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人自代状》补识
王延武
(中南民族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摘要： 中国封建王朝的官员任职程序中，素有荐贤自代的礼仪。本文以《全唐文》所见材料，粗略梳理了唐朝将此礼仪制度化的过程。作者认为：唐王朝以敕令规定官员任职时必须书面举荐能够代己的他官，是皇帝对官员群体的考察方式。从官员自觉举荐胜任己职的他官，到按照规定执行举荐，突出了皇权对官员的制约力。官员在书面举荐代己官员的同时，也就承担起连带责任。若荐人失误，依规会受到责罰。唐将官员任职程序中这个细微节点进行制度化改造，为中央集权制度下选拔符合要求的高级官员提供了一层保障。
关键词： 荐贤 考察 制度
《全唐文》中载有不少《举人自代状》，笔者曾据此撰写过短文介绍。后经陈国灿先生耳提面命，进一步阅读《全唐文》，发现在大臣呈送给皇帝的“让官表”中，有不少在文末有“臣所让人，别状封进”的说明。方知“举人自代”也可在“让官表”中提出。应该将这类表、状放在一起观察。于是对唐代的官员选拔制度与运作方式增加了点新认识。故而又据所见补充前文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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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即时性的考察方式
《全唐文》卷222，载张说“让兵部尚书平章事表”。张说在表中先写出自己闻命惊惧惶恐，深感不荷重任的心情后，说：“上思荐贤以自代，下愿守分以全节。窃见开府宋璟，清介独立，依法不回；詹事陆象先，清明向道，临事能断。其高明有素，历朝之所仗委；其积行无疵，众人之所体信。……。虽探心角力，臣颇与二子齐驱，然校德考年，彼皆有一日之长。”最后，还特别说明：“天下者，累圣之公器；宰相者，万方之具瞻，臣所以廷让彰言，不陈密启，伏愿圣恩听与而举，俾谐佥瞩。”张说在让官，荐贤之际，特别提到以公开的方式荐贤，虽不合规范，却是希望皇帝能够应允自己“让官”与“荐贤”。
查《旧唐书·张说传》，张说被任命为兵部尚书系开元九年。《全唐文》所载文末署上表时间为“二年”。似乎有误。开元九年时宋璟、陆象先倶为名臣，都比张说年长。张说推荐他们，似乎仅是形式。但这种形式却非多余。
“让官”与“禅让”的政治理念相关。在先秦人眼中，尧舜“禅让”天下，是贤人政治的最高理想。 伯夷、叔齐、吴太公让国而避居，更是周以后传说的事例。就臣下方面说，伊尹归政太甲的传说，几乎与禅让的传说同时流传。体现的是臣下对君主应该保持“不越位”的谦恭。到春秋时期，诸侯从“士”中选拔官吏，逐步以“选贤任能”为理想的标准。《国语》卷13《晋语七》中载：祈奚年老请辞官，举儿子祈午代己。说：“择臣莫若君，择子莫若父”。便成就一段历史佳话。君贤，则能用贤士。士贤，隐则能教化乡闾，出则能荐贤、治政。到汉高祖刘邦即皇帝位，就设计了众大臣先上疏，进奉皇帝尊号，刘邦谦让；众大臣再劝进，刘邦勉强应允的程序。这个程序体现的就是皇帝面对上天的谦恭。而刘邦与“商山四皓”的故事，则显现出名士在政治进退中越是谦退，贤德的名声越高。
皇帝祭天，高官“让官”，将抽象性政治“贤德”具体化，在历史积淀中就有了示范的作用。在这个示范中，皇帝因任贤所表现出的贤明，显然比高官“让官”之贤，更具有提振皇权的作用。“让官”自汉代以后，逐步演变成一个任用高官的礼仪环节。这个环节，既显示君臣间“贤德”互信，更展示皇权的崇高。唐玄宗时，徐坚等编写《初学记》，就将“三让高”列为“太师太傅太保”职官的事例。[注] [唐]徐坚等撰《初学记》卷11《职官部上》，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53页。
