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范式转换”笔谈——关于现、当代中国历史研究中的知识分子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近现代史论文,笔谈论文,范式论文,知识分子论文,中国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知识分子问题作为中国现代和当代历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一直为学术界所关注，特别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对该问题发生了愈来愈浓厚的兴趣，推出一批研究成果，其中的成绩有目共睹，存在的问题当然亦需反思和总结。笔者在这里想围绕该问题研究中的范式转换谈一些自己的看法。
一
在中国观、当代历史研究的语境中，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主流观点是从政治视角出发、围绕着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展开的。换句话说，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定位成为评价其历史和现实作用的基点。如果说，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研究中，存在着把复杂的历史简单地革命史化、政治史化的倾向，那么在现、当代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研究中，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即把复杂的问题过于简单地革命问题化、政治问题化了。一提起知识分子，首先就是关于其阶级性的界说——是属于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还是无产阶级的。然后，再据此来分析其在历史和社会中的角色和地位。这种研究范式的形成有其特定的历史和社会背景。
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以前，是作为一个革命者、反叛者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是一个革命的政党。一个以暴力革命为主要手段来推翻旧政权、来改造社会的党，首先必须有一个清晰的敌、我、友的判断，必须对社会上的各种群体做出阶级分析和阶级划分。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社会群体，也必然被革命政党放在阶级分析的框架内、放在革命斗争的视野下加以审视。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关于知识分子的主体属于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理论，关于知识分子应该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努力改造世界观以成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政策等，有其特定的历史合理性和正当性，对此必须给予“同情的理解”和评价。
新中国成立后，一方面由于过去历史经验的延续，另一方面出于巩固新政权的需要，出于尽快完成民族国家整合和重建任务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对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社会群体分析，基本上延续了革命时期的观点，这同样有其历史合理性和正当性。问题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对知识分子的看法依然固守在过去阶级分析的框架内，并且在1957年至1976年20年左右的时间内，认为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依然是世界观还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就带来了极大的消极后果。1977年以后特别是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不断重申和强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他们同工人、农民一样是国家的主人翁，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依靠力量之一，这其中一方面是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观点，并纠正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问题上违反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的错误；另一方面，甚至更重要的是政治上的意义，即由于过去“左”的错误，知识分子成了中国社会和政治生活中一个重要“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便会受到极大影响。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继承并发展了邓小平在该方面的理论，更加突出地强调知识分子作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在市场经济、知识经济时代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将知识分子放在工人阶级队伍中，并突出其在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这对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无疑是必要的和正确的，其政治意义不言自明。问题是知识分子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知识分子问题作为一个学术研究领域，除了阶级分析的方法和政党（革命党和执政党）的视角外，是否还应该有另外的方法和视角，以拓宽和深化该问题的研究。
二
