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产业资本流入与中国“刘易斯拐点”出现的关系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产业资本论文,拐点论文,中国论文,刘易斯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中国出现典型的“民工荒”现象，中国社科院2007年度《人口与劳动力》绿皮书中证实：劳动力短缺最初出现在沿海地区，现在，这一现象已经蔓延到一些内陆省份。许多学者认为“刘易斯拐点”在中国已经悄然到来。这一判断改变了长期以来“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丰裕”的论断。对此蔡昉（2007）等众多学者主要从劳动力总量和结构的供给方面给出了解释。笔者认为，从劳动力需求看，“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可能与国际产业资本向中国加速转移有着紧密的联系。
“刘易斯拐点”反映的是二元就业结构转型问题，蔡昉（1990）、周天勇（1994）、林毅夫（1996）等许多学者对此给予了关注，并揭示了中国二元就业结构转型的一般规律，但可能是因为早期国际产业资本流量较少，一直未对国际产业资本的作用给予应有的重视。Dapeng Hu（2002）注意到，中国沿海地区工业快速增长的劳动力许多来自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这些劳动力具有吸引FDI的成本优势。但上述研究没有对FDI的反作用给予重视。袁志刚、范剑勇（2004）从FDI与沿海产业集聚的逻辑出发，提出了FDI与农业剩余劳动力流动的可能因果关系。王燕飞、曾国平（2006）等研究通过实证方法论证了FDI对非农就业产生积极影响。上述研究开启了国际产业资本对中国就业问题影响的研究。笔者在前述研究的基础上，试图通过理论和实证研究说明国际产业资本转移促进中国“刘易斯拐点”形成的原因和力度。
一、刘易斯拐点的理论表述
假设在初始状态下，城乡劳动力需求曲线D[,a]和D[,u]相交决定的农村劳动力数量为O[,a]L[,a]，城市劳动力数量为L[,a]O[,u]。相应地形成的均衡点决定了一个农业与工业相等的工资水平（W[,a]＝W[,u]）。
根据刘易斯增长模型，随着城市工业经济规模的扩大。对劳动力的需求提高，城市劳动力需求曲线上移，即从D[,u]移动到D[,u]*。此时如果农村的劳动力需求曲线不变，城乡劳动力需求曲线相交形成的新的均衡工资将提高，而不是刘易斯所假设的可以在保持工资不变的情况下扩大城市劳动力规模。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刘易斯假设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力为零甚至负数。意味着劳动力继续转移不会影响农业的产量。这就是刘易斯的在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模型。
费—拉尼斯模型进一步发展了刘易斯模型。他们假设随着农业技术的进步，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导致劳动力剩余。
在这种改良的刘易斯模型中，规模日益扩大的城市劳动力需求不断吸纳因农业生产率提高所形成的富余劳动力，一直到农村剩余劳动力消失。当农村不再有剩余劳动力，或者说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赶不上工业扩张的需要，此时会出现“刘易斯拐点”，工资水平开始上升，二元经济结构逐渐消失。
二、国际产业资本促进“刘易斯拐点”到来的机制
由于发展中国家具有劳动力丰裕的比较优势，导致国际产业资本大量涌入，这必然会加速其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FDI流入工业部门成为普遍现象，并增加了发展中国家城市工业部门的资本存量，提高了城市劳动力的边际产出水平。城市工业劳动需求曲线向左平移，意味着FDI的流入造成城市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与农业部门工资差距进一步拉大，收入水平的差距扩张到一定程度后刺激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工业部门流入，这种拉力有可能超越对农民迁移的各种阻力。在图2中，流入工业部门的FDI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发展中国家资本、技术、市场开拓能力等不足的矛盾，扩张了工业部门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需求，工业部门劳动需求曲线进一步向左移动，变为
。
同时，农业部门外资集中在农产品加工业，也形成一股工业化的力量，吸纳了众多的农业劳动力。在统计上这部分外资和劳动力都属于农业部门，从这个意义上说，农产品加工部门的外资阻碍了农业劳动力转移。但另一方面，流入农业部门的其他外资也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通过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促进了农业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提高了农业劳动力生产率，也进一步减少了对农业劳动力的需求。农业部门外资对农业劳动力数量的影响取决于上述两个方面的力量。如果后者的力量很大则农业部门外资总的就业效应是减少了劳动力需求。从中国的实际情况看，农业部门的劳动力数量是持续减少的，因此笔者提出一个假说，流入农业部门的外资加快了其技术进步，导致对农业劳动力需求的减少。即在图2中，农业部门劳动需求曲线进一步左移，变为
。两部门对劳动力需求的均衡点向左移动到
，加速了农业劳动力的转移。
城市工业部门外资流入在扩大对农业劳动力的需求的同时，也加速了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速度。这可以通过下面的数理模型来论证。
假定工业部门的总和生产函数为C－D型：
上式表明，工业部门人均资本增加，将促使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加快。外资流入工业部门必然使人均资本提高。可见，随着国际产业资本的流入，农业劳动力的转移速度在不断增加。
三、实证研究
1.指标选取
由于“刘易斯拐点”只是理论上的一个临界点，从前述分析中可以看出，第一产业就业减少和第二产业就业增加可以促进均衡点向临界点移动，因此笔者所选取的指标是第一、第二产业的就业人数和外资流入量。如果检验结果证明第一、第二产业的外资促进了第一产业就业减少和第二产业就业增加，则可以基本认定国际产业资本的流入促进了“刘易斯拐点”的出现。