同卷还载陈子昂作的“为资州郑使君让官表”。这份表章在表达让官意愿后，对所荐举自代的官员则不着一字，仅言“其所让人，具如别状”。[注] [清]董诰编《全唐文》，第2131页。 显然“别状”中所述，当比仅写几句评语详尽。然而这不同的表述方式，应该都符合规定，否则就“大不敬”了。
这道诏书，是笔者见到唐朝最早將“让官”与“举人自代”环节联系在一起的文字。《唐会要》卷26“举人自代条”中摘录此诏书数语。系于显庆四年(659)十一月。由此可知，在此诏书颁布前，大臣受命之际，必以上呈“让官表”，才算完成受命程序。高宗皇帝对此繁文缛节已经厌烦，遂明令禁止上呈虚让官职的表章。或者说，即某人真心让官，必须认真负责地上呈正规文件，指出有某人可代己任职，并说明该员的品格、能力。此文件随即交付中书省备案、待查。不言而喻，这是表示以后不再细致考察官员是自觉或仅循例让官，一律以是否认真“举荐人才”为标识，判断官员让官的真实意图。
二、由自律到规定
据《北史·苏威传》载，“持书侍御史梁毗劾(苏)威兼領五职，安繁恋剧，无举贤自代心”。隋文帝说，苏威志存远大，“举贤有阙，何遽迫之”。[注] [唐]李延寿撰《北史》卷63《苏威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244页。 可见，隋朝君臣都认可官员荐贤自代的行为。但文帝认为，这仅是一个官员道德自律程度的问题，没有硬性规定。苏威在这方面固然有缺陷，可是他忠诚、能干，可以原谅。
检索《全唐文》收录的文章，我们看到唐开国初，李渊曾下诏书“令京官五品以上及諸州总管刺史各举一人”，[注] [清]董诰编《全唐文》卷2，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2页。 这是硬性规定与要求。但未见对举人自代作相同规定。而從收录文章看，高宗以前亦未见有高级官员让官，或举荐他人代己的表章。如，李靖《乞解职表》中，[注] [清]董诰编《全唐文》，第1567页。 就未举荐他人。
然而，卷12高宗《禁让官詔》中，先说：“凡百具僚，群公卿尹，除命甫及，多存饰让。言励己以辞荣，未举能以自代。”直指官员受命时虚言辞让，却不荐贤代己。然后规定：“自兹厥后，须革前事。必欲税驾濠濮，褫绂巖廊，宜各举所知自代。仍宜显述才行，送付中书省，将随才叙用”。[注] [清]董诰编《全唐文》，第1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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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让官”逐步演化为礼仪时，伴随的一个实际问题也要同时解决。即由谁来充任这个被让出的职位？“荐贤”这个显示个人道德品格的举动，恰好就作为一个后续环节被充填进来。发现、举荐贤才，到汉代成为中央机构和郡县主官经常性任务。《汉书·丙吉传》中记载：丙吉病笃，宣帝亲自探望，问曰：“君即有不讳，谁可以自代者？”。丙吉举荐三人，这三人“居位皆称职，上称吉为知人”。[注]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74《丙吉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148页。 高级官员的升迁与皇帝、宰相的观感密切相关。然而，一位高官能够举荐皇帝心目中倾向的备用官员，自己也是在接受皇帝的考察。我们可以说，“让官”与“举官自代”两个连续的环节，是皇帝任命高级官员之际，对宰相和官僚群体进行的即时性考察。当然，如《汉书》中记载王根荐王莽自代，《后汉书》中记载曹操举赵岐自代，都是已经取代皇权后的举动。这就只有表演作用而无考察的作用了。
