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时期政治改革的历史经验和基本规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时期论文,中国论文,规律论文,政治论文,经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当代中国波澜壮阔的改革历程中，政治体制改革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具有关乎全局的功能。20年的改革实践表明，政治体制改革对于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两个层面的战略意义：其一，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政治体制和某些具体政治制度中，存在着种种弊端，主要是封建主义残余的影响，诸如权力过分集中、官僚主义严重、腐败现象滋延等等。不坚决改革这些弊端，社会主义制度就难以巩固和发展，更难以建设起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其二，我国正处在一个由经济市场化向社会现代化过渡的重要历史时期，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方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化，愈益紧迫地将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提到重要位置上来。总之，政治体制改革，既是建设高度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内容和强大动力，又是促进经济现代化和社会全面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保证。深入总结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经验和基本规律，对于深层面地认识政治体制改革的战略地位，高屋建瓴地推进21世纪的政治体制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全面改革系统中的重要环节
社会主义改革是全面的社会变革过程。社会主义改革的全面性，包括多层面意义：从改革的广度来说，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要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上大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以及文化、教育、科技等领域的改革，并且要使各项改革相互配套，相互补充；从改革的深度来说，不仅要进行具体体制和运作机制的改革，而且改革的深化必然要求对某些具体制度甚至某些根本制度作出相应的调整，改革不是细枝末节的修补，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场自我革命；从改革的影响度来说，无论是经济领域的改革，还是政治领域的改革，抑或是其他社会领域的改革，都必然内在地要求实行相关领域的对外开放，积极吸纳世界各国的先进技术、先进经验和文明成果，作为国内体制改革的重要借鉴，同时使各项体制和制度更加适应经济社会走向世界的需要，从这个意义上说，对外开放也是一种改革。总之，在现时代，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内在要求，改革渗透于社会发展的各个层面，不进行全面改革，社会主义就没有出路。
社会主义改革所以是全面的，从根本上说，是因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运动具有全面性和系统性。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这两部分矛盾关系既各自成为一种矛盾系统，又相互作用构成更高一级的矛盾系统。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生产关系相应地进行某种调整和改革，而生产关系任何一方面的改革，又一定程度不同地影响到上层建筑，要求上层建筑进行相应的调整与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改革，归根到底都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否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既是改革的基本依据，又是改革的根本目的。社会主义矛盾运动的这种全面性和由此决定的社会主义改革的全面性，随着改革的深化和矛盾运动的进一步展开，将愈益凸现出来。
在社会主义全面改革系统工程中，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是两大基本构成要素。能否正确处理好这两大领域改革的关系，做到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相互协调，整体推进，直接关系改革的成败。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改革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未能正确处理好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辩证关系。或者仅仅进行经济改革，不敢触及政治上层建筑，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中的弊端长期积淀，形成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经济改革愈深入，政治体制中的弊端愈凸现，经济与政治的矛盾愈尖锐，最终导致传统政治上层建筑的崩溃，以至社会主义制度的解体；或者不顾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所可能提供的时机和条件，不顾社会承受力的限度，急于进行大规模的政治改革，从而导致国家政权的剧烈震荡和社会不安定因素泛起，直至陷入失控和无序状态。与苏东情形相反，我国新时期持续20年的改革沿着正确的轨道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我国新时期改革的基本经验是：始终抓住经济体制改革这个首要的和基础的环节，同时不失时机地展开相关领域的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选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最大障碍之处，并且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力度、进程相衔接；牢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保持政治稳定，实现渐进性改革战略，防止国家政权发生震荡；无论是经济体制改革还是政治体制改革，都紧紧围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个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来进行，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各项改革得失成败的根本标准。这些已被实践反复证明的成功经验，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改革学说。
