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湘籍革命史人物群体产生的原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革命史论文,群体论文,原因论文,人物论文,论湘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7835（2006）03 —0093—05
江泽民同志1991年3月来湖南考察工作时曾说：“湖南人杰地灵， 历来是个人才辈出的地方。近代以来，湖南出现了许多爱国志士，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又涌现了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块土地上，诞生了许多英雄人物，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革命事迹。”[1] 从下面一组数据我们可以更直观的看到湘籍历史人物在近现代中国革命史上的杰出地位：孙中山创立同盟会时，70名会员湘人占了30％，中共“一大”时期，全国50名党员湘人占了30％，十大元帅湘人占30％，十位大将军湘人占60％，57名上将湘人占33％，中共党史上46位杰出人物，湘人占34％[2]59。这些湘籍党史人物的重大历史影响一直为理论研究者所关注，在权威党史人物研究著作《中共党史人物传》50卷中，收入湘籍人物传记137篇；《三湘英烈传》8卷，收入湖南革命先烈的英名和光辉业绩643篇；《长沙英烈》7卷，载入340篇，各地、州、市、县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办公室统写、编纂的传记数十本，英烈俊彦不胜枚举。仅已正式出版的传记专著，就有《周小舟》《王延春》《谭余保传》《谭震林传》《黄克诚传》《贺龙传》《彭德怀传》《谢觉哉传》《徐特立传》《宁乡四髯合传》《何叔衡传》《陈赓传》《邓华将军传》《蔡和森传》《向警予传》《夏明翰传》《滕代远传》《林伯渠传》《曾希圣传》等。
湘籍革命史人物灿若群星，这种现象引起了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的普遍关注，研究者普遍认为，近代湖南出现了5个人才群体：第一批出现在鸦片战争前后， 以陶澍、贺民龄、魏源为代表；第二批出现在咸丰同治年间，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集团为代表；第三批出现在19世纪末，以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为代表；第四批出现在20世纪初，以黄兴、宋教仁、陈天华、蒋诩武为代表；第五批出现在“五四”时期，以毛泽东、蔡和森、刘少奇、彭德怀等为代表。人才群体是值得研究的历史文化现象和区域人才现象。作者以第五批人才群体产生为个案，探析湖南革命史人物群体产生的原因，发现群体产生的原因是一个多维的综合体，在这个综合体中包含诸多相互影响因素。
一 环境与传统的影响
（一）特定的地域环境
湖南地处内陆，两面环山，一面临湖。古代老百姓性情倔强，风气不开。经过几次大的移民，到了近代，湖南人素质实现了全面更新，带来了移民所特有的开拓性与进取性；又因与苗、瑶、侗、土家族联姻，衍化出所独有的质朴笃实、勇于任事、锐意进取、刚劲尚气的性格，使得湖南人不甘寂寞、勇于实践、乐于成才。明初和清初两次大规模移民，对湖南人的性格和民风影响甚大。两次大移民，都是由于战乱导致人口锐减，十室九空，大批外地人移入湖南，这种人口的重新组合，使湖南出现新的民风。因此，伍新福等人在《湖南通史》中认为，新移民的开拓进取精神，汉族与苗族等少数民族的融合，使湖南人逐渐形成了反抗、坚忍、敢作敢当、忍耐刻苦、威勇强悍的气质，常被人称为“骡子”、“蛮子”。这种人文特征与辣椒的精神内质相通，湖南人借辣椒的冲劲来抒情、寄意、壮怀也就不难理解了。
经济的繁荣、教育的昌盛为人才的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随着交通逐渐发达，湖南人与外界的交往日益频繁，新的文化思想和观念易于传播，为湖南人走上改造中国社会的成才之路提供了便利。毛泽东、蔡和森、刘少奇、彭德怀等人，顺应时代的要求，理所当然成为了改造社会的典型代表。
（二）精神文化
湖湘文化的熏陶，是湘籍党史人物成长的底蕴。楚文化是一种侧重于意识形态的与老庄哲学冥冥相通的文化，它最杰出的代表人物莫过于在山野皇廷之间反复的屈原，这个有着狂热政治激情的壮美生命，最后沉江自杀，这一沉，便奠定了湖南人浪漫多思、激情狂热的感情基调。接下来千年岁月，湖南人一直以僻荒蛮夷的形象出现在国人的视野。宋、元、明期间发生的几次大规模北人南迁，一定程度上冲破了四塞之国的地理屏蔽，给这个处于山水重围之中的区域带来了小小的文化冲击。湖南人小心地维系着楚文化的道家渊源，开始把自己纳入正统的儒学体系，又极具包容性地吸纳了佛教教义中严密的逻辑分析和丰富的辩证法思想。
