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裂中的痛苦与困惑——20世纪散文理论批评评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散文论文,困惑论文,批评论文,痛苦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56；I2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455(2004)01-0049-06
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中，散文的创作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但与之相比，20世纪的散文理论批评却一直处于边缘的位置；或者说，它一直处于断裂中的痛苦与困惑之中。也就是说，尽管早在“五四”时期，散文便与小说、诗歌和戏剧并举，获得了独立的地位，但散文的理论却从未获得过独立的品格，更没有形成过完备的散文理论体系。那么，为什么散文的观念和批评尺度会长期处于混乱的断裂之中?又是什么因素制约了20世纪散文批评理论的发展?回顾历史，有助于我们对散文和批评作全面的思考，也有益于我们建构新的散文理论体系和新的散文批评话语。
中国现代散文的第一个时期，即1917年至30年代初期的散文理论，已有不少学者作过专门的介绍和研究，(注：这方面的文章有佘树森：《现代散文理论鸟瞰》(《北京大学学报》1986年第5期，本文所引高校学报均为人文社会科学版)；吴周文、王菊延：《中国现代散文理论批评的发展概观》(《扬州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王兆胜：《论20世纪中国散文研究》(《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等。)在这里我不打算重复介绍。我想指出的是，“五四”时期的散文理论并非无源之水，它一方面得益于传统散文理论的滋润；另一方面又吸收了外国散文批评的精华，同时又受到“五四”时期思想革命和“人的文学”的激励，所以，实事求是地说，“五四”时期的散文理论还是较为丰富的，也较自由开放和接近散文的本体。这里既有刘半农的“文学的散文”，周作人的“美文”，王统照的“纯散文”，胡梦华的“絮语散文”，郁达夫的“心”、“体”、“个性”和“自我”理论，有梁实秋的“文调的美”，还有林语堂的“性灵”、“幽默”和“闲适”的倡扬，更有鲁迅的“匕首”、“投枪”的社会学散文批评。尽管作家和理论家们提出这些散文理论的立场和对散文的理解不尽相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五四”时期散文理论的建设者们提出“文学散文”、“美文”等口号，在当时是颇有理论前瞻性的。首先，他们意识到散文小品是一个可与诗歌、小说等抗衡的一个门类，具有文体本身的独立性。其次，强调现代散文应具“文学性”，是“记叙的、是艺术性的、又称作美文”(周作人语)，这就将散文与学术性论文、应用文和小说、诗歌区别开来。其三，肯定散文表达的是“自己的个人底人格的色彩”(厨川白村语)，这一点在郁达夫、梁实秋、林语堂等人的理论中均有所体现。其四，提倡自由随便的闲话风。这方面较有代表性的有厨川白村的围炉品茗之际的“任心闲话”，胡梦华的“家常絮语”，林语堂的“娓语笔调”，等等。从上述几方面的归纳可以看出，“五四”时期到30年代前期对散文的认识较为贴近散文的本体，其理论上的导向大体来说也是正确的。假如按此思路探索下去，中国现代散文理论将不至于如此苍白。遗憾的是，虽然第一代散文批评家有着天然的理论的自觉和明锐的目光，但他们一般来说都没有建构理论体系的耐心，更少结合当时的散文创作实际进行具体细致的分析。他们的理论，大多属于“印鉴批评法”和“随想式”的，他们往往提出某个概念后便止步了，没有兴趣再进一步追索探问下去，如王统照提出“纯散文”这一概念后，便再没有下文。至于颇具盛名的周作人的《美文》，固然是“对现代散文艺术定位的第一块基石，(注：范培松：《中国散文批评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2页。)但这样一篇被反复宣扬了近一个世纪的名文居然只有800字左右，且是随随便便写下的，这在今天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30年代中期以后，散文的研究发生了转向，“社会性和政治性逐渐改变甚至取代了思想性和文学性这一批评理论和标准”。