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全面改革系统中的重要环节。邓小平指出：“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6页）没有循序渐进、逐步推进的政治体制改革， 社会主义改革很难全面深化并取得完全胜利，不仅如此，还有可能由于政治改革滞后而使整个改革事业困难重重，前功尽弃。这是由于：第一，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变革，必然深层面地涉及政治领域的若干体制和制度，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因此，在80年代中后期，在我国全面经济体制改革向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目标作纵深拓展的时候，邓小平就深刻指出：“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6页）第二，政治体制改革在社会主义改革系统中担负着双重功能：它既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扫清障碍，提供强有力的政治动力和政治保证，又担负着建设高度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人民群众社会主义积极性的重任。我们说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其中一个重要含义是就政治体制改革而言的。没有政治体制改革，就不会有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完善和发展，这既是一种理论的推断，更是一种实践的验证。第三，政治是上层建筑的核心组成部分，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担负着极其重要的职能和功能：其一，政治决定着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方向，“政治就是参与国家事务，给国家定方向，确定国家活动的形式、任务和内容。”（《列宁文摘》中文版第2卷第407页）其二，“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列宁选集》第4卷第441页）它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反作用，甚至在一定条件下与经济相比不能不占据首要地位。其三，政治是对社会的必要协调和管理。社会的发展离不开政治的协调和管理，政治“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的，政治也“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19页）正是从改革的全面发展和政治改革的重要作用出发，邓小平深刻指出：“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因此，“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全面推进。（《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64页）
事实上，在社会主义改革的实际进程中，特别是在改革攻坚阶段和向纵深发展时期，若干重大改革本身就具有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双重性质。这也就是说，政治改革在整个改革中的关键地位，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的有机衔接和协调发展，是社会主义全面改革的一种内在规律。这一规律，在我国跨世纪的改革攻坚阶段将表现得尤为明显。
我国新时期的改革所以会具有这种特点，归根到底是由经济与政治的密切关系决定的。传统计划管理体制所强调的经济大一统，以及国家对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的直接控制，使经济与政治的关系变得更加密切。许多经济体制，内在地包含着政治体制因素；许多政治体制，又内在地依托着经济体制因素。在80年代的改革中，由于改革目标单一，单项突破，因而经济体制改革往往未能更深入地触动政治体制因素；某些政治体制改革，也由于经济体制改革未能提供更加成熟的时机和条件而很不彻底，未能对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发挥推动作用。在改革攻坚阶段，必须改变以往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孤立进行、单项推进的方式，更深入地揭示和把握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在联系，在这两大改革协调统一的基础上更有力地发挥改革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作用。
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以经济体制改革作为坚实的基础
我国新时期的改革实践昭示，要顺利推进社会主义全面改革，必须遵循经济决定政治、政治反作用于经济的发展规律，先在经济体制改革上有大的突破，再不失时机地展开政治体制改革；在进行各项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必须继续加大经济体制改革的力度，并使之与政治体制改革相配套，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顺利推进创造坚实的基础。
第一，经济体制改革为政治体制改革选择有利的时机。
作为涉及社会最敏感部位的政治体制改革，时机的选择非常重要。如果改革的任务提出过早，社会成员对改革的思想准备不充分，认识不到位，承受力不坚强，那末这样的改革就很难得到社会的认同和支持，改革只能在少数人中筹划、运作，自然步履维艰，乃至半途而废。如果改革的时机选择过晚，那末不仅经济改革会遇到来自政治方面的深层障碍而难以继续深化，而且有可能引发某些政治矛盾而造成社会动荡和不安。政治体制改革的有利时机在哪里？在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使政治体制中的弊端明显暴露，人民群众对这些弊端也有较深认识，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
