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杜甫的民族观——以杜甫有关唐蕃关系的诗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杜甫论文,为例论文,的诗论文,试论论文,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游国恩先生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在论述杜甫的思想时曾写道：“杜甫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但他从切身生活体验出发，对儒家的消极方面也有所批判。……儒家‘严华夷之辨’，杜甫却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这种狭隘性。他主张与邻族和平相处，不事杀伐。……他非常珍视民族间的和好关系……对玄宗的大事杀伐以致破坏这种关系则加以非难。”①这实际上是对杜甫的民族观作了简要的概括。同时也启示我们：要全面深入地研究杜甫的思想，对他的民族观的研究也是必不可少的。
杜甫民族观的中心内容是：主张民族间友好交往，和睦相处，不事杀伐。其中包含着两个基本点：第一，维护边疆各族人民的和平生活，反对唐玄宗好大喜功的开边黩武战争。第二，维护唐王朝这个多民族国家的安全和统一，反对边疆地方政权的统治者对中原的虏掠与侵扰。杜甫的民族观，一方面固然突破了儒家“严华夷之辨”的狭隘思想，另一方面也继承了儒家“仁政”“民为贵”的思想。是他“穷年忧黎元”思想在民族关系问题上的体现。
关于第一个基本点：唐朝建国者是西魏北周时形成的关陇集团的显贵，唐高祖祖父李虎是西魏“八柱国家”之一，因功被封为唐国公。所谓关陇集团即包括汉人世族和鲜卑贵族等，其中少数民族占重要地位。因此《朱子语类》称：“唐渊流出于夷狄”。业师刘盼遂先生曾考证：李唐皇族出于鲜卑叱李氏。②向达先生也说：“李唐氏族据最近各家考证，出于蕃姓，似有可信。”③唐太宗的母亲窦氏，皇后长孙氏也都出于鲜卑显贵。这便在心理因素上促使唐朝推行开明的民族政策。唐太宗曾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如一。”④在政治生活中也在一定程度上贯彻这个主张。如：重用长孙无忌，耿仁杰等少数民族出身的人为宰相。至于重用蕃将更是突出的事例。史书上曾记载这样一些感人的事：突厥族出身的唐朝蕃将阿史那思摩跟随唐太宗征高丽时，为流矢所中，太宗亲为吮血，死后陪葬昭陵。铁勒族出身的蕃将契苾何力从太宗征高丽，其时疮重疾甚，太宗亲为敷药。由于唐初执行了开明的民族政策，使当时中华各民族间的关系比较和睦，唐太宗也被尊为“天可汗”。正如唐太宗自己所宣称的：“朕于戎狄所以能取古人所不能取，臣古人所不能臣者，皆顺众人之所欲也。⑤
然而到了盛唐，尤其是天宝年间。由于唐玄宗好大喜功，进行多次的开边黩武战争。破坏了自初唐以来形成的民族友好关系。给边疆和中原各族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斥责这种不得人心的开边黩武战争，正是杜甫在天宝年间诗歌创作的重要主题之一。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脍炙人口的《兵车行》。
杜甫这篇新题乐府的叙事诗，选取了在咸阳桥发生的尘埃滚滚、哭声震天的送人出征的悲惨场景，愤怒地揭露了天宝年间以唐玄宗为首的统治者穷兵黩武，屡开边衅，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由于开边战争，使大批中原人民被迫长期在边地服役，不能从事农业劳动。造成“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的农村凋弊，土地荒芜的悲惨情景。由于开边战争，使中原和边疆各族人民惨死在战场上。仅以石堡城之战为例：天宝八载六月，唐玄宗“命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帅陇右、河西及突厥阿布思兵，益以朔方、河东兵，凡六万三千，攻吐蕃石堡城。其城三面险绝，惟一径可上，吐蕃但以数百人守之，多贮粮食，积檑木及石，唐兵前后屡攻之，翰进攻数日不拔，召裨将高秀岩、张守瑜，欲斩之，二人请三日期可克；如期拔之，获吐蕃铁刃悉诺罗等四百人，唐士卒死者数万。”⑥象石堡城这样一个狭隘的关口，一次战争竟死了数万人。