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昌协文学思想散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金昌论文,思想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读中国唐代诗人李贺的诗集，有一首七言古诗题为《五粒小松歌》，诗前小序云：“前谢秀才、杜云卿命予作《五粒小松歌》，予以选书多事，不治曲辞；经十日，聊道八句，以当命意。”可见这位苦吟诗人是以非常慎重的创作态度写这首意味深长的佳作的。诗曰：
蛇子蛇孙鳞蜿蜿，新香几粒洪崖饭。绿波浸液满浓光，细束龙髯铰刀剪。主人壁上铺州图，主人堂前多俗儒。月明白露秋泪滴，石笋溪云肯寄书？
清代王琦注贺诗，引宋代《癸辛杂识》：“凡松叶皆双股， 故世以为松钗。独栝松每穗三须，而高丽所产，每穗有五鬣，今所谓华山松是也。”又引《本草》：“萧炳曰，五粒松一丛五叶，如钗，道家服食，绝粒，子如巴豆，新罗往往进之。”近读17世纪朝鲜学者金昌协所著《农岩集》，在其《杂识·外编》中读到：
李贺有《五粒小松歌》，五粒即五鬣，我东海松是也。凡松，每穗二鬣，而唯海松五，此种中原绝罕，惟华山产焉，故称华山松。五代时郑遨隐居华山，服五鬣松，即此也。我国则处处有之，《酉阳杂俎》云，皮无鳞甲而结实，多新罗所种，以此知天下惟我国多此松，其曰海松者，盖以此也。此与凡松，虽形状稍异，要为松之别种，故中原人通称松，而只以数鬣殊其称耳。东俗乃混称柏子，不惟俚俗于此，至于诗文亦承讹称之，甚无谓也。
中国五岳之一华山上堪称千古风景的华山松 （与之相应的是安徽镜内的黄山松），原来竟是来自古代朝鲜（“朝鲜”一词始见于中国战国时代的《管子》，既而又见于汉代的《史记》，唐修《隋书》，五代修《旧唐书》、宋代修《新唐书》均有“高丽”、“新罗”、“百济”之“列传”，直到清代修《明史》，则将“朝鲜”列“外国”第一），唐以前何时传入，现难考实，仅一松、一诗、一文，就足以证明中国与韩国友好交往的历史多么悠久绵长！
今承韩国庆尚大学校汉文学科尹浩镇博士赠送金昌协之《农岩集》，读其中《杂识》内、外篇及其他有关文章后，又深感中韩两国的学术交往同样源远流长。现将研读后之心得感想，草成此文，以期在中韩两国20世纪学术交流史上，留下一点新的纪念。
一、学术思想与文学观
金昌协（1651—1708），字和仲，号农岩。其家已“五世列显”，可谓代代书香。金氏“自幼朗慧，学语能别人鬼，仁恕体物，所可否多公正之言”。15岁从“李先生端相之门”学，“始知科学外有用心处，既致力经训， 时出为古文词，精粹渊博，卓然成家”。18 岁中进士（1669年，己酉），人以为年少得志，可是他不热心为官，在家治学和外出访学达十年之久，29岁时始返京作官，以渊博学问得到元孝王的重视。他劝元孝王“实心典学”。43岁（1694年，甲戌）时，因其父文忠公为官遭冤，他亦辞官归里，潜心于奉亲和研究学问，元孝王屡召不出。晚年连丧子女，悲伤过度，以58岁之英年怅然辞世（金昌协生平事迹，据金昌翕《金昌协墓志铭》和迈淳《金昌协传》）。
李氏朝鲜在16世纪末叶经历了“壬辰卫国战争”，赶走了日本侵略者，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同中国在驱逐日寇的战斗中结下了深厚情谊，两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十分活跃。在学术交流方面，明代初、中期作为统治思想的程朱理学，在朝鲜官方学界有很高的地位。但明朝万历（1573—1620年）以后，王阳明之“心学”兴起，又经稍后王学左派（王艮、李贽等）的发挥，程朱理学受到了严重挑战。这种思潮波及朝鲜，一些进步学者接受了“无证不信”的实事求是的方法论，主张在学风上突破旧的拘束，建立致用于世的学问。17世纪初，李萃光等创立了“实学”，具有朝鲜民族特色的学术从此诞生了。