《唐会要》同卷还载有弘道元年(683)正月颁布的诏令，要求京官六品以上清望官及諸州岳牧，“各以己之职推让三人，并以名闻，随即升擢”。这是多年后，重申官员必须举荐贤才自代。进一步强调“荐贤”自代是制度性规定。此诏书未提及“让官”，大约在显庆四年颁布诏书后，受命官员确实不再上呈“让官表”。但弘道年间诏书特别指出，“京官六品以上清望官及諸州岳牧”应该举荐可代任者。似乎在相当时间内，高级官员对于举荐自代官的规定执行的并不理想。
就此，我们推测高宗逝后，官员受命须上呈“让官表”的仪规已经恢复。恢复时间，据同卷陈子昂作“为司农李卿让本官表”推断，应该是在垂拱年间。这位司农李卿在表中说，自己被诬陷，牵连到叔李孝逸。查《旧唐书》卷60《李孝逸传》，知李孝逸于垂拱二年(686)贬往施州，次年贬去儋州。李司农以罪臣亲属身份让官，时间即应在垂拱年间。陈子昂代笔的几份让官表，应该也在这个时间段前后。
据笔者所见，《全唐文》中将“让官”与举荐自代官联系在一起的首篇表章，是陈子昂作“为司刑袁卿让官表”。载于《全唐文》中。文中，让官者袁氏表示自己“毫发之功，无闻于官守”，受命非常惭愧。而“某官弱冠登仕，早有能名”，且清白、守节，“请乞以所授官让与某官”云云。高宗曾改刑部为司刑。所谓“袁卿”当是刑部侍郎。这一表章既让官，又荐贤，但文中对被举荐者只有大略的褒奖评语，似乎未“显述才行”。
4)选择创建材料对话框，修改材料名称。将密度添加到命名的材料中，修改密度数值。同理可以添加弹性模量等材料参数。
一些作者提出了需要两个小波变换的信号处理方法，在这些方法中其中一个小波是另一个小波的Hilbert变换。例如，Kingsbury提出的复小波变换[2-3]；Ozturk等人提出的波形编码[4]。此外，Freeman和Adelson在可控滤波器组的开发中采用的Hilbert变换[5]。与此相关的兴趣是来自于Beylkin和Torrésani的论文[6]。低通滤波器h(n)和~(n)充分确定两个正交小波基，但如何选择h和，使它们产生的两个小波基将形成一对Hilbert变换？这是本文所讨论的问题。
《全唐文》卷240，载宋之问为田归道等代撰让官表数通。卷243至244，载有李峤为武承嗣、王及善、王方庆等人代撰及自己的近30通“让官表”。综观这些让官表，在文末有“臣所让人，别状封进”的文字约过半数。其余呈上的让官表，受命者只是表示诚惶诚恐的态度，不举荐他人。这应该是在表示无条件服从皇权的前提下，略示“不敢骄傲”而已。武则天恢复让官仪规，对大臣是否一定要举荐人才，也并不严格要求，有突出自己权威的用意。这与高宗禁停让官仪规，规定受命官员荐贤自代，有异曲同工之处，都是为让官员知道，不仅官员的职务是来自皇帝，就是品格是否高尚，也得看是否遵从皇帝的命令。汉晋官员因自律而让官，荐贤的行为，到唐代就被制度化，纳入了官员管理体系中。
三、细微变化中的深意
据《唐会要》卷69载，宪宗元和六年十月(811)，中书门下奏请，对举荐不合格县令的大僚进行惩罚，其文却以“准建中元年敕，每年授官人，令举自代状者”起句，然后说到“群僚举知，天下蒙福”云云，再才笔锋一转，提出若大僚举荐的县令违法，该大僚应该受到“削阶”、“停现任”，考課为下等的处分。[注] [宋]王溥撰《唐会要》卷69，北京：中华书局，第1220页。 当时官吏“举人自代”即有连带责任，并非空话。
信访评议制度是地方信访工作改革的重要成果，是信访工作机制创新的有益探索。目前海宁市出台了《海宁市信访评议团公开评议特殊疑难信访事项办法》（下称《办法》）和《海宁市信访评议员聘任管理办法》两个规范性文件对信访评议工作的开展进行规范，但由于法律对于信访评议制度并未予以确认，导致其缺乏效力，信访评议与法律间的有效衔接有待加强。
高宗显庆四年(659)诏书笼统对“凡百具僚，群公卿尹”而言，没有具体规定何级品官、职务的官员必须在让官时举荐代己者。但从语气中，可感知这是对中高级官员而言。弘道元年(683)的诏书则明确了“京官六品以上清望官及诸州岳牧”，必须“各以己之职推让三人”。对何级官员需举人自代，举荐的人数均有明确指示。这是在施行规定多年后，对前定规则的细化。德宗建中元年(780)的诏书，则规定：