南宋时，胡宏、张拭等人在湖南讲学，形成为一大学派。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一的岳麓书院，则成为湖湘文化的摇篮。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在湖南著书传徒，吸收各家学说之长，崇尚实学。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湖南无产阶级革命家，早年首先受到湖湘文化的熏陶，为其成长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毛泽东早年曾说：“曾、左吾之民，黄、蔡邦之模范。”在长沙省立一师读书期间，对毛泽东的影响是重大的。“他在这个学校里，遇到了继承王夫之、谭嗣同精神的好老师，交结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并且最后结成一个团体，为探求改造中国的真理而共同努力”。“毛泽东对谭嗣同、王船山以及康德的著作，都发生很大的兴趣，加以深刻研究”。在一师对毛泽东影响最大的是伦理学教员杨昌济，毛泽东认为他“有着高尚的道德情操，他非常强烈地信奉他的伦理学，并力图鼓励他的学生立志做一个正直善良、讲道德、对社会有用的人”[3]38。通过杨昌济， 毛泽东认真地学习了王船山、曾国藩、谭嗣同等人的著作，继承和发展了从王船山到杨昌济一脉相承的湖湘文化传统，特别是爱国主义和民主启蒙思想。
此外，湖南最早的一批无产阶级革命家，如蔡和森、邓中夏、何叔衡、李维汉、肖三、周士钊等人，都是杨昌济的学生，都受到其爱国主义思想和民主主义思想的教育。在杨昌济的教育下，他们勤奋学习，积极向上，关心社会，志同道合。毛泽东、蔡和森创建了新民学会，砥砺品行，针砭时政，“开怀天下事，不言身与家”；“立志在匡时，欲为国之英”[3]179。他们立志推动时代进步，决心“改造中国与世界”。这样，在新民学会的基础上，产生了湖南第一批党史人物。
（三）榜样与攀比
近代湖南出了一大批的历史人物，不论是从自信，还是自强的角度说，榜样与攀比都起了巨大的作用。湖南民众崇敬着给湖南带来荣耀的湘籍名人，为他们的开拓与创造精神而自豪，并且转化为一种鞭策。
“湘军的兴起，不仅使湖南产出了一大批近代先行者，还使湖南的民众心理产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大大提高了湖南人的自信心，以为只要依凭湖南则无事不可为。从而概处以天下为己任。发出了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4]183 就连毛泽东也以曾国藩为荣。
“惟楚有材”是湖南人对教育水平的自我肯定，也稍带一种精神贵族的洋洋自得，但古代人才的稀缺却是湖南人一直不愿触及的痛楚，他们避虚就实地从宋明理学谈起，说鸿学大儒，讲晚清重臣，举革命先驱，竭力证明中华人才“于斯为盛”。
当然，湘籍人才之间互相帮带、扶植和举荐形成的人才链，是造就近代湖南人才群体出现的有利条件。在这一方面曾国藩最为典型，由于他的举荐，湘军将帅多由湘乡等县的人构成。湘军如此，湘军以后的湖南其他每个人才群体也或多或少存在着类似的情形。“五四”时期产生的一批革命史人物，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这种现象，当时，如果没有毛泽东的榜样，没有毛泽东“不拘一格降人才”的作风，在湖南也就不可能产生如此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四）湖南人行为形象的霸蛮勇武与愚忠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宽容，理论思维的模糊性，发达的思想因素影响了国民性格，造成普遍的中国人难以根治的怀疑思想，易于变通难以坚持。而湖南人因独立人性截然不同，他们有源自认真的宗教式偏执，追究思想根源和终极理论的彻底性，更有刚烈尚武、不言放弃的被他们自称“霸蛮”的顽强精神。孙中山在评述湖南革命志士时说：“革命军用一个人打一百个人，像这样的战争是非常的战争，不可以常理论，像这样不可以常理论的事，是湖南人做出来。”[5]35 不知他在构思这段文字时是否联想到1875年左宗棠收复新疆，反正后来他又见证了蔡锷的两千士兵与十万袁军殊死对抗的霸蛮。
湖南人勇武刚烈，敢于献身。再加上本来的浪潮根基，使他们颇有些游侠气质，历代湖湘学派的鸿学大儒都在皓首穷经的背后隐藏着驰骋疆场的壮志雄心。王夫之固守着风雨飘摇的大明王朝，他年轻时从没想过单纯地从事学术，是起兵衡山的失利及明朝廷的奸人排挤，使他走投无路，是无情逼出了一个湖南的思想巨人。曾国藩学达天下，最终留下赫赫英名，靠的是曾缔造过一个勇武奇迹和人才百集的湘军系统。
孙中山不是最早描述霸蛮湖南的人，早在19世纪70年代，曾两度来华的德国人利希霍芬在行遍中国17个省域后，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在《中国——亲身旅行和据此所作研究的成果》中写道：“中国的军人主要出生此地……忠实、正直、强烈的自我意识加上粗犷、反抗更是该省居民的性格特征。”[6] 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他对于湖南人的性格叙述中有“忠实”一词。的确，湖南人一直是臣民忠于朝廷，战将忠于主帅，后进忠于前贤，这些在时人眼中无比高尚的恪守情操，用当前的眼光来看别有一番意味。王船山拒绝与农民起义军“同流合污”，对大明朝痴心不改，看似义薄百人，确切说那是一种落后的“愚忠”。湘军战士视死如归，隆隆炮火中勇往直前，把具有进步意义的太平天国扼杀在湖南人的霸蛮里。
湖南人“霸蛮”一词的涵义很多，也可作为不屈服、不言放弃来解释。而对异族入侵，湖南人的不屈服成就了他们的民族大义。抗日战争中湖南人殊死抗争，打退敌军两次大规模进攻，让日本人深知“撼山易，撼湖南人难”；面对困难，湖南人往往在俯首称臣的那一刹那，已开始酝酿如何释放骨子里的霸蛮勇武。王夫之“决计林泉、潜心著述”，却先举兵衡山辗转投奔大明政权，曾国藩悼母归乡，平地里牵扯出一个与湖南人千丝万缕的清朝末年，毛泽东的井冈之火，燎原了整个华夏大地。
二 近代化进程的影响
（一）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传播