(注：王兆胜：《论20世纪中国散文研究》，《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虽然30年代有杂文理论的兴起，有对报告文学、通讯特写的倡导，但总的来说，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至整个四、五十年代的散文理论并不像某些抱着进化论观点的乐观主义理论家描写的那样：由于散文观念的进一步变革完善，散文理论的进一步拓展与丰富，这一时期是散文理论批评飞速发展，抵达颠峰的全盛时期。我的看法恰恰相反：由于抗战加上其他的现实因素夸大了散文的社会性、时代性和政治性的作用，无限崇尚纪实和教化的“载道”功能，与此同时忽略乃至否定了散文的审美性和独特性，再加之先是用“小品文”或“杂文”来取代散文的“正宗”地位，而后则是独尊报告文学和通讯特写，而纯正的艺术散文因“不合时宜”而受到无情贬抑。如此一来，还谈什么散文理论的“颠峰全盛时期”。虽然不能说这一时期(30年代中期-50年代后期)的散文研究毫无价值(如关于“杂文”的争论，就有其社会意义)，但起码可以这样认为：这一时期的散文研究是“五四”时期散文研究的后退。因为它远离了散文的审美本体，迷失了散文的发展方向，使散文变成了宽泛无边、非驴非马的“四不像”的东西。从这一角度来思考问题，我倒认为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散文笔谈”，尚有其散文美学上的意义，值得多花几笔加以评述。
60年代前后的“散文笔谈”，主要围绕几个问题展开。
1.关于散文的概念。早在写作“美文”的时期，周作人就将理论思考中心落在“什么是散文”这一基本问题上，令人困惑的是时间过了近半个世纪，“什么是散文”的问题却愈来愈混乱和模糊。所以，60年代初关于散文概念的讨论可以视为对散文本体回归的尝试。尽管其间有老舍等著名作家们仍然把报告文学、评论、小说、话剧统统归入散文家族，(注：老舍：《散文重要》，《人民日报》1961年1月18日。)还有“海阔天空”、“匕首”、“轻骑兵”等观点主导着当时散文理论的走向，但也有论者如吴调公等具体论述了散文的概念及分类，并在区分了广义和狭义散文的基础上，指出散文可分为记叙散文、议论散文和抒情散文。(注：吴调公：《什么是散文》，《语言文学》1960年第2期。)吴调公对散文概念的认识和他的“三分法”的划分，可以说是对三四十年代散文观念的反拨，它不仅强调了散文的文学味道，而且提醒了畅游于“海阔天空”中的散文家和理论家：散文该是摆脱通讯特写和报告文学和评论、家史、厂史之类的束缚的时候了。
2.关于“形散神不散”。这是60年代初乃至80年代中期以前颇具影响的散文主张。当时有人主张“散文贵散”，认为“散”正体现出散文的特点；有人认为“散文忌散”，还有人综合了两方的观点提出“形散神不散”(注：见王尔龄：《散文的“散”》，《光明日报》1961年4月10日；师陀：《散文忌“散”》，《人民日报》1961年2月7日；肖云儒：《形散神不散》，《人民日报》1961年5月12日。)的命题。由于这一命题较好体现了当时不少散文家的美学理想，又简洁地概括了散文创作的特征，所以“形散神不散”的观点一提出，立即为大多数散文家和散文研究者认同。现在看来，这一散文主张本身并没有错。错的是产生这一命题的时代，以及当它和政治合流，并成为一种散文创作的固定模式压抑着作家的创作个性时，它的负面作用也就日益显示出来了。这就难怪80年代中期，林非先生在《散文创作的昨日和明日》中要对其进行严厉批判了。
3.关于散文的“诗化”。提出这一理论主张，并身体力行进行创作实践的，当推当时的著名散文作家杨朔。杨朔在一篇创作谈中这样表白自己的创作观：“我在写每篇文章时，总是拿着当诗一样写”。(注：《杨朔散文选<东风第一枝>小跋》，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20页。)就如“形散神不散”一样，这一散文主张的提出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当时的不少作家和理论家如刘白羽、涵子、袁鹰、郭风等也将酿造诗意，创造诗的意境作为自己的美学追求，更有一些理论家撰文探讨什么是散文的诗意，诗意在散文创作中的作用以及如何通过诗意去感染读者，等等，以至于在一个时期内，几乎在散文领域里形成了一股“诗化”的潮流。