笔者使用的指标具体是：FDI表示每年合同外商直接投资额，为避免人民币汇率波动对研究结果的影响，已经按照当年人民币汇率换算成人民币计价，并以亿元为单位。各变量分别用以下符号表示：L1、L2分别代表第一、第二产业的就业人数；FDI1、FDI2分别代表第一、第二产业的FDI。在建模过程中对变量取对数，以避免时间序列的异方差。数据取自1992—2006年，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计算整理。
2.平稳性检验
只有平稳的时间序列数据，才能直接进行回归分析。故笔者采用ADF检验方法来检验时间序列数据的平稳性。
在Eviews5.0中，ADF检验有三种形式：有截距项、有截距项并且有时间趋势项、没有截距项和时间趋势项。检验的顺序为：首先，选择有截距和时间趋势项；其次，若截距项与时间趋势项不显著（P大于0.05），选择有截距项；最后，若截距项不显著，选择无截距项与无时间趋势项，假如在无截距项与无时间趋势项的情况下仍无法形成稳定的时间序列，再进行一阶差分重复以上检验过程直到达到平稳为止。对最佳滞后期的选择，笔者采用AIC信息准则，最大滞后期为2。对各变量的ADF检验结果如表1。
表1 的结果显示，lnL1、lnL2、lnFDI1、lnFDI2、一阶差分变量的ADF统计量均小于5％水平下的麦金农（MacKinnon）临界值，所以lnL1、lnL2、lnL3、lnFDI1、lnFDI2、lnFDI3都符合一阶单整性，可以对其进行协整分析。
3.协整检验与误差修正模型
协整反映的是变量之间长期的关系，即如果变量之间协整，那么变量之间就是长期稳定的相关，也是真实的相关。笔者采用Johansen检验，检验结果如下：
（1）lnL1和lnFDI1之间的Johansen检验
从表2可见，即变量lnL1和lnFDI1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
4.因果关系检验
根据协整理论能够计算出变量间的长期关系，但不能判断其因果关系。因此，笔者继续对变量进行因果关系检验，采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法变量间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见表5。
从表5可见，在5％显著性水平下，1992－2006年间，我国FDI是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就业人数的单向Granger原因。具体来说，农业部门FDI增加是农业部门劳动力减少的格兰杰原因，但农业部门劳动力人数不是农业部门FDI增加的格兰杰原因；工业部门FDI增加是该产业劳动力数量增加的格兰杰原因，但工业部门劳动力增加不是该产业FDI增加的原因；实证结果与王燕飞、曾国平（2006）等研究的实证结果有所不同，可能的原因是，随着外资的不断流入，劳动力作为吸引外资因素的作用在弱化，而外资的反作用力（即对劳动力的需求）在不断增加。考察工业部门FDI增加和农业部门劳动力减少的关系，检验结果表明，工业部门FDI增加是农业部门劳动力减少的单向格兰杰原因。印证了工业部门外资流入促进农业劳动力减少的假说。
5.模型的综合结论
（1）我国第一产业FDI与就业人数之间的协整方程：
lnL1＝－0.107788lnFDI1＋11.0137
可见，对我国第一产业而言，FDI对就业人数具有反向作用，FDI每增长1％，会促进第一产业的就业人数下降0.11％。这一结论验证了笔者理论分析中提出的假说。
（2）我国第二产业FDI与就业人数之间的协整方程：
lnL2＝0.177052lnFDI2＋8.20346
对我国第二产业而言，FDI对就业人数具有正向作用，FDI每增长1％，会促进第二产业的就业人数增长0.18％。
（3）我国第二产业FDI与第一产业就业人数之间的协整方程：
lnL1＝－0.114918lnFDI2＋11.4534
我国第二产业FDI对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具有反向作用，FDI每增长1％，会促进第一产业的就业人数下降0.12％。
四、结论与启示
1.结论
笔者从理论、实证两方面解释了中国“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和国际产业转移的关系。研究表明，国际产业转移作为工业化的外部源泉，不仅加速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也加速了中国劳动力从二元结构向一元结构的转变。国际产业转移不仅有助于中国产业优化和结构升级，而且还会引起中国就业结构的变化。
2.启示
（1）国际产业资本促进了中国的二元就业结构转型。为了进一步发挥好国际产业资本的就业促进作用，应把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作为中长期重要的经济战略。不仅要重视引进FDI，也要使FDI能长久地为我所用。为此，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要保持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创造与维护有效的市场机制和良好的公共环境。在贸易投资一体化背景下，还要保证外部市场的稳定性和可扩展性。
（2）“刘易斯拐点”的出现表明经济发展出现契机，中国的比较优势正在发生转变。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国际产业资本向中国转移的重要诱因是中国具有充裕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当前，农业剩余劳动力正在快速减少。靠低端“打工”维持的比较优势无法持续。因此，要从重视就业数量转向重视就业质量，加大对劳动力的技术培训。同时要促进教育投入的合理回报。不论是在劳动密集型产业成熟发展期还是在产业转移和升级期，高技能的劳动力要素都是稀缺的。人们对于教育的投入，应该同回报成正比。因此要进一步推动高技能劳动力激励机制的完善。
（3）“刘易斯拐点”的出现表明，中国农村劳动力已不再是无限供给，提高农民工工资，改善农民工就业环境，必须提到企业经营发展的日程上来，也必须成为政府重要的工作内容。当前，出口加工部门最低工资提高尚有很大空间，提高最低工资不仅有利于改善低技能劳动力的收入水平，保障民工权益，而且还有利于消减严峻的货币升值压力。
（4）“刘易斯拐点”的出现说明农业剩余劳动力供给不足，劳动力供给不足的可能原因是流动不足。因此，要推进制度变革，消除劳动力市场分割，促进劳动力流动。进一步改革户籍制度和城市对外来劳工的各种管理制度，便利农业剩余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增加劳动力的供给，满足国际产业资本转移及工业化发展对产业工人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