80年代初期我国农村基层政权体制改革的实践深刻说明了这一点。70年代末陆续展开的以家庭联产责任制为中心内容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经过几年的实践，使农村生产力有了一个大的解放和发展。这时，改革自然而然地触及到“政社合一，一大二公”的政治体制，因为这种管理体制与当时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极不相适应，严重制约着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邓小平直接领导下，我们党及时而果断地在广大农村进行了一场废除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政治改革，建立以群众自治与基层政权管理相结合的农村政治体制。这场改革顺应潮流，顺乎民意，再一次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使农村生产力发生了历史性飞跃，对于拓展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道路，产生了久远性影响。这场改革虽然已过去了十几年，改革触及的虽然还仅仅是基层政治体制，但它所提供的成功经验，很值得当前乃至今后的政治改革实践所借鉴。
第二，经济体制改革为政治体制改革创造坚实的基础。
一般说来，政治体制改革所需要的经济基础，包括这样一些主要因素：（1）生产力持续发展；（2）经济结构趋于合理；（3 ）经济领域的矛盾得到缓解；（4）在经济层面形成有利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合力。 这些因素都是在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中逐步形成的。这也就是说，只有当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孕育了有利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各项必要因素的时候，才能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并实际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我国80年代中期以党政分开、政企分开、转变政府职能、精减党政机构为主要内容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在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发展的基础上提出和逐步推进的。当时，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是搞活国有企业，改革的价值指向是改变政企职责不清、把所有权和经营权混为一谈、把国有变成国营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按照社会化市场经济的规律进行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乃至搞活整个经济。这样，改革就远远突破了经济领域，直接涉及政府的职能和体制问题、机构和素质问题，并由此引伸到执政党和政府的关系等重大政治问题。于是在经济改革基础上推进政治改革的任务不容回避地被提了出来。因此，邓小平果断地提出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并且强调“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60页）这个时期，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所以能够明确地提出，党的十三大报告所以能够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任务、方法、步骤进行明确的阐述，某些领域的政治体制改革所以能够初步展开，并取得成效，也是由于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推进为政治体制改革创造了一定的基础。首先，城乡市场的放开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不仅基本解决了广大群众的温饱问题，而且发达地区已经开始向“小康”目标迈进。其次，通过几年的经济体制改革，经济结构得到一定程度的调整，经济发展中的深层矛盾和阻碍经济发展的政治、社会因素更加显露，这是可以明确地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实施方案的根本依据。再次，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和逐步深化，极大地调动了广大社会成员参与改革的积极性，增强了对更深层次改革的承受力，政治体制改革成了当时社会变革的一种共识，这是在更广阔的社会层面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社会基础。总之，80年代中期政治体制改革任务的提出和初步推进，是当时全面经济体制改革深化的结果。当前，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的经济改革在各个领域深化，已经将深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再一次提到我们的面前。
第三，经济体制改革为政治体制改革注入活力与动力。
由于经济与政治的互动关系，在社会主义全面改革进程中，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相互注入动力和活力，这是顺利推进全面改革所不可缺少的条件。经济体制改革对政治体制改革所提供的活力的汲取，主要表现为政治权力结构的调整和民主政治的拓展，必然在更广阔的范围和更高层面上调动人民群众参与社会变革的积极性，从而形成经济体制改革的强大动力。政治体制改革从经济体制改革中汲取活力和动力，则主要是指经济体制改革所激发的社会机体的主体意识和竞争意识，是激活传统政治体制、建设高度民主政治的重要推动力量。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实现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首先需要赋予生产经营单位以自主权，独立自主地参与市场竞争，这就必然孕育对高度集中的党政权力体制进行深度改革的强大活力，要求取消对经济生活直接垄断的权力，把本来属于生产经营者的权力完完全全地归还给企业和社会，把过分集中于党委的权力分解给政府，把过分集中于上级的权力分解给下级，将那些既不应由政府所有也不属于企业行使的权力转移给社会中介组织，由此切实加强党和政府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宏观调控。这样一种内涵丰富的经济体制改革，在实际进程中积聚成为进一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强大原动力，这是我国新时期改革进程所深蕴的一条重要规律。
经济市场化：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在依据
