要体现在执政能力的增强。面对21世纪执政条件和社会环境的深刻变化，党要不辱使命，不负重托，就要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努力提高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依法执政的能力和总揽全局的能力。(3)开发丰富执政资源，拓展执政空间。执政能力的强弱与执政资源是否雄厚有直接的关系。党必须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增添新力量。一是做到“四个尊重”，开发新的思想文化资源，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二是激发“五大活力”，开发新的经济资源，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以造福于人民。三是承认“六个新阶层”，开发新的政治资源。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4)转变执政方式，依法治国。坚持依法执政，实施党对国家的领导。同时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党的工作机构和工作机制，按照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规范党委与人大、政府、政协以及人民团体的关系。(5)防范执政风险，巩固执政安全。邓小平晚年告诫：“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6]而且特别强调这是他的“政治交代”。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上也特别提醒：“面对很不安宁的世界，面对艰巨繁重的任务，全党同志一定要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1](6)弘扬和培养执政作风。党的作风，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命。一方面，党要努力发扬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等三大优良作风，同时，总结新的实践经验培育新的作风，全面加强党的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和干部作风等五大作风建设。使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蓬勃朝气、昂扬锐气和浩然正气，永远同人民群众心连心。(7)造就执政人才，实施人才强国战略。能否有效地抓住执政机遇，关键在于是否有优秀的执政人才。要牢固树立人才是第一资源的观念，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努力把把各类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中来，使我国由人口大国转化为人才资源强国，大力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和综合国力。当前，要突出重点，切实加强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努力培养造就三支队伍：一是善于治党治国治军的政治家；二是熟悉国际国内先进水平的优秀企业家；三是具有世界前沿水平的高级专家。(8)优化执政环境。党应始终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高举和平与发展的旗帜，维护世界多样性，促进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推进政党外交、国家外交和民间外交，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从而为抓住执政机遇营造和平的国际环境和良好的周边环境。
（四）放眼世界，积极借鉴世界上其他政党和国家有益的执政经验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适应世界现代化和新技术革命浪潮，一些国家的政党适时进行变革，不断推进政党的现代化建设。其基本趋势是政党纲领科学化、意识形态中间化和党内关系民主化[9]。这些做法值得我们党分析和借鉴。21世纪头20年，在影响中共抓住执政机遇的问题中，敏感而又复杂的问题就是台湾问题。国际上，一些大国时而利用台湾问题大做文章，在台湾，“台独”势力在分裂祖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中国共产党应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绝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方式把台湾从中国分割出去。关于对付国内分裂势力的问题，美国1861年坚决发动南北战争的经验值得借鉴。美国1789年独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实行的实际上是“一国两制”。建国初，美国开国元勋们为了获得南方种植园主的支持，对南部的黑人奴隶制采取默认的态度。1860年，代表北方的共和党人林肯当选美国总统，而南方的种植园主们则决定脱离联邦，走上了分裂国家的道路，1861年，组建南方“联邦”政府，掀起了美国内战。尽管这场战争双方共有60多万青壮年死亡，战争给双方人民带来巨大的痛苦，对当时美国的经济影响很大。但也正因为恢复了统一，并废除了影响发展的黑奴制，美国才可能成为今天的“超级大国”。林肯总统对分裂势力不惜一战，他维护国家统一的行为赢得了美国人民的尊敬。美国的经验也给我们处理“台独”问题以启示：不统一当然暂时不会有战争，但分裂的国家终究不会有长久的和平。只有具有坚决使用武力的决心、信心与能力，才是捍卫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根本保障，才是粉碎一切分裂势力阴谋诡计的根本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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