大批汉族、铁勒族、突厥族、吐蕃族的将士惨死在沙场上。所以诗中的“边庭流血成海水”并非夸张之词。这怎不使广大人民怨声载道。杜甫诗中所写的，人怨：“长者虽有问，役夫敢申恨。”、“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白草”；鬼哭：“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这是何等悲惨的情景。正如仇兆鳌所说的：“青海鬼哭，则驱民铎谪之祸，至此极矣。”⑦总之，杜甫这首诗通过抒写在咸阳桥上发生的一幕惨剧，揭示了开边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以此告戒当时统治者。正如单復所说的：“此为明皇用兵吐蕃而作，故托汉武以讽，其辞可哀也。……吁！为人君而有穷兵黩武之心者，亦当为之恻然兴悯，惕然知戒矣。”⑧
杜甫的《前出塞》也是属于这一类的著名作品。尤其是其一和其六两首。
其一：“戚戚去故里，悠悠赴交河。公家有程期，七命婴祸罗。君已富土境，开边一何多。弃绝父母恩，吞声行负戈。”直抒胸臆地抒写了讽开边的主题。正如浦起龙所说的：“《前出塞》，刺开边也。”“已富而又开边，乃九首寓讽本旨。”⑨
其六：“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杀人亦有限，立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如果说，第一首重点在于讽开边，而这一首重点则在讽黩武。“战阵多杀伤，始自秦人，盖以首级论功，前代无是也，至出塞之举，则始于汉帝，当时卫、霍虽屡胜，然士卒大半物故矣。明皇不恤其民而远慕秦皇汉武，此诗托讽良深。”
关于第二个基本点：隋唐时期是继汉代以后中华民族形成史上的重要时期，唐朝除了在边疆羁縻州府中聚居着为数众多的少数民族外，其中原地区也住着各民族的居民。有些少数民族的代表人物，在唐朝政权机构中还担任着各种职务。此外，当时周边少数民族政权还派本民族青年到长安学习。关于住在长安的少数民族居民，向达先生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有很详细的论述。文中提到：唐京兆府，在天宝初仅三十馀万户，贞观时不及于此，而长安一隅突厥流民乃近万家。尤其是长安城的西市，聚居着大量来自西域的少数民族商人。他们主要是作珠宝生意和开设酒家。唐诗中屡屡咏及酒家和胡姬。如李白《少年行》之二：“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诗中的“金市”即指长安的西市。由于大量少数民族人民入居长安，工市民的服饰、饮食、乐舞等风气的胡化也极盛一时，胡气成为唐人的时代特色之一。如白居易《时世妆》：“时世妆，时世妆，出自城中传四方。时世流行无远近，腮不施朱面无粉，乌膏注唇唇似泥，双眉画作八字低。妍媸黑白失本态，妆成尽似含悲啼。圆鬟无鬓椎髻样，斜红不晕赭面状。昔闻被发伊川中，辛有见之知有戎。元和妆梳君记取，髻椎赭面非华风。”妇女赫面，是吐蕃的风习。当时长安就是唐帝国这个多民族国家的缩影。
公元765年，安史之乱发生后，由于边兵调赴平定安史之乱前线。河西、陇右与西南边塞兵力空虚。吐蕃统治者驱兵乘虚而入，大肆进行扩张和侵扰。至广德元年(763)甚至攻入长安，唐代宗出走幸陕。吐蕃统治者在长安立雍王守礼孙承宏为帝，大肆掳掠十五天乃退。此时，杜甫在四川梓州写了《冬狩行》，为保卫唐朝这个多民族国家，维护她的安全和统一，应奋起抗击吐蕃军队的颠覆和侵扰。
这首诗是作者于广德元年(763)冬在梓州写的。它的写作背景，据《资治通鉴》记载：广德元年十月，“吐蕃寇泾州，剌史高晖以城降之，遂为之向导，引吐蕃深入；过邠州，上始闻之。辛未，寇奉天成功，京师震骇。诏以雍王适为关内元帅，郭子仪为副元帅，出镇咸阳以御之。……上方治兵，而吐蕃已度便桥，仓猝不知所为，丙丁，出幸陕州。官吏藏窜，六军逃散。郭子仪闻之，遽自咸归长安，比至，车驾已去。……戊寅，吐蕃入长安，高晖与吐蕃大将马重英等立故邠王守礼之孙承宏为帝。改元，置百官，以前翰林学士于可封等为相。吐蕃剽掠府库市里，焚闾舍，长安中萧然一空。”⑩在这种情况下，杜甫认为：全国武装力量应奋起抗击吐蕃奴隶主对唐朝的颠覆和侵扰掳掠行为。但是，手握重兵的梓州刺史兼侍御史留后东川的章彝，为了保存实力，拥兵自重，在国家危难之际，不是挥军抗击吐蕃的入侵，而是在冬季组织部队打猎，寻欢作乐。因此杜甫十分愤慨地写了这首诗。呼吁章彝立即出兵抗击吐蕃军队，以保卫唐王朝的安全。