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必然性和必要性，最直接地蕴含在经济市场化的历史性变革之中。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设高度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从根本意义上说正是经济市场化历史变革的必然延伸和必然结果。经济市场化进程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在促动，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经济市场化进程迫切要求改革高度集权的政治管理体制，建立和完善适应现代市场经济规律的民主调控体系。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之上，与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不仅不能削弱政治上层建筑的作用，而且必须高度重视国家（政府）的宏观调控功能。但这绝不意味着，依托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可以建成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权力高度集中的决策体制和管理体制，是与市场机制根本对立的。从决策和管理角度来说，市场经济体制在本质上就是一种分散决策机制，削弱、排斥市场机制作用的最大弊端就是权力过于集中。如果千百万商品生产经营者不能根据市场和成本的变动自主地进行生产、交换和投资决策，也就谈不上由市场来配置社会资源。从这个本质意义上说，现代经济市场化进程，首先是对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以及与之相适应的高度集权的政治调控体系的冲击。以提高政治上层建筑民主化素质为直接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以经济市场化为直接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延伸和必要保证。
支撑生产力水平低下的产品经济生产方式的基本政治架构必然是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我国政治上层建筑的建构在一开始就受到这种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的严重影响，具体表现为党政不分、政企不分、政治权力对经济生活实行强制性干预和渗透。长期实践表明，这种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不仅严重削弱了经济发展的内在活力，而且由于政治上层建筑淹没于琐细的经济管理事务之中而导致政治体制民主素质的下降和宏观调控能力的萎缩。在对经济运作和社会生活实施无所不管的强制性控制背后，往往隐藏着对现代经济发展规律和发展趋向的无能为力。因此，当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革的时候，或者由于种种内外因素的震动而使社会发生急剧变化的时候，则很容易出现政治失控和社会无序状态。总之，无论是从经济发展来说还是从政治发展来说，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都是社会发展的深层隐患，是社会现代化的最大障碍。由实行产品经济转变为实行市场经济，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然深层面地提出改革高度集权政治体制的任务。
1982年和1988年两次进行的以精简党政机构、转变政府职能为突破口的政治体制改革，正是市场经济不可遏制的发展作用于政治上层建筑的结果。这两次改革，对长期沿袭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产生了前所未有的震动，展现了经济市场化与政治民主化相互协调、相得益彰的社会现代化大趋势。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两次改革均不彻底。随着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经济与政治的深层矛盾在不断地显露。当前，机构庞大，人员臃肿，政企不分，官僚主义严重，党政机构中的这些问题已经直接阻碍经济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已经再一次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在政治上层建筑如何实施对市场经济宏观调控问题上，人们也常常陷于困惑之中。譬如，市场经济过程中究竟要选择一个什么样的政治管理模式？在如此重大敏感的问题上，人们的价值选择不尽一致，甚至大相径庭。有这样几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我国市场经济尚处于初级阶段，经济发展中社会问题增多，社会秩序易乱，因而必须实施政治集中化管理，强化政党和政府的集中控制。由此，“新权威主义论”以各种面目再三出现。再一种观点认为，我国现阶段经济、社会现代化程度较低，对政治变革的承受力较弱，因而不宜急于实施政治改革，应采取“经济先发展，政治后发展”战略。第三种观点认为，党政分开、政企分开，事实上很难分开。由此，“党政合一，寓党于政”之类的主张时常出现。在实际生活中，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企业内部的党政关系，改革与调整的力度也尚不到位。以上几种观点和倾向，具有代表性。它表明，深入改革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创立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民主政治调控体系的任务远没有完成。继续改革现行政治体制，探索在党政分开之后能够更好地改善和加强党对国家政权以及经济、社会宏观领导的体制和机制，在政企分开之后能够更好地改善和加强政府对企业以及整个经济运行的宏观调控的体制和机制，将是我国经济市场化进程中一项长期的全局性任务。
第二，经济市场化进程迫切要求改革政治权力运行体制和机制，坚决抑制和消除市场经济过程中的腐败现象。
在市场经济过程中，政治权力对经济运行进行非正常渗透，从而导致权力商品化行为，造成经济领域的严重不等价交换，造成对公共利益的严重侵蚀，这几乎是当代世界一种共生现象。因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无不把市场经济过程中的反腐败提到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上来。在与腐败现象斗争的长期实践中，人们愈益认识到：经济增长，不可能自然而然地解决政治上层建筑方面与经济发展逆方向运行的消极因素；只有顺应现代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适时推进和深化政治改革，提高政治上层建筑为公共经济增长服务的素质，才能有效地抑制腐败现象，保证社会协调、和谐、全面地发展。
在我国经济市场化进程中，更应当把抑制和清除政治权力商品化的腐败行为作为政治发展的头等大事和长期任务。这是因为，政治权力商品化，既是一种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相抵触的政治行为，更是一种与社会主义国家权力的本质相悖离的政治行为。抑制市场经济过程中某些政治权力腐败现象，仅仅靠市场经济自身的发展解决不了问题，归根到底需要从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政治民主化进程方面寻求良策。