现在回过头来评价60年代前后关于散文的“笔谈”。首先应肯定，这次“散文笔谈”的策划者尽量避开敏感的政治话题，将讨论的重点放在散文的本体建设和艺术表现方面，从而避开了来自政治的干预，这是颇具策略的明智做法。其次，如上所述，30年代中期以后特别是延安时期，散文基本上是被通讯报道和报告文学所取代，而建国初期的散文，同样未能摆脱延安散文那种通讯特写的格局，在这种情况下，讨论散文到底是什么，散文应有怎样的艺术表达特别是倡导散文的诗化，所有这些，都促使散文由朴素直白的客观记叙向倾向于自我主观抒情的体制转移，这就提升了散文的审美功能，并预示着散文向“五四”时期的“美文”传统靠拢的可能。从这一点看，60年代前后的“散文笔谈”对于当代的散文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我们不能站在虚无主义的立场上将过往的一切成果统统否定。当然，由于整个17年的散文在本质上属于“颂歌式”的散文，而文学研究自然不能脱离特定的时代和创作实践而独立存在和发展，因此，无论是“形散神不散”还是“诗化”的倡导，其理论上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这是我们在肯定“笔谈散文”时不能不看到的一个事实。
“文化大革命”10年，我国的散文研究和其他文学理论研究一样一片凋零，直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散文理论批评才出现了转机。其标志是这一时期国内一些文艺报刊陆续刊登了一些探索散文特征和创作规律的文章，特别是1980年前后，巴金连续发表了《说真话》、《再论说真话》、《写真话》等文，(注：巴金：《随想录》，三联书店1987年版。)针对17年某些散文满纸的假话、空话、套话和艺术上单一、封闭的创作倾向，巴金力倡散文要说真话，抒真情，要“当作我的遗嘱来写”，这些无疑都是发自一个有良知的作家的肺腑之声，因此巴金的“真话论”一出，立刻获得了散文家和散文研究者的广泛认同。这一时期，值得注意的散文研究成果当推林非先生的《现代六十家散文札记》、《中国现代散文史稿》，这两部著作在现代散文史研究领域中，可谓属于拓荒之作，因而“尽管其中的散文观还带着那个时代的痕迹，但对不了解散文发展历史和缺乏最起码的散文知识的读者来说，无疑是一只迎春的燕子”。(注：王兆胜：《论20世纪中国散文研究》，《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在80年代，除了巴金讲“真话”的呼吁和林非的散文研究产生了较大影响外，这时期值得关注的散文研究成果还体现在如下几方面：一是对于杨朔散文的再评价和批判；(注：见张明吉：《谈杨朔散文的不足之处》，《光明日报》1982年8月19日；创淮：《成就与局限》，《光明日报》1982年9月10日。)二是对60年代初提出的“形散神不散”、“诗化散文”观点的重新认识；(注：见林非：《散文创作的昨日和明日》，《文学评论》1987年第3期；罗大冈：《散文与散步》，《文艺研究》1985年1月号；郭风：《关于“形散神不散”》，《解放日报》1988年2月25日；喻大翔：《历史与现实：形散神不散》，《河北学刊》1990年第1期。)三是关于“散文解体论”的争论；(注：关于散文是否解体的争论，主要起因于王干、贾振钟的《对于散文命运的思考》(《文论报》1986年7月21日)和黄浩的《中国当代散文：从中兴走向末路》(《文艺评论》1988年第1期)两文，他们认为“散文已趋于解体”，“应当寿终正寝了”。由此引来了不少人的辩难，如孙绍振的《为当代散文一辩》(《当代作家评论》1994年5期)、林道立的《与“散文解体论”的对立》(《散文世界》1987年第2期)、汪帆的《解体，并非散文的命运》(《散文世界》1987年第10期)等文，都对“散文解体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尽管这场辩论对散文的理论建设意义不大，却促使人们去思考散文在新时期的命运。)四是以俞元桂为代表的福建散文研究班子对“五四”至1949年的散文理论和史料进行发掘整理，并编辑成资料性著作《中国当代散文理论》一书出版；五是作家作品的研究有所深化。不过从总体来看，70年代末至整个80年代的散文研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80年代散文研究的不足，主要来源于散文研究者的观念过于陈旧保守，他们仍未能从政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或者习惯于在传统散文的跑道中漫步，而对新的思潮、新的美学风范和新的方法缺乏必要的敏感。此外，80年代其他文学体裁的兴奋点此起彼伏，而唯独散文缺乏能刺激人们神经的热点。这正如范培松先生所描述的那样：“80年代的散文理论世界是平静的，平静到了有些平庸的地步”。