金昌协置身于17世纪后半叶到18世纪初，“实学”还处在探索和发展期，他的学术思想是否属于这一学派呢？他的“从玄孙”金迈淳为他作的《传》中有如下记载：
元孝王临下渊庄，而每先生侍讲辄乐与酬酢。（先生）尝与同僚，极论君德时政数千言，处士赵圣期素以经济自命，读而叹曰：“经世之论，近古所未有也。”
“经世”即有“实学”意味。又说：
（他）雅言喜称汉诸葛武侯，宋张南轩，国朝李文成，盖于开诚布公，纳善破朋，有深契焉。既敛遏不施，专心大业，则所以穷理察言，一用是道。遇肯綮大关，其辨在毫忽，前辈硕儒已有成说，众以为金石不刊者，必向前剖判，勘其得失，曰：“此天下之公理，尊畏周旋，非所谓求是也。至于朱子亦然，以为疑不深，则信不笃。”覃思愤悱，以至融释而后已。
这显然是“实事求是”做学问的态度。此处特别提到的张南轩， 即中国南宋理学家张栻（1133—1180年），是一位在政治上对外坚持抗金反对议和的爱国学者，与吕祖谦、朱熹合称“东南三贤”。他企图将当时湖湘学派（胡安国、胡宏为代表）的学说与朱熹的闽学融合起来，就“中和”等哲学命题与朱熹进行反复论争。金昌协亦精通朱子之学，23岁时曾与当时朝鲜著名学者宋时烈相会于龙门，宋先生“所质问多获印可，自是书疏往复，期许益重”，后来宋时烈作《朱子答疑》，其中多从金昌协之说。这证明，在他尚是一介青年书生时，对此就有很深的研究和精当的见解。在《农岩集·杂识》内篇中，多涉及朱子之学，其尊朱熹曰：“朱子以后，儒贤多矣，其门人后学尊之者，往往比拟于朱子，亦皆不知朱子之所以为朱子故耳。自余而论，后来诸儒，无论其资禀力量，其问学工夫，能及朱子三四分者亦未见其人。呜呼！朱子岂易拟哉！”谈到要将学问做通做透彻，又以朱熹著作为例说：
世之儒者，每言朱子后义理大明，学者事半功倍，此言似之而实不然也。朱子定著经说，明白的确，百世而不刊；而其大全问答，发明为学工夫次序与道理精粗本末，又皆详博周尽，不复余蕴，学者但依文熟诵，按本力行，不失儒者路脉，可也；若其里面精微，多少曲折，苟不用朱子当日工夫，亦何由深造自得？朱子尝论《大学》章句曰，“不用某底工夫，看某底不出其意”，正如是耳！今不识此意，只据成见说话，用得二、三分工夫，便谓朱子之堂室可升而入，则岂不远矣哉！
这是金氏研究朱子的经验之谈，更是重要的治学方法论。做学问不能照搬前辈学者的现成结论，或谨遵实行而已，还应该穷其“余蕴”，察其言之未言，阐其言之未明者，惟有如此，才能使其学问见用于今世。金昌协正是身体力行，以此法治学，《杂识》内外篇中有例不少，此不赘引。
作为一名学者兼文学家，他的学术思想往往直接影响他的文学观，以上对金昌协之学术思想与治学方法有了粗略辨析之后，让我们进入正题。他的弟弟金昌翕在为他作的《墓志铭》中有几句话，扼要地道出了他的学术思想与文学观的关系：
自致力于经训既深博矣，时出为古文辞，骎骎韩欧阃域，然不喜巧为藻绘，以理胜焉！
“从玄孙”迈淳的《传》中则引“论者曰”：
国朝儒贤甚矣，若欧阳子之文章，朱文公之义理，合为一家者，惟先生庶几焉。
这两段话，已道出金昌协文学观的实质。