在民主制社会中，权力具有宽泛的内涵和意义。民主的本意是“人民的权力”，因而在真正的民主制社会中，权力不是归少数人所私有，而是归全体人民所共有。权力是全体人民的意志，这是权力的一般意义。但是事实上，这种广义上的权力，在实际生活中是相当抽象的，普通公民很难感觉到自己所拥有的政治权力的具体存在，甚至并不重视自己是否拥有政治权力。现实生活中人们看重的是另外一种政治权力，这就是只能由少数人掌握的政治上的强制力量，这可以说是狭义上的权力概念。这种狭义上的政治权力，具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政治权力同国家职位紧密相联系。由于国家职位只能为少数人所占有，因而政治权力这种本来属于全社会公民的意志，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就变成了少数特殊公民手中的神奇力量。利用这种已经特殊化了的政治权力，少数人既可以叱咤风云地推动社会进步，也可以随心所欲地给社会带来灾难；既可以造福于人民，也可以祸害于人民。二是政治权力与利益紧密相联系。从社会关系中产生出来的政治权力，不管掌权者自觉还是不自觉，它总是代表着、反映着特定的利益关系，并为一定的利益实现服务。由此，政治权力可以依据掌权者的意志造成一定的利益倾斜：它可以给一部分人带来利益，而对另一部分人的利益造成损害；它既可以创造利益公平和平等，也有可能导致利益分化和冲突。
政治权力的上述两个基本特征，在实行市场经济条件下，在社会经济结构和利益结构呈多元化状态的复杂环境中，很容易生成一种负面政治效应，这就是，一部分掌权者运用手中权力介入经济生活，以权力为依托进行商品经济活动。政治权力的利益效应和隐藏在权力背后的利益动机，是政治权力在某些人手中变成以权经商、谋取私利的工具的主观动因；而政治权力人格化以及由此产生的权力崇拜社会心理，则是一些掌权者可以依恃手中权力介入商品经济活动的客观条件。政治权力介入的商品交换活动，必然是不等价交换，交换的主要目的是为掌权者谋取私利。由此必然导致“经济权力化”，造成对市场经济平等交换原则的严重破坏和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严重侵蚀。因此说，市场经济过程中某些政治权力腐败现象滋延，根本原因不在于经济方面而在于政治方面，在于某些政治权力在与商品经济产生联系时偏离了权力的本质即全体公民的意志，在于掌权者不是代表社会公共利益而是从满足私有利益出发操作手中的权力。那种把权力腐败现象归咎于市场经济，认为只要实行市场经济腐败即难免的观点，是缺乏充足的理由和依据的。
市场经济过程中权力腐败现象的消除和抑制，一方面取决于掌权者良好思想道德素质的恒久保持，一方面则取决于权力运行机制和权力制约机制的健全完善，归根到底还是后一个方面起作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平等交换原则和社会公共利益增长的本质要求，继续深入改革我国现行的政治权力体制，肃清滞留于政治权力结构中的封建主义残余，进一步发育、完善权力运行机制和权力制约机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政治上层建筑的政治价值期待，是构筑现代市场经济的民主政治架构的一项重要任务。
第三，经济市场化进程迫切要求改造小生产社会政治心理，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规范社会成员的政治行为。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之前的社会是小生产如汪洋大海、小生产心理积淀极为深厚的社会。小生产心理的久远影响，不仅直接渗透于经济、文化领域，而且极为顽固而复杂地影响到政治上层建筑，这是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不得不面对的一种特殊的国情。由小生产社会政治心理长久积淀而形成的某些政治行为，是经济市场化进程中最广泛也是最严重的社会政治障碍。我国现阶段的小生产意识残余包括两种：一种是小农经济意识；一种是小商品经济意识。它们都是专制政治的社会基础，由它们外化的政治行为，都构成对社会现代化的逆反甚至破坏。小农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因此“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39页）小商品生产者政治要求的中心内容则是对私有利益的维护，由此，小商品生产者自发的平等、自由要求很容易脱离社会整体利益，导致极端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最终又陷入对权力的崇拜和对专制政治的追求。
现实生活中一部分政治权力对商品经济的非正常渗透，导致权商勾结、以权经商、权钱交易、以权谋私等腐败现象，从根本上说，正是根深蒂固的小生产意识在商品经济大潮中沉渣泛起的结果。一方面，小生产者在商品交换过程中为了获得更大的私利，必然要借助于政治权力的庇护，为此，他们势必采取人情拉拢和金钱贿赂等手段腐蚀、利用一部分掌权者。另一方面，那些以权谋私者，本身就具有严重的小生产意识，或小生产意识没有得到彻底改造，少数人甚至还顽固地保留着“捞一把”的小生产心态。这种人一有合适机会，就会滥用手中权力谋取私利。由以上分析可见，我国现阶段小生产社会政治心理与政治体制中的弊端复杂纠缠、胶着，因此，改造小生产社会政治心理，根据经济市场化和社会现代化的趋势规范社会成员的政治行为，就内在地成为在经济市场化进程中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现实依据和重要内容。
政治民主化：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
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高度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既是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也是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价值目标。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第一，它是国体和政体的统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既是指社会主义国家的阶级属性和阶级本质，又是指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享有管理国家的最高权力，这是国体；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性质是通过民主的政治体制得以体现和保障的，作为政体，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核心内容是在全体人民范围内，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来组织政府，管理国家。