毛泽东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随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湖南形成了以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邓中夏为代表的湖南第一批党史人物群体；大革命时期，以刘少奇、李维汉、林伯渠、任弼时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登上政治舞台；1927年前后，中国革命最危急的时期，以彭德怀、贺龙、罗荣桓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拿起武器，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这些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的形成和成长，都离不开马列主义的指导。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湖南的传播，大致通过三个途径：其一是到国外（主要是法国）勤工俭学，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五四”运动后，蔡和森、徐特立、向警予、李维汉、何长工等纷纷涌入法国，据统计，从1919年到1921年，湖南赴法勤工俭学者达413人，占全国留法学生总数的1／4[7]42，他们在法国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其二是到列宁主义的故乡——苏联留学，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湖南青年到苏联留学，有两种形式：一是自发、自费；二是由中共党组织派遣。以后者为主。何叔衡、林伯渠、左权等人曾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山大学、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等校系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而且实地考察了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以及社会生活。回国后，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为党的领导人。其三是到国内广州、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学习。当时，广州是中国革命的大本营，黄埔军校、农民运动讲习所，吸引了大批湖南革命青年。总之，马列主义武装了湖南革命青年的头脑。
（二）湖南工人阶级队伍的产生和壮大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给湖南民族工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机会，湖南不仅矿藏丰富而且多样，故出现了以近代矿业为主的湖南工业发展的黄金年代。到“五四”运动时期，全省产业工人达到20万左右。此外，湖南手工业历来比较发达，陶器、瓷器、制茶、刺绣、冶铁、榨油、鞭炮、夏布、竹器等手工业，在全国都有名气，到“五四”运动时，全省手工业工人也在10万以上。同时，随着城市和商业的发展，店员、船工、码头工人、邮差、城市苦力（人力车、轿夫等）、建筑工人、服务行业工人，加起来也有近10万之众。上述三类工人到“五四”运动期间，已超过40万人[7]46，成为湖南政治生活中一支不可忽视的新兴力量。湖南工人阶级除了具备所有无产阶级相同的属性外，还有其独特之处：其一，劳动状况和劳动条件极差；其二，工资最少、剥削最重；其三，工人队伍极不稳定，失业严重；其四，工人人数集中；其五，工人来源主要是破产农民，其次是传统手工业者、无业游民、退伍士兵，成分相对多元，思想意识更为复杂；其六，湖南的工矿企业多为帝国主义操纵和控制，工人受双重压迫和剥削，反帝意识强烈。
湖南工人阶级的产生和壮大，作为湖南新兴的政治力量登上政治舞台，必定需要自己的领袖，需要一大批带领工人阶级去完成自己阶级使命的组织者、领导者，需要一大批杰出的人才。因此，当湖南工人阶级开始为完成自己历史使命而英勇斗争的时候，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就应运而生。
（三）湖南工农运动的发展
时势造英雄，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工人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工农群众成为湖南反帝反封革命的主要力量。