蒋介石对于军权的崇尚，造成其对于党的建设、对党义的研究和宣传相对较为漠视，使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宣导日趋贫乏无力。国民党在三民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建构方面，基本上毫无建树。王子壮在日记里曾谈及:“自北伐迄今已达十余载，而党义著作之贫乏，不特未能表现于社会科学各方面，甚且解释主义之著作亦寥寥可数。”㉗
常参官及节度。观察、防御、軍使、城使、都知兵马使、諸州刺史、少尹、赤令、畿令并七品以上清望官，及大理司直、评事等，授讫三日内，于四方馆上表，让一人自代。其外官与长史勾当，附驿闻奏。其表付中书门下，每官缺。即以見举多者，量而授之。
选取2016年9月至2017年9月100例呼吸机相关性肺炎患者,根据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实验组50例与对照组50例。实验组男29例,女21例,年龄24~63岁,平均为(46.13±3.37)岁;对照组男26例,女24例,年龄25~66岁,平均为(47.96±3.42)岁。对两组患者年龄等一般临床资料进行比较,P>0.05,具有可比性。
这道诏令不仅延续高宗显庆诏书的精神，还详细指明须“举人自代”的受命官员的品级、职务，上“举人自代状”的时间、方式及举荐人数。更具体说明施行这个规定对官员迁转的作用。由此可知，德宗的规定扩大了“举人自代”的职官范围，缩减了应举荐的人数。在重申前朝规定的同时，与前朝的规定有细微变化。
而规定官员受命新职只许举荐一人，也有防止官员滥用名额，多方投注的意味。
就中唐时期的政治环境说，德宗维持这些仪规应该说不仅有意义，还有深意在焉。首先，强烈展示皇权的至上性。众所周知，唐自安史之乱后，中央权威已经大不如前。宦官势力崛起的势头已经令朝臣失色。在这种形势下，提振皇权的各种措施，不能削弱，只能加强。皇帝在任命宰相及官吏时，以特定的形式诫勉他们牢记皇权，是必须做的。明确规定举人自代的品级，职务，扩大范围，就是要更多的官员对皇权心生敬畏、戒惧。
其次，官员群体中不可避免会产生派系。皇帝重用何种人，会引发官员派系间甚至派系内的震荡、分合。把这种状态控制在皇权允许的范围内，就必须以掌握高级官员相互观感为基础。“让官”即便虚伪，“举人自代”则多少能够反映官员对同僚、下属的认可程度。由秦至唐，在法理上，举荐官员者都负有连带责任，被举荐者有罪过，皇帝要追究举荐者的责任，可说无法理障碍。而官员群体虽然少有人直指皇帝用人失误，但可以掀起指向宰相等高官的谴责浪潮。因此，规定“举人自代”，既要官员向皇帝揭示个人对同僚的好恶感，也具有要求举荐者牢记连带责任的用意。
笔者在《举人自代小识》中，[注] 陈国灿、刘健明主编《全唐文职官丛考》，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73页。 未细察唐高宗时期与德宗建中元年诏书的细微变化，不免失之粗疏。
官员以自律的精神让官并荐贤，在汉晋时期是官员表示自己具有贤达之风的举动。唐代由君主规定这种举动，官员的自主空间已经被压缩。“择臣莫若君”，君主的权威大大拓展。在官员群体中，既然大家都奉命“让官”及“荐贤”，官员内心对君主是否有发自自觉的谦恭，反而不易辨识。以“让官”、“荐贤”考察官员个人是否贤德的作用也越来越小。德宗继续继承高宗规定，并有所变动，有意义吗？
最后，明确“每官缺，即以見举多者，量而授之”。则是显示铨选官员时将重视官员群体的舆论，官员升转多了一个皇帝与宰相观感之外的，能够示之以众的标准。