第二，它是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其他进步党派、人民团体共同参与国家管理的统一。共产党执政，这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标志和优越性。共产党执政，绝不是取代其他进步党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而是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加强同民主党派合作共事，巩固执政党同党外人士的联盟，发挥参政党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重要作用。共产党执政，也不是以党代政，而是对国家工作实行总的领导，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律程序变成国家意志，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保证广大人民群众管理国家和其他各项社会事务的权利的实现，保证国家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第三，它是间接民主和直接民主的统一。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并不意味着全体人民都直接地参与国家管理，而是通过由人民选出的代表组成国家权力机构，来代表人民决定国家事务，行使民主权力，这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主要形式。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间接民主向直接民主发展，逐步拓展直接民主的广度和深度，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总趋势。这一总趋势要求，不仅要切实加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的建设，健全和完善各种有利于人民群众参与国家和社会管理的机制和形式，而且要大力加强直接民主建设，尤其是要发展基层社会生活群众自治，保证人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力，依法管理自己的事情，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这是社会主义民主最广泛的实践。
第四，它是目的和手段的统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推进民主政治建设，是实现高度民主政治的基本手段。只有把现实的手段和长远的目标统一起来，才能实际地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第五，它是民主和法制的统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制度化政治，它在本质上要求把民主与法制统一起来，以完善的法律促进和保证人民民主权利的实现并不断地向高度民主政治目标迈进。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长期发展过程中，民主与法制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特征表明，这种新型的民主政治，是一种在改革中逐步完善的历史过程。政治体制改革积极稳妥地推进，也就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脚踏实地地逐步实现。在我国现阶段，在改革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一个重要的现实任务是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运行机制。高度民主政治目标的实现，归根到底取决于组成政治的各要素沿着民主的轨道协调运行。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制度建设，说到底都是要解决政治“顺运行”问题。如果政治运行机制不健全、不完善，政治不是“顺运行”而是“逆运行”，那么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就将无从谈起。沿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方向改革和完善政治运行机制，必须遵循和实现以下基本原则：
第一，社会原则。
政治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形态，是从社会中产生出来而又从属于社会的上层建筑。民主政治的运行，首要的要求是必须同社会发展保持一致。这就是政治运行的社会原则。这一原则要求掌权者：其一，制定任何政治路线和政治政策，都必须充分考虑到社会的整体利益，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这是检验政治是否进步的最根本标志。其二，当政治与社会发生矛盾的时候，应当着重从政治权力状态及其运行过程上分析原因，寻求对策，积极沟通与社会的联系，开展协商对话，使矛盾以协调的方式得以解决，力求避免矛盾激化或向不利于社会发展的方向转化。第三，政治脱离社会的最大害处是政治权力被少数人利用而发生政治腐败现象，社会主义政治发展必须严格防止政治腐败现象。惩治腐败，取信于民，是掌权者推动政治沿着与社会发展同一方向起作用的关键。
第二，民主原则。
社会主义政治运行的民主原则包含相互联系的三个过程：其一，所有公民都有权利参与对国家权力、国家机构以及国家事务的政治管理；任何一个公民，都享有成为专职从事政治管理的掌权者的平等权利和均等机会。其二，任何公民，要想进入国家权力机构，直接从事国家管理事务，都必须获得社会大多数公民的认同。社会上大多数公民对一小部分专门从事政治管理的公民的选择，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最显著特征，是政治发展的最关键内容。其三，为了保证国家权力沿着与社会发展的同一方向起调节、管理和促进作用，社会公民对于国家权力的运行情况必须施之以严格的监督。
第三，公开原则。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是秘密政治而是公开政治，把政治公开化作为政治运行的一项基本原则，是实现政治现代化的迫切要求。首先，国家的某些神秘性以及国家崇拜的社会心理，在社会主义现实政治生活中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对政治运行产生相当大的负作用，它使现实的政治发展存在着两方面缺陷：一方面，少数国家机关工作人视自己为具有特殊地位的人物，把权力看成是自己手中特殊的工具，由此而发生以权谋私、擅权弄政行为。另一方面，不少公民习惯于唯命是从，疏离政治，甚至厌恶政治。这两方面缺陷，都会把政治局限在小范围中，拉大政治与人民的距离，使政治脱离社会。这样的政治形态，就很有可能发生“逆运行”。其次，现实的社会主义政治，还受到封建主义残余积淀的深重影响，从而滋生脱离人民群众的弊端，这是阻碍政治“顺运行”的最主要因素。列宁曾极其深刻地指出：社会主义政治运行必须实现“完全的公开性”，“没有公开性来谈民主制是很可笑的”，公开原则是一项“广泛的民主原则”。（参见《列宁选集》第1卷第347页）这一重要思想，对于改革和完善我国的政治运行机制，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第四，程序原则。