中国自唐代韩愈、柳宗元等发起“古文”运动，以“文以明道”、“文以贯道”为作文（专指散文文章，区别于骈文）宗旨，而所谓“道”，韩愈在《原道》篇发端见义：“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之为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这“道”的观念内涵就是“仁”与“义”，并且是“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韩愈赋予自己“文起八代之衰”的重任，他说：“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我将以明道也，非以为直而加人也。”（《争臣论》）自唐代古文运动之后，“文以明道”便成为将“文章”看成“经国之大业”的文人学者必须遵守的至高准则。宋代的欧阳修是“古文”运动发展到宋代的第一个旗手，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又出现了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五位著名古文家，明代的茅坤将他们与韩、柳合称为“唐宋八大家”。
“八大家”之中，金昌协最为心仪的是韩愈、欧阳修两大家，就《杂识》外篇散见，论及韩、欧碑志等文体都在十则以上，对二人的总体评价是：
韩文鼓舞，读之使人气作；欧文咏叹，读之使人心醉。
对欧阳修似乎更情有独钟：
以国风离骚之旨为文章，唯欧公为然，或曰如《丰乐亭》、《岘山亭记》之类是否近之然？不独此也，他文大抵皆然，观其反复咏叹处即是。
他于韩、欧等人的碑、志等文体论述较多。 金氏因本人亦擅长此类文字，所以他的研究极深，比较韩、欧两人碑志的特点，很有见解。他不同意《唐宋八大家文钞》编者茅坤说“韩公碑志多奇崛险谲，不得《史》、《汉》叙事笔法，故于风神或少遒逸”，而欧阳修的碑之文，“可谓独得史迁之髓”。他认为，碑志与史传虽同属叙事之列，然其体实不同，“韩公文章命世正，不必模拟史迁，其为碑志，一以严约、深重、简古、奇奥为主，大抵原本《尚书》、左氏（即《左传》），千古金石文字，当以此为宗祖，何必以史迁风神求之耶，然其叙事处，往往自有一种生色，但不肯一向流宕，以伤简严之体耳。”欧阳修为文，本来就是主要学司马迁之《史记》体，“故其碑志叙事多得其风神，然则典型则亦本韩公，不尽用史汉体也”。这是探本溯源而作出的非常恰切的评论。除此之外，他还有几条结论式的意见：
韩碑多直叙，欧碑多错综；韩体谨严，其奇在于句字陶铸；欧语雅驯，其奇在于篇章变化。
韩格正而力大，欧调逸而机圆。
韩本《尚书》左氏之法，欧得风骚太史之旨。
这些比较性论述，更精辟于首选唐宋八大家的茅坤，亦与当代文学史家对韩、欧之文评价大抵相似，足见金昌协之独具慧眼。
金昌协将作文之宗旨、宗法皆宗于韩、欧，可见他是“文以明道”的忠实信徒，文学观念与学术思想相应而一致，交融一体。
二、以“风神”为核心的审美意识
金昌协不仅是一位严谨的思想家，更是一位文笔极精采的文学家，他“心灵目巧，绝人数倍，而笔力副之，故发为论说，怡然理顺”。其弟金昌翕为《农岩集》写的序言中对“文与道”二者关系的论述，大概也是他的观点，即不同意“文”与“道”之异论，认为“文有未至，亦非所谓道也”。这是重视文章艺术性的观点，这一观点实是对欧阳修“道胜文至”观点的发挥，欧阳修在《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书》中说：“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见于后世。……然其道有至有不至，故其书或传或不传，……文至矣，又系其所恃之大小，以见其行远不远也。”又说：“圣人之文，虽不可及，然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答吴冲秀才书》）金昌协学术思想方面的先师朱熹则有“文皆从道中流出”的观点，以为有道便有文，无道便无文，文便是道，道便是文：“发之于文者皆道也，三代圣贤文章皆从此心写出，文便是道。”（《朱子语类》）对于金昌协的文章，其弟金昌翕概括评曰：