翻检《全唐文》，可以看到自德宗建中元年(780)诏书颁布后，官员群体执行规定还是比较认真的。曾贵为宰相的权德舆、杜佑及韩愈、柳宗元、刘禹锡、韦应物、白居易等名人都有“举人自代”的篇章。武宗宠臣李德裕《让司空后举太常卿王起自代》表中，以“伏准建中元年正月五日敕：常参官上后三日，举一人自代”起笔，可见到武宗时，是否遵循建中元年的规定，仍是一个严肃的问题。[注] [清]董诰编《全唐文》，第7226页。
笔者在《全唐文》中，未翻检到宣宗以后的“举人自代状”，但终唐之世，这个规定应该从未被正式废止。 其对后世的影响也很值得注意。苏轼举荐黄庭坚自代的故事，就说明宋时官员习知“举人自代”之事。《清史稿·选举六》中载：“乾隆八年，曾谕大臣自陈罢斥者，举贤自代”。[注] [民国]赵尔巽《清史稿》卷111，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3223页。 “举人自代”在清也还有踪迹可循。
总之，一个中央集权的王朝，其官员群体需要不断补充人才。如何保证皇帝放心，官员群体认可，能够保证国家机器常规运转的官员进入高级官员阶层？由现任官高级官员在承担连带责任前提下，以“举贤自代”的方式推荐，是可行的方法之一。唐继承前世遗风，将荐贤，自代结合，并且制度化。这在中国古代官员管理体制中，虽只是在一个细微的节点作了变革。但这个节点上的变革，在保障选拔高级官员时做到“政治正确”及“程序公平”方面却有不可忽略的意义。可为当代的官员管理方式提供有益的借鉴。
唐小果觉得很神奇，就缠着爸妈买了一个神龙造型的糖人。当他满怀期待地咬下一只龙角后，传入口中的竟然是一种焦煳的味道。唉，这糖龙不能动更不能变形，一点意思也没有，于是唐小果就把它扔进了垃圾桶。
跋
1991年，既为我等大师兄，又是老师的陈国灿先生，吸纳我参加“《全唐文》职官名索引”工作。在首次会议上，陈先生便建议：在做索引中，应注意《全唐文》中职官名与其它史籍记载的异同，做好记录，待索引工作完成后，这些记录可能还会生产有“副产品”。对这一建议，参加者一致赞成。在进行索引工作中，陈先生定期组织参加者聚会，大家在商讨索引工作的同时，也会交流有关职官名的一些问题。陈先生总是提醒我们这些后学动动笔，不要说过就忘。待索引工作完成后，参加者也都积累了一些文字。这些文字，由陈先生定稿，以《全唐文职官丛考》一书面世。
我参加索引工作时，分得《全唐文》第五册，当读到权德舆的多篇《举人自代状》后，感觉这类材料可与《唐会要》中记载的相关诏令相互参证。虽非职官名，但值得提出。陈先生认可我这个想法后，我大体上将《全唐文》篇目索引中直接提及“举人自代”的文章翻阅一过，撰成《举人自代状小识》草稿。不过，陈先生对《举人自代状小识》并不满意，他告诉我，《全唐文》中应该还有篇目索引中未直接提及“举人自代”的文章，其中应该有“举代”的内容，最好再仔细阅读一下文本，以便更准确认识“举人自代状”。
我按照陈先生提示，继续阅读《全唐文》，果然在“让官”等表状中，又看到举人自代的文字。我在那一刻，才醒悟到陈先生不仅通读过《全唐文》，还注意到“举人自代”问题。但他并不在我面前表露，只是委婉提醒我继续学习。我将这醒悟向他报告时，他微笑而不答，只是叮嘱我再认真考察，能够再成一文。于是，我又匆匆草成《补识》一文，呈陈先生。先生读后，嘱再下功夫。但为鼓励我，先生为我修订了《小识》草稿，并收入了《全唐文职官丛考》。我以后竟没向先生呈送《补识》的完成稿。
哲人已去，我终欠先生一个交代，遂将当年所作《补识》稍作修改，以纪念先生教育之情。
中图分类号： K24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6252(2019)01-0196-07
收稿日期： 2019-02-15
作者简介： 王延武(1946- )，男，湖南湘潭人。教授，硕士生导师，曾任中南民大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主要从事中古史研究。
标签：荐贤论文; 考察论文; 制度论文; 中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