民主政治是程序政治，程序原则是民主政治运行的一项基本原则。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般程序包括：（1）选举。 通过普选制（逐步扩大直接选举的范围）组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国家机构和国家机构的主要组成人员——政务类公务员，切实实行差额选举产生，增强候选人公开提名和选举程序的透明度，使选举真正成为表达人民意愿的基本制度，成为组织国家机构的根本措施。（2）协商。 有关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重大事务，应当按照法定的程序，通过各种会议进行民主协商，增进共识，达成协议，防止以少数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随意化或杂乱无章状态。（3）讨论。党和国家重大决策，除非常紧急情况（例如应付战争、 灾害和突然事变），均应交人民群众进行广泛、充分的酝酿讨论，广收人民群众的意见而制定。为了使人民群众更加自觉地参与民主讨论，党和国家机构的一切重大活动，应当通过大众传播工具及时晓喻民众，重大问题让人民群众及时了解，增强党和国家政治活动的透明度。（4 ）监督。失去监督和制约的政治权力，必定会变成专制的权力或腐败的权力。一切权力机构和掌握权力的人，都必须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5）罢免。人民当家作主， 不仅表现在人民享有选举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权利上，而且表现在人民享有罢免不称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和少数腐败分子的权利上。只有民主选举程序而无实际的民主罢免制度，则很难保证不发生政治“逆运行”现象。从一定意义上说，人民有权和依法罢免国家任何一级工作人员，是民主彻底性的标志。
第五，法治原则。
高度民主政治是法治政治，排斥任何“人治”行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制度化、法律化的民主政治，是民主化与法制化紧密结合的历史过程。民主是法制的基础，社会主义民主决定社会主义法制的性质；法制是民主的保障，没有健全的社会主义法制，社会主义民主也难以巩固和发展。民主化和法制化有机统一，不可分割。在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都要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致力于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实质是依法治国。在我国现阶段，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以上五点，既是社会主义政治运行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又是对政治体制和政治运行机制进行改革的基本任务。真实地贯彻这些基本原则的过程，也就是在深化政治改革中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过程。
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
我国新时期政治体制改革的经验教训表明，要使改革顺利进行，在改革中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遵循一些基本的原则。
第一，从中国现实的国情出发。
民主政治从本质上说是指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它的基本形态和发展程度，直接决定于生产关系和其它社会关系，决定于社会对政治上层建筑的普遍要求和承受能力，一句话，决定于特有的国情。这就是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最重要的出发点。任何正确的民主政治理论，任何先进的民主政治模式，只有在符合国情的情况下才会是有用的，才能发挥积极效应。
首先，共产党的领导，不仅是产生我国民主政治制度的的最根本条件，而且是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最根本保证。通过改革和改善共产党的领导来强化党的政治领导，这是中国特殊的国情对民主政治建设的最基本要求。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特征是多党竞争执政，实行多头政治，这样一种政治制度，不符合中国国情，不利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顺利推进。
其次，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阶段的市场经济，还没有达到现代化程度，这就对民主政治建设产生了极为复杂的影响，要求我们必须全面地适应和把握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进程。一方面，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对民主政治建设产生着决定性的积极影响，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改革权力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培养公民科学的民主、平等观念，是我国现阶段民主政治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尤其是我国现阶段多种性质多种形式的市场经济形态，对民主政治建设也带来某种程度的消极影响。例如，市场经济浪潮会把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的注意力冲击到为金钱而奋斗上面去，产生“金钱拜物教”现象。市场经济对政治生活的消极渗透，会使一部分政治权力变质。再如，市场经济的内在动因是人们对利益的追求，这种追求很有可能背离社会的整体利益，变成个人利益至上，甚至导致绝对平均主义和自由化思潮。市场经济对政治发展的复杂影响要求：借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所产生的积极的社会政治效应，强化对全社会民主道德教育和民主意识训练，并通过这种教育和训练，消解市场经济的某些弱点及其对人的政治观念所产生的消极影响，这既是我国现阶段国情条件下建设民主政治一个不可忽视的任务，又是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基本原则。