夫言天下之至赜，则词费而理隐者有矣；独能简洁以阐之，折众口之淆乱，则气激而论拗者有矣；独能和易以畅之，到曼辞之垂毕，则节遽而音促者有矣。独能整暇以收之，试看夫于其暗翳也，而冰壶秋月之莹焉；于其掊击也，而和风庆云之会焉；于其急滚也，而行采齐鸣和鸾之节焉。韩子所谓“昭晰者无疑，优游者有余”，犹有未赞者乎？盖天地间固自有顺气中声，不乖不离，与人心相流通者，自然成象而入律，一涉作为，辄间隔以失之。先生于此得之以易简，斯其文与道所合一者欤！
这段话概括了金昌协文学风格的三大特色：其一是理顺而词切，以“简洁”、“和顺”为主导；其二是于事于情于理融洽契合，“万取一收”，得“冰壶秋月之莹”的整体美；其三是创作方法追求“自然”，不是有意做作，而是从心出而能入他人之心，自然而然地“成象”和“入律”。这种风格，用中国最古老的典籍《周易·系辞》中的一句话来说就是：“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也合于“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的中国古代“易简”之审美法则。
从文学理论方面来说，这也一种审美意识，再从金昌协为金息庵作的《息庵集序》中考证，这种审美意识是自觉的。他在该序中对“我东之文其不及中国者”有三点比较：“肤率而不能切深也；俚俗而不能雅丽也；冗靡而不能简整也。以其故，情理未晰，风神未畅，典则无可观。”“情理”、“风神”、“典则”，可说是他标举的三项最重要的审美原则。关于“情理”，中国梁代文学理论家刘勰在其“体大思精”的《文心雕龙》中就有过很多论述，如《熔裁第三十二》发语就说：“情理设位，文采行乎其中。”“情理”是文章的本体，“立本有体，意或偏长。”要准确表现这一本体，“蹊所要司，职在熔裁，隐括情理，矫揉文采也”，即关键在于熔意炼辞，纠正情理方面的缺点，改正文辞上的毛病。金昌协在该序中借评息庵公之文，也表明他对此已有精深的认识：
本之以意匠而干之以筋骨，缔以之材植而傅之以华藻。
这就是“情理”与“文采”的关系，用现今的文学理论术语来说，就是内容美与形式美并重。
“风神”是金昌协常用的一个审美评价用语，如评欧阳修文：
意度闲暇而情事曲尽，风神生色处又往往如画。
批评“自谓学班马”的明代王世贞之碑志，“叙事极力摹画，若将追踵其古人而其实远不及”，又说：
叙事不问巨细，轻重悉书具载，烦冗猥琐，动盈篇牍，纲领眼目未能挈出点注，首尾本末全无伸缩变化，其所以自以为风神景色者，不过用马字班句，缘饰附会耳。
所谓“风神”，就是风度、神采，原是对人的描述，《世说新语·赏誉》中记王弥有“俊才美誉”，张天锡见其“风神情令，言语如流”；《晋书》描写裴楷：“楷风神高迈，容仪俊爽，博涉群书，特精理义，时人谓之玉人。”将“风神”一词引入文学，则有神采、气韵之义，如韩愈《酬裴十六功曹巡府西驿途中见寄诗》：“遗我行旅诗，轩轩有风神。”南宋姜夔《续书谱》给“风神”作出更详至的界定：“风神者，一顺人品高，二须师法古，三须纸笔佳，四须险劲，五须高明，六须润泽，七须向背得宜，八须时出新意。”这是讲书法作品的“风神”。金昌协对“风神”有哪些要求呢？我们一方面从他批评的无“风神”之作家作品看，前引对王世贞的贬评已是一例；他又批评茅坤，虽编《唐宋八大家文钞》“以乔王（世贞）、李（攀龙）诸人膺剿之习”，但他自己作文“曼衍冗长，浮靡华艳，辞繁而意寡，文胜而质弱。……盖摹欧公之风神纾余，而不得矱护理致尔。”批评他同时代的朝鲜作家谿谷之文章，“典则理致虽近乎宋大家，然失之太平缓。……一味平缓，全无激切处，为疏章则不足以动人主之听，为碑志则无风神生色……”可见“曼衍冗长”云云及文章平缓无波澜，都是“风神”的反面。他对“风神”的正面论述，则仍以欧阳修为本：