早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湖南工人就参加了太平军起义、反洋教斗争以及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期间，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在湖南工人中活动，组织工会、教授文化、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1919年11月，李六如在平江创办了湖南第一个工会——工业工会；次年，湖南劳工会成立，会员达7000人；1921年11月，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以毛泽东为主任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毛泽东、李立三、刘少奇等人深入安源煤矿，创办工人补习学校，建立工人俱乐部，开始发动了湖南第一次工运高潮；1922年11月，湖南工团联合会成立，选举毛泽东为总干事，郭亮为副总干事，约代表了30000名有组织的工人[7]59。国共合作建立后，湖南工人运动更加风起云涌：“援唐（生智）讨叶（开鑫）”，支援北伐战争；反对帝国主义，收回长沙大金码头、湖南邮权、湘雅医院、长沙海关；召开全省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建立工人纠察队；开展罢工斗争，参加政权建设。
与此同时，湖南农民运动蓬勃发展，1927年湖南农民协会会员达500万人[7]127，占全国农协会员的一半以上，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农村大革命。
大量事实表明：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已经成为湖南反帝反封革命斗争的先锋队和主力军。工农运动的发展，湖南反动派进行了猖狂反扑，阶级斗争更加尖锐、激烈，蒋介石叛变、马日政变、何健反共训令，接踵而来。十万工农围长沙，秋收起义、湘南暴动、平江起义，湘赣、湘鄂赣、湘鄂西三大革命根据地先后在湖南建立，开展了长期的反对蒋介石政权的艰苦斗争。这锤炼了湖南的工农大众，一大批优秀的革命史人物从工农群众中涌现出来，他们有坚定的革命立场和无畏的革命胆识、有敏锐的斗争头脑和丰富的斗争经验，纷纷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家。
（四）毛泽东等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带动和影响
湖南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长盛不衰，人数最多，功业至伟，其中一个根本因素，就在于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彭德怀等人为培养湖南人才，发挥了巨大作用。这种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在思想上，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在众多的思潮中，通过认真学习，反复比较，认定社会主义才是唯一能够救中国的革命真理，他组织创办了《湘江评论》《新时代》《文化书社》，作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还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大力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介绍苏联情况，抨击社会弊病，歌颂十月革命，推广进步书刊和马列著作。在毛泽东等人的宣传教育下，湖南大批青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革命道路。在组织上，培训干部、团结人才。毛泽东一直重视寻找和团结志同道合的有为之士。在行动上，深入实际，带领群众进行革命斗争。“五四”时期毛泽东积极参加和引导了驱汤运动、驱张运动、湖南自治运动、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等实际斗争，并在运动中发现和团结了一批进步人士。党成立时期，毛泽东以极大精力发展党团组织，从事工人运动，他不仅组织和领导了安源大罢工，而且亲自领导了长沙泥木工人、人力车夫等罢工斗争，并作为工人代表，与政府当局进行针锋相对的谈判。大革命时期，毛泽东积极投入国共合作的革命运动，并深入农村，考察农民运动，盛赞“革命先锋”，培养和锻炼了一大批农运干部。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领导了秋收起义，易礼容、何长工、罗荣桓、粟裕等都是其中的骨干。随后，将起义队伍带上井冈山，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此外，蔡和森创办党中央机关刊物《向导》杂志，参加党中央领导工作。刘少奇深入工农群众，领导了安源大罢工、五卅反帝爱国风暴。彭德怀和黄公略、滕代远等人领导了平江起义，创建了湘鄂赣革命根据地。贺龙、李立三、林伯渠、徐特立等人参加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稍后，贺龙、卢冬生等人又领导了桑植起义，创建了湘鄂西根据地。此外，王尔琢、蔡协民、胡少海参加领导了湘南起义；膝代远等人领导了醴陵暴动；宁乡、长沙、安化、石门等地均发生了共产党人领导的起义和暴动。起义和根据地的建立过程中，又涌现出了一大批政治军事人才。
上述情况表明：正是由于毛泽东等领袖人物重视实践，才能在革命斗争的风浪中，发现和培养了一大批无产阶级的忠诚战士。
综上所述，湖南现代人才之盛，湘籍革命史人物群体的形成，是湖南历史发展的必然，其产生的原因是诸多因素综合作用和影响的结果。
收稿日期：2006—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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