再次，在我国现阶段，人民对政治直接参与的意识和行为受到现实的经济、社会条件的制约而不可能普遍成熟，相当部分社会成员还不具备直接参与政治改革和政治建设的自觉意识和能力，甚至表现为对政治的疏远和冷漠。一部分社会成员政治参与的动机则很不一致：有的人是出于一种政治责任感，希望通过自己的观念和行动来影响领导层；有的人是出于本身某种利益动机，希望通过参与政治来使党和政府注意到他们的要求，实现自己的利益；有的人则是简单地出于对现实生活中官僚主义和以权谋私现象的义愤，希望通过参与政治来消除不平等。如此种种参与动机所带来的政治参与行为及其后果则很不一致，由此可能导致不安定因素。因此，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在相当长时期内只能实行以间接民主为主体，以直接民主为辅助。
第二，在保证政治稳定的前提下进行渐进性政治改革。
在中国这样幅员广大、人口众多，且经济、文化发展极不平衡的国情条件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建设民主政治，需要高度重视的一大现实关系是：既要加速民主政治进程，又要切实保持社会的政治稳定，避免动乱和内患。正确处理政治变革和政治稳定的关系，是我国现阶段民主政治建设必须遵循的一项基本原则。
从社会发展总趋势说，民主政治发展和社会政治稳定是内在统一的。民主是社会发展的催化剂，民主化程度的提高最终必然带来社会更加井然有序的发展。然而从社会发展的现实情况来看，政治总是涉及社会稳定的最敏感问题，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在种种复杂情况和因素的作用下，政治变革往往会带来某些不稳定因素，把握不好甚至有可能造成全局性社会动乱。即便是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也很难完全避免不稳定因素的发生。
政治改革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激进的改革方式。现实生活中的矛盾成为改革的突破口，一部分民众对政治代表人物的决策失误和某些政治腐败现象强烈不满，迫切要求对现行政治体制作全面性改造，对政治腐败现象作彻底性清除，从而形成对政治代表人物的强大舆论压力。实践表明，这种改革方式不适合我国的国情。首先，我国地广人多，社会还没有发展到完全靠自我管理而健全发展的成熟程度，对政治变革的承受力很微弱。如果对政治体制作全面性改造，很有可能使政治变革陷于被动甚至瘫痪。而没有强有力的政治机构支撑着的政治发展，势必是畸形发展，变成一盘散沙。其次，当人民大众对政治的参与还没有普遍发展到民主化、社会化、科学化程度的时候，也就是说，人们的政治参与动机还包含着众多狭隘成份的时候，是很难形成根除政治腐败现象的强大社会力量的。民主的力量在于组织，单个人的自由不等于社会民主。依靠单个人的意志和力量进行政治改革，不仅很难解决现行政治体制中的弊端，反而会引发新的矛盾，甚至有可能导致社会震荡。总之，激进式政治改革，不适合中国国情。我国政治改革，适合采取渐进改革方式。这种改革方略的基本内核是：通过不断沟通政治代表人物和人民大众之间的联系，消除在政治观念和政治行为方面的差异，增进政治变革共识，增强政治发展合力，从而把政治变革纳入有秩序发展轨道。政治沟通是渐进性政治变革的基本手段，也是重要保证。
第三，必须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的时候，曾着重阐明这样一个重要思想：如果不能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就没有实现的可能，而是一个骗局”。因为“生产者的政治统治不能与他们的社会奴隶地位的永久不变状态同时并存。因此，公社应当成为根除阶级的存在所赖以维持，从而阶级统治的存在所赖以维持的那些经济基础的工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87页）马克思在这里提出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必须遵循的一个重要原则：民主政治必须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基本原则，对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根本任务的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来说，尤需予以足够重视。邓小平在阐述我国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时候，正是反复强调必须把是否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一条根本标准。
首先，对于政治上层建筑来说，经济永远是基础，是决定性因素。在政治上获得了主人地位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只有运用手中的政治权力解放生产力，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成为社会生产的主人和社会产品的真正占有者，才能真正巩固自己的政治统治。如果离开经济上的彻底解放，政治上的主人地位则很难牢固和长久。
其次，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根本动力归根到底蕴含在社会经济生活之中，蕴含在作为民主政治主体力量的无产阶级和劳动者对民主的自觉意识之中。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只有从社会经济生活中真实地感受到自己作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的民主权利的存在，才能焕发出对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巨大积极性，从而能动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
再次，从社会发展总趋势来说，社会主义民主不是终极目的，而是一种手段。人民需要民主，为民主而奋斗，绝不是要把民主当成一种奢侈摆设品，而仅仅是为了依靠民主的力量改善自己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并且获得日益提高的经济利益。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巨大生命力，在于它能够促进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下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因此，在积极推进我国现阶段政治体制改革中，必须把是否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改革是否收到成效的一条重要标准，作为检验民主政治实际发展程度的一个根本标志。
标签：政治论文; 经济体制改革论文; 市场经济论文; 政治体制改革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社会发展规律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国家经济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体制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历史规律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