(注：范培松：《中国散文批评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90年代以后的散文研究，比起80年代应当说有很大的发展。这种发展主要表现在散文研究者开始注意到了散文的理论建设。比如林非在《关于当前散文研究的理论建设问题》一文中，就较为全面地探讨了散文的范畴、本体、创作、鉴赏和批评等问题，虽然林非的散文理论还有待进一步深化和体系化的必要，但他从“真情实感”和文化本体的角度来追问散文，应当说是抓住了散文的根本问题，这表现了林非超越别人的批评眼光。这一时期发生于散文理论界的引人注目的热点，是关于“大散文”的讨论。“大散文”是贾平凹在《美文》杂志“读稿人语”中提出的一个口号，它是对以往的“小散文”的一种反拨。“大散文”的观念一提出，立刻遭到了散文史家刘锡庆的反对，在《当代散文：更新观念、净化文体》、《世纪之交：对“散文”发展的回顾与思考》等文中，刘锡庆极力主张“净化”散文的文体。在他看来，“大散文”乃是“复古”，是“没有前途的”。当代散文要发展，唯有走“艺术散文”的道路。刘锡庆对散文文体的规范，对“艺术散文”的维护自有其可钦可佩之处，但他无视90年代散文的繁荣主要是思想随笔的繁荣这一基本的文学事实，而偏执于“艺术散文”这一隅，一味追求散文的净化，这无论如何是难以令人苟同的，也无益于当代散文的健康发展。也许正是这个缘故，刘锡庆的“净化”理论发表后便一直遭到世人的诟病。90年代以来散文研究的另一个可喜变化，是出现了一批较有质量的研究著作。如林非的《林非论散文》、贾平凹主编的《散文研究》、俞元桂等著的《中国现代散文十六家综论》、范培松的《中国散文批评史》、佘树森的《中国现当代散文研究》、吴周文的《20世纪散文观念与名家论》、席扬的《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王尧的《乡关何处：20世纪中国散文的文化精神》、李晓虹的《中国当代散文审美建构》、喻大翔的《用生命拥抱文化》、陈剑晖的《散文文体论》、楼肇明主编的《繁华遮蔽下的贫困——90年代散文之路》、袁勇麟的《当代散文流变论》、颜翔林的《历史与美学的对话——王充闾散文研究》等等，都是这一时期较有代表性的著作。由于它们的观念较新，对散文的认识较之以往有所深入，因而也就超越了80年代的散文研究。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自80年代末以来，散文研究中还出现了一个新的趋势，即改变了以往微观式研究较多，宏观研究欠缺的现状，涌现了一批较有理论分量的宏观研究散文的文章。如佘树森的《当代散文之艺术嬗变》、刘锡庆的《当代散文：发展轨迹、分“体”考察和作家特色》、楼肇明的《散文“文体”意识的新觉醒》、《散文的艺术规范》、王兆胜的《新时期中国散文的发展及其命运》、《超越与局限——论80年代以来的中国女性散文》、陈剑晖的《论新时期散文的艺术发展》、《论20世纪90年代中国散文的文体变革》、吴俊的《关于90年代的学者散文》、吴周文的《论中国现代散文观念的建立及其嬗变》、李虹的《女性自我的复归与成长》、刘俐俐的《论建立当代意识的散文批评视野》、刘烨园的《新艺术散文札记》、汪文顶的《中国现代散文流派及其流变》等等，这些文章既有对“五四”以来某个时期的散文现象的宏观概括与梳理，又有细致独到的艺术分析，此外还有以往的散文研究者所欠缺的建立在现代意识之上的开阔批评视野。最后，需要提及的是，90年代以后，还出版了一批有关散文史和各类文体史方面的专著，(注：90年代以来出版的散文史著作，计有范培松的《中国现代散文史》(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王尧的《中国当代散文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邓星雨的《中国当代散文史》(山东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卢启元主编的《中国当代散文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沈义贞的《中国当代散文艺术演变史》(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张振金的《中国当代散文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此外，还有姜振昌的《中国现代杂文史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佘树森、陈旭光的《中国当代散文报告文学发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姚春树、袁勇麟的《20世纪中国杂文史》(福建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等等。)这种现象在过去也是未曾出现过的。