欧公虽欲宽平和缓，而其封事奏劄指陈利害，模写事情委曲深切，刺骨透髓，令人主听之不得不动心开悟；其序记碑志、祭文等文，风神遒丽，音调逸荡，俯仰感慨，一唱三叹，往往有歔欷欲绝处。
这里包含了金昌协关于“风神”的要义：“俯仰感慨，一唱三叹”，具有“刺透骨髓”的审美快感，就是有“风神”之妙！
明末清初的中国大作家钱谦益（1582—1664年），是金昌协欣赏的另一位有“风神”的作家。他称钱之文章取法不一，大抵出于欧阳修、苏轼，其特点是“信手写去，不窘边幅，颇类苏长公；俯仰感慨，风神生色，又似欧公。”但钱氏“豪逸骀宕之过，时有侠气，亦时有冶情，少典厚严重之致，又颇杂神怪不经之说，殊为大雅累然”，尽管如此，金氏还是“喜其超脱自在，无砌凑綑缚”。在另一处又说，“牧斋碑志，不尽法韩、欧，其大篇叙事议论，错综经纬，写得淋漓，要以究极事情，模写景色，又时有六朝句语错以成文，自是一家体。”又举《张益之墓表》等数篇，赞扬“其风神感慨，绝似欧公，明文中所罕得也。”这两段评论又界定“风神”有“超脱自在”、“写得淋漓”等审美特点。
对于金昌协在《内识》外篇中提出的“风神”一词，我以为，这一独特的审美观念可将他的写作理论与其弟昌翕所评他文章的特点囊括起来，“风神”实为他文学审美意识的核心观念，能以此观文学，表明金昌协不因重理学而轻文学，无中国宋、明理学家的偏颇之病（如北宋程颐说“作文害道”，等同于“玩物丧志”，斥韩愈“学文而及道”是“倒学”），他的“风神”之论在朝鲜古代文学批评史上应大书特书一笔。
三、重“性情之发”的诗学批评
金昌协虽热衷于朱子之学，但在“理”与“情”的关系上，却没有“存天理，灭人欲”的中国理学家那样古板。据《杂识》外篇记载，他曾“夜梦游一寺院”，与一老僧谈儒释之辨，他即举儒者有喜怒哀乐之情云云，老憎说：“此乃根尘妄想也。”金问：“心是何物？”“老僧答曰：“真如体也。”金说：“喜怒哀乐是心之用，即用即体，是独非真如乎？”老僧无言以对。金昌协重视人的感情表达，所以有文学方面的“风神”之说；他还有一颗热爱大自然之心，《杂识》外篇第三则描述他在山水景物中的留连、体验，实为一篇短而精的优秀散文，全录如下：
自永平鹰岩向铁原丰田驿，过狼岭，岭底水石颇佳。驻马少坐，激湍澄潭，苍崖老树，极有泓净幽敻之趣，令人忘起。仍念深山绝谷中，其奇胜处不止此，比而人自不识，又不能往，可慨也！崖孤云云：“人间之要路通津，眼无开处；物外之青山绿水，梦有归时。”三复此语，为之怅然。
一个人，尤其是文人，若有丰富的感情，又热爱大自然，且关心国事民情，他就有一颗诗心，有一份诗情。金昌协不像宋代理学家二程之辈，把诗看成是“闲言语”（程颐说：“某素不作诗，亦非是禁止不作，但不欲为此闲言语。且如今能言诗，无如杜甫。如‘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晴蜓款款飞’，如此闲方语，道出做甚？”），在《杂识》外篇中，谈诗的条目有四十多处。
金昌协论诗的第一个要点，是注重诗的“性情之发”，其云：
诗者，性情之发而天机之动也。唐人诗有得于此，故无论初盛中晚，大抵皆近自然。今不知此，而专欲模象声色，黾勉气格以追踵古人，则其声音笑貌虽或仿佛，而神情兴会都不相似，此明人之失也。
自晋之陆机在《文赋》中标举“诗缘情而绮靡”以来，诗主抒情就成了诗人作诗的定则，明代杨升庵说“唐诗主情，宋诗主理”，金昌协对于唐诗也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评价：
唐人之诗，主于性情兴寄，而不事故实议论。
对于唐诗情感表现的特征则说：
唐诗之难，不难于奇俊爽朗，而难于从容闲雅；不难于高华秀丽，而难于温厚渊淡；不难于铿锵响亮，而难于和平悠远。