属于这一类的诗还可举《岁暮》为例：“岁暮远为客，边隅还用兵。烟尘犯雪岭，鼓角动江城，天地日流血，朝廷谁请缨。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这首诗也写于广德元年。这时，吐蕃在北线曾攻入长安，而南线吐蕃又侵扰西川。据史书记载：这年十二月“吐蕃陷松、维、保三州及云山新筑二城，西川节度使高适不能救，于是剑南西山诸州亦入于吐蕃矣。”(11)这首诗前四句以写边塞之景的角度，表现了吐蕃侵扰西川，战祸又起。后四句写情，表现了作者不惜冒死，为抗敌保边出力的精神。因此仇兆鳌曰：“当此流血不已，请缨无人，安忍惜死不救哉。故虽寂寞之中。而壮心忽觉惊起，可见公济时之念，至老犹存也。”(12)
以上谈的杜甫民族观的两个基本点，都是围绕着主张民族间友好交往、和睦相处，不事杀伐这个中心。杜甫是十分珍惜民族间的友好关系的。请看下面两首诗：
《喜闻盗贼总退口号五首》其二：
赞普多教使入秦，数通和好止烟尘。
朝廷忽用哥舒将，杀伐虚悲公主亲。
《近闻》：
近闻犬戎远遁逃，牧马不敢侵临洮。
渭水逶迤白日静，陇山萧瑟秋云高。
崆峒五原亦无事，北庭数有关中使。
似闻赞普更求亲，舅甥和好应难弃。
这两首诗都是以文成公主、金城公主与吐蕃赞普联姻的历史事实，来告戒人们应珍惜唐蕃之间的友好关系。“甥舅”，表面看来似乎是一种亲属关系，但实际上是一种政治关系，通过和亲来促进唐蕃之间逐步形成的中华一体格局。正如吐蕃赞普弃隶蹜赞在《请约和好书》中写道：“外甥是先皇帝舅宿亲，又蒙降金城公主，遂和同为一家，天下百姓，兼皆安乐。”(13)建中四年（784），唐蕃盟文中也说，唐与吐蕃“代为婚姻，团结邻好，安危同体，舅甥之间，将二百年。”(14)可见唐蕃和亲在唐蕃友好的历史进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为了巩固这种友好关系，杜甫主张在边防上，应以静边睦邻为宗旨，力戒寻畔。他在《奉送郭中丞兼太仆卿充陇右节度使三十韵》中写道：“和掳犹怀惠，防边讵敢惊，古来於异域，镇静示专征。”当然，在边疆地区，难免有各种各样的摩擦，面对这些问题，杜甫主张在行动上有所节制。即有理有节。如天宝六年，哥舒翰为河源节度使时，吐蕃先是“每至麦熟时，即率众至积石军获取之，共呼为吐蕃麦庄。前后无敢拒之者。至是，翰使王难德，杨景晖等潜引兵至积石军设伏以待之。吐蕃以五千骑至，翰于城中率骁勇驰击，钉之略尽。余或挺走，伏兵邀击，匹马不还。”(15)吐蕃以武装抢我边地的麦子，当然应加以制止。但是哥舒翰却“杀之略尽”“匹马不还”实在杀人过多。因此杜甫对此表示不满。他在天宝十一载写的《送高三十五书记十五韵》中批评说：“崆峒小麦熟，且愿休王师。请公问主将，焉用穷荒为。”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杜甫主张用战争手段来反击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军队的侵扰，是不得已的。他的最佳选择还是用和平或较为温和的方法来解决民族间的矛盾。其《奉酬薛十二丈判官见赠》诗也说明这一点。诗中说：“吾闻聪明主，治国用轻刑。销兵铸农器，今古岁方宁。”这正是杜甫所信奉的儒家“仁政”思想的体现。
在本文快要结束时，话题仍要回到杜甫的名句“穷年忧黎元”中来。这里的“黎元”既指汉族人民，也指居住在中国境内的所有少数民族的人民。杜甫的一生，以人民之忧为忧，以人民之乐为乐；以人民之好为好，以人民之恶为恶。就民族问题而言，人民是他考虑民族问题的出发点，也是他考虑民族问题的归宿。杜甫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进步开明的民族观都由此而来。
注释：
①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
②刘盼遂《李唐为蕃姓考》，载《女师大学术季刊》第1卷第4期。
③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④《旧唐书》卷71《魏征传》
⑤转引自邱久荣《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
⑥《资治通鉴》卷216
⑦⑧(12)《杜诗详注》
⑨浦起龙《读杜心解》
⑩(11)《资治通鉴》卷223
(13)《全唐文》卷196《吐蕃传》
(14)《旧唐书》卷196《吐蕃传》
(15)《册府元龟》卷366将师部机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