通过上面的考察，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与小说、诗歌相比较，20世纪的散文理论批评从总体看是较为苍白和寂寞的。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局面，我想主要有如下的一些原因：一是专门从事散文研究的人较少，目前比较活跃的散文研究者大多为客串。由于缺乏专深的研究和对散文的执着，这样散文领域也就较难像小说和诗歌那样出现批评的大家。二是散文的概念范畴长期以来一直模糊不清，难以界定。它不像小说诗歌那样定义明确，也没有一套现成的散文研究的理论话语可供操作。因为文体的难以把握和缺乏必要的规范，于是不少人对它要么提不起研究的热情，要么是望而却步。三是以往的散文研究虽说也取得了一些成就，但这些成就更多地体现在作家作品的评论和散文史研究方面，此外诸如散文的写作技巧和欣赏之类，也是以往的散文研究者用力较多的研究课题。举例说新时期以来获得好评的一些著作，比如佘树森的《散文创作艺术》、吴周文的《散文艺术美》、范培松的《散文天地》、朱延庆的《散文理论与欣赏》、李光连的《散文技巧》等等，严格来说都属于此类著作。不能说这些散文研究者没有建构散文理论体系的野心，也不能说他们放弃了寻找散文文体的独特性的努力，但他们的知识结构和思维定势决定了他们一般来说只能依仗古代的文论或散文观念来观照当代的散文创作。他们比较感兴趣和较熟悉的是这样的一些概念范畴：诗意、意境、形散神不散、题材、选材、构思、节奏美、色彩美、哲理美，以及灵感、情绪、圆融、空灵、含蓄之类，而对于有别于传统散文的概念和方法，他们一般都敬谢不敏。总而言之，20世纪的散文研究者，他们的理论批评的普遍特征是散文写作的经验压抑了建构散文体系的热情，散文鉴赏的能力强于散文理论的表述。面对这样的研究格局，我认为轻易地下结论说20世纪的“散文理论体系的建构取得了重大的突破”是一种过于乐观、过于宽容的要求和标准。至于动辄说散文理论“空前繁荣”，“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呈现出从来没有过的喜人局面”，(注：刘小中、林道立：《中国当代散文理论批评综述》，《扬州职业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在我看来也不是实事求是的评价。这种总体评价的失当，事实上反映出论者的理论判断力和“史识”“史鉴”的不足。与上述过于乐观、降低标准，只评功摆好，不愿诊病治病相对立的，是标准过高，持论过严，脱离散文的现实语境，只凭一己的好恶任意指点江山。如《繁荣遮蔽下的贫困》一书中有一章专论当代的散文理论批评，不仅基本上否定了当代散文理论批评，而且随处可见诸如此类的断语：“八九十年代散文研究领域中原本应该被提及但几乎不值一提的正是作家作品批评”，“不论取舍褒贬，都失之简陋和程式化”，“对中国当代散文的回顾均失之粗略，对散文艺术的理解也过于粗浅……”，(注：楼肇明：《繁华遮蔽下的贫困》，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65、171页。)这样居高临下，对过往的散文理论不屑一顾的态度，在我看来不仅仅是持论是否科学、是否客观的问题，而是一种缺乏理解和宽容的“苛评”甚或是“酷评”了，而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样的“回顾”、“总结”是无益于中国现代散文理论批评的发展和繁荣的。
回顾是为了变革，为了突破和跨越。在回顾20世纪我国散文理论和批评的发展历程时，我深切地感到：在新的世纪，我们不仅要对以往的散文研究进行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评价和总结，更主要的是，要强化学科研究的规范，建立当代意识为基点的散文理论批评视野；同时要敢于破除各种既定的散文观念和模式，大胆引进现代的批评概念和方法，寻找散文研究中新的立足点和生长点。在我看来，这是散文研究能否在新世纪有所作为、有所突破和跨越的关键。
收稿日期：2003-1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