“从容闲雅”、“温厚渊淡”、“和平悠远”等情感特征，金昌协概括得不一定十分准确，偏重于儒家“温柔敦厚”的情感观，他在解释韩愈《送孟东野序》中的“物不得其平则鸣”一语时，也如此说：“所云不平者，只是有感触之谓，七情之发皆是，非独悲忧怨愤感慨抑郁乃为不平也。”但韩愈此语有实指之意，即孟郊“抑将穷饿其身，思愁其心肠，而使自鸣其不幸邪！”且韩愈在《荆谭唱和诗序》中还说过：“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可见唐人之诗并不只有上述情感特征，杜甫的“沉郁顿挫”也不是“和平悠远”所能概括的。但尽管如此，金昌协能以“缘情”说审视诗，还是颇具慧目的。对于宋诗“以故实议论为主”，他也不一概否定，而是察其有无“性情之真”：
宋人虽主故实议论，然其问学之所蓄积，志意之所蕴结，感激触发，喷薄输写，不为格调所拘，不为途辙所窘，故其气象豪荡淋漓，时有近于天机之发，而读之犹可见其性情之真也。
这段对宋诗的评论，应该说比他评唐诗更为准确，宋代诗人中，苏轼便是表现“性情之真”的杰出代表，此评移于苏轼，可谓恰到好处。
金昌协论诗的第二个要点是“重自然”。凡是以道学思想为底蕴的学者作家，无不尚自然之美。金氏对本国朴訚（号挹翠轩）之诗评价甚高，以为当推为诗之“绝调”，其云：
挹翠轩虽学黄、陈，而天才绝高，不为所缚，故辞致清浑，格力纵逸，至期兴会所到，天真烂漫，气机洋溢，似不犯人力，则恐非黄陈所得囿也。
黄、陈，即北宋江西诗派黄庭坚、陈师道，作诗讲究“法度”，而朴訚作诗“似不犯人力”，有“天真烂漫”之态。他又将挹翠轩诗与高丽时代诗人李奎报（1169—1241）的诗比较，并举例云：
挹翠轩诗如“风从木叶萧萧过，酒许山妻浅浅斟”，“春阴欲雨鸟相语，老树无情风自哀”，“怒瀑自成空外响，愁云欲结日边阴”，“夜深纤月初生影，山静宽松自作声”，“一年秋兴南山色，独夜悲情缺月悬”，“故人自致青云上，老我孤吟黄菊边”，“雨后海山皆秀色，春还禽鸟自和声”，“风帆饱与潮俱上，渔父浑临岸欲倾”等语，悲壮老健，清新警绝，如李奎报集中那得有此一语？
这些佳句确有不以人力而自然天成之妙， 使人联想起中国唐代诗人王维、孟浩然的诗。李奎报虽然“才力捷敏，蓄积富博”，金昌协认为其古律绝数千篇，无一语一句道得“清明洒落，高古宏阔”，举其例曰：“‘满院松篁僧富贵，一江烟月寺风流’，‘竹根迸地龙腰曲，蕉叶当窗凤尾长’，‘湖平巧印当心月，浦阔贪吞入口潮’。此等皆人所脍炙，以为奇警者，而自今观之，殆同村学童所习百联钞句语耳。”这就是因为李奎报凭其学力“自造言语，不蹈袭前人以为工”，即多以“人力”所致。金氏对诗之自然美的崇尚和追求，正合于前引金昌翕之言：“盖天地间固自有顺气中声，不乖不离，与人心相流通者，自然成象而入律”，挹翠轩诗亦可证此；而李奎报诗则是“一涉作为，辄间隔以失之”。
金昌协的诗歌评论中，对中国明代诗坛的一个复古流派，即李梦阳、王世贞等“前七子”派和李攀龙等“后七子”派，以及他们对朝鲜诗坛的影响，批评颇多。这个复古派的著名口号是“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他们的主要代表人物李梦阳在《答周子书》中，以《周易》中“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为自己“嗜古”、“法古”立论，说“学不的古，苦心无益，又谓文必有法式，然后中谐音度。如方园之规矩也，古人用之，非自作之，实天生也。今人法式古人，非法式古人也，是物之自则也。”他甚至将文学创作模仿古人比作模临字贴，“今人模临古贴，即太似不嫌，反曰能书，何独至于文，而欲自立一门户耶？”这个复古派在明朝的声势颇大，虽然后来有袁宏道为首的公安派坚决抵制，但此风至明末未息。钱谦益对该派作了比较彻底的批判，金昌协对复古派的态度可能也受到他的影响，因为钱氏结集于明末的《牧斋有学集》已传到了朝鲜，《杂识》中屡屡提及，如说：