从学术立场上来说，笔者认为现、当代中国历史中的知识分子问题研究面临着或有必要做出研究范式的调整或转换。这种转换并不意味着对执政党有关理论的否定，执政党的理论无疑是有利于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建设事业的发展的，是应该肯定的。但是，学术有自身的规范。革命党和执政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分析和观点不必然就是学术研究的范式。政党的主要作用是政治上的，其思维和话语当然也必须是政治的。学术和它的区别无需赘言。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分析，主要是一种政治的界定，这种界定以及与此相关的对知识分子的脑力劳动性质和拥有较高学历的分析，实际上是对知识分子群体的一种外部的界定和分析，在某种意义上它并没有触及知识分子的本质特征。要深化对知识分子的研究，要对知识分子的本质特征进行分析，必须转换视角，转变研究范式。西方学术界在这个问题上的研究可资借鉴。一般说来，西方学者对知识分子的研究着重于社会和文化的视角。从这种视角出发，他们特别强调以下几点：一是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良心”或“良知分子”的角色作用，他们是人类基本价值，如理性、自由、正义等的维护者和阐释者；二是知识分子的现实关怀精神和批判性格，他们习惯于对自己社会中被认为天经地义的说法和价值提出异议和挑战；三是知识分子群体的异质性，他们没有共同的利益追求，价值观、学术观点和政治取向都是高度多元化的，其惟一的共同点就是接受过较系统的教育，除了原则上抽象地认同以理性为宗旨或目标建构社会之外，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再也没有其他的共同之处。
西方学术界的上述观点，客观地说的确揭示了知识分子的某些本质特征。这对于我们研究中国现、当代历史中的知识分子问题，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开阔视野的意义。由知识分子的本质特征出发，对中国现、当代历史中知识分子的地位与作用，它和各种社会、政治力量之间关系的评价，自然会出现新的更为客观、深入的看法。当然，研究中国现、当代历史中的知识分子问题，还必须甚至首要的是要考虑中国的文化传统背景和知识分子的生存环境问题，例如传统的“士”的“入世精神”，近代以来“启蒙与救亡”的双重主题，学术政治化、意识形态化走向等等。
比较研究是历史学经常使用的方法，在中国现、当代历史中的知识分子问题研究上，比较研究是拓宽视野、防止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的重要方法。例如，列宁和苏共在领导十月革命和初期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对于俄国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政治取向、社会作用的认识与定位以及基于这种认识和定位之上的政策，与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和建国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关于知识分子的理论和政策十分相似。根据笔者的研究，这种惊人的相似情形，虽然有中国共产党受列宁和苏共有关理论影响的因素，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相同的理论资源——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理论，相同的武装夺取政权的暴力革命模式，以及革命后所追求的相同的社会目标模式造成的。如果我们再换一个视角，考察一下“二战”后第三世界中新独立的前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民族国家，也会发现一个有趣的历史现象。那就是知识分子与执政者在新的民族国家整合与重建过程中的合作与冲突关系，也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一般说来，在第三世界新独立的民族国家里，知识分子大多都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这决定了在新的民族国家重建过程中他们能够与执政者合作共事；但另一方面，他们大多又接受过源自西方的近代式教育，有着源自西方的知识背景、思想背景，有着程度不同的民主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价值观和启蒙统治者与民众的社会责任意识。这种知识和思想背景、这种内在的追求自然会导致与新独立国家的集权体制或模式发生冲突，导致与执政者关系的紧张。
总之，在中国现、当代历史研究中，知识分子问题研究需要有新的范式，需要更加学术化、客观化的立场、方法和话语。
三
在中国现、当代历史中的知识分子问题研究上，微观研究是一个亟待加强的领域。而且，它恐怕还是实现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研究转型的突破口。
我们知道，知识分子是一复杂的群体，他们当然有共性，不然就不会有“知识分子”这个概念。但是，如前如述，知识分子是一个“异质性”的群体，这一点决定了深入到知识分子群体内部研究其“异质性”何在，具有更重要的意义。这就凸现了微观研究的重要性。齐格蒙·鲍曼在《立法者与阐释者》一书中特别重视整体性知识分子和局部性（或工具型）知识分子的区分。认为整体性知识分子执着于以理性建构社会的理想，其社会关怀精神最为显著；而局部性知识分子的眼光和兴趣则只限于专业的领域内。这一划分对于我们研究中国的知识分子问题无疑很有启发意义。当然，这还是一种比较宏观的研究。笔者所说的微观研究主要是指两个方面：一是对知识分子群体结构的各个组成部分进行研究，例如分别对科技知识分子与人文知识分子、教育界知识分子（特别是大学教师）与文艺界知识分子（特别是作家、艺术家），分布于政府、企业和文化等各种不同领域的知识分子，不同代际的知识分子，有无留学背景的知识分子，主流意识形态领域内的知识分子与学术、艺术研究和创作领域内的知识分子，党员知识分子与非党知识分子等等进行研究。这种研究要重实证性，有调查、有数据、有实例。这样它的价值才能充分体现出来。二是典型的个案研究。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知识分子走过了一条曲折而复杂的路，其中有共同之处，同时又极富个性和复杂性。选取典型的个案进行研究，其意义无庸多言。这种个案的选取要尽可能体现不同的代际、专业、职业、出身等方面的特点。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的许多知名人士，其成长经历和心路历程是颇具典型意义的。他们的著作或专业建构较完整地保存在世间，他们的活动有传记、回忆录、日记等各种类型的文献记载，研究他们的资料应该是足够的。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研究一定要有“问题意识”。也就是说要有可取的视角和出发点，即定位在对现、当代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理解和分析上，不能流于一般性的叙述和大而化之的评价上，要触及到真正的“问题”。目前关于各类名流知识分子的传记，最大的不足就是缺乏“问题意识”，重记叙而轻分析特别是有深度的分析。典型个案抓得好、研究深、问题意识强，将会大有裨益于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宏观研究。
收稿日期：2002-03-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