明之文弊，始于李、何，深于王、李，转变于钟、谭而极矣。近看钱牧斋文字，论此最详，其推究源委，针砭膏肓，语多切核，诸人见之，亦当首肯。
此所说李、何，当指李梦阳、何景明，王、李，当指王世贞、李攀龙，皆是复古派重要人物；钟、谭，即竟陵派（稍后于公安派）的钟惺、谭元春，他们的诗文走“深幽孤峭”一路，受到钱牧斋的痛切批评。金昌协之批评复古派诗文，实从他的“风神”论、“性情之发”和“重自然”等观念出发，承前引论唐诗情感特征之说：
明人之学唐也，只学奇俊爽朗，而不得其从容闲雅；只学其高华秀丽，而不得其温厚渊淡，只学其铿锵响亮，而不得其和平悠远，所以便成千里也。
复古派“诗学盛唐”，只学其皮毛，而未得其精华，或说“声音面貌虽或仿佛，而神情兴会都不相似”。
一旦专学古人，在创作上亦步亦趋，就意味着窒息了自己的创造性。宋人认识到“主情”的唐诗已登峰造极，难以超越，于是另辟蹊径，走“主理”即重“故实议论”一路，尽管这路子不一定正，但若有“近于天机之发”，亦可“见其性情之真”。明代复古派最瞧不起宋代诗文，金昌协说：“明人太拘绳墨，动涉模拟，效颦学步，无复天真，此其所以反出宋人下也欤！”这真是一针见血的针砭。所谓“复古”，实为一条走不通的道路，远在朝鲜的金昌协，可能是旁观者清，发了两端值得今天中国的文学史家和古典文学研究家高度重视的精辟之见，一是：
诗固当学唐，亦不必似唐人。唐人之诗主于性情兴寄，而不事故实议论，此其可法也。然唐人自唐人，今人自今人，相去千百载之间，而欲其声音气调无一不同，此理势之所必无也，强而欲似之，则亦木偶泥塑之像人而已，其形虽俨然，其天者固不在也，又何足贵哉！
道理已说得相当明白，真是大彻大悟之言，可惜前后七子复古派竟沉迷于“酷似古人”的梦想中百有余年。二是从古今语言不同而论，李梦阳劝人“不读唐以后书”，李攀龙则“作诗使事不用唐以后语”，可谓狭陋、可笑之至，金昌协反诘道：
夫诗之作，贵在抒写性情，牢笼事物，随所感触无乎不可，事之精粗，言之雅俗，犹不当拣择，况于古今之别乎。于鳞（李攀龙）辈学古，初无神解妙语，而徒以言语模拟，故欲学唐诗须用唐人语，欲学汉文，须用汉人字，若用唐以后事，则疑其语之不似唐，故相与戒禁如此，此岂复有真文章哉！
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变化，人们用以交际的语言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人们生活的地域不同，即使同一民族，语言也有所差异。这一点，明代复古派的反对者袁宏道也意识到了，说“夫时有古今，语言亦有古今”，“古之不能为今，势也。……人事物态，有时而更；乡语方言，有时而易，事今日之事亦文今日之文已矣。”金昌协不一定读到了袁宏道的书（《杂识》中从未提及），可谓“心有灵犀一点通”！
看来，明代复古派的影响也波及到了朝鲜。金昌协比较本朝穆庙前后的诗况，说穆庙以前的诗大抵皆学宋，“故格调多不雅驯，音律或未谐适，而要亦疏卤、质实、沉厚、老健，不为涂泽艳冶而各自成其为一家言。”到穆庙以后，文人学士转而学唐，“中朝王、李之诗又稍稍东来”，于是“人始希摹仿效，锻炼精工，至是以后轨辙如一，音调相似，而天质不复存矣。”他认为，读穆庙以前的诗，诗人之天质犹可见，穆庙以后则诗人的天质被对古人、他人的“摹仿”淹没了。由此而发出慨叹：“穆庙之世，余谓诗道之衰，实自此始。”原来，金昌协当时对异国复古诗派的批评，在本国亦有强烈的矫弊正道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